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结构是影响民主转型的重要条件

与上述民主转型条件相关，社会结构也是影响从威权向民主转型的一个重要条件。这一学术传统最初是由摩尔开创的。在他那部经典著作中，摩尔提出了著名的“没有资产阶级就没有民主”的论断。这个论断到了第三次民主化浪潮时代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社会结构的内容远远地超越了资产阶级这个因素。在达尔、李帕特（Lijphart）、穆勒（Muller）、阿尔蒙德（Almond）与戴蒙德（Diamond）看来^[53]，社会的同质性、低度或中度不平等、社会群体之间相对平等的权力分配等，也是促进民主化的重要因素。^[54]通常情况下，政治学家对社会结构的观察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资产阶级、工人阶级的形成、收入不平等和独立的社会组织，它们是社会结构要素影响民主转型的关键。

资产阶级的民主转型作用我们在前面部分已经有所涉及，在亨廷顿看来，他们的影响作用主要是通过独立于国家之外的价值观与社会资源而表现出来的。与资产阶级的政治功能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在封建时代，封建主义下的大地主和贵族大多建立起与国家或封建君主的依附关系，他们很难在经济上与政治上去制约君主与国家的行为。然而，在市场经济扩张过程中产生的资产阶级，他们与国家之间的关系不同于封建贵族，因此资产阶级的政治功能也不同于封建地主与贵族。根据西欧的经验，资产阶级的产生是在国家之外自发形成的，他们在经济上独立于君主，按照市场交易原则开展自己的经济活动，但是，在扩张经济的过程中，封建主义的法律制度严重地制约他们的交易行为，国家既不能保护他们的权利也不能保证他们的财产，因此，资产阶级出于保护自己利益的目的出发，向国家提出政治要求，同时，由于君主陷入因战争失败所致的财政危机当中，国家试图扩大税收范围与程度、提高对资产阶级的课税标准，在这种情况下，资产阶级提出了“无代表不纳税”的口号，要求在议会获得更多的决策权。资产阶级在民主化过程中最后占据了上峰。

在第三次民主化浪潮中，威权国家在致力于经济发展的同时，工业化与贸易促使资产阶级逐步形成，尽管这些国家缺少西欧的市民社会的传统，新阶级的出现仍然是令统治者十分恐惧的事情。一般情况下，威权国家对资产阶级的反应是政治收买，防止他们在国家之外酝酿抵制政权的活动，保证威权国家的统治秩序。但是，这种权宜之计事实上很难长久地挽救威权统治，一方面，国家只收买资产阶级当中的一小部分成员，大量的中产阶级仍然被排斥在政治系统之外，大部分资产阶级的发家致富不是依靠国家提供的机会而是自身的努力，因此，他们没有建立起对威权统治的政治忠诚；另一方面，即使那些被收买的资产阶级，他们与威权国家之间的支持关系是建立在利益交换的基础之上的，一旦这种经济基础受到严重破坏，这种联盟关系也就解体了，资产阶级会调转方向，加入反对威权统治者的行列，这种情况通常发生在经济危机或战争期间。

资产阶级或中产阶级对威权国家的威胁，或者资产阶级是威权统治的天生的颠覆力量，其原因根源于一个基本事实，即市场原则与威权主义之间的内在冲突。当独裁者尝试经济发展的时候，市场的自由化几乎是20世纪70年代以来威权国家的唯一选择，正是因为经济发展中的市场要素，激活了新阶级的诞生与市场和威权之间的冲突。市场经济为什么会是威权主义的天敌？或者说，为什么资产阶级最终会与威权国家的政治精英形成对立？从政治上讲，市场经济要求经济决定权分散、保护私有财产权。这种权力分散从根本上讲影响到以权力集中为特点的威权国家，同时，权力分散能够使资产阶级通过控制经济权力来限制国家权力，并且能够探索以民主的方式来保护自己的利益。从经济上讲，市场经济比计划经济更有可能支撑经济增长，它更有可能创造经济财富、平等地分配收入，因此，市场经济为威权国家提供了民主的结构。^[55]资产阶级挑战威权国家的另一种潜在可能，是他们与市场经济相匹配的政治价值。市场经济要求独立自主的个人权利，倡导公平的自由竞争。这些观念与威权主义所体现的价值——权力集中、权威至上、集体主义——是不相容的。因此，亨廷顿断言，市场与威权不可能长久地结合。^[56]

工人阶级是在工业化的发展过程中逐步成长起来的，它们在拉美历史上曾经扮演过十分重要的政治角色，是结束威权主义政权的积极力量，民主制度在工人阶级的持续斗争中一步步地得到完善。工人阶级的积极作用还可以从那些经济发达的威权国家得到证明。^[57]在中东的产油国家，例如科威特、沙特、伊朗，还有城市国家新加坡，它们是民主转型的反例，也就是说，它们的很多社会发展指标超过了民主转型的标准，但是，民主在这些国家迟迟没有出现。在政治学家看来，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这些国家缺少工业化带来的多元的社会结构，工人阶级作为市民社会的一个重要因素在这些国家缺席，因此，这种状况塑造了这些国家民主转型的特征。为什么工人阶级会在民主转型当中扮演着如此重要的角色呢？工人阶级为什么能够促进威权统治的崩溃？

与其他群体相比，工人阶级一般在关键时刻具有更加广泛而有效的动员能力。通过工会，他们具有组织化的网络，能够为抗议与示威提供支撑。工人阶级的群众基础一般都具有共同的利益，在政治上能够形成集体认同。最重要的是，工人阶级不像学生、教会和其他社会团体，能够通过罢工直接破坏经济，从根本上影响到威权统治的根基。从长远来看，工人阶级的工资要求也是一个重要因素，它能够对工作条件和劳资关系进行重新定义，建立相对平等的劳资关系。正是由于工人阶级具备如此强大的经济影响力，他们的要求因此不会被威权国家轻易地忽视。

由于工人阶级在经济当中具有如此重要的地位，因此，威权政权对此给予特别的“关照”，例如，独裁者想方设法地希望取缔工人阶级的组织，或者以金钱分化瓦解工人组织。但是，在经济全球化的时代，技术、管理与市场还是为工人阶级提供了许多破坏生产的机会。例如，国际条约的压力使得威权政权不得不允许某些形式的工人组织存在，同时建立某些合法渠道为工人表达怨恨提供方便。然而，由于这些组织能够作为协同工人行动、停止生产的基础，而且由于这些组织能够成为政治反对派的行动平台，所以，威权国家总是设法阻止这些组织的运转。在缺乏自由选举的威权社会，威权政权的对手经常利用工人组织来对抗独裁者，因为工人阶级具有广泛的阶级基础，有能力破坏全国经济。鉴于此，威权政权在对待工人阶级的政策上就十分矛盾，一方面，独裁者必须允许工人组织的存在，但是，另一方面，他又会尽力阻止工人阶级获得权力、提升在政治生活中的重要性。因此，两个目标之间的张力是无法解决的，威权国家只能陷入对工人运动的镇压与自由化的循环之中。镇压可以阻止社会抗议、清除抗议者，而自由化则是保证工人生产和减轻国际批评的手段。^[58]不过，从长远来看，由于工人阶级具有重要的经济地位，工人运动一般情况下会获得越来越大的政治空间，工人组织的独立性也会越来越强，制约国家、影响国家的能力也因此而得到加强，所以，工人阶级是威权国家塑造民主的主要力量，是结束威权统治的生力军。

不平等的问题对任何一种政权来说都是一个根本性问题。正如蒂利所言：“不平等的增加扩大了不平等受害者颠覆或选择民主过程之外的手段与动机，他们通过创造与政府机构有利的关系、使自己免于繁重的义务、直接插手政府对资源的处理、利用接近政府的机会从与非政府行动者不平等的关系当中获取更多优势。”^[59]不平等既是威权的敌人，也是民主的敌人。但是，民主能够通过制度完善来降低不平等的程度，而威权主义政权本身就是一个制造与维护不平等的制度，因此，不平等在民主政权下能够不断地得到降低，而在威权政权下则是颠覆政权的一个动力。“经历过政府平等对待的人和/或在政府运转中有直接发言权的人，从政治中获得更多满意、展示更大的意愿来承担公共产品负担。”^[60]我们现在关心的问题是，不平等为什么能够推动威权主义政权朝向民主转型呢？^[61](www.xing528.com)

在威权国家，独裁者为了维护自己的统治，总是在大众与精英之间制度性地划定边界，将不平等固定下来，鼓励精英效忠政权而严厉禁止底层民众参与政治。收买与排斥政策同时并存，是威权主义政权的普遍现象。然而，不平等的政治策略在某些条件下特别是朝向市场改革的条件下，会产生许多削弱威权政权的因素，这些因素结合起来共同促使威权政权崩溃。

不平等给威权国家带来的第一个颠覆性因素是紧张的社会关系，精英—民众、国家—社会之间的对立与分裂在社会或国家遭遇危机的时候，会将政治推向分裂的边缘。精英—民众、国家—社会的对抗关系表明，威权政权长期执行的促进不平等的政策，削弱了自身整合社会与国家的能力，极化的不平等关系会恶化社会危机带来的政治影响。历史上，革命大多发生在那些具有严重不平等的社会，特别是农业社会。因为农民或底层民众被严重地排斥在政治之外。亨廷顿在谈到农民革命的原因的时候指出，现代化通常给农民带来一个重大冲击，它使农民劳动与福利的客观条件恶化了，而农民这种生活状况又缺少提出与实现他们要求的制度途径，因此他们成为革命的积极力量。^[62]

不平等给威权国家带来的第二个颠覆性因素是，威权政权面对不平等带来的挑战缺少灵活的应对措施，僵化的制度会错失降低不满与反抗的机会。不平等招致社会不满，而威权国家处理不满的通常做法是镇压，而不是做妥协性的让步，当镇压难以压制不满、挑战升级的时候，威权政权就会失去整个社会的支持，被拖入危机之中难以自拔。而镇压不仅不能维持支持，相反，在一定条件下，威权的坚定支持者——社会精英也会放弃原先对统治者的支持，成为政权的背叛者，加入到反对独裁者的行列。特别是知识分子，特殊的社会角色迫使他们在面对社会危机的时候，更加看中自己的社会责任，而不是对独裁者的支持。在民主转型的历史中，威权主义政权崩溃的初始原因大多是因为这种制度缺少适应性。

不平等给威权国家带来的第三个颠覆因素是，不平等的政策降低了国家能力。与上面那个问题直接相关的是，威权政权执行镇压政策失效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国家的能力不足。弱国家能力的根源就在于其长期执行不平等政策。在推行经济自由化的过程中，市场经济的原则要求有一个公平的竞争环境、政府的低度干预以及企业家具有独立的决策权，但是，威权国家的性质决定了经济自由化政策只会偏离市场经济的基本原则，高强度的政府干预、不平等的经济竞争以及高额税收，不仅使企业失去活力，国家也会在普遍贫困的条件下维持较低的统治能力。弱国家如果缺少一种公平、自由和民主的制度，更加容易发生制度转型。

威权国家对独立社会组织的反应类似于对资产阶级与工人阶级的反应，因为在独裁者看来，它们都是威胁到政治统治的社会异端，必须加以严格控制。不过，令威权政权棘手的是，由于在国内推行市场改革、由于国际社会的原则与压力，国家很难公开以镇压的方式禁止独立的社会组织的存在与活动。一方面，经济自由化的结果是公共空间的出现，新的社会阶级诞生，出于市场活动的考虑，新阶级需要组织自己的群体，展开独立于国家之外的活动；另一方面，经济全球化将威权国家的经济纳入到国际体系当中，为了统治的需要，很多威权国家在与国际经济体交往过程中做出遵守国际规则的承诺，放松对社会活动的控制，允许社会组织展开活动，因此，在相当多的威权国家，社会组织成为一个十分活跃的市民社会要素。

独立社会组织对威权统治的威胁来自于以下几个方面：一是独立的社会组织拥有自己的资源，这些资源不受政府的控制，社会组织能够利用这些资源进行反对政府的动员，社会资源从政府那里分离出来提高了社会组织的动员能力；二是独立的社会组织倾向于向国家进行政治利益表达，要求国家做出更进一步地朝向民主方向的政治经济改革；三是独立的社会组织是反对党诞生的原形，许多反对党的前身就是某个社会组织，例如，波兰的团结工会在民主转型之前只是一个工人运动的组织，但是，随着公共空间的扩大，它后来发展成为著名的反对党，在民主转型中发挥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团结工会运动能够迫使党国体制承认其独立组织的原则和公共空间的边界，市民社会曾经与威权政权共存了相当长的时间，当威权政权发现自己无法控制团结工会的时候，它同意了团结工会的民主化要求。”^[63]

在有些威权国家，统治者采取了国家法团主义的模式，试图在国家与社会之间建立组织连接，实现控制社会的目的。^[64]但是，这种模式尽管能够在短期内有效地抑制反政府的社会活动，然而，从长期来看，国家法团主义仍然无法挽救威权主义政权被转型的命运。法团主义模式得以推行的前提条件之一是，国家具有相当可观的财政能力，用以维持那些社会组织的正常运转，当国家财政能力下降的时候，这种模式就难以为计了。其次，以国家法团主义建立起来的国家与社会关系，为民众的社会动员提供了组织资源和模型，这些组织在反对威权统治的过程中被广泛地利用。最后，即使法团主义模式中的社会组织独立性偏低，但是，公民参与这些组织的活动仍然能够提高他们的参与能力与参与意识，培养政治参与的基本素质和政治责任感。这些都成为颠覆威权政权的重要社会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