庄子导读：庄周生平事迹的主要资料

现存《庄子》一书基本上为庄周所作，这对于传统看法，以及现代读《庄》者论争的各方都是毋庸置疑的。然而有关庄周之生平事迹的材料，仅有史传中极其简略的叙述和《庄子》书中一些有关庄周言行的零星记载。

（一）《史记·老子韩非列传》载

庄子者，蒙人也，名周。周尝为蒙漆园吏，与梁惠王、齐宣王同时。其学无所不窥，然其要本归于老子之言。故其著书十余万言，大抵率寓言也。作《渔父》、《盗跖》、《胠箧》，以诋訾孔子之徒，以明老子之术。《畏累虚》、《亢桑子》之属，皆空语无事实。然善属书离辞，指事类情，用剽剥儒、墨，虽当世宿学不能自解免也。其言洸洋自恣以适己，故自王公大人不能器之。

楚威王闻庄周贤，使使厚币迎之，许以为相。庄周笑谓楚使者曰：“千金，重利；卿相，尊位也。子独不见郊祭之牺牛乎？养食之数岁，衣以文绣，以入大庙。当是之时，虽欲为孤豚，岂可得乎？子亟去，无污我！我宁游戏污渎之中自快，无为有国者所羁，终身不仕，以快吾志焉。”

这一段235个字的简短记载，就是关于庄周生平事迹的主要资料。对此，尚需进一步明辨的，有下列几点：

其一，庄子之名字。庄子姓庄，名周，确无可疑，唯唐初陆德明《经典释文序录》于其名下注云：“太史公云：字子休。”成玄英《庄子序》亦言：“其人姓庄，名周，字子休。”然观上引《史记》之言，并无此说。近人吴检斋于《经典释文序录疏证》中又写道：“《正统道藏》本‘庄子字休’，成玄英《疏》亦云‘字子休’。可知此为六朝以来之通说。”（该书第161页）陆德明等既有明言，先秦人物亦多名、字具备，故其说可信，《史记》本传中虽无所载，陆德明等当另有所据。

其二，“蒙”地的归属。《史记》裴骃《集解》言：“《地理志》蒙县属梁国。”此《地理志》即《汉书·地理志》，所载“梁国”“县八”，其四曰“蒙”。陆德明《释文序录》即因循此说。然班固《汉志》所载“梁国”，乃汉时之梁国。又，《史记》司马贞《索隐》除引《地理志》外，又引刘向《别录》云：“宋之蒙人也。”《淮南子·修务训》高诱注亦言：“庄子名周，宋蒙县人。”成玄英《庄子序》亦言“生宋国睢阳蒙县。”刘向为西汉末年人，其时班固尚未出世，故刘向所言当为战国时期的归属。高诱为东汉末年人，亦取刘向之说。近人马叙伦撰《庄子宋人考》，其引多方证据后指出：“庄子之卒，盖在宋之将亡，则当为宋人也。”（《庄子义证》附录一）故当以“宋之蒙人”为是。

其三，庄周的生卒年代。能够据以判别庄周之生存年代的，只有和庄周同时存在或有所交往的历史人物。本传言“与梁惠王、齐宣王同时”，又言“楚威王闻庄周贤”，“许以为相”；陆德明《释文序录》注引李颐云：“与齐愍王同时”；《庄子》书中多次言及庄周与惠施的交往，如“惠子相梁，庄子往见之”，“惠子恐，搜于国中三日三夜”（《秋水》）；“庄子妻死，惠子吊之”（《至乐》）；“庄子送葬，过惠子之墓”（《徐无鬼》）；又，公孙龙亦言“吾闻庄子之言，汒焉异之”（《秋水》）。据一般考证，上列人物的年代大致是：

魏惠王（在位）：公元前369～前319；

齐宣王辟疆（在位）：公元前320～前301；

楚威王熊商（在位）：公元前339～前329；

齐愍王地（在位）：公元前300～前284；

上列年代略异于《史记·六国表》，乃系依《竹书纪年》考订。因本传所言或当与《史记》自身一致，故亦将《六国表》中相应之年代具列于下：

魏惠王：公元前370～前335

齐宣王：公元前342～前324(www.xing528.com)

楚威王：公元前339～前329

齐愍王：公元前323～前284

此处魏惠王始位之年可谓大致相同，其卒位之年则因少“后元”十六年而提前；齐之宣、愍二王均大大提前，而愍王之卒年仍同；楚威王之始位，卒位均同于前。一般说来，庄子生存与活动的年代，大致当在此范围之内。

近人马叙伦撰《庄子年表》，以“庄子于（楚）威王时，尝至楚，其能致楚聘，必已三四十岁”；又《庄子》书“于魏文侯、武侯皆称谥（《田子方》、《徐无鬼》），而于惠王初称其名（《则阳》称‘魏’），又称为王（《逍遥游》、《山木》）”，从而断言“是周之生，或在魏文侯、武侯之世，最晚当在惠王初年”（即公元前369年）。这一判断是合乎事理的，目前已为学术界多数人所接受。对于庄周的卒年，一般也是接受了《庄子年表》的判断，其一，由于庄子曾见赵惠文王（《说剑》。钱穆说此篇所言“庄子”，非庄周，乃庄辛。见《先秦诸子系年》。此说不确，因《说剑》中庄子自言称“周”），又曾为公孙龙所闻知（《秋水》），故断庄周之卒最早不得早于赵惠文王初年（公元前298年，罗根泽《诸子考索》即取此说）；又以“周不及见宋之亡者，故表以齐灭宋而止”，即至迟不得晚于公元前286年（学术界一般接受此说）。

（二）关于庄子生活事迹的记载

多见于《庄子》书中，观其要者，可叙列以下几事：

1．庄子一生生活比较贫苦。

“处穷闾厄巷，困窘织屦，槁项黄馘”（《列御寇》，“馘”，面色），家住在穷街僻巷，靠打草鞋为生，有时接济不上，还曾“贷粟于监河侯”（《外物》）。有一次，庄子穿着打补丁的粗布衣服，脚上的草鞋还用带子系着，走到魏惠王面前，魏王讥笑说：“先生怎么这样疲惫呢？”庄子当却反驳说：“我是贫穷，并非疲惫。士人有道德而不能付诸实践，才会感到疲惫，衣服旧了，鞋子破了，只能是贫穷，并不是疲惫啊！”可见庄周虽然贫穷，还是有清醒的精神境界的。当然，庄周也还是能维持一般人的正常生活的，他不但有妻室儿子（《至乐》），而且还常有暇“钓于濮水”（《秋水》），有弟子随其出行（《山木》）。这表明庄子乃是生活于中下层的一名知识分子，生活虽处于贫穷艰辛之境，但还是有自身特具的精神乐趣的。

2．关于庄子和惠子的交往。

在庄周一生的生活交往，特别是其学术论辩与著述中，惠施是占有特别地位的。

惠施和庄周的关系特别紧密，他们的交往大约从惠施任魏相起，直至惠施死亡。庄周和惠施第一次见面，就给惠施开了一个小小的玩笑，说：“今天我自以为见到了凤凰，结果只是遇到了麻雀啊！”（《太平御览》卷四六六引《庄子》）庄子和惠子既是至交，又是辩论的主要对手，他们辩论“有用”和“无用”（《逍遥游》、《外物》），辩论“无情”和“有情”（《德充符》），在濠上进行了引人深思的“鱼乐”之辩（《秋水》），庄子几次称赞惠施：当今“儒、墨、杨、秉四，与夫子为五”（《徐无鬼》），即以惠施为当时“显学”之一家。及至惠施死去，庄子又深有感慨地说：“自夫子之死也，吾无以为质矣，吾无与言之矣！”（同上）惠施的去世，使庄周丧失了谈说的对手，竟无人再可与之对言了。由此，后人曾几乎断言，庄子之著述尽为惠施而作。西汉刘安言：“惠施死而庄子寝说言，见世莫可为语者也！”（《淮南子·修务训》）清初王夫之说：“或因惠施而有内七篇之作”（《庄子解·天下》）；近人王孝鱼则进一步明确认定“内七篇乃是庄子专门为惠施而作，苦心孤诣地细心经营而写出来的一部专著”（《庄子内篇新解·前言》）。他们的论断是否完全可信，自然还须再审慎地考辨。然而就庄周与惠施的关系而言，确实是太密切了。当然，他们的思想观点并不同。对此，下面还要论及。

3．庄子对待官府的态度。

庄周虽是一位才华横溢的知识分子，但却终身不仕。其原因主要在于庄子本身。对此，《庄子》书中曾写过这样几件事：其一，庄子在濮水边钓鱼，楚王曾派二大夫前往礼聘，表示愿以国事相委，而庄周却“持竿不顾”，并声言愿意像生龟一样自由地“曳尾于涂中”。其二，惠施在梁国做相，庄周前往拜访，惠施竟认为庄子要取代自己，因而在国内搜寻了三天三夜；而庄子则认为做一国之相，不过如“鴟得腐鼠”一样，自视高贵者根本不屑一顾（上二事均见《秋水》）。其三，宋人曹商为宋王使秦，“得车数乘”，以此自骄于庄子，庄子竟把它斥骂为“舐痔得车”（舐，音shì，指以舌取物）；又有人见宋王而得车十乘，庄子则把此时的宋王比喻为“骊龙”之“暂睡”，它一旦醒悟，必然要杀人的（见《列御寇》）。以上数事，明显表现了庄子与当时之统治者不合作的明朗态度。此即“终身不仕，以快吾志”焉。本传所言：“尝为蒙漆园吏”，大约是在庄周之所以成为庄周的思想观点尚未完全成熟时，并且是在一个短暂的时间内所做的一任小吏罢。

关于庄周的生平事迹，由于现存材料极少，所以很难作系统完整的叙述。即使今存《庄子》书中的记载，有些也明显地属于寓言性质。如《田子方》言“庄子见鲁哀公”，成玄英疏即指出：“庄子是六国时人，与魏惠王、齐威王同时，去鲁哀公一百二十年，如此言见鲁哀公者，盖寓言耳。”郭沫若曾云：“哀公如系景公之误，则非寓言”（《十批判书》），但谁能确证“哀公系景公之误”呢？故《庄子》书中的记载有的也不能做确凿的依据。正由于庄周的生平事迹如此模糊不定，再加上庄、孟同时而其书中互不相闻，有人竟提出“庄周即杨朱”的论断来（此事为日人久保天随首倡，我国蔡元培先生等继认，近又有冯韶、冯金源等为之论证，孙开泰等则对之反驳，参见《学术月刊》1981年第6、11期，1983年第5期等）。观其论据，则无一确凿之证，实属一种猜测而已。读者可略知此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