阳光下的孔子：大众传播与图文并茂

传播种种

在现代汉语里，传播这个词被广泛地使用。传播，诸如传播信息、传播革命的火种、传播马克思主义、传播知识、传播观点、传播文化、传播谣言，这几个动宾结构都使用了“传播”这个词，在词义上没什么差别，无非是说要把一种什么东西传播出去，让他人知道。在传播活动的过程中，隐隐约约地出现了两个人，一个是传播者，另一个是受传播者即传播对象。

既然是这样，那么，传播一词的含义就不难理解，原来是一种交流思想感情或信息的活动，换句话说是人际间的种种交流活动。孩子在学校读书，考试完结了，给妈妈写封信，报告考试的结果，让妈妈知道自己的成绩，这是孩子给妈妈送信息，是孩子在向妈妈传播。妈妈收到信后，见成绩不错，心里高兴，即刻复信鼓励，让孩子知道妈妈的心情，这是妈妈在对孩子的传播作出反应。孩子这边把考试信息传给妈妈；妈妈那边知道信息后及时作出反应，这就是全部的传播过程，属于双向传播。如果孩子寄出去的信，石沉大海，得不到反应，不起任何作用，那么这种传播就是单向传播，收不到传播的效果。

给妈妈写信，给教师写信，给朋友写信，给恋人写信，或者是当面告诉某位先生一件事，这都是传播，只不过传播的对象是一个人。教师在课堂讲课，领导人在讲台上作报告，国家首脑在电台、电视台发表演说，这也同样是传播，但传播的对象再也不是一个人，而是一群人，成千上万的人。依据传播对象的多寡即传播面的大小可把传播分为四种，一个人独自冥思苦想，自言自语，自问自答，这叫做“自身传播”；两人对面或背靠背，进行思想、感情、知识、技术、信息的交流，谓之“人际传播”；把学生召集在一起听课，把许多的人聚集起来听报告，谓之“组织传播”；用电台、电视台、报纸、刊物发布各种新闻，谓之“大众传播”。严格说来，除第一种传播外，后三种传播都可视为“人际传播”，因为组织传播和大众传播也是发生在人际间的，只是传播对象即听众和观众有多寡区别。

还可以从别的角度把传播分为不同的种类，你和情人在一起，窃窃私语，甜甜蜜蜜，你的一句话，一种语调，都会拨动情人的心弦，并作出爱的反应。你的语言是动人的，你的传播是有声的传播。如果你和亲爱者一旦离别了，一在天之涯，一在地之角，如果要吐露心曲就必须借助纸笔，或借助网络等达情。远方的恋人收到了可抵万金的情书，但听不见你的声音。这无声的传播。由此我们又可以把传播分为有声的传播和无声的传播。或者叫做“口头传播”和“书面传播”。一切出版物都是无声的，同属于书面传播。有声的是不是比无声的好些？那不一定。白居易的《琵琶行》写琵琶女的弹技，可说是淋漓尽致，用琵琶声诉说自己心中的“无限事”，闻者动感伤怀。但是，弹着弹着，琵琶女忽然一下停住了，没有声音，但那环境气氛更令人伤心。所以白居易说：“此时无声胜有声。”传播也是一样，有时是无声的传播更为有效。

传播还可以分为“物的传播”和“人的传播”。中国的京剧表演艺术大师梅兰芳先生早已过世了，但他生前演唱京戏留下的影片和唱片仍供我们欣赏。我们没有见过梅兰芳先生，恨不与先生同时，有的人虽与先生同时，却又没有相逢的机会，受了时间和空间的限制，但通过观看影片和欣赏唱片，我们则如闻其声，如见其人，梅先生的音容笑貌仿佛历历在目。这是影片和唱片为我们传播的结果，这叫做物的传播。两个人促膝谈心，面对面地交流思想、感情、学习心得和其他信息，这是不依赖于物的传播，完全是人的一种行为。这就是“人的传播”。这两种传播是有区别的，一个是打通时间和空间的障碍，一个是沟通人的心灵。虽有区别，但归根到底，一切传播都离不开人，影片和唱片的图像和讯号不都是人复制出来的吗？应该说，在本质上，一切传播都是人的传播。

办刊物和报纸都讲图文并茂。“图”是摄影作品和美术作品，“文”是大大小小的稿件。“图”和“文”都起着传播信息的作用。打开一张报纸，或者翻开一本杂志，如果全是文字，密密麻麻，没有一张图片，你想，读者的心情会是如何？喜欢还是不喜欢？回答自然是否定的。读者不仅要看文字，而且还要看图片。图片是值得玩味的，它给人以形象的感觉和美的享受，在传播效果上显得生动活泼。文字传播自然也有它的长处，可以把非常复杂的事情说清楚，把深刻的道理讲清楚，把丰富细腻的感情表达出来，这是图片报道所无法比拟的，然而它也有自身憾处，即不能给读者直观的形象的感觉。从形象的角度看，传播又可以分为形象的传播和非形象的传播。不要误解，这里说的“形象”是指图像，而不是文章中被描写的各种形象。如果单独谈写作艺术中的形象性，那么文字报道也是不缺乏形象的。我们说“文字报道”是“非形象的传播”，并未否定它描写叙述时出现的形象。

照此说来，一切文字出版物和文字资料、信函、公文等等都是“非形象传播”；而一切图片出版物，诸如画报、画册、招贴广告等等都是“形象传播”。这两种传播各有千秋，独立存在，谁也代替不了谁。传播者的任务是要发挥这两种传播的优势，把二者结合起来，互相补充，这就是图文并茂。

在生活中，无声的传播是很多的。当你和别人碰面的时候，不用对方开口，就可大抵知道对方的心事或心灵深处的东西。为什么？因为对方的心事或心情不自觉地显露在自己的脸上，或者喜形于色，或者忧锁眉梢，对方在对你进行无声的信息传播。只要你注意察言观色，留意眼神和哀情，即可暗知对方了。有位算命先生曾经撰文讲自己怎样给别人看相骗钱的故事。别人都以为他是会看相的高手，猜人家的心事一猜一准。他自己暗暗地笑了：哪是什么高手？我只不过是依据人家的脸色说话。原来，他在街头摆摊看相时，十分注意观察远处朝他走来的人，来者可能要看相。算命先生立即注意观察来者的神色：高兴，还是忧愁？是来向我问喜，还是问忧？算命先生一边观察，一边用心理学的道理揣摩来者的心事，他可能是为何事而伤，为何事而喜。有一回，一个青年神魂颠倒似地来到看相摊，算命先生猜想出现在眼前的这位青年是位失恋者，对象搞吹了才这么六神无主，感情痛苦。于是他试探着撂出一句话来：“天涯何处无芳草！”那位青年一听，眼睛一亮，奇怪算命先生怎么知道自己的心事？不仅知道而且还在鼓励我继续去寻找别的“芳草”，好姑娘有的是呢！乍然间，青年把算命先生视为知音，把心里的感情痛苦全都讲了出来，算命先生附和着，讲了一些模棱两可、大而无当的话，那青年听起来却觉得很舒服。青年觉得算命先生很神，能说透他的心事，其实呢，算命先生一点也不神，普通凡人一个，他的“神”恰恰是青年的面部表情带给他的，青年是无声的传播者，算命先生是受传者，从传播者的面部接收了反映心曲的信息。

人的面部表情丰富极了，描写笑的词语相当多：嫣然一笑、哈哈大笑、捧腹大笑、微微一笑、皮笑肉不笑、冷冷一笑、莞尔一笑、奸笑、傻笑、讥笑、讪笑、苦笑、啼笑、嬉笑、会心一笑。人们爱说，眼睛是心灵的窗户，眼神能表现人的喜怒哀乐和感情倾向。正因为如此，孔子主张“察言而观色”。意思是说，人情练达的人要善于分析别人的言论，观察别人的表情，以知其心理状态。这句话出自《论语·颜渊篇》，原话是这样：子张问：“士人何如斯可谓之达矣？”子曰：“何哉，尔所谓达者？”子张对曰：“在邦必闻，在家必闻。”子曰：“是闻也，非达也。夫达也者，质直而好义，察言而观色，虑以下人。在邦必达，在家必达。夫闻也者，色取仁而行违，居之不疑。在邦必闻，在家必闻。”

以上段对话大意是讲，子张问老师孔子：“读书人怎样才算是通达事理呢？”孔子对子张的提问感到意外，反问道：“你所说的通达是指什么呢？”子张回答说：“通达的人在诸侯国做事一定有名声，在大夫封地做事也一定有名声。”孔子说：“原来你说的是名声而不是通达啊！所谓通达的人是这样的：品质正直而且爱好礼义，善于分析别人的言论，观察别人的表情，以得知其心理状态，并考虑自己如何甘居人下。这样的人在诸侯国里为臣一定通达，在大夫家里为臣也一定能通达。所谓有名声的人，外表上好像很仁义而做起事来则完全相反，可他们却以仁人自居则不感到惭愧。这种虚有其表的人在诸侯国和大夫封地仍旧有名声。”

孔子这段话否定了那些表里不一的所谓“闻人”，肯定了“质直而好义”的达人。子张分不清闻人和达人，混浊了“闻”和“达”的界限，作为老师的孔子对子张进行教育，是非常必要的。而且告诉他分辨闻人和达人的方法，那就是“察言而观色”。闻人的特点是表里不一，不肯甘居人下，虚荣心强，搞花架子。达人则正与之相反，表里如一，甘居人下，质朴好礼，老老实实。

眼睛是心灵的窗户，眼睛会说话。看着眸子，往往能察人心人情，因为眼神不断地在向你传播信息。两个人对面交谈，当你在讲述一件事或阐述一种观点的时候，如果对方睁开一双明亮的眼睛始终注视着你，专心地听下去这表明他对你所讲的很感兴趣，内心可能引起了共鸣，有赞同之意。如果对方的两眼望天，或者东张西望，这表明他对你所讲的不感兴趣，甚至是不以为然，而且夹带着几分傲气，瞧不起你。如果对方低着头，默不作声，这表明他对你讲的话产生了怀疑，似信非信。由此可见，眼神是可以传播信息的，无须问便知对方的心态和情绪。中国晋朝有个文学家叫阮籍，此人疾恶如仇，爱憎分明。当别人拜访他的时候，如果来访者是他所敬爱的人，便用青眼相看；反之，来访者是他厌恶的人，便用白眼相看。阮籍不用说话，来访者只看看他的眼神便知自己是受欢迎还是不受欢迎。眼睛是传情之物，瞪人家一眼，瞟人家一眼，斜视人家一眼，对方就知道自己得到的是爱还是恨。

中国元代是杂剧兴盛的时代，作家辈出，王实甫写的《西厢记》享有盛名。他描述了张生和莺莺这一对青年男女反封建礼教的爱情故事。张生出身寒微，与相府的千金莺莺成亲有点门不当户不对，莺莺的母亲老夫人逼着张生进京赶考，希望他获取功名，提高身份，把女儿嫁给他才安心。为了赶考，张生不得不暂时离开莺莺，于是有了长亭送别的场面。在分手时，因为有老夫人在场，张生和莺莺不便倾诉衷情，相对无言，只好用会说话的眼睛来传情，莺莺那一双水汪汪的大眼睛在转动，向张生暗送秋波。张生明白，那转动的秋波在对他说：“真舍不得你离开，你早些回来吧，我等着你。”张生的心被莺莺那转动的眸子扰乱了，自己的心好像在燃烧，他情不自禁地唱道：“怎敌他临去秋波那一转！”张生那激动的心情不是莺莺的言语所致，而是秋波转动产生的结果。也就是说，不是有声的传播在起作用，恰恰相反，是无声的传播惹得他心神不定。可见，无声的传播是非常有力的。

面部表情，秋波的转动，一投足，一举手，这都是无声传播可以利用的手段。在这些手段里，最有表现力的即最具传播效果的是眼神。正因为如此，历代的画家在画人物时特别注意画人的眼睛。一幅人物素描画，即使你把人物的面部画得很像，甚至头发也画得清晰可睹，但是，假若未画好人物的眼睛，那么这个人物的神态还是表现不出来。据说，晋代的画家顾恺之画人像，常常是三年不点睛，人问其故，答曰：“传神写照会在阿堵之中。”“阿堵”，是指眼睛，画家顾恺之很懂得眼神在无声传播中的作用。

从不同的角度去考察传播，是很有趣的，可以把传播分成不同的种类，已如上述。最后我们来说说“双向传播”。

你给意中人写封情书，把自己爱她的信息通过信传递给她，收信的她接受了你的爱，并回书一封，把她的情怀告诉你。从写信至收到回信，这是一个完整的传播过程。写信是传播，回信是信息的反馈。写信的你和回信的她其实都在向对方传播自己的信息，这就叫做双向传播。在实际生活中，双向传播的例子甚多。《论语·微子篇》记载，孔子在齐国的时候，齐景公本来打算要任用孔子，可惜遭到齐国贵族阶层的反对，弄得齐景公为难，他无可奈何地对孔子说：“吾老矣，不能用也。”显然，这是齐景公的一种托词，把“不能用”的原因说成是由于自己年纪老了的缘故，托词归托词，“不能用”倒是真的，齐景公把“不能用”的信息传播给孔子。这里话中有话，是个不妙的信息，聪明的孔子自然知道这等于下了“逐客令”。于是，孔子主动离开齐国，不再坐那里的冷板凳，遂有“孔子行”一笔的记载。“不能用”是齐景公这一头发出的信息，“孔子行”是孔子对齐景公“不能用”作出的反应，即信息反馈。瞧，齐景公和孔子就是这样在进行双向传播。(www.xing528.com)

如今是信息社会，新闻单位、政府机关、商业部门、信息机构、集团公司乃至许多个人，时时都在传播各种各样的信息，传播是有目的的在发布信息，他们都希望得到信息反馈，使传播成为双向传播，而不是对牛弹琴的单向传播，唯独双向传播才可能收到好的传播效果。只顾自己一方的传播，而不注意传播之后的反应，这就等于医生只管开药方，而不管这药方是否治得了别人的病。我们可以看见许多报纸和刊物设有“读者与编者”专栏，编者和读者之间常常对话。这是干什么？无非是在应用双向传播，使报纸和刊物达到预期的传播效果。商店里的留言簿、政府机关门口的意见箱，也是在根据双向传播的道理主动沟通商店与顾客、政府与群众之间的信息，协调双方的关系。

古代或中古代，那时都没有大众传播，但有传播事业的存在，传播的形式简单一些，传播的媒介也少得可怜！

有的专家认为，中国古代尽管不存在大众传播，但已有大众传播的萌芽，那就是古老的印刷术和毕昇发明的活字印刷术。大众传播的一个特点是借助大量的出版物进行传播。古人掌握了印刷术，用雕版印刷，可以印出许多的相同典籍，比手抄进步得多。后来有了活字版印刷，更可以缩短制版周期，较为迅速地出书，而且出得很多，这于传播是非常有利的。活字版式的发明在印刷史上是了不起的一件大事，但现在它已落后了，被激光照排所取代。

在没有活字版和印刷术以前，中国古代的典籍传播完全靠手抄。手抄要用纸，纸是东汉蔡伦发明的。在东汉以前，用纸手抄也还不可能。那时用竹板。写一本书或抄一本书，要消耗一大堆竹板。竹板写上字以后，再用线绳或熟牛皮绳把竹板串起来，成为一册一册的书。读书人去翻动这些竹简要仔细，别弄断了绳子，别弄错了竹简的顺序。相传，孔子读《易经》的时候，用力甚勤，反复阅读，致使多次把竹简上的绳子磨断了。今天10万字一本的书只有100多页，薄薄的，随身携带极为方便。在古代，一本10万字的书，那要用多大一堆竹板来抄写啊！写好后，你能带得动吗？记得秦始皇的丞相李斯说过：男儿要读五车书！乍一听，吓坏人，人生百年，能读完五车书吗？仔细想来，李斯说的五车书并不多。车上全是竹简，体积虽大，实际字数并不多。若按实际的字数计算，今天的男儿所读过的书早已超过五车，倘若李斯复生，他会改口道：男儿当读百车书。

用竹简当纸看来很笨，但在那时也是一种发明。不然，写在什么地方呢？当然，官府和富贵人家常常用布和绸代纸，须知，这成本太高了。

在未发明竹简之前，古代的文字先是刻在龟甲和牛骨上，这就是殷商时期的甲骨文。稍后，文字铸造在钟或鼎上面，谓之钟鼎文。甲骨文记事简单，往往记一件事只有几个字或十几个字，语焉不详。钟鼎文记事较评，记一件事用几十个字或几百个字，多达490字。甲骨文和钟鼎文千人瞧，万人看，起着一定的传播作用。

甲骨文、钟鼎文、竹简书、木版印刷书、活字版印刷书，在历史上曾起着人们互相传播互相交流的作用，今天，它们起着保留中国文化遗产的作用。中国几千年的历史，文化典籍那么多，又是怎样一代一代传下来的呢？就是靠了上述的古老传播形式。

中国古代的农民，过着日出而作、日没而息的农耕生活。他们是小生产者自给自足，处于封闭状态，一个地区的农民不知另一个地区农民的事，彼此是隔离的，不通信息，也没人向他们讲述外面的世界，或山外的情况。他们的信息意识极差。如今的中国农民，懂得信息和交通的重要，认为这是致富的条件。山东省沂蒙山区的农民长期贫困，如今摆脱了贫困。为什么能脱贫呢？他们总结经验说：“要想富，先安电话后修路。”安电话就是利用现代的传播工具获取山外的信息。有了信息，才能根据市场的需要来发展本地区的经济。古代农民由于受时代的限制，他们还不懂得信息的重要性。

古代的商贾则不同于农民。他们要做生意，要赚钱，这就需要知道各地的行情和货源，换句话说，需要知道各种信息。那时没有报纸，没有广告，没有电视“经济信息”专栏，欲获信息戛戛乎其难哉。他们只能依靠友人的书信或口信来传递信息。这种传播形式极原始，相当落后，且速度很慢，常常贻误进货赚钱的良机。

最希望获得多种信息的是官府及其官员，尤其是皇帝和文武大臣天天都希望得到来自全国各地的重要信息。哪里有灾情？什么地方发生了暴动？边境上是否有战事？诸如此类的问题朝廷都想及时知道。然而，谈何容易！今天有电话、传真、网络，转瞬间中央即可知道地方的军情民情和大事。古代的皇帝和大臣们没有这方便，他们想出一个法子就是在全国各地设驿站，修驿道，用快马传送文件。每隔一段路修建一个驿站，驿站还设有驿馆，过路的官吏可以驻在这里。

1900年八国联军侵略中国打进北京的时候，光绪皇帝和慈禧太后仓皇出逃，从北京西郊的皇家园林颐和园乘坐轿子向北而去。他们风餐露宿，两天两夜未吃到饭食，好不容易才踏入河北省的怀来县境内。他们一看到处兵荒马乱，便没有进县城，累不择居，便在怀来县的驿站下榻。他们饥渴难忍，传令怀来县令去“迎驾”。县太爷怕有不恭之罪，不敢去见驾。县太爷的夫人有胆有识，鼓励夫君不必害怕，有什么就献什么。县令壮了壮胆子，将自己熬好的一锅小米粥找人给皇帝献去，光绪和慈禧太后饱餐了一顿，又传令下来想吃鸡蛋。县令找遍全城，找到了5个鸡蛋。光绪和慈禧吃了高兴，又传令下来要烟物，要寒衣。不管好孬，县令都照办了。最后，慈禧太后降旨要召见怀来县令。这时，县令害怕极了，知道接驾不恭，定有死罪，现在死期已经到了。他不知道太后那边的信息，以为召见定是凶多吉少。在夫人的劝导下，县令硬着头皮去见光绪皇帝和皇帝的母亲慈禧太后，召见的地点就在驿站的驿馆里。

县令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到了皇帝和太后面前不敢抬头。他低头斜视光绪皇帝，只见一国之君竟衣不御寒，腰间系着一条带子，不觉心里一阵酸楚。说时迟，那是快，不等县令抬头，慈禧太后情绪激动起来，迈步走近县令，双手挽住他，大哭起来，说道：国破家亡，别人都跑了，现在只有你这样一位忠臣！县令恍若在梦中，等他惊定之后，太后已经给他封官了，要他管后勤，随皇帝一起逃难去西安。这一段趣事就发生在驿馆里。在太平之时，驿馆是迎送地方官吏的，可是在乱世之时，皇帝也在这里屈尊下榻了。驿道本来是用作跑马传送公文的，不料在困难当头成了皇帝的逃跑路线。讲这一段故事，是为了加深读者对古代传播的一种形式——驿站的印象。

在唐代也有类似的故事。唐明皇李隆基在他的前半生颇有作为，实行开明的民族政策，实行胡汉一家，大胆起用蕃将，镇守边防，天下太平。到了晚年，李隆基逐渐腐化昏庸，竟把自己的儿媳妇杨玉环巧夺到后宫，成为自己宠爱的贵妃。杨贵妃长得漂亮，“回头一笑百媚生，六宫粉黛无颜色”，因为是“天生丽质”，唐明皇就和她形影不离，“后宫佳丽三千人，三千宠爱在一身”。杨贵妃的老家在蜀地，喜欢吃那里的荔枝，南海所产的荔枝比蜀地的更好。唐明皇便传下口谕，要通过驿站把南海的新鲜荔枝昼夜不停地送到陕西的长安，路途非常远，累死了人和马，颗颗荔枝是用血汗和生命换来的。中唐诗人杜牧对唐明皇的如此荒唐颇为不满，作诗讽刺道：“一骑红尘妃子笑，无人知是荔枝来。”诗写得形象，达意含蓄，很值得品味。唐明皇把驿道用来运送荔枝，为博妃子笑，这已是不祥之兆。果然，没过几年，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白热化，爆发了边将安禄山为诛宰相杨国忠而造反的事件。唐明皇惊慌失措，逃出长安，顺着驿道去四川。走到马嵬驿的时候，六军不发，要求处死杨国忠和杨玉环兄妹二人。唐明皇无可奈何，只好顺从众意，斩了杨国忠，并赐杨玉环自缢。

驿道上血淋淋……

驿道传书，传公文，也传下了悲惨的历史故事。

如今的人们，每当来到杨贵妃的死地马嵬驿的时候，会想起两件事：一是想起古代驿站驿道的种种情形，二是想起唐明皇的荒唐误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