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权政权的内部协定及其转型

罗斯托在他那篇经典文章中指出，民主是政治精英“选择”和“有意识决定”的结果。^[79]他的这一观点决定性地影响了后来民主转型研究的视野与方法。1986年，奥唐奈与施密特共同主编了影响深远的四卷本《从威权统治下转型》，他们继承了罗斯托的传统，将民主转型的模式概括为政治精英主导的内部协定。他们断言，没有一个民主转型不是受到强硬派与温和派之间的分裂所影响的。^[80]这种模式也成为后来民主化研究的一个主流，大量的转型命题和观点都是在这一模式下推导出来的。

所谓内部协定是指，威权政权的上层精英在面临政治、经济和社会压力的时候，通过谈判与妥协彼此之间达成协议，促成向民主的转型。政治精英中的强硬派与温和派相互讨价还价，强硬派作出较大让步，接受温和派的改革建议，通过自由化的形式，开放政治系统，允许反对党的存在，修改宪法，举行自由选举，最终完成民主转型。这种模式主要发生在南美和南欧国家。拉丁美洲国家民主转型的第一步是军人政府的内部分裂，希腊从军人统治向民主转型也符合这个模式。西班牙和葡萄牙的转型同样存在着威权政权内部精英分裂的情况。

在威权政权内部，强硬派与温和派之间的界线很难划清，通常情况下，温和派在政权内部占据高位，维护现政权的存在，他们也赞成强硬派的压制政策来对付反对派和民众抗议，他们也许容忍政府或军队的武断行动。但是，当强硬派逐渐意识到政权需要利用一定程度上或一定形式上的选举合法性时，他们就开始转变为温和派了。^[81]在温和派眼中，如果政权引入某些自由的话，至少一定程度上为国内反对派和国际舆论所认可，它就可以享有永久的合法性。温和派倾向于把自由化看作是一种分散政权反对派力量的方式，而不是要对威权政权实施全面的民主化改革。在有些威权国家，温和派会通过说服强硬派，放松压制、恢复某些公民自由、减少新闻检查、允许对公共问题进行更加广泛的讨论、允许市民社会以更大的空间来主持自己的事务。但是，温和派并不想全面地引入竞争性选举，因为这种选举会使得在任的领袖失去权力。在温和派心中，他们希望创立一个更加温和的、更加有保障的和稳定的威权体制，而不必从根本上改变其威权的性质。

温和派战胜强硬派斗争的第一个胜利成果就是，强硬派同意温和派的自由化改革建议。但是，在威权主义政权内部，自由化改革的尝试提出了一个典型的悖论，即“有限的开放可能会增加人们对进一步变革的期望，而这种进一步的变革又可能导致不稳定、动乱，甚至暴力；这些暴力又会激发反民主的反动和用保守的领袖来取代自由化的领袖”^[82]。因此，这种改革会极大地为当权者的政治前景涂抹上十分黯淡的色彩。在这种情况下，温和派怎样才能和强硬派在自由化改革方面达成共识或者迫使强硬派支持温和派的创意，从而使自由化改革朝向民主转型迈进？通常情况下，如果强硬派执掌政权、温和派的影响力有限的话，自由化改革的建议是很难得到统治者的认可的，也就是说，强硬派与温和派之间的协定是很难达成的。只有当两大派别之间的权力达到相对平衡的时候，温和派的改革动议才有可能得到强硬派的支持，或者阻力较小。两大派别之间的权力通常在两种情况下最有可能实现平衡：一种是温和派直接掌握权力；二是政府面临经济和社会危机，外部的政治压力强大。

就第一种情况而言，在民主转型的实践当中，温和派执掌权力有三种途径。首先，威权政权的统治者是开国者或长期执政的领袖，在他们生命弥留之际，新的统治者由他们自己直接指定，而这些新统治者在继承权力之后，对发生在国内的社会和经济变迁作出反应，开始了民主化的进程。威权统治者就是温和派领袖。第二种途径是威权政权内部的有限竞争使得温和派上台执政成为可能，如果威权政权的各主要派系之间就权力分配问题难以达成妥协，温和的第三方有可能成为强硬派或保守派竞争的获利者。第三种途径是温和派废除强硬派统治者，建立起亲民主的领导集团。这种情况经常发生在拉丁美洲国家，在那里，军官们常常以武力废除旧的威权者，代之以新领袖，在这些新领袖中间不乏赞成自由化的改革者。(www.xing528.com)

在第二种情况下，当政府面临来自经济和社会压力的时候，强硬派有可能采纳温和派的意见，进行自由化改革，这时候强硬派与温和派之间的内部协定就能够达成。经济危机不仅是民主国家不愿意看到的，它也是威权国家不愿意看到的，因为它会产生一系列导致社会不稳定的后果，加大政府处理危机的压力。如果政府长期不能解决经济危机以及经济危机带来的社会危机，威权统治的合法性基础将会受到根本性地削弱。来自社会的巨大压力同时会促进强硬派与温和派之间在社会政策上的分裂，加速政权的内部分化，而对温和派来说，倾向于自由化改革的态度为自己赢得了民众的支持，孤立了强硬派集团的势力。促进温和派与强硬派之间建立协定的另一个外部动力是国际社会的压力。如果国际社会对某个威权国家存在着相当大的影响力，能够在很大程度上左右威权者的政策取向，那么，这些组织的压力能够帮助温和派最终战胜强硬派，从而为自由化改革创造有利的国际政治空间。

但是，自由化并不等于民主化。正如前面所讨论过的，温和派试图开放政治空间，并不是说他们的最终目的是民主政治。在多数温和派那里，民主政治不是一个梦，也至少是一个遥远未来的理想，政治家大多是那种只讲求眼前利益的功利主义者，而不是愤世嫉俗的理想主义者。保持自己的官位比什么都来得重要。因此，自由化改革对他们来说也只是一个权宜之计。正如奥唐奈与施密特所观察到的，无论从理论上讲还是从实践上讲，威权主义政权进行自由化改革的最好时机出现在威权统治最成功的时候，这种成功包括经济上的成功。在这个时候，温和派希望政权的有效性能够被转换成民众对政权的支持。但是，这种希望往往很难获得强硬派的支持。原因很简单，如果政权统治有效，强硬派看不出任何严重的危机或潜在的危机来挑战政权，他们为什么要决定改变现状呢？而且这些改变将不可避免地会产生新的行动者和不确定性，它们都有可能威胁到政权的统治。这是强硬派坚持维持现状的共同理由。因此，威权政权将失去自由化的黄金时期，进而失去了民主转型的最佳条件。^[83]

内部协定模式在后来受到了猛烈批判。一方面，这种模式只适用于拉丁美洲国家和南欧国家，对于广大的亚洲和非洲国家，这种模式是明显不适用的；另一方面，转型理论家在研究中发现了大量非内部协定的模式，特别是民众动员模式。在这种情况下，民主转型模式的研究得到进一步地发展。关于内部协定模式的批判，我们会在第三部分集中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