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马克斯·韦伯以来，合法性问题成为研究威权与民主的一个重要视角，人们关心独裁者与民选官员依靠什么进行统治、维持秩序，威权国家失去了民众的支持是否还能一如既往地统治下去。在那些已经建立了民主制度的社会，民众通过手中的选票，定期决定性地选举产生自己信赖的政府，通过选民选举产生的政府获得了统治的同意，他们尊重与服从宪法，保护公民的权利，增进公民的福利，因此，民主的合法性深深地扎根于公民与政府对宪政的信任与支持，它改变了历史上人们在强制与迷信条件下支撑一个政权的悲剧。与民主社会相比，人们通常会认为，威权主义政权不是经过多数人同意的政治，统治者将政治仅仅建立在少数人的支持基础之上，依靠强制力来维持秩序，公民权利普遍遭到破坏与践踏。在威权国家，人民的日常抵抗难以撼动独裁者的统治基础，统治的合法性问题似乎被排除在这些国家之外，只要统治精英之间保持一定程度的团结，社会避免发生较大规模的骚乱，威权政权就可以坚如磐石。然而，两次世界大战的胜利，尽管民主国家还没有像今天这样压倒性地主导世界政治经济的发展进程，但是，战争毕竟以一种人们不愿意接受的方式传递着民主与自由的价值，民主无可辩驳的优越性吸引着那些习惯于接受威权统治的人们。不管怎么讲，战争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刺激了威权主义社会对民主的诉求。对统治者来说，经济发达国家的对外政策尽管是非民主的，但是它们仍然以各种方式威胁到独裁者的统治基础，因此，合法性问题特别是人民的政治地位与政治作用在很多威权国家得到了重视。正如奥唐奈和斯密特观察到的，在战争期间，威权主义的统治者或许可以通过法西斯主义和更加传统的合作主义的形式进行政治动员，使其统治合法化，但是，1945年之后新出现的威权主义统治者则无法寄希望于这种可能性。[36]
与自由民主制度不同，威权主义政权的合法性获得不是通过选举与公开政治表达实现的，它更多的是在政治之外做文章，试图通过非政治手段获得公众的认可，维持威权的政治性质不变。在“第三波”民主革命过程中，我们会发现，威权主义政权所有类型一般都通过提高政府绩效、引入自由经济改革与煽动民族主义情绪，来降低公众的不信任，挽救政权的合法性危机。但是，这些策略在短期内或许是有效的，然而，从长期来看，它们却会将威权政权拖入另一种合法性危机之中。
利普塞特是第一个论证合法性与有效性之间关系的政治学家。在那简单模型中（见图2-2）他比较了两个变量之间的四种组合情况：A的合法性和有效性都很高，具有稳定的政治系统；D是另一个极端，在这种政权中，社会高度不稳定与高度分裂；B和C的情况在日常生活中比较常见，也是政治学家比较感兴趣的研究对象，在利普塞特看来，C是一个高度有效而不合法的系统，它比B更加的不稳定。利普塞特的这个观察视角，与后来“第三波”民主浪潮的研究联系了起来。在那些主要依靠暴力建立起来的威权主义社会，当现代化的发展显著地提高了公民的政治觉悟时，政权合法性资源不可能一如既往地通过暴力来长久维持，独裁者试图通过诸如经济发展这些策略来提高自身合法程度。但是，以经济发展为主题的改革策略并不能永久性地使得威权主义政权摆脱天生非法的命运，在经济不发展的情况下，民众对政权表现出极端的不满，然而，在经济发展的情况下，不满与不信任依旧弥散在整个社会之中，只不过它的原因不一样。换句话说，以经济发展为主要策略的有效性改革，从短期来看，能够有效的减少人们以集体行动的方式来反抗这个政权，但是，从长期来看，这种改革产生了颠覆威权的新的力量，这种现象被亨廷顿称为“政绩困局”[37]。在经济得到发展的前提下，合法性问题不仅没有被人们遗忘，反而在识字率提高、通讯技术发达、社会流动加快的情况下变得更加突出。
图2-2 合法性与有效性的组合[38]
在威权主义国家，独裁者试图以有效性获取或支撑合法性的努力通常不外乎两种情况，但结果只有一种，即进一步降低威权政权的合法性、强化人们走向民主转型的决心。独裁者尝试改革的第一种情况是，经济不仅没有增长反而大幅度地下滑，挫伤了民众对政权的信心。威权主义国家由于其政权结构的性质，决定了它不可能长期而有效地解决增长和分配问题，高度国有化、经济干预、对国际市场的高度依赖性、广泛存在的严重腐败以及高额税收，共同影响到该政权处理经济事务的能力。有关威权政权的结构如何产生出削弱合法性、促进民主转型的因素，我们会在本书的第二部分详细讨论。威权主义国家遭遇到的经济失败，不仅来自于天生的制度条件，而且还受到国际经济形势的左右。“第三波”民主化浪潮在很大程度上与20世纪70年代的石油价格危机存在高度关联。1973-1974年石油价格的暴涨大大地削弱了威权国家力图用经济表现来支撑其合法性的努力。像菲律宾、西班牙、希腊、巴西和乌拉圭这样的国家受到的打击特别严重，因为它们几乎绝对依赖进口原油。[39]经济政策的失败必然导致不满，由反对派为主的动员就会将威权政权推向转型。[40](www.xing528.com)
不过，在威权主义国家类型中，我们也可以找到一些改革成功的事例。这些政权通常的做法是以经济自由化来代替政治改革。“第三波”民主运动的许多国家都经历过这些改革。在这些国家里，统治者尝试开放经济领域，引进自由和市场原则，有的甚至按照国际经济共同体的要求改革国内的市场。然而，经济增长本身存在一个周期问题，没有一个国家能够保持长期的高速增长，况且在一个不善于管理经济的威权国家。从1968年到1973年，巴西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的平均增长速度接近每年10％。这加剧了已经高度不平等的收入分配，并且使得一些人把巴西形容为资本主义发展的缩影，在这种发展中，跨国公司受益而当地农民和工人却遭殃。[41]巴西最终没有避免被转型的命运。威权主义政权即使实现经济高速增长也无法逃脱向民主转型的“厄运”，其中的原因在于：第一，威权国家的经济增长必然产生颠覆其统治基础的价值、新阶级与反对派；第二，威权主义政权由于其本质属于掠夺型，即使经济上取得成绩，社会底层也很难从这种繁荣与增长中长期受益，相反，这种增长一方面加强了国家的强制能力，另一方面它培养了大量的通过腐败而发家致富的反民主阶层。
威权国家挽救合法性的另一种策略是，以民族主义诉求获得政治支持。民族主义在民主国家也是一种获取合法性的手段，就像亨廷顿所言，“民族主义是一种大众的力量，它既可以使民主统治合法化，也可以使威权统治合法化”[42]，但是，这两种类型的政权体制在运用这一策略的时候，其政策后果是不一样的。在民主国家，政府精英经常通过民族主义诉求进行政策动员，但是，民族主义情绪不是“涂抹”政策合法性外衣的唯一要素。当民族主义政策遭遇实施窘境或者失败的时候，民主社会由于有效地体现了“人民当家作主”的原则，民众能够实质性地迫使政府修改政策或推翻政府的政策，更严重的是，使政府下台。在民主社会，公民通过行使权利而使得民族主义政策尽量保持在理性的限度，即使民间存在着悠久的民族认同的传统，然而，由于民主制度的存在，这种民族情感的表达更多的是建立在政权认同的基础之上而不是政府认同，即使政府实施民族主义政策，但是只要它贯彻不当，政府无法避免被批评或垮台的命运。与民主国家不同的是，独裁者在使用这一策略的时候，既不受到立法机构的制约，也不受到民众的制约，因此，当这一策略失败的时候，民间会积累越来越强烈地反对政权的力量。在威权主义社会，独裁政权在动员民族情绪的时候，总是制造一个对立的假想目标，在民众中间培养仇恨的情绪，他们经常利用这种仇恨，来遮掩统治者的非法与无能。如果日常的民族动员还不足以为独裁者积累更多的合法地位，威权主义通常会以民族主义为诉求而发动战争。不幸的是，独裁者试图以战争为手段来巩固自己的统治地位与维持良好合法性的做法，就像“政绩困局”一样，仍然改变不了非法的地位。特别是战争的失败，事实证明，它是加速威权合法性危机的催化剂，培养更多颠覆威权政权的政治社会力量。在1974-1989年期间，5个威权国家的垮台是与军事失败直接有关，例如，葡萄牙、希腊、阿根廷与菲律宾。发动战争的结果是，军备开支加剧了，这会恶化国内的经济条件；由于税收的增加，它会造成许多经济精英成为政权的反对派。总之，以民族主义为诉求的战争，由于它会在很大程度上伤害到大多数人的利益，因此而招致普遍的不满，这些反抗的情绪为民主转型打下了心理基础。
但是，需要说明的是，合法性危机并不是促使威权政权转型的唯一因素，并不是说，独裁者失去了民众的支持与认同，这个政权就意味着瓦解。合法性是政权生存的一个必要条件。[43]合法性危机也是威权向民主转型的一个必要条件。当其他条件缺乏的时候，威权主义国家很难顺利地向民主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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