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流亡中的传播与正名

流亡中的传播

好事多磨，志者多难。

史书记载，孔子有一段“周游列国”的经历。那是发生在他55岁到68岁的14年期间。他从鲁国出发，大约到过7个诸侯国，足迹遍布黄河以南长江以北。在数千平方公里的广袤土地上，他四处奔波最终还是又回到了鲁国。他所去过的诸侯国多达7个，因此说是“周游列国”并非虚言。然而“周游”一词却有不妥，容易使人误认为孔子是到这些国家旅游观光，其实不然。孔子是在鲁国失意之后，被迫背井离乡到其他国家去寻找政治出路的。既然在鲁国不能当官，那就干脆“三十六计走为上”，他想的是或许到别的国家能遇到明君得到重用，换一个新的政治舞台以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以“德教礼治”来治国平天下。这叫做“求仕行道”，“求仕”是手段，“行道”是目的。在孔子那个时代，要实现政治理想，必须通过为官从政的道路。在孔子看来，当官并不是什么荣耀的事情，只不过是一个志者应该做的事罢了。孔子到列国之后，事与愿违，各诸侯国并未让他做官，只是用厚禄把他养起来，表面上也尊重他，拿他当摆设，以示“尊贤”。对此，孔子深为不满，所以他经常变换居地东西游走。期间，他遇到了许多坎坷和危险：生病、绝粮、被困、化装潜逃，甚至差点被杀。他的所谓周游列国并非游山玩水，亦非逍遥，实在是“苦酒一杯”，自斟自饮。因此，“周游”一词大为不妥。他实在不是“周游”而是“流亡”，如果说他们一行是“流亡列国”应当是更加贴切。

孔子在离开鲁国之前，做了4年官，由“中都宰”（县令）做到了“大司寇”（司法部长），地位显赫，与三卿同列，属于上层贵族。他是个干实事的人，利用“大司寇”的职权，力图帮助鲁国国君加强公室，加强国君的势力；削弱私室（即收回已经旁落到达官贵族手中的权力），振兴鲁国。孔子提出了“堕三都”之策，得到了鲁国国君的支持。然而三大贵族中却是有的拥护，有的反对。因为，表面上看，把封地上的都城摧毁，打击家臣，好像是为三大贵族着想，避免将封地落到家臣手中，可是实际上，“三都”一毁，三大贵族的势力也被削弱。所以，再开始堕都时，三大贵族都醒悟了，联手反对孔子的主张和做法。这样一来，孔子的“堕三都”之策遭遇抵抗，实际上只堕了一个，其他两个堕不下去而流于失败。自己的政策未能得以实施，并且得罪了上层的权贵，孔子在鲁国是没法继续待下去了，唯一的出路就是离开鲁国。

要离开自己的祖国，孔子是不情愿，但又是无奈的。“大司寇”的官衔已经没有，终日所坐的是冷板凳，看到的是冷面孔。按照规矩，鲁国“郊祭”之后的祭品（肉食）应当有孔子一份，然而此时却没有了。显然这是不把他当作大夫来看的信号，鲁国的上层统治者将孔子的心伤透了。

恰在此时，齐国为了腐蚀鲁国的上层统治者，送来了美女组成的乐队及骏马。鲁国的贵族和国君不知是计欣然受领，从此朝风愈下，无人再理国政。看到这一切，孔子深感愤慨，一气之下，他率领自己的一群学生乘马车开始了“周游列国”。

在14年的流亡期间，孔子虽未达到“求仁行道”的政治目的，但他作为一个教育家和思想家，并未停止自己的传播工作，在遇到一些人和事的时候，他发表自己的见解，以此来教育身边的学生，并成为后世学习的至理名言。这种面对面的人际传播是非常有益的。

其一，传播富民教民的思想。

当今的世界“人口爆炸”，许多国家都在为人口的增长失控而忧心忡忡。在孔子那个时代，因为战乱和灾害，人烟稀少，经常是百里无人烟，不闻鸡犬之声。在当时发展人口是好事，哪个国家都希望本国的人口增加。

孔子离开鲁国，来到卫国，这里是一片平原，土地肥沃，人口稠密，呈现出一片繁荣景象。孔子惊喜不已，赞叹道：“这里的人口真多呀！”

孔子的学生冉求听到孔子的赞叹后接过话来，问道：“人口多了，应当怎么办呢？”

“让他们在生活上富裕起来。”

“人民富裕了，又该怎么办呢？”

“再让他们受教育。”

从这简明的对话可以看出，孔子传播了“富民”和“教民”的思想，而且是“先富后教”，富与教并举，不可或缺。

封建统治者为满足自己的贪欲，对人民总是采取杀鸡取卵、竭泽而渔的暴敛政策，从来不想到“富民”的事，在他们头脑里，没有“富民”的思想。孔子虽然也曾是统治集团内部的一员，但他对待人民的态度却与别的统治者有所不同，他关心人民的疾苦，同情人民的苦难，首先想到的是让老百姓富裕起来。先有百姓的富裕，而后才有统治者的富裕。“百姓足，君孰与不足？”2000多年前，孔子就传播富民的思想，这正是他的伟大之处。他的富民思想是正确的，有先见之明。可惜数千年来，封建统治者不去重视这一思想，只有到了20世纪富民思想才变成了中国当政者的富民政策，使中国人民从根本上改善了自己的生活。孔子的思想是超前的，时光逝去得越多，愈发显得正确。

孔子从自己的从政经验中体会到，治国要先富民，但只讲富民还不够，还必须教民，在提高人民的物质生活水平的同时，还要提高人民的精神境界。富而不教，人的素质低下；教而不富，社会未必安定。又富又教，百姓才能安居乐业，完善自己，使得社会稳定。又富又教的办法是正确的，我们今天不是也要既抓物质文明又抓精神文明吗？无论东方或是西方，无论是实行什么制度的国家，都需要富民教民，这是治国安邦的大计。当然，由于时代不同，国家不同，富民的方法也就不同，富民的内容更是不同。孔子是想用礼、乐的那一套来教化人民，这是我们今天所不取的。

其二，传播“正名”的思想。

学生子路在卫国做了地方官，有一次和孔子聊起来，问道：“如果卫国国君请你来治理国家，你打算先做什么事情？”

孔子回答：“那就从正名开始吧。”

“你好迂腐啊！名有什么好正的？”

孔子认为“正名”是个严肃的问题，而子路却做了极不严肃的回答，受到了孔子的责备：

“你好粗野啊！有修养的人对于不知的事应持保留态度，不可轻率作答。”

看来，子路是不懂得正名的重要性，所以，孔子就对他讲了一番道理：“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事不成，则礼乐不兴；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刑罚不中，则民无所措手足。”（《论语·子路篇》）(www.xing528.com)

我们现在爱讲“名正言顺”，这话就是从孔子那里来的，说明他的正名思想为人们所接受，影响了数千年，这是他的传播功劳。从逻辑学的角度看，人们对一些事物的概念尚未搞清楚的时候，怎么能形成判断和推理呢？怎么能做出结论呢？所以，孔子说“名不正则言不顺”。由于言不顺，认识上是混乱的，是非是混淆的，各人有各人的是非，各人有各人的行动，那么要形成共识和统一的行动都是不可能的，结果必然是什么事情也办不成。没有一定的标准可遵循，老百姓就无所适从，这必然造成了社会生活、政治生活方面的混乱局面。

孔子证明是有针对性的，当时犯上作乱的现象太多了，子杀父，臣弑君。这本是复杂尖锐的利害矛盾所造成的，但孔子认为是当事者不遵守名分。比如，你是臣，名分规定你比君低一等，对君要服从，要尽忠，怎么可以“弑君”呢？反之，你是君，名分规定你对臣要以礼相待，怎么可以作威作福呢？君要像个当君的，做你应该做的事，尽你应该尽的职责；臣要像臣，在道德行为上不要违背周礼。同样，父要像父，子要像子。这就是孔子讲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

正名的积极意义在于：“名”和“实”要相一致，循名责实，名副其实，不要名实相乖，名不副实，徒有虚名。比如说，某人名为教授，实则能力水平一般，徒有其名而无其实，实乃名实相乖，这就需要正名。因为知识水平只够评为讲师，所以结果可能被“正”为讲师，如此则名实相符了。在今天，假的东西比比皆是，如四川“郎酒”全国有名，结果竟然出现了60余种与真酒极为相似的“假郎酒”，一时之间，被称作是60条“假狼”。工商部门进行的“打假活动”实际上就是在搞“正名”，让商品的品牌与品质一致起来。如果不搞正名，则伪劣假冒就会充斥于社会祸国殃民。

正名的消极作用是维护了封建等级制度，用过时的周礼作为“正名”的标准，套向一些新生事物，显然这是一种保守倾向，是不足取的。

其三，传播“君子固穷”的意志力。

孔子一行流亡经过陈国的时候，因兵荒马乱，百里无人烟，他们断粮了。

饥饿在考验着这一群知识分子。有的人饿得站不起来，有的人在择野菜。孔子镇定自若，弦歌之声不绝。

子路忍耐不住，抱怨道：“君子也有穷困不堪的时候吗？”

孔子说：“君子固穷，小人穷斯滥矣！”

有人把“君子固穷”解释为“君子本来就穷”，似觉不妥。孔子的意思是说：君子不怕穷困，在穷困的时候要意志坚强，能挺得住，不改变行道的初衷；小人遇到穷困时则乱了方寸无所不为。

有些学生经不起饥饿困难的考验，缺乏意志力，孔子感觉到这是可怕的危机，若不能正确对待，会把学问和行道的事业毁掉。有鉴于此，孔子才讲了这样的话，目的是要学生们获得一种意志力，乐观起来向困难作斗争。

学生们在老师的鼓舞下又笑逐颜开，讨论老师的行道主张为什么不能被国君采纳。有的说，这是因为老师的主张虽然正确，但标准高了，难以实现。孔子摇摇头，认为降低标准就是放弃主张，迎合世俗是要不得的。颜回的看法是：主张正确而不被采纳是当权者的耻辱，不为别人采纳而自己仍坚持下去，那才是君子的修养。

孔子听了极为高兴，对颜回开玩笑说：“你将来如果发财了，我替你去当管家！”

意志力是一种思想的力量、精神的力量，它可以使人在任何艰难困苦的情况下保持良好的精神状态，勇于去克服艰难险阻，愈挫愈勇。“君子固穷”的意志力对于古今中外的有志者来说都是不可缺少的。

其四，传播积极的入世思想。

路过楚国的时候，孔子一行遇到长沮、桀溺两位隐者。他们劝说子路：“多事之秋，天下之乱如洪水，何人能改变得了？你与其跟随孔子去躲避坏人，不如跟从我们一起避世。”

这里提出了“入世”和“出世”的问题。隐者看到现实社会中存在的问题如洪水一般无法改变，故采取了“出世”的逃避态度。而孔子呢？他有一种使命感，要尽自己的责任，采取“入世”的态度，偏要去改变不合理的现状。

因此，当子路将隐者的话转告孔子之后，孔子感叹道“我不能隐居山林与鸟兽为伍。我不同世人交往又同谁交往呢？如果国泰民安，天下无事，我又何必出来参与变革社会的事呢？”（《论语·微子篇》）

儒家的哲学是“入世”哲学，道家的哲学是“出世”哲学，道家的信徒容易谈隐士，与鸟兽同群；儒家的信徒参与意识强，立志改造社会，常思“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我们肯定孔子的入世思想，以便增强现代人的参与意识，为社会的发展主动尽责任。

于丹在《论语心得》对孔子的入世思想进行阐释，给了我们很好的启示。我们不禁会想：为什么很多人不看《论语》却喜欢于丹的《论语心得》？我想原因大概如下：第一，当前社会生活节奏日益加快，许多人因为工作和生活压力的影响很少有机会接触传统文学；第二，传统的直接解读式语言生硬晦涩、方式严肃刻板，使人容易产生枯燥乏味之感，感觉那些历史人物和事件离我们太遥远，学习那些古典文集也没有什么现实意义，从而产生一种距离感。而于丹的《论语心得》告诉我们不管是历史人物还是事件都能给现代人以启迪，对现实生活有很好的指导意义，告诉人们积极地去对待自己的人生。

回顾于丹的《论语心得》中《天地人之道》序言：《论语》所记载的，是孔夫子从生活中演绎出来的为人处世的经验和他对弟子的教导……这部曾经被古人誉为治国之本的《论语》对现代人来说还有什么实际意义？于丹教授认为，这部曾经统治中国社会思想2000多年的儒家经典仍然能为现代人构建和谐社会，建立良好的人际关系，提供一份温馨的劝导。接着又说到《论语》的真正道理就是告诉大家怎样才能过上心灵所需要的那种快乐生活。

这样的序言使《论语》产生了一种很强的亲和力，从而拉进了普通大众和《论语》的距离。这也符合我们新闻传播中所说的心理接近性，正是有了这种心理上的接近，才能使《论语》等传统文化对现代人产生吸引力，引导人们去“入世”，为社会的发展尽职尽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