阳光下的孔子：《论语》的传播功能

《论语》这本书主要是记录孔子生前的言行，被视为孔子语录。除孔子的言行之外，也记录了一些孔门学生的言行。如果我们要了解孔子的思想、人格和从政办学的活动以及周游列国的流浪生涯，就必须借助于《论语》。翻开《论语》，你可以听见孔子的声音，还可以看见孔子凄凄惶惶的身影，仿佛这位圣人就在我们身边，不因时间和空间而使我们感到有距离。圣人与我们同在。

《论语》是如此地使人感到亲切。自古以来，许多志士仁人都对它进行认真研究，从圣人的思想海洋里去寻找自己有用有益的精神食粮，真可谓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充分显示了《论语》的多功能作用。

从政的政治家们把《论语》视为良师益友，因为那里面讲了许多治国平天下的道理。孔子强调实行“德政”。他的口号叫做“为政以德”。如果最高的统治者能做到这样，那么他就好像北极星安然在位，群星会围绕着它。孔子通过比喻，把君民关系比作北极星与群星的关系，极为生动形象，而且正确。这种关系能否存在，能否保持，关键在于最高统治者能否实行“德政”。除了讲德政，孔子还讲了用贤人远佞人的问题，即所谓“贤人政治”。孔子是个热心从政的人，他自己也从过政，有许多切实治国的经验之谈，对后来的统治者是十分有用的。所以宋朝的赵普在当宰相的时候就有过“半部论语治天下”的故事。生活在10世纪的赵普是赵匡胤的幕僚，他策划“陈桥兵变”，帮助赵匡胤夺取政权。他为相后，宋太祖赵匡胤采纳他的建议（选拔各地精兵充禁军，削弱地方武力），使政权得到巩固。宋太宗（赵光义）时，赵普又两次为相。他年少时读书不多，平生只读过《论语》。宋太宗问及此事，他并不讳言，回答说：“臣平生所知，诚不出此。昔以其半辅太祖定天下，今欲以其半辅陛下致太平。普之相业，固未能无愧于《论语》。”这故事固然有些夸张，但有一点要肯定，《论语》确实有益于治国，因而它讨了从政者的喜欢。

研究哲学的学者喜欢《论语》，因为这里有孔子的哲学思想，他虽未像老子那样构成一个较完整的哲学体系，但那唯物主义的哲学观点和无神论的倾向十分明显，难能可贵。他说：“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兴焉，天何言哉。”在孔子看来，天不能左右春夏秋冬的进行和万物的生长，这说明万事万物是客观存在的，自身的运动不依赖人的和神的意志。这表明，孔子的思想是唯物的。在孔子的时代，人们信神信鬼，愚昧落后，相信鬼神的力量在主宰一切，人的命运受鬼神的摆布。孔子要破除这个迷信，他说：“敬鬼神而远之。”对鬼神“敬而远之”的态度表现了孔子的聪明，他只是口头上敬鬼神，实际上是不把鬼神当一回事，离它远远的。那么，鬼神到底存在不存在呢？孔子的回答又很聪明，他说：“祭神如神在。”意思是说，在祭神的时候，你觉得神在神就好像在，如果你觉得神不在又怎么样呢？孔子没有回答，那逻辑的结论自然是神不在。当然，孔子还不是彻底的无神论者，它的鬼神观还带着迷信时代的烙印。

从事文学研究的人也喜欢《论语》，可以从中找到最古老的萌芽状态的文学理论。孔子对自己删订过的诗歌总集《诗经》十分珍视，他劝人阅读《诗经》，说是“不学诗，无以言”。在他看来，熟读《诗经》可以长人知识，多识鸟兽虫鱼。更重要的是，读《诗经》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用今天的话说，读诗可以长人志气，可以观察民情，可以协调人际关系，还可以引起思想和感情上的共鸣。孔子的认识能力是过人的，他在离我们很远的古代就已认识到了诗歌文学作品的教育作用、认识作用和社会影响作用。兴、观、群、怨四个字可以说是文学理论教科书中关于文学的社会教育功能的“纲”，堪称中国文学理论史上的萌芽理论。

《论语》讲了许多忠、孝、信、义一类的伦理道德，引来了道德家的青睐。凡有人群的地方，就存在着人际关系，需要悉心地加以调理。孔子讲的人伦关系，就是我们今天讲的人际关系。他处理人际关系的诸多道德原则，只要稍加改造，赋以新的时代内容，就可以为今天所用。中国可以用，外国也可以用，在日本，有的企业家认为《论语》加算盘，是企业经营的法宝。所谓《论语》加算盘，其实是孔子的伦理学加现代经营管理。日本新职工在刚刚跨入企业大门的时候，要接受忠于企业的思想道德教育，企业领导人则以长辈身份给新职工以慈爱和礼遇，实行各种形式的感情投资，使职工们感觉到应该在企业里努力工作。在企业家看来，采用这种教育方法带来的劳资关系的融洽和企业群体和谐，原是得助于孔子的伦理学。孔子生前曾想到他的忠孝伦理学在2000多年后会对异国的企业具有实用性，真是妙极了。

《论语》在企业里的妙用远不止于对人际关系的调和，而且对提高产品质量也有指导意义。谓予不信，试举一例。

《论语》里有“温故而知新”这句话，它本来的意思是说在温习掌握好旧知识以后才有助于接受新的知识，告诉人们在处理新旧知识的关系上要不忘旧的知识，追求新知识，“温故”是为了“知新”。闻名世界的日本“马自达汽车制造公司”把《论语》中的许多格言用来指导企业管理，其中包括应用“温故而知新”这句妙语。该公司开发部部长吉村重刚先生1994年夏天在北京的一个汽车展览会上介绍他们的技术开发情况时说：马自达追求技术不断完善、成熟的过程，其实就是“温故而知新”的过程。在北京展出的529、525、323这三种型号的轿车外形潇洒，技术成熟，安全性能好，符合环境保护的最新要求，这是马自达不断解剖已有产品，使用最新技术、推陈出新的成功典型。马自达注重把最新开发的科技成果与已有技术相“嫁接”。这就不难看出，所谓“解剖已有产品”，就是“温故”；所谓“使用最新技术”，就是“知新”。“温故”和“知新”的结合，就可“嫁接”出新的高质量的最先进的汽车产品。马自达由于不断地“温故”和“知新”，在完善现有技术和开发新技术方面，始终保持着一种进取精神。谁也没想到，2000多年前的古籍《论语》对马自达公司会帮这样的大忙，说起来真神！然而，这的确是事实，又不能不承认。孔子的许多格言妙语（包括“温故而知新”在内）富有哲理，带有规律性，千古流传，不同时代、不同国度、不同行业的人都喜欢学习它，应用它。明乎此，我们方知《论语》是人类共同的精神财富，应该而且可以得到广泛的应用。(www.xing528.com)

当我们在研究“传播学”进行撰述的时候，也想起了孔子的《论语》，并将书名题为《阳光下的孔子——孔子与大众传播学》。也许有的人会感到惊诧：怎么把孔子与传播学扯在一起呢？孔子那个时代有传播学吗？

是的，孔子生活在2500多年以前，那时没有报社、出版社、电台、电视台、通讯社、邮局、电话局、音像公司，甚至连写字用的纸还未发明，自然还没有哪位先生去研究“传播学”，即使他具有了不起的超前意识，恐怕也难以形成传播学的概念。意识是存在的反映，传播学是现代社会的产物。据专家们说，“传播学”的兴起始于20世纪的40年代。这样说来，孔子和我们现代的传播学更不能扯在一起了。其实不然，孔子的那个时代，即整个物质文明程度低下的时代，虽然不曾有过“传播学”，但传播的事业已经出现了。孔子虽没有从理论上去研究过什么传播学，但他做了许多实实在在的传播工作。他开办学校，聚徒讲学，对学生传道授业解惑，这是口头传播。如删诗修史，整理文献典籍，传诸后世，这是功在千秋的书面文字传播。他不辞劳苦，周游列国，向诸侯国君宣传自己的政治主张，这也是一种传播，包括口头的和书面的。孔子采用多种手段传播自己的理想和学说，可以说他整个一生都在传播。生命即传播，传播即生命，这就是孔子的人生。多么辛劳！多么光彩！多么有意义！他晚年整理文化典籍，日夜操劳，欲罢不能，只到死神降临的时候他才感觉到自己生命的蜡烛已经燃到了尽头。他无可奈何地自我解嘲道：“泰山其颓乎！梁木其坏乎！哲人其萎乎！”（泰山要崩塌了呢！房梁要毁坏了吧！哲人要辞世了吧！）

孔子的传播事业是辉煌的，值得研究的，仅此一点，他与传播学有缘，可以扯在一起。还应指出，孔子的《论语》与传播学有关，更应该把孔子与传播学扯在一起。

《论语》不为传播学而存在，但《论语》里的许多思想对研究传播学有指导作用。例如，研究传播者的素质、传播的对象、传播的内容和方法，以及传播的效果，都可以从《论语》的警句妙语里受到启发。

过去古人用《论语》治国平天下；如今，现代人用《论语》经商、管企业、研究哲学和文学，这都是题中应有之义。书为人用，无可厚非。现在，以《论语》为材料，来研究孔子与传播学的关系，似乎也是题中应有之义。可喜可贺，《论语》又多了一种传播功能，于丹用自己的成功证实了这一点。

当中央电视台《百家讲坛》播放于丹“论语心得”后，中华书局在出版《于丹〈论语〉心得》一书时，并未估量过传播的力量，更未料到出现“井喷”现象。殊不知在经济飞速发展的中国，今天大家心灵面临的危机，满腹饥饿感，正是于丹运用《论语》来传播传统文化，送上一道清新可口的喷香菜，满足了民众的需求和欲望。

于丹所道出的《论语》的传播功能，是值得人们深思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