阳光下的孔子:孔子与大众传播学

不言不笑不取乎
——传播的可信性

每天的传播媒介——报纸、刊物、电台、荧屏、网络给我们传来大量的信息，其中包括政治时事、经济信息、社会生活、文化生活、奇闻趣事等等，对于这些信息我们信不信？

有人说：“我不看报，因为报上讲的不可信。”

有人相反：“我每天必读报，管它是真是假，先看了再说。”

还有人说：“报纸我也看，但看完总是打个问号。”说报上的东西全是假或者全是真，恐怕都未必如此。实际情况是有真有假，失真的情况也时有发生。

真实是新闻的生命，真实也是整个传播的生命。唯独真实的故事、真实的人物、真实的情况，读者才会相信。一张报纸、一家电台一贯讲真话，传播真实的情况和信息，才能在读者和听众的心里建立起威信，产生可信性。

可信性来源于真实。我在日本办报已经15年，报社员工现已达50余人，我经常对记者们说：记者的任务无非是两件事——了解真实和反映真实。采访的过程就是了解真实的过程；写作则是反映真实的过程。他说，记者了解真实并不容易，当你去采访时，人家前呼后拥，往往让你漂浮在上面，深入不下去，接触不到最基层的人，听不见普通劳动者的声音，看不见遗忘在角落的情况。别人陪同你采访，带你去那些可以夸口的地方，你看到的都是一片光明，听到的都是官场中的那一套报喜不报忧的“拜年话”。这样的采访，你能了解到真实吗？有时，记者明明知道什么地方有问题，当你去采访时，当地官员早给自己身边的工作人员和老百姓打了“预防针”，不许讲真实的情况，致使采访无法深入下去。为了抓拍并了解到真实的情况，记者往往要搞“突然袭击”，事先不透露任何采访计划，突然来到被采访对象面前，这样可以采录许多有新闻价值的东西。

了解真实何其难哉！但只要突破了这一关，就为反映真实打好了基础。

了解真实虽不容易，但经过努力还是可以了解到真实情况的。但有的时候，情况很复杂，由于有些记者不遵守职业道德，受人利诱，无原则地讲好话，不是实事求是地介绍情况，而是拔高，笔下多为溢美之词，这也造成失真。

失真的原因来自客观和主观两个方面，但不论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失真，都是令人感到遗憾的事情，为读者所不能原谅。那直接的后果就是读者对传播产生不信任感，对传播的内容产生怀疑。新闻报道如果没有可信性，就像人失掉了信誉，无法取信于社会、取信于民，这是非常可悲的。

孔子没有办过报纸，也不会讲新闻的五要素，但是他懂得做人要做老实人，说话要说老实话，办事要办老实事。他作为一个传播者，时时注意在思想上和行为上要老实，这是很值得我们学习的操行。

孔子是个老实人，不强以为知，对于不懂的事情不随意发表意见。《论语·子路篇》记载，樊迟向老师孔子请教怎样种庄稼，孔子说：“我不如老农。”樊迟又请教怎样种菜，孔子说：“我不如老菜农。”孔子是大学问家，但缺乏耕种知识，在老农和菜农面前自愧不如。可见，孔子是个老实人。在他看来，一个人说话做事应当老实，才能建立起自己的信誉。人以信为本，“言忠信，行笃敬，虽蛮貊之邦行矣；言不忠信，行不笃敬，虽州里行乎哉？（《论语·卫灵公篇》）”意思是说，讲信用的人走到边远地区也能办好事情，不讲信用的人即使在本乡本土也行不通。“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这就是孔子的结论。做老实人是以讲信用为前提的。

孔子说话讲根据，不随心所欲。《论语·八佾篇》里有孔子这样一段话：“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征也；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征也。文献不足故也。足，则吾能征之矣。”意思是说，夏代和殷代的“礼”是什么样，我能说得出来，可惜找不到可靠的证据来证明我的说法正确。杞国是夏代的封地，保留着夏礼的习俗；宋国是殷的后代生活的地方，也保留着殷礼的习俗。但是，我不能用这两个地方的礼俗来做证据，因为这两个地方保留下来的礼俗缺乏文献资料的记载，否则，我是要用来做证据的。这里，孔子不用杞、宋两国的礼俗作为夏礼和殷礼的证据，态度很严肃认真，没有根据的话就不说。他为事实负责，为历史负责，也为后来者的我们负责。现在的一些传播者爱抢新闻并着急发表，没弄清楚的和没有把握的东西也传播出去了，这还不失真吗？

闻言欲审，不审还不如不闻。道听途说的事容易骗人，不可当真。孔子对于听来的事，往往将信将疑，喜欢亲自做调查。《论语·宪问篇》记载着这样一件事：孔子向公明贾打听卫国大夫公叔文子是否像传闻的那样“不言不笑不取”，公明贾告诉孔子：“传闻过分了，他老人家是到了该说话时才说话，别人不讨厌他的话；高兴了才笑，别人不反感他的笑；应该去的时候才去，别人不讨厌他的去。”孔子反问道：“是这样的吗？难道真的是这样的吗？”（原文：子问公叔文子于公明贾曰：“信乎？夫子不言不笑不取乎？”公明贾对曰：“以告者过也。夫子时然后言，人不厌其言。乐然后笑，人不厌其笑。义然后取，人不厌其取。”子曰：“其然？岂其然乎？”）

传闻中把公叔文子说得很神，“不言不笑不取”。这简直像个没有七情六欲的木头人，孔子当然不会相信，要把公明贾找来问一问。公明贾没有神化公叔文子，但仍在美化他，所以孔子对公明贾的话也难以全信，打了两个问号：“其然？岂其然乎？”

孔子反对不懂装懂，在《论语·为政篇》里，他提醒学生子路说：“由！诲女知之乎？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

不懂装懂，强以为知，这是自欺欺人，算不得聪明。(www.xing528.com)

人贵不自欺，老老实实，懂才说懂，不懂就说不懂，这才是聪明的表现。

不说谎话，不说大话，这是孔子的本色。他说“君子耻其言而过其行”（《论语·宪问篇》），“过其行”的话就是大话。爱讲大话的人等于没讲，因为“其言之不作，则为之也难”，说起来大言不惭，实际上却做不到。

孔子慎于言，假话、大话是与他绝缘的，学生们很了解他的这个特点：“子不语怪、力、乱、神”（《论语·述而篇》）。对于离奇古怪和鬼神一类的事情，孔子是不愿意开口的。有一次，子路问怎样事鬼神，孔子说：“未能事人，焉能事鬼？”子路又问：“死是怎么回事？”孔子回答：“未知生，焉知死？（《论语·先进篇》）”孔子谈生不谈死，谈人不谈鬼，他根本否定鬼神的存在，说是“祭神如神在”。如果“不祭神”呢，那结论自然是“神不在”（《论语·八佾篇》）。学生子贡提出一个当时很难回答的问题：“人死以后还有知觉吗？”孔子没有正面回答，而是风趣地说：“我如果说死而有知，恐怕会使孝子们为死去的父母过度操办而影响活人的生计；如果说死而无知，又怕不肖子孙对死者弃而不葬。你想知道人死后有知还是无知，等你死后自己去体验吧，到了那里还不算晚。”（《说苑·辨物篇》）

回答是巧妙的，既未说人死后有知觉，也未说无知觉，没有做肯定或否定的回答，这正是“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的聪明表现。

从传播学的角度来看，孔子反对说假话、空话、大话，是很值得重视的，因为这关系到传播的真实性和可信性问题。如果在传播中不把那些“假、大、空”去掉，就会成为骗人的东西。“文化大革命”期间，报刊上经常出现“我国连续十年大丰收”的假话、“到处莺歌燕舞”的空话、“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推动下”的套话、“为解放全人类”的大话，使得人们越听越腻，十分反感，总感觉报刊不真实，不可信，成心愚弄人。所以，在那个时代，很多人是不看报也不听广播的。

传播必须是客观真实的，不能传播那些虚假的情况。在这方面，孔子也是做得正确的。据《论语·子罕篇》记载，晚年的孔子生了场大病，子路担心孔子突然死去，立即把孔门弟子聚集起来，充当孔子的家臣，按大夫的丧事规格为孔子准备后事。后来，孔子的病逐渐好起来，孔子知道了这件事，责怪子路“行诈”。自己是教书先生，原本没有家臣，子路却给自己找来许多“臣”。“无臣而为有臣”，孔子认为这就是欺骗世人。对此，孔子内心极为不安，呼喊道：“吾谁欺？欺天乎？”子路这样搞，我是在欺骗谁啊？难道是在欺骗天吗？骗人的事是子路干的，孔子以为不可，自己的内心非常痛苦。

在孔子看来，人与人之间应该以诚相待，不存欺心，用假话假事骗人是不道德的，上自国君下至百姓都不可以欺骗。对国君可以犯颜直谏，但不要欺君，这叫做“可犯之，勿欺也”。

欺骗，是传播的大敌。在现代的大众传播里，这个大敌并没有被消灭，它时隐时现，成为传播中的一个幽灵。为什么没被消灭呢？就因为有的传播者需要它，需要把煤球说成元宵，把芝麻说成西瓜，以此来为某个集团或某种政策宣传服务。谁也不说自己在搞欺骗，但往往在“客观报道”的幌子下把事物的真相掩盖起来，不让说，不让看，不让写。在现代的大众传播中要想彻底根除欺骗谈何容易！国际上一出现重大的问题，各国的传播机构都站出来代政府表态，有赞成叫好的，也有反对骂娘的。还有谁也不得罪当和事老的。在这种情况下，谁还管传播的真实性？各国传播者的心态很不一样，各自想到本国的利益而对客观事件进行“削足适履”。各人的“足”不一样，各人做出来的“履”也不一样，展示在受众面前的是若干个“履”的模样，然而这还是事实的真相吗？天知道！

如此说来，就不讲真实了吗？当然不是。正因为“真实”问题被糟蹋了，我们才要旧话重提，在传播事业中坚持真实性，像孔子那样实事求是，不搞虚假的东西。要把真实情况告诉受众，让他们感到报刊、电台、电视台可信。这种可信性时有时无，并非永恒。当你讲真话的时候，它就存在；当你讲假话的时候，它就消失。借用孔子的话，那就是——邦有道则现；邦无道则隐。

关于君子之道和诚信，于丹教授是这样讲述的：

于丹：大家知道孔夫子是讲君子之道的，提到了那么多的君子，我们今天还在沿用这样一个道德概念。那什么是君子？君子有很多的道德准则吗？司马牛去问孔子，说“老师，什么叫君子？”孔子说“不忧不惧”。司马牛觉得太简单，再问，老师说“内省不疚，夫何忧何惧”。

于丹：当你内心自省的时候，没有愧疚，还不是君子吗？我们老百姓说，“为人不做亏心事，半夜敲门心不惊”，这还不是君子吗？孔子的学生问老师，说你到底有什么样的理想呢？孔子回答说：我这个人最大的理想无非是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怀之。

于丹：老者安之，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老人想起这个人可以心安。这个心实际上是两个层面，一个是老人感觉有这样一位子嗣，是欣慰的；另一层面就是物质上的安顿，即这个子嗣是孝顺的，老有所养，可以颐养天年。

于丹：朋友信之，一个“信”字，这谈何容易？有很多事情可能无法自己拍胸脯承诺，但是记在自己心中，是用行动去完成自己的承诺。有一种朋友可以相信到永远，当你需要的时候，他就会站在你的背后，但不会在你眼前乱晃。朋友信之，这还不够吗？

于丹：所以很多人问过我，说你怎么看孔子？我说我看孔子，从来都是敬而不远的。我敬慕他，但是我从来不感觉他离我们很远，他的《论语》写出了我们一生也无法达到的高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