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社会运动与革命在表现形式上有着十分相似的地方，因此，革命与社会运动在研究方法与基本立论方面常常出现汇合的趋势，革命或社会运动的理论经常可以相互解释。如果按照学科的标准，革命理论的发展轨迹与社会运动基本相同，它同样经历过心理学（认知心理和挫折—攻击理论）、社会学（结构—功能理论）、人类学（意识形态和文化塑造理论）和政治学（多元主义理论）。但是，由于革命的颠覆性和破坏性要远远大于社会运动，因此，两者在微观方面出现了分离。[10]1980年和2001年，著名学者杰克·戈德斯通（Jack Goldstone）分别发表了两篇十分重要的文章，以简短的文字图绘了革命理论的发展阶段。她将革命理论的发展历史划分为四个阶段，这四个阶段也被她称作革命理论的四个代际。通过她对这四个代际的归纳，我们可以大致地了解革命理论的基本主题和研究现状。[11]
在戈德斯通看来，革命的第一代理论家在研究方法上主要是叙述性的。他们设法辨别革命过程的主要阶段或者描述革命产生的社会学和人口学变化。但是，他们的研究缺乏牢固的理论支撑。[12]在第一代革命理论家那里，革命仍然是一种具有负面作用的盲动行为，爆发革命的社会是一种病态社会。
第二代革命理论家与第一代不同，他们广泛吸收心理学、社会学和政治学的方法与观点，积极建立革命的理论，希望用这些理论来解释革命为什么以及什么时候发生。[13]具体地讲，他们主要包括三个理论传统：
（1）认知心理学基础上的研究与挫折—攻击理论。这一理论传统的代表人物包括戴维斯、格尔、史华兹和莫里森等。这些理论家认为，革命根源在于大众的心智状态，当这种心智进入“挫折”或“剥削”状态时，革命就可能发生。这种挫折或相对剥夺感的来源各不相同，它们或来源于现代化和城市化的长期影响、或短期的经济失败或政治或经济的机会对某些群体的系统性封闭。
（2）社会学基础上的结构—功能主义理论。这一理论的主要代表人物包括约翰逊、斯梅尔塞和哈特等。这些理论家受到帕森斯的影响，将社会看作是一个系统，这些系统保持流畅的功能要取决于系统与环境之间、各种亚系统之间维持需求与资源之间的总体平衡，这种需求与资源之间的平衡一旦受到破坏，社会处于“不平衡”或“功能失调”状态，革命就容易发生。
（3）政治学基础上的多元主义、利益集团冲突理论。这一理论的代表人物包括查尔斯·蒂利、亨廷顿和阿蔓等。这些理论家吸收了政治学中的多元主义传统，将历史事件看作是那些竞争性利益集团之间冲突的结果。革命被看成是政治冲突的终极结果。在他们看来，革命形势的因素是利益集团冲突和资源控制之间的结合，它们超出了现有政治制度调节冲突的能力。
第二代革命理论的缺点是显而易见的。首先，被看作可能的、促使革命原因的事件模型过于模糊，按照这种模型，几乎所有的社会变迁包括经济、文化、技术、军事、人口、组织都会导致潜在的革命形势。但是，理论家没有回答，为什么这些原因会导致革命而不是导致逐渐衰败。第二，在所有理论中，关键的变量很难在实践中测量。例如，蒂利和他的合作者对政治冲突进行了分析，但是，他们对关键条件（冲突强度和竞争性团体经过动员的资源）的测量则与民众暴力而不是革命有联系。第三个弱点是，由于关键变量很难测量，所以要对革命形势的水平给予说明是不可能的，在第二代革命理论中，事实上没有一个理论家能够超越定量分析，因此，他们的分析无法精确地说明革命形势什么时候到来。第四，第二代革命理论家无法有效地说明为什么不同的革命会有不同的结果，为什么有的革命能够带来多元主义的、开放的政体，而有些革命却带来一党和威权主义的政体。
第二代革命理论为第三代的发展奠定了基础。需要说明的是，第三代革命理论家中有相当一部分在几十年前因研究国际冲突、发展与现代化、人类学和农民研究而蜚声学术界。在第三代革命理论家当中，巴林顿·摩尔和埃里克·沃尔夫是其中的杰出代表，另外其他比较著名的理论家还包括米格代尔、林兹、斯考切波和艾森斯塔德等人。[14]与第二代革命理论家不同的是，早期的第三代理论家并没有创造革命的理论模型，他们主要提出了一些具体的问题并阐述基本观点，这些成果为后来的第三代的理论创造奠定了基础。
这些新观点主要有五个：（1）国家的变化目标与结构；（2）国际政治与经济对国内政治经济组织压力的系统入侵；（3）农民共同体的结构；（4）军队的团结或分裂；（5）影响精英行为的变量。
（1）国家变化的目标与结构：在第三代革命理论家看来，第二代理论家——蒂利与亨廷顿除外——很少关注不同国家的结构或具体的政府计划。他们经常把国家仅仅看作是不同集团冲突表达与解决的场所，有时甚至把它们看作是强制的工具。但是，第三代理论家强调，国家不仅仅是冲突的场所或强制的工具，而是一个自治体，国家之间存在着目标和结构的差异，它们影响到革命变化的可能性。
（2）国际政治经济压力的入侵：第三代革命理论家注意到，社会变迁特别是革命，经常由国际政治冲突或国际资本主义市场对当地农业和贸易体系的冲击形成的。第二代革命理论家注意到战争可能会将不稳定的社会推到革命的边缘，但是，他们经常忽略掉一个问题，即其他国际压力长期不稳定的影响。第三代革命理论家系统地指出，当国家被卷入到国际军事和经济竞争当中去的时候，国内组织的各个方面都会因此而产生实质性的变化。
（3）农民共同体的结构：虽然农民经常在革命当中扮演着决定性的角色，但是，决定农民参与的本质变量事实上极其复杂，它们很难被解释。然而，沃尔夫、摩尔、佩奇以及林兹等人的杰出研究已经证明，农民革命的本质取决于农民与地主和国家的关系，取决于谷物和农业技术使用的类型，同时还取决于有地或无地的程度。
（4）军队的团结：卢梭曾经对革命危机中军队的作用进行过研究，他认为，如果一个国家中的武力被使用得当，革命是不可能发生的。在这个问题上，第二代理论家一般都认为，强制和武力使用是决定革命形势是否发展为真正革命的关键，但是，他们没有研究影响国家运用武力来解决国内危机的能力的变量。
（5）影响精英行为的变量：第二代革命理论家注意到精英行为的重要性，但是他们的研究是初步的，他们仅仅认为，精英的不妥协经常会促使革命的发生。但是，以斯考切波和艾森斯塔德为代表的第三代理论家却认为，精英行为的范围非常的广泛，这些行为由结构性条件所决定。而且，斯考切波发现，孤立的或边缘精英最有可能追求激进的革命政策，而传统的有地精英——如法国贵族和中国的绅士——则可能阻止国家进行哪怕是温和的改革，特别是当改革涉及国家更大程度的集权以及减少精英对资源控制的时候，他们更有可能来阻止改革。
尽管有些主题的研究目前仍然在继续，但是第三代革命理论就像前两代一样同样面临着批评和挑战。它们面临着以下五个方面的挑战。
第一，社会变化在什么情况下才算得上是“革命”？尽管第三代革命理论家的分析彼此之间十分地接近，但是，他们在诸如社会变迁在什么情况下才算是革命这些问题上存在分歧。斯考切波把中国、法国、俄国和墨西哥算作革命的国家，但是，艾森斯塔德却认为墨西哥的社会变迁算不上是真正的革命，相反，他把墨西哥革命类分为社会变迁的一种特殊变种。
第二、三代革命理论家研究的革命案例太少。除了艾森斯塔德，多数第三代革命理论家分析的案例太少。斯考切波的革命分析只建立在五个国家的社会变化的基础之上，即法国、俄罗斯、中国、日本和1848年的德国；而佩奇的研究只分析了秘鲁、安哥拉和越南；尽管艾森斯塔德尝试涉及西方与非西方文明中广泛的社会变迁，但是他的案例还是过于简单，无法真正地验证他的分析方案。
第三，关于农业结构对于农民革命参与影响的研究得出了相互矛盾的结论。虽然农业结构被第三代革命理论家看作是决定农民参与革命的关键变量，但是，农业结构的某些方面对农民革命行动的影响在不同的理论家那里结论各不相同。例如，佩奇认为，无地的农民最有可能参与革命行动。但是，沃尔夫的观点恰恰相反，他认为，不是无地农民而是中产农民（即中等程度的土地拥有者）才是革命行动的主要基础。而斯考切波的结论更加地与众不同。他认为，不是土地拥有情况而是农民共同体的结构才是革命行动的决定因素。
第四，第三代革命理论分析没有能够说明革命进程中的共同特征。虽然从第一代开始革命的“自然史”学派缺少广泛的理论视角，但是，他们注意到某些事件的模式似乎与革命相同，例如，革命中“温和的”和“激进的”阶段的出现以及卡里斯玛与威权领袖的出现。这些发生在革命进程中的现象要求理论家对它们出现的频率与可能性进行某些解释。
第五，第三代理论家忽视了人口学数据的研究。诸如人口流动、结婚和离婚率、出生和死亡率、流产和严重犯罪行为等人口学变量受到革命的深刻影响，但是这些变量没有引起第三代革命理论家的重视。他们在如下几个问题上没有进行过多的研究：革命对一个社会的主要人口特征的影响是什么？人口学的某些趋势是否能够对革命作出预测？是否存在着与革命危机相联系的人口学特征模式？
20世纪90年代，革命理论研究进入第四个阶段，也就是第四代际。第四代革命理论家从不同的角度探讨革命的原因、过程与影响。除了辨别革命的关键的因果因素和结果之外，他们还运用不同的方法（从理性选择分析到社会运动的社会学与人类学研究方法），试图解释革命动员和领袖的微观过程。在第四代研究当中，革命理论家因此呈现出多方位的研究视角。(www.xing528.com)
在对革命的原因分析方面，第四代的研究比较突出地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国际体系，二是国家、精英和群众之间的关系。
（1）国际体系
斯考切波在1979年出版的代表著作《国家与社会革命》中，十分敏锐地指出了国际军事与经济竞争对国内稳定可能产生的影响。按照她的观点，战争或经济转型的代价会破坏精英和民众对政府的忠诚，将国家财政置于危险的边缘。但是，斯考切波的研究仅仅指出了国际影响如何可能促使和塑造革命。事实上，国际体系通过若干种形式不同程度地影响或推动革命。
第一，跨国的意识形态也能够成为革命爆发的推动力。历史上，我们可以发现很多革命浪潮是在国际意识形态的推动下发生的，例如，美国、荷兰和法国革命是在反君主制的情感推动下进行的，1848年的欧洲革命是在自由主义的推动下进行的，而从20世纪50到70年代的反殖民主义革命则是受到民族主义的影响。
第二，其他国家直接的军事和外交干涉也能够塑造革命。例如，美国的入侵不仅没有阻止而且可能是激化了古巴、尼加拉瓜、越南和伊朗的革命。由于超强的动员民众的能力，革命能够有效地阻止外部入侵。因此，斯考切波指出，如果入侵想要有效地阻止革命，它必须在民众被革命运动动员起来之前就进行。[15]
第三，国际贸易网络和跨国组织与联盟的行动也能够影响革命。第四代学者发现，在某些国内条件下，那些在国际贸易中处于不利地位的国家存在着高度的民众反叛的风险。[16]另外，由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强加的货币危机与政策也能够导致价格运动，有时会促使暴力抗争。很显然，经济与外交水平的高度国际化为国内竞争与冲突提供了某些限制。
（2）国家、精英与群众之间的关系
虽然国际环境能够在很多方面影响革命的危机，但是，它们的精确影响以及革命的全面可能性，主要还是由国家权威、各种精英和不同群众团体（农民、工人和地方或种族或宗教少数派）的内部关系决定的。那些在财政上与军事上受到联合精英支持的国家是不惧怕来自下层革命的挑战的。
古德文、斯考切波和蒂利分析了国家—精英—群众关系的变化如何导致国家的崩溃和骚乱的。他们认为，仅仅国家—精英冲突甚至精英的自治地位不会影响到政治稳定与变化，相反，关键的问题是：第一，国家是否拥有财政与文化资源来完成他们为自己、精英和群众设定的目标任务；第二，精英是否团结、分裂或极化；第三，反对派精英是否与群众抗议团体建立联系。
革命的过程分析是第四代理论家关注的重点问题，主要集中在网络与意识形态。
（1）网络、组织与认同
革命动员所具有的差异性、竞争性与偶然性的本质促使学者们更加关注革命发展的过程。虽然结构条件可以为冲突提供舞台，但是斗争的形态与结果经常只受到革命进程本身的决定。精英们如何与民众抗议行动建立联系？个人怎样走到一起来进行集体行动？具有不同利益要求的团体怎样形成范围广泛的联盟？领袖与群体是怎样主导革命的？在第四代革命理论家看来，这些问题只有通过研究革命行动的组织、意识形态和战略因素才能得到满意的答案。
第四代理论的一个关键发现是，革命行动者不是单独行动。他们由事先存在的居住、职业、社区和友谊网络被征召为革命者。他们认同于这些事业与团体，并且为了这些事业与团体而牺牲自己。但是，这些认同特别是抗议认同不是天生的。为了创造和维持与革命有关的认同，精英和国家必须为那些平常称自己为工人、农民、朋友或邻里的人创造和加强新鲜的认知。某些认同越明显，国家与精英就越容易创造抗议认同。
（2）意识形态与文化框架
在第四代革命理论家那里，意识形态与文化框架是理解革命过程的一个新角度。他们认为，革命的进程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国家和精英或反对派或潜在革命者对问题的解释。在统治者那一边，即使是战争失败、饥荒或财政崩溃，他们也可以把这些危机解释为正常的、自然的或不可避免的灾害，而不是把这些危机归结为政府的无能。同样地，国家镇压抗议者的行动也可以被看作是维持和平的必要措施。事实上，哪种解释占上风取决于国家和革命领袖操控认知的能力，他们将他们的行动和目前的条件与现存的文化框架和意识形态联系起来。
任何一个文化框架都可以为革命或反革命意识形态提供基础。但是，革命意识形态是否出现在某个文化框架中，则完全取决于那个框架的因素如何适应某些特定的环境或者如何与新的要素结合在一起。意识形态除了为革命者提供价值判断和道德外衣之外，它们还能够提升革命者的声势，从而吸引更多的人参与革命。
革命的后果从宏观上来讲包括国内与国际两个方面。
在国内，虽然许多革命涉及某些财产的再分配，但是没有一个革命政权能够维持象征性的平等。给予统治者与上层经济精英的奖励很快地就导致了收入的差距。另外，很多以激进和平民主义经济计划起家的革命政权，最终回到了“资产阶级”和资本主义经济组织那里，例如埃及和墨西哥。[17]在政治方面，革命极少导致民主，相反，它经常以防止内外敌人为名建立威权政体。尽管有少数国家通过革命建立了民主制度，例如1986年的菲律宾，但是它需要一些条件：革命之后该国家没有外部军事威胁；革命领袖个人有很强的民主承诺；新的民主政权受到外国持久的支持。
在国际方面，沃特指出，革命的一个结果是经常导致外部战争。他认为，一个新政权的突然出现会使得旧的联盟不快，会产生新的不确定性。外国可能会判断这个新政权是脆弱的还是危险的，这种判断能够导致战争。新的革命政权由于缺少外交经验，也许会在判断它的邻国时犯相似的错误。[18]
在戈德斯通看来，第四代革命理论尽管还没有出现明显的主导理论，但是其脉络已经比较清楚。与前面几代革命理论不同的是，第四代革命理论将进一步关注以下几个问题：它会视稳定为维持政权的一个焦点条件；认同、意识形态、性别、网络与领袖问题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它会视革命过程与结果为行动者之间互动的结果。[19]因此，按照戈德斯通的理解，我们目前对第四代革命理论进行评价似乎显得过早。但是，与前面几代革命理论特别是第二代相比，我们还是能够发现第四代理论的部分局限性和弱点。首先，第四代革命理论家之间的分歧仍然十分巨大，对革命现象的一些基本问题的认识仍然存在较大分歧，例如对革命的定义与分类问题。其次，由于分歧太大，这些理论家的工作很难被整合到一个框架下进行，这样会影响到对革命研究的整体水平，例如，他们对革命的概念存在较大分歧，影响到对革命原因、过程与结果的分析。第三，第四代理论在方法论上没有实质性的突破，他们事实上仍然在延续第二代的方法。第四，由于方法论的局限性，第四代革命理论的研究主要关注的是革命的微观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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