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权主义政治下的转型协议

从民主转型的阶段角度看，内外谈判其实是内部协定模式的延续。在内部协定模式中，精英之所以能够在内部达成改革的协定，是因为政府力量在总体上比反对派强大，或者用斯帝潘的话来讲，“（在巴西）当自由化开始的时候，几乎没有重大的政治反对派，没有经济危机，没有因为战争失败而造成的强制机器的崩溃。”^[84]因此，温和派与强硬派围绕着自由化改革能够达成协定。但是，当自由化改革一旦开启之后，威权社会就会出现像强硬派事先所担心的那样，人们对自由化的期待远远没有尽头，他们不仅希望拥有自由权，更希望获得政治参与的权利，通过自由竞争选举产生政府，以便更好地保护自己的自由权利。在这些反对的力量当中，民主反对派的成长成为威权者最棘手的问题。内外谈判的模式正是反映了威权者与体制外的反对派之间在政治改革上达成的妥协协议，最终完成转型。这种模式也就是亨廷顿所称的民主化“移转过程”。

在反对派内部，我们也通常会发现有两大派别。一个派别主张通过渐进的、有计划的与政治精英合作的方式，有序地推进民主改革的，在必要的时候与威权者共同分享转型之后的政治果实，允许旧的威权者在新的民主制度中保留适当的政治职位，主张与军方领导人进行谈判，确保民主转型和平的进行，这个派别一般被称为温和派。另一个派别与之相反，他们主张一夜之间实现民主过渡，在处置威权统治者的问题上，他们主张采取极端的做法，没收财产、驱逐出境甚至处以极刑，在新政权的权力分配上，民主革命的胜利者排斥过去的权力精英，在民主转型的具体策略上，他们也坚持不妥协的方法，他们视向威权者的妥协为对民主理想的背叛，由于这些民主反对派将自己看作是民主理想独一无二的守护神，他们鄙视底层民众的民主热情和行动，忽视大众动员，把工人与农民的行动归入到非理性范畴，拒绝与他们结成联盟，因此，如果由这个派别充当主要反对派的话，民主转型很难避免流血冲突，民主运动通常是这些民主斗士形单影只的悲壮“演出”。这个派别被称作民主的激进派。

在这种模式中，政府中的强硬派在和温和派斗争中逐渐失去了优势，温和派在推进自由化改革方面取得了相当的进展，但是他们和强硬派一样，不愿意在自由化改革方面再向前迈出实质性的一步，然而不幸的是，正是由于自由化改革，民主的反对派获得了成长的政治条件，他们的力量随着温和派逐渐战胜强硬派而不断壮大起来，因此，他们越来越表现出参与政治的兴趣与能力，在民主转型的过程当中，他们成为各个政治派别争夺政治权力的一个重要一方。在民主“第三波”中，在35个实行自由化改革的国家当中，大约有11个国家表现的是这种模式，其中的典型代表是波兰、捷克斯洛伐克、乌拉圭和韩国。

在民主转型过程中，政府为什么能够和反对派在政治改革方面走到谈判桌上呢？这主要与政府和反对派他们各自估计自己的力量和民主转型的形势有关。在那些成功地表现为内外谈判模式的民主转型国家，政府和反对派都承认，他们不能单方面地决定未来政治制度的性质。他们常常在相互试探对方的力量后形成这些观点，并决定是否举行谈判。在民主转型的开始阶段，民主反对派坚信，他们能够在不远的将来将政府拉下马来，实行民主政治。但是，通常情况下，民主反对派的力量在威权政权中很难达到这个高度。对政府而言也是如此，他们常常在自由化之初乐观地认为，强大的国家机器足以瓦解任何反对现政权的力量。但是，自由化的改革结果往往迅速地刺激了民主反对派的力量壮大，他们在民众当中的社会基础出乎统治者的意料，反对派合法性地位的提升正是建立在削弱威权合法性的基础之上的。因此，在民主转型的过程当中，民主反对派和政府都会改变自己的看法，正视对方在民主转型中的作用和地位。他们清楚地知道，没有对方的支持、妥协与让步，民主转型的结果是一个两败俱伤的游戏。在这种情况下，反对派与政府走到了谈判桌前。(www.xing528.com)

内外谈判模式的形成通常情况下有以下几个步骤：首先，政府致力于一些自由化的措施，并开始丧失权力和权威。其次，反对派利用这种放松和政府的削弱来扩大其支持力量并加强其活动，因为他们希望能够很快地搞垮政府。第三，政府作出强烈的反应来遏制和镇压反对派对政治权力的动员。第四，政府和反对派都意识到，双方难以取胜，并开始通过谈判来实现转型的可能性。因此，这种转型模式要求政府与反对派双方力量大致均等，在这种情况下，谈判与妥协的风险似乎小于对抗与灾难性结局的风险。不过，奥唐奈与施密特对此却持相反的观点，他认为，民主政治只有当僵局和不一致出现的时候才有可能发生，因为冲突利益和各种理想差异的相互依赖性，鼓励行动者之间的策略互动。^[85]

政府与反对派之间的谈判模式还受到一个重要因素的影响，那就是民主反对派在民主转型中的作用，他们的存在和行动迫使政府考虑是否与之进行互动以及如何与之进行互动。在斯帝潘的研究中，民主反对派具有十分突出的五大功能：（1）抵制威权政权对自己的收买；（2）保护自治领域抵制威权政权；（3）驳斥威权的合法性；（4）提高威权统治的成本；（5）创造可信的民主选择的条件。^[86]在威权政权与民主政治中，民主反对派的功能是不同的。对后者来说，民主反对派通过合法的选举制度来取代现任政府，继续民主政治的过程，他们反对政府政策或者作为在野党来反对执政党，但是，反对的前提是维护现有的民主制度，即所谓“陛下忠实的反对者”。然而，在威权政权中，反对派不仅扮演了政府的终结者角色，还扮演了制度的终结者角色。他们不仅反对威权者，更加反对那个强加给他们的政治制度。因此，在威权社会，民主反对派争夺权力的激烈程度要远远大于民主社会，他们对威权者的统治意义也更加重要。这也就是为什么威权者竭力瓦解、镇压甚至消灭民主反对派的原因所在。

民主反对派的存在环境与各自国家的民主经历有关系。在那些从未进行过民主尝试或者缺乏民主运动历史的社会中，民主反对派存在的条件要恶劣得多。因为在这种情况下，威权者无论如何都不会轻易地允许反对党甚至是独立的社会组织存在，威权者对那些具有反政权倾向的言论与行动一律给予镇压，分离与瓦解反对派，提高了反对派的生存成本。在这些民主运动的不毛之地，除非具备下面几种情况，反对派才有可能成长起来：一是威权政权面临严重的经济危机，合法性急剧下降；二是威权政权的国家能力低下，国家没有能力支付高成本的镇压行动，而在那些国家能力强大的威权社会，反对派的生存空间是十分有限的；三是国际社会的干预和影响，使得威权者在破坏人权和允许自由结社方面有所改进。而在那些曾经经历过民主转型的社会中（例如南美洲的许多国家），反对派的政治活动则活跃得多，他们获得的政治自由也相对充分得多。尽管威权政权也会经常地阻挠反对派的行动、经常地侵害人权，但是，从总体上讲，民主反对派的存在是相当合法的。在这种社会中，反对派具有很强大的力量来影响政治进程。一旦威权政权出现转型的迹象，民主反对派就会出现在民主运动的最前沿，并且给予威权者以持续不断的压力。因此，我们会发现，内外谈判模式最有可能发生在那些具有民主转型经历的威权国家。在那些第一次经历民主转型的国家，即使反对派获得了合法存在的政治地位，但是它经常表现为力量弱小，它很难动员起声势浩大的政治抗议，难以对威权者构成政治威胁。在这种情况下，内外谈判模式就难以出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