庄子导读：解析《庄子》书

庄周为战国中期人，而今存之《庄子》书，乃西晋惠帝时期（公元三世纪末四世纪初）郭象之定本。由庄周至郭象，约七百余年，《庄子》何时成书，郭象依何而定，这七百年间有何流变沿革，首先要有一个清晰的轮廓。《庄子》一书作为一个总体（首先要把握这个“总体”，如果一开始就陷入个别篇、章或字句的具体考辨，则易迷失方向），依据史传或其他古籍的记载，我们可作出下列判断：

（一）《庄子》书先秦时代已经存在

可以为这一判断提供证据的，有下列记载：

1．《荀子·解蔽》篇曾写道：

墨子蔽于用而不知文；宋子蔽于欲而不知得；慎子蔽于法而不知贤；申子蔽于势而不知知（智）；惠子蔽于辞而不知实；庄子蔽于天而不知人。

这是荀子对于墨翟、宋钘、慎到、申不害、惠施和庄周等六子学说之缺陷的批评，“蔽”即“蔽于一曲”，言其思想为其一方面所遮蔽因而具有片面性。荀子为战国末期人（约公元前313～前238），而上列六子均为战国中期或初期时人，荀子所据以批评的，绝不是直接的耳闻口授的言论，而是各家在当时已经流传的著作。此即可确证，《庄子》早在战国末期之前就已经传世。

2．《吕氏春秋·有始览·去尤》曾明确引述《庄子》之文：

《庄子》曰：“以瓦殶者翔，以钩殶者战，以黄金殶者殆。其祥一也，而有所殆者，必外有所重者也。外有所重者泄，盖内掘。”

“殶”同“注”（见《字汇补》），《说文》作“”，云“繇击也”，“繇”即“遥”，言远而击之。此为古代之一种赌戏，以是否投中论输赢。这段文字见《庄子·达生》：

以瓦注者巧，以钩注者惮，以黄金注者。其巧一也，而有所矜，则重外也。凡外重者内拙。

与上引对照，大致相同。《吕氏春秋》成书于秦始皇八年（公元前239），此时庄周早已谢世，故《吕览》不可能直接引自于庄周其人，而必是引自于《庄子》之书。又，此文虽见于《达生》篇，但引文不称“《达生》曰”，而称“《庄子》曰”，亦足证《庄子》书作为一个整体，当时已经存在，并且广为流传。

3．《史记》庄子传，先说庄子“与梁惠王、齐宣王同时”，又言“其著书十余万言”，又举出《渔父》、《盗跖》、《胠箧》、《畏累虚》、《亢桑子》等具体篇目，这显然表明，司马迁所见之《庄子》，亦为“十余万言”的先秦古籍。

4．《庄子·天下篇》列叙先秦时期颇有影响的各大学派，庄周是其中之一，文中亦明言“其书虽瓌玮而连犿无伤也”。学术界颇有人对《天下篇》的作者和成书时代有所怀疑（第五节我们即讨论“真伪”问题），但不论怎样怀疑，其中所言庄周之书，决不会是“荒唐之言”的。

以上四条证据，可确证《庄子》一书为先秦古籍，在先秦时期它已经存在并且流传。

一般说来，这一结论本应是不言而喻的。然而自从有人提出辨别《庄子》书的真伪（详见第五节）以来，如果把学术界各种不同观点的人所辨之“伪”合在一起，则《庄子》书全然不复为先秦之书。而这一结论则显然是荒谬绝伦的。故本书首先以确凿无疑的证据确认《庄子》书是先秦古籍这一事实，以免初学者被某些以似是而非的论据进行“辨伪”的人所迷惑。我们的原则应当是：只要没有确切无疑的证据，决不可轻信。

（二）五十二篇本《庄子》的最初编定，是西汉淮南王刘安及其门客，其后又经过了刘向父子的校订

对这一判断所能提供的证据，可列以下几条：(www.xing528.com)

1．《汉书·艺文志》说：

至（汉）成帝时，以书颇散亡，使谒者陈农求遗书于天下，诏光禄大夫刘向校经传诸子诗赋……每一书已，向辄条其篇目，撮其指意，录而奏之。会向卒，哀帝复使向子侍中奉车都尉歆卒父业。歆于是总群书而奏其《七略》，故有《辑略》，有《六艺略》，有《诸子略》，有《诗赋略》，有《兵书略》，有《术数略》，有《方技略》。今删其要，以备篇籍。

经班固“删要”之后，于“诸子十家”之“道家”中尚录有：

《庄子》五十二篇。（名周，宋人）

班固《艺文志》依据刘歆之《七略》，而刘歆之《七略》乃袭承其父刘向之《别录》，而今存《别录》之佚文尚有对《战国策》、《管子》、《晏子》、《列子》、《邓析子》、《孙卿书》、《韩非子书》等校勘辑录的经过（见张舜徽编《文献学论著辑要》）；又，《史记·索隐》引刘向《别录》云：庄周，“宋之蒙人也”。据上，我们完全可以断言：所谓“五十二篇”本的《庄子》，必然是经过刘向校订之后而流传下来的。而此书的编定，如果不是刘向，那至少也要在刘向之前。

2．陆德明《经典释文·庄子序录》写道：

《汉书·艺文志》“《庄子》五十二篇”，即司马彪，孟氏所注是也。

又：

司马彪注二十一卷，五十二篇。（字绍统，河内人，晋秘书监。内第七，外篇二十八，杂篇十四，解说三。为《音》三卷）

计司马彪所注内、外、杂共四十九篇，为《音》者，依通例自当别计，故“解说三”明为五十二篇之内。这显然也表明：刘向所校订之五十二篇亦当有“解说三”在内。

那么，解说者是谁？

3．自宋王应麟辑录《庄子》佚文以来，至近人马叙伦、王叔岷等，已成绩斐然。正是在《庄子》佚文以及司马彪注之佚文中，我们找到了“解说”的作者，这就是淮南王刘安及其门客。今人江世荣在《有关〈庄子〉的一些历史资料》一文中写道：“在西汉刘安《淮南子》中不仅引用了《庄子》中的许多文字，并且他还是第一个为《庄子》作注解的人。”（见《文史》第一辑）在同文中，江又引录了两条材料以为证明：

（一）在《文选》谢灵运《入华子冈》诗、江淹《杂体诗》（拟许询）、陶潜《归去来辞》和任昉《齐竟陵文宣王行状》的李善注中，都引了淮南王《庄子要略》（一作《庄子略要》）：“江海之士，山谷之人，轻天下，细万物，而独往者也。”下面引司马彪的注：“独往任自然，不复顾世”（《庄子要略》在司马彪本《庄子》的五十二篇中，所以司马彪为之作注）。

（二）在《文选》张协《七命》的李善注中曾引了淮南王《庄子后解》：“庚市子，圣人无欲者也，人有争财相斗者，庚市子毁玉于其间，而斗者止。”（按：这是对《庄子》“庚市子肩之毁玉也”的注解，此句今本已佚）

江世荣据此断言：“刘安对《庄子》曾作过注解，并且他的注解还列入《庄子》的五十二篇中。”近期，江又在《〈庄子〉佚文举例》一文中写道：“五十二篇《庄子》中有解说三篇，即《庄子解》、《庄子后解》、《庄子要略》……均为淮南王刘安及门客们所作。”又认为：“从五十二篇本《庄子》的最后一篇是淮南王刘安的《庄子要略》，可以说五十二篇本《庄子》（即《汉书·艺文志》中著录的《庄子》）是刘安编定的。”（《文史》第十三辑）

我认为，江世荣的推断是合理的。近期张恒寿在《庄子新探》（湖北人民出版社，1983年出版）中，依据清人姚振宗、俞正燮，日人武内义雄等人所提供的资料（与前引江文大同）和判断，也得出了相同的结论。至于刘安之前，《庄子》为何种状态，目前尚无从考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