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庄子导读》：揭示《庄子》的文学特色

《庄子》一书既是一部思理宏富的哲学著作，同时又是一部情文并茂的文学著作。用文学的手段来表现特定的哲理，寓奇特的哲理于典型的艺术形象，形成哲理与文学的奇妙结合，而且这种结合又是如此之和谐与完美，不但使其敏慧深邃之思理益发引人深思，而且使其生动鲜明的艺术形象更加奇异诱人：这就形成了《庄子》一书最突出的特点。

以文学艺术的手段来表现一定的思想理论，在先秦诸子之中，并非《庄子》独有。孟子、荀子、韩非等，也都具有相当浓重的文学色彩。实际上，优美而准确的语言，以及诸如比喻、夸张之类的文学手法，乃先秦散文所共有。那么，《庄子》一书的奇特之处，究竟何在？所谓“其所以不经而为百家之冠”（郭象《庄子序》），所谓“晚周诸子莫之能先”（鲁迅《汉文学史纲要》），所谓“千古一人”（宣颖《南华经解·序》）等，以《庄子》高出于周秦诸子者，究竟何所指？——很显然，这类最高的评价，主要是就《庄子》一书的艺术水平而言。而《庄子》书之所以在艺术手段方面表现得如此高妙，又在于他那“汪洋辟阖，仪态万方”的形象思维。当然，庄子的理性思维亦特别发达，特别机敏，对此，我将在下一章论及，本节则主要分析其形象思维的特点。

（一）形象选择的广阔性与多样性

文学艺术的基本特点，就在于选择、利用并塑造一定的艺术形象来表现一定的思想内容或倾向。社会生活的主体是人，因此，立足于社会生活所形成的文学艺术，其主要的艺术形象则当是人物形象。人生活于特定的社会环境与自然环境，因而社会与自然事物也必然是艺术形象的整体画面的组成部分。寓言故事是文学艺术中的特定表现形式，其特点乃是将所要表达的意义或思想（即“言”），寄托于（即“寓”）某种假想的故事之中，因而寓言故事中艺术形象的主体，不但可以是人，也可以是物，即动物、植物或无生物。又，历史故事或自然现象本身，也可以表现出某种倾向或意义，因此，历史人物、历史故事，或自然现象亦可以被借用而塑造为艺术形象。《庄子》书“寓言十九”，“重言十七”，既然寄寓之言占了十分之九，借重之言占了十分之七，因此，现实、历史与生物界之各类艺术形象自然会云集而至了。

就人物而论，《庄子》中首先塑造了一大批真人、至人、神人的形象，如姑射山之神、南郭子綦、缺、王倪、子祀、子舆、子梨、子来、子桑户、子琴张、孟子反、伯昏无人、广成子、黄帝、老聃、壶子等；《德充符》中还特别塑造了一组形体残缺而德性却特别充实完美的人物：王骀、申徒嘉、叔山无趾、哀骀它、跂支离无脤等。若就历史与现实的实有人物来说，则有孔丘、颜回、子产、文惠君、颜阖、卫灵公、蘧伯玉、惠施、庄周等。其所出现之普通劳动者，则有“匠石”、“轮扁”、“狙公”、“庖丁”等。以庄子之心胸的豁达，知识的广博，似乎能把天上、人间、历史、现实中的任何一个人物，随时拉来构成自己的艺术形象。

若就生物界来说，其形象的捕捉，就更是信手拈来了。《逍遥游》开篇就是鲲鱼、鹏鸟，与其相对待者，则有学鸠、斥，它们既有一般鱼、鸟的某些特性，又显然代表了某种特定的意义。所以，它们决不只是生物学上的鲲鹏鸠，而是《庄子》中经过艺术加工塑造的艺术形象。还有大瓠、樗树、狸狌、犛牛，均是如此。庄子能随时捕捉艺术形象，如《齐物论》所写“罔两问景”，“罔两”乃影外微阴（亦即虚影），“景”即阴影，都是依附于实体的自然现象，庄子巧妙地利用了它们之间的依附关系，把这一为人们所随时可见，但又不为人注意的现象，塑造成了艺术珍品。在《秋水》篇，庄子还让黄河（即“河伯”）与北海（即“北海若”）进行了长篇的对话，让“埳井之蛙”与“东海之鳖”充当了两种典型的代表，夔、蚿、蛇、风，各具含义。可见，在庄子的笔下，神与人、鸟与兽，有生者与无生者，一切可以耳闻目睹的现象，随时都可以进入艺术的殿堂。

（二）形象变化的随意性与典型性

初读《庄子》者，多会感到庄子之文变幻莫测，出人意表。司马迁说《庄子》“其言洸洋自恣”，鲁迅言其“汪洋辟阖，仪态万方”，均指此而言。如“鲲鹏之变”：

北冥有鱼，其名为鲲。鲲之大，不知其几千里也。化而为鸟，其名为鹏，鹏之背不知其几千里也；怒而飞，其翼若垂天之云。是鸟也，海运则将徙于南冥。

“鲲”，据《尔雅》所解，本泛指鱼子，即极小之鱼；而转眼之间，即“不知其几千里也”（亦说“鲲”乃神话中的大鱼）。再“化而为鸟”，又有了“若垂天之云”的羽翼。真是毫无所拘，全然随思绪而起。

鹏之徙于南冥也，水击三千里，抟扶摇而上者九万里，去以六月息者也。

好一个“抟扶摇而上者九万里”！司马彪注曰：“上行风谓之扶摇”；《尔雅》亦言：“扶摇谓之飚”，郭璞注：“暴风从下上也”。此正如十二级台风凌空而起，亦恰似现代氢弹之爆炸或运载火箭之腾空。有如此奇伟之想象，无怪乎历代文人墨客拍手叫绝！而正是这广阔奇特的宏伟形象，形成了与蜩、学鸠的鲜明对照！“之二虫又何知”？凡俗的学者、政客们谁能够理解庄周的广阔胸怀！奇特的形象又充分表现了典型的性格。

《庄子》中此类想象尚不乏其例。如《达生》篇“孔子观于吕梁”：“县水三十仞，流沫四十里，鼋鼍鱼鳖之所不能游也，见一丈夫游之，以为有苦而欲死也。使弟子并游而拯之。数百步而出，被发行歌而游于塘下。”——在鱼鳖鼋鼍所不能游的悬水瀑布之中，一人竟能没水而游数百步，这当然使孔子及其弟子无法理解。而庄子由此所要得出的结论是：“与齐俱入，与汩偕出，从水之道而不为私焉。”“齐”与“汩”乃水自身旋入、流出的具体表现形式，此游水者竟能像水自身一样顺流而行，这是何等彻底的依顺于自然啊！

再如，《列御寇》篇写“庄子将死，弟子欲厚葬之”。庄子立刻制止说：“吾以天地为棺槨，以日月为连璧，星辰为珠玑，万物为赍送。吾葬具岂不备邪？何以加此！”——在世俗之人的眼中，棺槨不过是仅能安放尸体的小小的木匣子，而庄周却立刻想到了人之耳目所极的天地日月星辰，这是何等的迅敏，何等的开阔！我国南朝著名文艺理论家刘勰在描述人们的形象思维时曾写道：“文之思也，其神远矣。故寂然凝虑，思接千载；悄焉动容，视通万里。吟咏之间，吐纳珠玉之声；眉睫之前，卷舒风云之色。”（《文心雕龙·神思》）庄周屈卧于病榻之上，尚有包容宇宙的胸怀，其文思之运，何其远也！

（三）形象描述之真切、和谐、现实

《庄子》中的形象思维虽然以奇制胜，然而却也不乏真实之感。庄子的一切联想，一切想象与幻想，虽然常常遥飞天外，遨游太空，然而它的起点，它的立足点，又常常植根于现实之中。正像一切浪漫主义的作品一样，它的真实性，正在于它真实地表现了作者之精神境界的自由驰骋。艺术形象并不等同于现实，但它又真实地表现了现实。且看《养生主》中“庖丁解牛”的描写：(www.xing528.com)

庖丁为文惠君解牛，手之所触，肩之所倚，足之所履，膝之所踦，砉然响然，奏刀然，莫不中音，合于桑林之舞，乃中经首之会。

始臣之解牛之时，所见无非全牛者。三年之后，未尝见全牛也。方今之时，臣以神遇而不以目视，官知止而神欲行。依乎天理，批大郤，导大窾，因其固然。技经肯綮之未尝，而况大乎！

彼节者有间，而刀刃者无厚，以无厚入有间，恢恢乎其于游刃必有余地矣，是以十九年而刀刃若新发于硎。

看这几段形声具绘的描写，似乎是一首十分美妙的交响乐。庖丁对于牛体的结构，已了如指掌；其解牛的技巧，亦十分娴熟；以至于不必用其眼睛，只须依顺其手感的神示，即可顺利脱解。其解牛的整个过程，俨然是一场精彩的艺术表演。庄周为什么能取得这样的艺术效果？其原因正在于理想与现实的巧妙结合。庖丁解牛，手触、足履、肩倚、膝踦，“批大郤，导大窾”，均为解牛的具体动作，确为现实所有；而“莫不中音”，“合于桑林之舞”，“技经肯綮之未尝”，“彼节者有间，而刀刃者无厚，以无厚入有间，恢恢乎其于游刃必有余地”，就全然是庄周依其想象所进行的艺术加工了。“彼节者”虽然“有间”，然却事实上联为一体；既有刀刃的存在，则必然占有一定的空间，不可能“无厚”，所谓“恢恢然游刃有余”，只可谓想当然而已。虽然如此，这种立足于现实之基础上的颇合情理的想象，却大大增强了庖丁解牛之技艺的神奇性，因此，人们不但不会追究庄周之想象是否完全切实，而且几乎会沉醉于一种美的享受之中了。

《庄子》中此类描写不乏其例。如《达生》篇关于“痀偻者承蜩”的描写：“吾处身也，若厥株拘；吾执臂也，若槁木之枝；虽天地之大，万物之多，而唯蜩翼之知。吾不反不侧，不以万物易蜩之翼，何为而不得！”此处之人与物，既是引人深思的艺术形象，又是社会生活中的现实。

（四）形象思维与理性思维的巧妙结合

理性思维，即抽象思维或逻辑思维，它是运用概念、判断、推理等形式来认识现实的一种思维活动。《庄子》书既讲哲理，又绘形象，使哲理含蕴于形象之中。由此，其形象思维与抽象思维便错综交织，浑然一体，从而形成了《庄子》之文的独特风格。试以《齐物论》为例，如关于人籁、地籁、天籁的对话：

子綦曰：“夫大块噫气，其名为风。是唯无作，作则万窍怒呺。而独不闻之翏翏乎！山林之畏佳，大木百围之窍穴、似鼻、似口、似耳、似、似圈、似臼，似洼者、似污者、激者、者、叱者、吸者、叫者、者、宎者、咬者，前者唱于而随者唱喁。泠风则小和，飘风则大和，厉风济则众窍为虚。而独不见之调调之刁刁乎？”

这一段关于“地籁”的描述，可谓形象之极。子游随即概括说：“地籁则众窍是已，人籁则比竹是已”，这已是概括性的逻辑判断。当子游进一步追问“天籁”时，子綦又答道：“夫吹万不同，而使其自已也，咸其自取；怒者其谁邪！”这一反诘，正好把人们引入了抽象的深思。“怒”，奋也；使万吹所奋起者，乃天籁也。前之形象的描述至此则转入了逻辑的思考。再如关于万物齐一的论断：

恶乎然？然于然。恶乎不然？不然于不然。物固有所然，物固有所可。无物不然，无物不可。

这些判断全然是理性的判断，它要说明“然”与“不然”本无明确之分界，实则为一。为使这一判断清晰明朗，又紧接着写道：

故为是举莛与楹，厉与西施，恢恑憰怪，道通为一。

“莛”是小草棒，“楹”乃顶梁柱，“厉”是丑妇，西施为美女；这又是何等鲜明的形象对比！这些鲜明对立的形象既已“道通为一”，就和前面的理性判断相互呼应相得益彰了。

作为一部文学巨著，《庄子》书在文学方面的特色与贡献自然还有很多，关于形象思维方面的表现，乃是其明显超出于其他各家的最突出的特色。闻一多曾说过：“讨论庄子的文学，真不好从那里讲起，头绪太多了，最紧要的例如他的谐趣，他的想象；而想象中，又有怪诞的，幽渺的，新奇的，秾丽的各种方向，有所谓‘建设的想象’，有幻想；就谐趣讲，也有幽默、诙谐、讽刺、谑弄等等类别。这些其实都用得着专篇的文字来讨论。”（《闻一多全集·古典新义·庄子》）本篇所讨论者，仅其最紧要的“想象”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