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广大的威权主义国家,那些加速经济增长和工业发展的政策是因国而异的,但是,它们所采取的发展战略却是十分相似的,即通过减少进口产品、增加本国产品生产和出口来推动本国工业化,这种战略就是著名的“进口替代”(import-substitution)和出口导向的发展战略,20世纪30年代盛行于拉丁美洲,20世纪60、70年代被其他地区的发展中国家所采纳,它是导致威权国家经济衰退的重要原因。在分析经济增长的进口替代模式之前,我们有必要探讨一下这种战略实施的政治经济背景。
为了实现发展目标,威权主义国家采用各种手段推行工业政策。这些手段包括搞活国有制企业、公私合营企业、跨国公司、小作坊和私营企业来满足威权者发展经济的目的。在众多的促进工业发展的策略当中,最盛行的策略是对关键工业部门实行国有化,将它们置于政府的直接控制之下,这种策略在20世纪60和70年代的新独立的威权国家中被广泛使用。独裁者把国有化看作是控制国家经济和促进工业发展的唯一有效的办法。[42]在许多威权国家,国有化也标志着独裁者控制了他们自己的命运和经济未来,标志着他们抓住了在过去几十年被国外经济势力所剥夺的经济机会。但是,当国家经营的工业被证明是浪费的、低效的以及无法与国际市场进行竞争的时候,朝向国有化的趋势逐渐地被停止了,在某些地区甚至出现了倒退。在对普遍的国有化进行重新评价的过程中,重新调整这种策略并提高国际生产的需求日益高涨。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政府严格控制工业的做法让位给外资合作模式,政府和国内企业纷纷与国外投资者进行合作,建立生产基地。尽管在广大威权国家中工业的国有化仍然主导着这些国家的经济,但是许多政府已经开始采取措施,吸引外国资本,只有那些在他们看来是至关重要的工业,仍然维持国有化。
工业发展的国家战略通常被压缩为各种综合的发展计划。在追求工业发展计划的时候,威权国家面临着许多诸如人口因素、经济需求对生产能力以及特殊项目的政治可行性问题,这些问题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它们对工业计划的制定以及执行情况。考虑到这些因素,威权国家在制定计划的时候,需要对依赖国内还是国外资源、自力更生还是相互依赖、增长对分配以及计划经济对市场运作等问题作出选择。[43]政治因素是影响发展计划制定的一个重要因素。在广大威权国家,制定计划为独裁者提供了控制关键经济资源和国家命运的机会。这也解释了,为什么发展计划在20世纪60年代多数新独立的非洲国家盛行。60%的新独立的非洲国家在制定“转型计划”(transitional schemes)的时候,不是为了调整它们的经济使之适应后殖民的环境,而是为了强调独裁者对经济领域的控制权威。[44]国际因素也是影响威权国家制定发展计划的一个重要因素。在那些新独立的威权国家,它们接受经济援助和国际贷款的额度,直接受国际组织的影响。美国国际发展署、国家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都设定了严格的条件,它们经常要求这些国家开放市场,实行自由贸易。通过发展计划追求工业增长带来的困境并非只有政治一个因素单独发挥作用。社会关系、人口和地理因素、不现实的期望等非政治因素都共同制约着发展计划的实施。例如,在非洲国家,部落关系的盛行强烈地影响到发展计划的灵活性、适应性和贯彻执行。即使部落关系在这些国家呈现衰落的趋势,但是,它们对经济发展的影响仍然很大。地理因素也是一个重要因素。深处内陆的国家在发展经济的时候无疑存在先天的缺陷。非洲这样的国家有13个,亚洲有12个,拉丁美洲有2个。
由于工业增长战略的内在局限性,那些试图以工业增长促进现代化的威权国家,其工业化的类型演变成两种:“进口替代”战略和出口导向发展战略。20世纪50和60年代,进口替代战略广泛地盛行于拉丁美洲国家、东亚和中亚与非洲的部分国家。在此之前,这些国家通过进口发达国家的技术与产品、向国际资本开放市场,试图刺激本国的经济增长与发展,缩短与发达国家的差距。结果,大量资金与技术的涌入尽管在短期内带动了经济增长,但是,大量本国的工业领域并没有因外国资本的流入而有所发展,相反,这些领域越来越被外国公司所主导。例如,20世纪70年代,墨西哥84%的橡胶工业、80%的烟草业、79%的电器工业和67%的化学工业处在跨国公司的控制之下。[45]针对这种过于依赖国际市场的状况,有些国家试图改变这种弊端,从进口替代向出口导向的战略转型,但是,这种转型并不能彻底地摆脱依赖国际市场的困境。由于缺少具有竞争力的技术和对国际市场规则的陌生,只有少量的国家和工业能够出口自己生产的产品,制造和生产出口产品的许多技术和知识仍然控制在外国人那里。因此,对外国的依赖一如既往地延续下去。客观地讲,进口替代战略在实行之初确实促进了本国的工业化,促进了当地经济的多元化,使得许多国家达到年均3-5%的经济增长率。但是,进口替代战略到了20世纪70和80年代受到普遍的诟病:
(1)它导致了过度膨胀和低效率的国有企业部门;
(2)在规模庞大而不受约束的国营部门中腐败现象蔓延;
(3)在许多发展中国家,来自国营部门的GNP占到GNP总量的60%、70%甚至80%,几乎达到社会主义国家的水平,不断对私营企业构成挤压;
(4)大多数进口替代催生的国有产业都成为裙带庇护关系的聚集之处,充斥着无能的执政党和政权的支持者和附庸;(www.xing528.com)
(5)进口替代体制被证明无法对变化的国际环境和市场条件做出足够迅速和灵活的自我调整;
(6)在高关税对外来竞争的屏蔽之下,进口替代使得当地产品质次价高;
(7)在20世纪70年代进口替代模式在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因经济低迷而受到责咎,在80年代因第三世界的债务危机而信誉扫地;
(8)进口替代因其与众多威权主义政权的密切关系而受到指责,而这些威权主义政权本身在20世纪70年代末和80年代因为腐败、低效、侵害人权和缺乏民主而广受诟病。[46]
进口替代战略是一种封闭的经济模式,它用以消除外来竞争压力的主要办法就是提高关税,使从香烟、婴儿食品、罐头到机器和高档汽车等各类进口商品的价格比本地产品的价格高出四五倍。这样,受到政府规定的进口商品的高关税及其他保护措施之实惠,作为进口替代时代产物的民族工业就有了一种进入本国市场的特权。尽管进口替代战略在短时间内经常能在各第三世界国家成功地促进工业与制造业,但由于缺少竞争,它也在受其影响的产业部门导致低效率、腐败和寄生现象。这些寄生型产业既有公营也有私营,成为掌权者向其无能的朋党门客和家族成员提供职位的天堂。随着时间一天天过去,这些寄生型产业对整体经济构成越来越严重的榨取。进口替代的目标是通过保护主义和高关税帮助“幼稚产业”,从而使它们逐渐壮大起来参与国际竞争。然而,在执行过程中,这些政策却产生了与其设计者的初衷大相径庭的后果。这些幼稚产业——特别是国营的产业部门——很少付出切实努力去提高能力、效率与竞争力。相反,国家经常将这些企业的竞争力进一步降低。而且在许多情况下,受到保护的企业并不去帮助新的幼稚产业,而是继续依赖进口零部件在国内进行组装,然后将产品倾销到国内市场。它们几乎没有任何提高质量和产量,降低对进口的零部件、机器和资本的依赖的积极性。这些企业存在的一个前提是国家会填补它们的亏空,而且不去设置有关打破这一封闭体系、使之面对国际竞争的期限、方针和时间表。正因为如此,保护主义促成了这些企业不思进取和经营不善。[47]
进口替代模式之所以在威权国家盛行,与以下几个原因是分不开的:(1)长期殖民主义的剥削而造成的对外国资本和外国企业的不信任;(2)计划经济思想与意识形态在这些国家领袖当中的影响;(3)缺乏经济增长的一个关键因素即活跃的企业家群体(或资产阶级);(4)威权主义政权担心对经济的控制权落入私人手中会导致它们失去对政治市场的控制;[48]除此之外,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被忽略了,那就是,(5)民族主义情绪是促使这些国家推行进口替代战略的思想根源;大多数独裁者都会利用这种情绪,为自己的统治积累政治资本,而不管这种战略选择是否真的会带动本国经济的健康发展,甚至不顾事实,人为拔高本国企业的竞争能力,为其设定一个不现实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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