庄子导读：政治思想的变化

与《庄子》内篇相比，外、杂篇在政治伦理方面也发生了较大的变化。其特别突出者，可具列以下几条。

（一）立足于君主之治

内篇论述政治思想的文字，集中于《应帝王》。崔于篇题注云：“行不言之教，使天下自以为牛马，应为帝王者也。”郭象亦言：“夫无心而任乎自化者，应为帝王也。”二者之解说，均着眼于篇题。若细玩其内容，所谓“应为帝王”，实为外加之意。篇中所歌颂的，乃“泰氏”之时代，“其卧徐徐，其觉于于，一以己为马，一以己为牛”，是混同于动物的社会形态。天根问无名人“为天下”，被无名人斥之曰：“去！汝鄙人也，何问之不豫也！”一提“为天下”他就感到讨厌，无名人要“与造物者为人（“为人”即“为偶”。据俞樾解），厌，则又乘夫莽眇之鸟，以出六极之外，而游无何有之乡，以处圹琅之野。”他要求“游心于淡，合气于漠，顺物自然而无容私焉”。要“立乎不测，而游于无有”。他所要达到的目标，乃是浑沌世界。可见，《应帝王》的实际内容，并无帝王可言，其真实意图乃在于放弃任何形式的政治统治。近代有人称庄周为无政府主义的始祖，乃着眼于此。

而外篇的有关议论，则明显地着眼于如何进行政治统治。如《天地》开篇即言：

天地虽大，其化均也；万物虽多，其治一也；人卒虽众，其主君也。君原于德而成于天，故曰，玄古之君天下，无为也，天德而已矣。

这里也是讲的“无为”，但又明确肯定了“人众之主”为“君”。其下紧接着又言：

以道观言而天下之君正，以道观分而君臣之义明，以道观能而天下之官治，以道泛观而万物之应备。

有“君”，有“臣”，有“官”，有“万物”，都顺应于“道”，乃各得其分。——这显然是依照一定的社会等级的模式而确立的“无为”原则，这个“无为”的实际内容乃是君臣各守其职，它和“其卧徐徐，其觉于于”的“浑沌”式的“无为”是截然不同的。

（二）君主的“无为”和臣民的“有为”

外篇《天地》、《天道》等篇的政治原则，乃是“无为”与“有为”的结合。它要求君上无为，臣下有为。《天道》篇写道：

夫帝王之德，以天地为宗，以道德为主，以无为为常。无为也，则用天下而有余；有为也，则为天下用而不足。故古之人贵夫无为也。上无为也，下亦无为也，是下与上同德，下与上同德则不臣；下有为也，上亦有为也，是上与下同道，上与下同道则不主。上必无为而用天下，下必有为为天下用，此不易之道也。故古之王天下者，知虽落天地，不自虑也；辩虽雕万物，不自说也；能虽穷海内，不自为也。天不产而万物化，地不长而万物育，帝王无为而天下功。(www.xing528.com)

此处之“无为”，乃帝王专用的统治手段，它来自于天地的自然之德，要用天地自然无为的方式来稳定天下的政治。此文的写作时代，已是社会生产力相当发展的时代，是君臣关系确立无疑的时代，臣之奉君，不可无为；臣民从事社会生产，亦不可无为；故须以臣下之有为来奉养君上之无为。这一主张与战国末期之韩非颇有类似之处。韩非主张“明君守始以知万物之源，治纪以知善败之端。故虚静以待令，令名自命也，令事自定也”（《韩非子·主道》）；他希望由此达到“群臣守职，百官有常”，“明君无为于上，群臣竦惧乎下”的政治境界。韩非不同于《天道》者，在于其“明君无为”“群臣守职”的背后，乃制约于强大而严密的法、术、势的控制。

（三）儒、道、名、法的杂糅

《天道》等篇，思想内容相当驳杂，它既要以“虚静恬淡寂漠无为”为“天地之平而道德之至”，为“万物之本”；它又明显地吸取了儒、法、形名等家的思想。“君先而臣从，父先而子从，兄先而弟从，长先而少从，男先而女从，夫先而妇从。夫尊卑先后，天地之行也”；“宗庙尚亲，朝廷尚尊，乡党尚齿，行事尚贤，大道之序也”；——这具有鲜明的儒家色彩。“本在于上，末在于下，要在于主，详在于臣”，与韩非所言“事在四方，要在中央；圣人执要，四方来效”（《韩非子·扬权》）意思大同。其所言“古之明大道者，先明天而道德次之，道德已明而仁义次之，仁义已明而分守次之，分守已明而形名次之，形名已明而因任次之，因任已明而原省次之，原省已明而是非次之，是非已明而赏罚次之，赏罚已明而愚知处宜，贵贱履位”，正是把儒、道、名、法合为一体。而在这个糅合当中，作者仍以“大道”为根本。此文之所以如此明显地有异于内篇而又能被存留于《庄子》一书之中，大约也正在于此吧。

（四）“礼义法度，应时而变”

《庄子》外篇对于孔子的批评与嘲笑，可谓俯拾即是，对此，我将在后面评述。这里仅就庄子对孔子之政治实践的批评，看一看《庄子》外篇所表现的政治观点之“异”。《天运》篇“孔子西游于卫”章，曾借师金对颜渊的回答，对孔子“伐树于宋，削迹于卫，穷于商、周”，“围于陈、蔡之间”，做了一段相当精彩的评论。他认为孔子的行动，乃是“取先王已陈刍狗，聚弟子游居寝卧其下”，将时时处在恶梦之中。师金陈述自己的观点说：

夫水行莫如用舟，而陆行莫如用车。以舟之可行于水也而求推之于陆，则没世不行寻常。古今非水陆与？周、鲁非舟车与？今蕲行周于鲁，是犹推舟于陆也，劳而无功，身必有殃。彼未知夫无方之传，应物而不穷者也。

故礼义法度者，应时而变者也。今取猿狙而衣以周公之服，彼必龁挽裂，尽去而后慊。观古今之异，犹猿狙之异乎周公也。

师金对孔子的批评究竟是否确当，此处可姑且不论，而师金所言“礼义法度，应时而变”的观点，却是十分引人注意的。任何政治理论或政治活动，要想取得相应的成效，都必然要适应于社会现实。古之与今，周之与鲁，其现实状况是迥然相异的，因而其所适用的礼义法度，亦截然不同。正如“三皇、五帝之礼义法度不矜于同而矜于治”，现实的礼义法度也须因时、因地而制宜。

这段议论不但言及了以“礼义法度”来治理社会现实，而且论证了“礼义法度”须“应时而变”的道理。这大有法家商鞅、韩非的气息，其与内篇《应帝王》的“浑沌之治”，何其远也！

以上所列，是外篇在政治思想方面与内篇明显相异的地方。当然，在外篇、杂篇中与内篇相互发明之处，亦多有所见，限于篇幅，就不必详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