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抗争与民主转型：理论与实践

从第一代到第四代的演进过程中，革命理论所取得的进步是有目共睹的，它至少是将被人们所诟病的非理性革命行为纳入到社会科学的研究视野，为人类理解与把握自身的集体行为提供了相当可行的知性工具。但是，革命理论家仍然对自己的努力不甚满意，他们对社会运动和革命研究的“各自为政”感到不满，分析概念、研究方法与核心观点之间的巨大差异性阻碍了社会科学对人类集体行动的认知。因此，社会科学家在不断地反思。

在反思的基础上，1996年，查尔斯·蒂利、麦克亚当和塔罗共同发表了一篇重要论文“图绘抗争政治”，这篇论文被扩充为后来的《抗争的动力》和《抗争政治》两部核心著作。最近几年，蒂利表现出超人的学术毅力和令人难以想象的学术创造力，连续推出若干部学术著作，系统地论述抗争政治理论（contenti ous p ol i ti cs theory）。^[20]抗争政治理论的基本出发点就是要超越传统理论研究的局限，将社会运动、革命等抗争行为的研究置于一个分析框架之下，以相同的概念、相同的分析方法和相似的结论来说明集体行动的内在逻辑，避免因人为的学科划界带来的差异性而影响了对社会现象的科学研究。这是抗争政治理论的第一个贡献。

在抗争政治理论家那里，他们以contention（我把它翻译为“抗争”）取代了社会运动、革命、民族主义运动等集体行动的形式。但是，contention本身并不是一个理论，关键的问题是，理论家们将“抗争”与政治联系了起来，使这两者之间发生关系，从动态的角度去观察这两者之间的互动过程，观察其中发挥作用的各种机制，从而构成抗争政治理论。因此，我们从抗争政治理论家对于“抗争政治”的定义可以发现这个理论与众不同之处。抗争政治指的是：

发生在诉求者（makers of claims）和他们的诉求对象（objects）之间偶尔发生的、公共的、集体的相互作用。这种相互作用发生在（a）至少某一政府是提出要求者或被要求的对象，或者是要求的赞成方，（b）所提出的要求一旦实现，将会影响到提出要求者中至少一方的利益时。他要强调的是抗争政治是间歇性的，发生不具有规律性和连续性，并且，政府在其中充当调解人、目标或者提出要求者。^[21]

在《抗争政治》一书中，蒂利与塔罗进一步解释了什么是抗争政治（如图1-1）。

图1-1　抗争政治构成^[22]

图1-1告诉我们，所谓抗争政治是由抗争行为、集体行动与公共政治的交集构成的。由此，我们可以看出，抗争政治不同于如选举那样的一般政治，也不同于与公共政治无关的社会冲突。抗争政治理论的一个基本优点是不再在社会运动与革命之间划上界线，从而打通了不同抗争形式之间的研究壁垒。(www.xing528.com)

抗争政治理论的第二大贡献是运用了政治过程的方法来研究抗争行为。1978年，蒂利发表了著名的《从动员到革命》一书，在这本书里，他提出了著名的“政体模型”（见图1-2）和政治过程方法^[23]，为社会运动和革命理论家全面理解社会抗争提供了一个非常重要的理论视角。政体模型与政治过程方法主要是为了纠正社会运动理论研究中忽视政治因素的传统，这种理论与方法至少能够在方法论上缩短社会运动与革命理论之间的距离。

图1-2　静态的政体模型^[24]

在上述这个政体模型，蒂利很清楚地告诉我们，这是一个静态的结构，集体行动者与政体成员和政府之间如何互动起来呢？或者说如何让他们彼此之间动起来。因此，抗争政治理论的第三个特点是，通过动态的方法观察社会抗争的整个过程。通过动态的分析，理论家从中找到促使抗争发生与发展的各种动力（抗争政治理论家把它们称作机制）。传统的社会运动和革命理论机械地在结构因素与集体行动结果之间画上等号，但是大量的例外情况使得他们的研究陷入困境，究其原因就在于，他们忽视了这些结构因素在社会抗争过程中的变化以及这些结构因素在过程演变中的不同结合方式。因此，按照政治过程的方法，我们就能够在相当程度上理解，为什么具有相同结构因素的国家集体行动的方式和结果却截然不同。

抗争政治理论强调用动态的方法，观察社会抗争的完整过程，在其中寻找相似的抗争机制。在蒂利等人看来，无论集体行动是社会运动还是革命，在它们发生与发展过程中都存在着相似的因果机制，这些机制是社会抗争展开的动力，“它们依据发生时的初始条件、结合方式和发生次序而产生出不同的累积性结果”^[25]。因此，与传统理论相比，抗争政治理论具备了第四个特点。

第五个特点是抗争政治理论的普遍适应性。这并不是说抗争政治理论的结论无法挑战，而是说，它的理论框架是适用于任何一种政权类型与发展水平的国家。与抗争政治理论不同，社会运动的理论主要是根据西方发达国家的经验而得出的结论，这些结论在很多西方国家之外的地区很难得到验证，因此，理论局限性很大。而革命理论则是主要建立在不发达国家的研究基础之上的，有些理论家的研究尽管也是选取法国、英国和美国等国家为对象，但是这些国家发生革命的时间已经很久远了，革命的条件显然与当代发展中国家不能相提并论。因此，在200多年前革命形势的基础上得出的结论很大程度无法说明20世纪80、90年代世界范围内的革命事件。很明显，抗争政治理论能够将不同历史时段的抗争事件放到同一个框架之下，进行比较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