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权主义政权的决策模式与制度结构密切相关

威权主义政权的最大特点是集权，政治决定权和执行权都垄断在一个人或少数人手中，政治决定和执行在很小范围内展开，社会参与的程度和范围几乎为零。威权主义政权的决策过程受到其制度特点的影响，有什么样的制度结构就有什么样的决策模式。威权主义政权一般而言有三个特点：有限的多元主义、低度顺从性动员和世袭统治。^[37]它们在各自的角度上塑造了威权主义的决策模式。

我们在前面已经涉及威权主义政权国家与社会的关系。在威权主义政权下，国家与社会的关系取决于国家向社会渗透的程度，但是即使是在一党制下，社会仍然没有完全失去自身的结构与价值。许慧文在对极端一党制的研究中发现，在村社组织中，人们利用传统的社会组织网络，采取偷盗的方式来对抗政权。^[38]因此，我们可以用有限多元主义来描述威权主义的特征。有限多元主义指的是，在威权主义政权外存在着若干社会群体，这些群体被组织起来，对政治决定施加一定程度的影响。这些群体最常见的是工人阶级、农民、中产阶级和商人，他们通过自己的组织进行利益表达。几乎在所有的威权主义政权中，农民阶级是最容易被操纵的。他们依赖于政府来分配土地、获得政府的技术支持并且由政府来保护他们的权利。政府通过建立自己在乡村的代理人，由他们来掌控与决定农民的生活水平与生活方式。由于对土地和代理人的极端依赖，农民阶级缺少独立性，在资源贫乏的情况下和无组织的状态下，他们无法对抗国家，只能服从国家的政策和权威。与农民相比，工人阶级的独立性相对强一些，他们的成员不是一辈子生活在封闭的社区当中，而是具有较强的流动性，他们的受教育程度也较高，拥有技术使得他们不至于完全地依赖于国家。但是，工人阶级的集体行动和利益表达必须依靠工会才能进行，而工会又受制于国家，因此，工人和工会影响国家的决策也是比较有限的。另外，工人与工会的行动受到国家的政策限制，政府根据自己的需要来定义罢工与罢市，制定相关的法律来控制工人与工会的权利。商人阶级由于拥有自己的经济组织而是一个最独立的群体。他们能够获得自己的经济资源；他们经常得到国外资本的支持；他们有潜力破坏威权政权的稳定性。但是，他们的独立性由于政府可以对经济活动施加影响而大打折扣。政府可以在信贷、执照、投资、对外贸易与税收方面，决定这些经济组织的命运。政府可以通过经济政策来降伏商人阶级。

由于威权者允许有限的多元主义，因此，低度顺从性动员就成为有限多元的结果而出现。在威权主义国家，个人被定期地动员起来，参加国家与地方的选举，或者出席由政权组织的示威活动。但是，这些活动的目的是为了表达参与者对政权的顺从和强化独裁者的合法性。在选举当中，这种顺从性表现得最为明显。由于选举缺少竞争性，由统治者选定的候选人可以在没有任何意外的情况下当选，选民就是充当了这种选举的确认角色。不仅普通的公民是顺从的参与者，在那些由选民选举产生的立法机关，立法者照样成为一个“顺从”的群体。由于这些立法者由政党遴选、依附于政党，他们的依附性决定了他们在做决定的时候，需要遵照政党的旨意来行动。在立法者那里，低度顺从动员表现在，他们很少有创制权，一般都服从由政党制定的立法议程，所以，我们很难发现立法的自由讨论过程。一般情况下，立法过程是封闭的，立法过程是不允许公开辩论的。政党控制着立法的全过程。

在多数威权主义政权中，我们很难找到传统世袭制的模型，但是，现代威权主义政权在很多方面类似于世袭制，可以说是世袭制的现代版本。在官僚系统内部，人际关系呈现出垂直的主从关系，各个关键位置的产生并非由候选人的能力决定，而是按照与决策者的关系远近和忠诚度决定。不论是在个人独裁制、军人政权还是一党制当中，这种主从关系都是一种主要的分配权力的依据和标准。随着政治现代化的逐步推进，全国性政府变成了一个主要的庇护场所，它以代议制代替了旧式的、赤裸裸的独裁统治。原来通过继承而产生的最高首领，现在改由全国性选举产生。这种貌似民主的领袖更迭机制只是为独裁者涂抹上现代合法性外衣而已。现代总统就像过去的君主，君临天下，万众景仰。总统代表着一切美好的事物，因此凡是有损总统形象的事情统统由他的下级承担责任，他们是总统的替罪羊。特别在一党制政权中，最高领袖更加被神圣化，全国国民的一切福祉都来源于伟大领袖的恩赐，道路、学校、工厂等所有公共福利事业都是最高领袖对人民表达的无限爱意。因此，作为回报，人们理所当然地以绝对的忠诚拥戴最高领袖的英明领导。威权主义国家的现代独裁者身处政治和社会生活的中心，他操控一切现代技术和手段，将自己包装成神一般的英雄人物，大众传媒几乎成为独裁者的私人机构，专门为独裁者的个人崇拜计划制造舆论。但是，与传统个人独裁略有不同的是，现代威权主义政权多多少少在宪法上限制了最高领袖的任期，这就使得独裁者很难终身任职。这种有限的个人独裁制对政权的稳定具有重要的影响。老的独裁者被新的独裁者所替代意味着新的主从关系要重新构建，权力关系网络要进行彻底更新，新的依附与被依附关系的建立必然伴随着一个政治动荡的过程，或政治清洗，或宫廷政变。(www.xing528.com)

作为威权主义政权的第一个特点，有限多元主义在独裁者的决定与表达利益需求的群体之间形成了一种奇特的关系。独裁者做出的很多决定都是从来没有被提到过的问题，而那些经常被提出的问题却经常被忽略掉，因为表达利益需求的群体缺少充分的资源和能力来支持他们的需求。也就是说，决策者做出的决定不是社会所希望的，而社会希望的那些决定往往由于他们被排斥在决策过程之外而无法进入决策议程。在威权主义政权中，独裁者希望利益集团在决策过程中发挥反面的角色，而不是创制角色，对领袖的政治决定表达支持或代表决策者来修改这些决策。但是，在多元主义的民主国家，群体需求与领袖决定之间的关系正好相反，利益群体在政策过程中扮演着创制的角色，他们能够向决策者施加实质性的压力来支持自己的需求。很显然，由于利益群体被排除在政治决策的过程之外，他们无法对政治决策产生任何实质性的影响，因此，在威权主义国家，独裁者既是政策的制定者也是政策的创制者，政治决定的过程只在最高领袖集团内部进行。

对威权者来说，威权主义政权的第二个特征——低度顺从性动员——将会有效地降低和减少社会需求，确保威权者决策的自主性，强化独裁者与利益表达者之间的奇特关系。由于社会缺少自我组织的空间和机会，那些需要表达利益的群体被分隔成零散的个人，他们无法形成有压力的利益表达，决策创制的可能性因此减少。正如上文讨论的那样，在威权主义政权中，社会群体不是作为政策创制的角色，而是被塑造成威权者政治制定的支持者而存在，他们既没有对现有政策表达异议的权利，也没有表达新政策的权利。如果一个政权中缺少反对派，政策制定就缺少了基本的政治压力，决策者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来做决定。但是，在参与动员的民主社会中，由于利益表达者不受制度的限制，他们的需求表达要比威权国家在数量上多得多。而政治领袖的决策自主性与威权者相比要有限得多。根本的区别在于，民主国家公民有独立自我组织的权利，他们能够形成利益表达的压力，来影响决策者做决定。

威权主义的世袭制特征能够阻止政权内部形成横向的政治联盟，因此，关于阶级利益表达的机会就显得特别地少。利益集团之间的对峙在威权主义政权中很罕见，因为威权者直接应对各种集团，而不允许他们自己解决纠纷。集团与集团之间的对抗会增加威权统治的不确定性，政治性的结盟更有可能会形成挑战威权统治的力量。世袭统治使得社会群体最初的决策创制十分困难，因为威权者能够迅速地利用他的耳目和顺从者，将所有决策创制的信息传达给他，并阻止这些决定在社会当中传播和扩散。相反，民主政权中的法律统治将会限制民主决策者的特权，他的行为必须服从法律。这就使得决策过程更加的复杂和更加的持久。自治的群体将因此拥有大量的机会，自我形成横向的联盟，发动那些能够反映阶级利益的政策需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