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的有声传播与卫国之战

有声的传播

好古敏求，整理文献典籍，让《诗》、《书》、《易》、《礼》、《春秋》更好地传世，播下华夏文化的种子，形成传统，这是孔子的一大功劳。从传播学的角度来看，这可以说是无声的传播。

开办学校，聚徒讲学，通过课堂传道授业，把多方面的知识和道德修养教给学生，使3000人受到了教育，使72人精通“六艺”而品学兼优，这是孔子的又一大历史功劳。从传播学角度来看，孔子给学生讲课答疑，这是面对面的传播，有声的传播。说起有声传播，顺便讲一讲孔子在卫国击磬的故事。孔子击磬时，有个挑草筐的人路过，说道：“这击磬人有救世之心啊！”又说：“见识浅陋呀！从这硁硁的声音听得出来啊，既然没有理解自己，那就停止救世好了。水深就脱衣过去，水浅就撩衣过河。”孔子叹道：“他说得痛快，但不知道像他说得那样去做很难啊！（《论语·宪问篇》）”击磬是一种有声传播。言为心声，音为心声，过路人从硁硁的击磬声中听到了孔子的心声：他有救世之心，而无救世之力。如是，岂不悲哉！击磬、弦歌、讲课等等，都属于有声的传播。

孔子从“三十而立”的时候开始办学，在漫长的一生中，前后进行这种有声传播的教育活动长达40余年，形成了自己的教育思想和教学方法，他是中国历史上当之无愧的第一位伟大教育家，也是第一位伟大的传播者。

在孔子以前的西周社会，教育体制是封闭的，只有官方的学校，而无民间的学校，教育被官府和贵族们垄断，叫做“学在官府”。由于学校官办而被垄断，只有上层人物的子弟才有入学受教育的权利，而广大的平民子弟则被关在学校大门之外，他们只是军事训练的对象，学不到高深的知识。

西周灭亡之后，周平王东迁，春秋时期开始了。这时社会动荡，诸侯四起，原来王室专门负责教育的“王官”们走散了许多，去到一些诸侯国兴教办学。这就是所谓的“三官失手，学在四夷”。这是一种“文化下移”和“教育下移”的现象。

“教育下移”打破了贵族垄断教育的局面，出现了民间办学的新生事物。

正在这时，孔子打出了“有教无类”的旗帜，开办私立学校。

以前的官办学校只收贵族子弟，不收平民子弟，那是“有教有类”。孔子的“有教无类”则是不论贵贱贫富，也不论宗族和国籍，只要是有志于学的青少年都可以入学受教。在教育面前人人平等，这就是“有教无类”的实质。孔子打出这样的旗帜为平民子弟获得受教育的权利制造了舆论。

当然，孔子的教育不可能是无报酬的，他并非富翁，教书还得先吃饱了肚子。所以，他对每个入学的学生要收十条干肉。人们会问：为什么尽收干肉？吃得完吗？须知，孔子那时尚无通用的货币，只可用实物作价，也许干肉就是实物货币吧。就是说，收别的东西做学费也是可以的，只要它价值十条干肉。“文化大革命”期间，因“批林批孔”而讥笑孔子收学生十条干肉，说是穷学生家里哪有十条干肉呀？只有贵族子弟才给得起。因此推断说“有教无类”是假的，交不起干肉就进不了学校门。

真是假的吗？

不！从现有的史料来看，孔子的那些学生并非全是贵族。有名有姓的贵族子弟就只有鲁国大夫孟懿子的两个儿子，富家子弟也只有子夏、冉求那么几个，其余的大部分大概都属于寒门子弟。孔子的第一个得意门生颜回就穷得可怜，住在人不堪其忧的“陋巷”，过着箪食孤饮的生活。孔子最信得过的学生子路，出生在吃野菜的家庭，吃米要跑到百里之外去背。学生仲弓的父亲是“贱人”，家“无置锥之地”。学生原宪住在“上漏下湿”的破屋子里读书，苦不堪言。除了穷学生，还有鲁国之外来自卫国、陈国……的学生。这可以看出贵、贱、贫、富的学生和异国异地的学生都有，学生范围打破了等级的和地域的界限，孔子实行的确实是“有教无类”。

不过，也有遗憾之处，孔子有严重的“男尊女卑”的落后意识，在他的门下竟无一个女徒。因此，“有教无类”也只是男人的世界。

孔子为贫寒子弟争得受教育的权利而提出了“有教无类”的口号，这是有历史进步意义的，具有启蒙的作用。那么，孔子为什么如此重视人人受教育和普及教育呢？这有两方面的原因。(www.xing528.com)

一方面，他先知先觉，认识到教育对提高人的素质乃至全民族的素质有重要作用。他提出了“习性说”。他说：“性相近，习相远。”就人的本性而言，每个人生下来都差不多，即“性相近”。后来，为什么有的人变得经验丰富，聪明能干，而另一些人变得平庸，对许多事情都一问三不知呢？这就是后天的原因，有的好学，有的懒惰，结果形成了巨大的差距，这就是“习相远”。孔子的“习性说”是唯物的，肯定了后天学习的重要性。由此，他认识到，教育对增长人的知识才干，提高人的素质具有决定性的作用。“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学，不知义”，这同样是说教育可以使人完善自我，革新自我。

另一方面，他认识到学校是培养人才的摇篮，通过办学可以培养一批合格的从政人才。孔子认为，国家的治与乱取决于国君用什么样的人。若用了贤臣，则治；若用了佞臣，则乱。孔子办教育从最根本的目的来说，是要培养一批“贤臣”，让他们去服务于国君，起到治国安邦的作用。从教学的实际效果来看，孔子的这个目的部分地实现了，他的一些学生在鲁国、卫国、陈国、楚国……受到重用，为官一方，有的做了贵族大夫的家臣。

孔子用什么方式去教育自己的学生呢？

总的说来，是实行两方面的教育，一是文化知识教育。二是行为道德教育。前者教书，后者教人，孔子是有政治眼光的，它既教书又教人，不搞片面的教育。在文化知识教育方面，他设置了六门功课，即所谓的“六艺”：《诗》、《书》、《易》、《礼》、《乐》、《春秋》。这里有文学、哲学、艺术、历史、政治、典章制度等方面的知识，注意了多样性，不那么单调。可惜，这里没有自然科学方面的知识。孔子有轻视生产实践的倾向，学生樊迟向他请教种田种菜的事，他一无所知，而且还说樊迟没必要关心这些事，说是你要把学问研究好了，禄也就在其中了。由于轻视生产实践，孔子也就不讲生产知识。

教材那么多，又那么深奥，如何才能把学生教懂呢？采用什么好的教学方法呢？

主要的方法是“启发式”。让学生开动脑筋，主动思考问题，老师不要代替学生思考，引而不发，耐心等待学生的自我领悟。学生自己悟出的道理如果是正确的，这就最为有用，终身难忘，远比老师讲给他的道理要记得牢靠一些。如果自己悟出的道理欠妥，老师予以纠正，这对学生也是好的，通过比较留下深刻印象，想想自己的道理为什么是错误的，老师的道理为什么是正确的。孔子对启发式的教育总结了很好的经验，对于今天的教育事业仍然是一笔精神财富。他在《论语·述而篇》里说：“不愤不启，有悱不发，举一隅不以三隅反，则不复也。”学生对一个问题想弄明白却又弄不明白的时候，他的脑筋已开动起来了，你可以指点他一下，使他茅塞顿开。学生已经弄明白的几个问题，想用自己的语言把它表达出来却又犯难的时候，你也应该去开导他，一指点他就通了。一个屋子有四个角，老师已讲了一个角的具体情形，对于其他三个角没有讲，而学生还不能触类旁通，举一反三，这时就不要讲下去了，讲也没有用。启发式教学使学生处于主动地位，灌输式教学使学生处于被动地位。前者可以使学生举一知二，触类旁通；后者只能使学生只知道东而不知道西。

启发式不仅对教学是不可缺少的，要在长时期的教学活动中“一以贯之”，而且对现代传播学来说也是不可缺少的，也应在众多的传播活动中“一以贯之”。传播者对于自己的传播对象也要搞“启发式”，不可搞“灌输式”。传播对象不是可以愚弄的阿斗，他们有自己的人格、思想、见解、判断力，在对他们进行传播的时候，不可把一些思想和观点强加给他们，而要摆事实，让他们自己去思考。传播者不可代传播对象去思考，更不可代传播对象下结论。

我们研究孔子的教学思想和教学方法，不为研究而研究，目的性极明确，要为今天的传播实践服务，从中取法。看看孔子（传播者）是怎样对自己的学生（传播对象）进行启发的，我们便于触类旁通，懂得怎样去启发大众传播的传播对象。

于丹“人如其名”，一路走红。在央视《百家讲坛》栏目上解读《论语》和《庄子》后，于丹成为家喻户晓的传统经典布道人。而据其演讲稿整理而成的《于丹〈论语〉心得》和《于丹〈庄子〉心得》总销量突破1000万册大关。对此，坊间用“学术超女”来形容于丹这位具有影响力的文化人，不过，于丹的走红，也让人疑惑不解，解读传统经典这事儿，很多人做过，为什么单单她红了？

很多人或许并不清楚，擅长讲述传统经典的于丹，其本职行当是北京师范大学艺术与传播学院院长助理、影视传媒系主任、博士生导师。看上去充满现代感的影视传媒似乎和《论语》、《庄子》这些圣贤书格格不入，而事实上，于丹正是让今天的传播媒介为实践服务，从中取法，摆好传播者与受众的最佳位置，智慧地游弋在传统与现代之间，并用传统经典的精髓，化解着现代人的精神困惑。

《于丹〈庄子〉心得》开篇就讲了个真实的故事：于丹的一个朋友，原来是做媒体的，后来改行做了房地产，资产越做越大，本来应该是很幸福的，但是幸福却离他越来越远，他总是担心儿子上学后会被人绑架，于是选择将家人送往国外，留下自己孤独地在国内打拼。于丹由此感慨地说：“一个只拥有10块钱的人，他的快乐未必不如一个拥有亿万身价的人。手中有多少金钱，并不能决定它在你心里的分量。”

这就是于丹从《庄子》中悟出的“名利观”。解读经典，不单单要阐明文字包裹住的哲理，更应该指明他们对现实生活的指导意义。于丹立足经典又放眼现实生活。她对《论语》、《庄子》的解读，决不限于将古文转化为现代汉语那么简单，它更强调阅读经典对人心灵成长的裨益，更注重将圣贤思想的精髓，转化为实际可用的处事原则。

从网上随意搜索以下，就可以发现于丹的演讲足迹遍布中国各地，其中邀请者不乏各地的政府机关，而许多政府官员、企业家、大学者从不讳言是“鱼丸”，“对症下药”给现代人提供“心灵鸡汤”。从这个意义上说，于丹是一位出色的布道人，也是将孔子的教学理念成果转化为传播理念而取得成效的传播大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