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运动理论与民主转型

社会运动作为一种常见的和主要的集体行动的方式和抗争手法（rep ertoire），其历史十分短暂，按照蒂利的研究，社会运动最早可以追溯到1768年的英国，20世纪60年代以来逐渐在美国、英国、法国等民主国家被制度化，同时，这种抗议形式在世界范围内得到传播，发展成为当今最流行的抗议形式。^[1]在社会运动日益传播的同时，社会运动理论也随之发展起来，其发展过程主要经历五个阶段。

（1）社会怨恨理论

1970年，美国著名的社会学家特德·罗伯特·格尔（Ted Robert Gurr）出版了一部影响巨大的著作《人为什么造反？》（Why Men Rebel），试图探讨社会运动的心理根源。在他看来，社会变迁、政治危机、经济转轨等社会结构的变化，在人们的集体行动中发挥了十分关键的作用。在此书中，格尔提出了著名的解释模型或者说解释概念——相对剥夺感（relative deprivation）。他指出，在现代化进程中，每人都有自己的价值期望，而社会则具有实现这些价值的能力。如果社会变迁使得社会的价值能力无法满足人们的价值期望，这时候，人们就会产生相对剥夺感。相对剥夺感越强，人们造反的可能性越大，造反行为的破坏性越大，反之亦然。格尔根据价值期望与价值能力之间的组合关系，区分了三种类型的相对剥夺感：递减型相对剥夺感、欲望型相对剥夺感和发展型相对剥夺感。如果一个社会中人们的价值期望没有变化，而社会提供某种资源的价值能力降低了，递减型相对剥夺感就会产生；如果社会的价值能力不变，而人们的价值期望变强了，欲望型相对剥夺感就会产生；而如果一个社会的价值能力和价值期望都在提高，但社会的价值能力由于某种原因而有所下降，从而导致价值期望与价值能力之间的落差扩大时，发展型相对剥夺感就会产生。^[2]

相对剥夺感理论在解释社会运动的时候经常受到以下几个方面的批判：其一，剥夺感并不足以促使人们投入到社会运动中去，在社会运动产生之前，人们还需要弄清楚剥夺的根源是什么即行动的意识形态，而制造意识形态的人往往不是那些遭受剥夺的行动者；其二，发动一场大规模的社会运动需要组织、资源和有利的机会，否则，不管剥夺多么的严重，人们都很难走上街头；其三，在那些发达国家，人们走上街头参与到社会运动中去，很可能不是因为存在相对剥夺的心理感受，而是出于其他目的。因此，相对剥夺感理论在解释20世纪60、70年代西方社会运动的时候很快就被另一种理论所取代，那就是理性选择理论。

（2）理性选择理论

与社会心理学派相反，理性选择理论认为人们的集体行为绝对不是非理性的，社会经常性地以抗议形式对抗政府也不属于一种病态状态，他们的行动是完全理性的。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受到以奥尔森为代表的经济学家的影响，政治学家、社会学家和经济学家纷纷以理性选择理论来解释社会运动。

但是，奥尔森的理论受到了广泛的批评，最集中的一点是关于他对集体行动的原因的解释，他把集体行动的动机仅仅局限于物质与个人。在塔罗看来，奥尔森的理论无法解释这样一个现象，即20世纪60年代成千上万的人为什么为了他人的利益而走上街头进行罢工、游行、暴动和示威？^[3]理性选择理论的另一个困境是如何解决集体行动中的搭便车问题。^[4]很显然，理性选择理论遇到了致命的问题。

（3）资源动员理论

在反思社会怨恨理论与理性选择理论的基础上，麦卡锡和扎尔德于1973年发表了一篇著名的文章“社会运动在美国的发展趋势：专业化与资源动员”，1977年他们又在《美国社会学杂志》上发表同一个主题的论文。在这两篇文章里，他们提出了著名的资源动员理论（resource mobilization），这个理论被社会学家视为怨恨理论与理性选择理论的替代模式。麦卡锡和扎尔德试图想说明的是，为什么社会运动在60年代的美国增多了。他们认为，社会运动在20世纪60年代在美国的增多，并不是因为社会矛盾加大了或者是社会上人们的相对剥夺感增强了，而是社会上可供社会运动参与者利用的资源增加了。与奥尔森一样，他们也承认集体行动的问题是客观存在的（如何解决集体行动的“搭便车”问题和动员那些缺少行动动机的人参与集体行动），但是，他们主张，扩大的个人资源、专业化发展与运动获得的外部财政支持为集体行动的问题提供了解决办法——专业的运动组织。^[5]

资源动员理论一经提出，就产生了巨大影响，直到20世纪80年代，美国以及西欧的主要社会学期刊讨论的热门话题就是这一理论。但是，资源动员理论的问题仍然是明显的：一是这一理论只强调运动中的正式组织的作用而忽视那些非正式组织的功能，像家族、朋友关系等草根社会的关系网络，通常在运动中会发生十分重要的作用；^[6]二是这个理论模型来源于美国等发达国家的经验，它是否能够解释落后国家的社会运动现象，仍然是一个有待论证的问题。(www.xing528.com)

（4）文化构造理论

社会运动在以上几个理论模式的构建过程之外，文化论学者也在同时对社会运动进行理论的研究，他们通过分析社会运动的相关文本来解析社会运动的产生与发展的根源，他们强调情感、意识形态与文化在社会运动话语形成中的关键作用。代表人物包括威廉·A. 加姆森（William A. Gamson）、戴维·A. 斯诺（David A. Snow）、罗伯特·D. 本福德（Robert D. Benford）、威廉·休厄尔（William Sewell）、道格·麦克亚当（Doug McAdam）、约翰·D. 麦卡锡（John D. McCarthy）和悉尼·塔罗（Sydney Tarrow）。文化构造理论的核心命题就是，运动组织者要赋予运动以意义，以便人们心甘情愿地参与运动。

文化论者认为，情感、意识形态与文化的重要功能在于，它把社会运动的成员和运动组织联系在一起，同时把社会运动的成员们互相联系在一起。他们发现，当一个人相信某一话语或意识形态、或者是继承了某个文化时，这个人在行事的时候就会追求他的行为与这些话语或文化之间的一致性。在这个前提下，很多学者分析了一些社会运动背后的文化、意识形态或话语（有的社会运动的学者提出新的替代概念，例如集体认同感和主框架来代替文化、意识形态、政治文化）。^[7]他们特别关注下面两种情形：代表一定的意识形态或其他得以清晰表达的信仰体系而明确组织起来的抗争行动，以及发生在一些具有独特文化色彩的共同体中以成员身份为基础的抗争行动。^[8]

但是，如果按照文化构造论的观点，只要建构出社会运动的意义，社会运动就会发生。然而，这种理论似乎无法解释，为什么社会运动按照塔罗所主张的那样呈现出周期性^[9]，而不是持续出现呢？为什么有的社会运动擅长利用文化符号而有些运动却显得逊色呢？

（5）政治过程理论

社会运动理论的另一支力量是由查尔斯·蒂利领衔的。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蒂利对社会运动的研究就致力于两个方面的工作：一方面是尝试对诸如社会运动这样的抗争行动加以模式化，因此在1978年，他出版了他的代表作之一的《从动员到革命》，提出了著名的“政体模型”；另一方面，他在方法论上另辟蹊径，放弃了对传统方法的追随，提出了著名的政治过程方法，这个方法从20世纪90年代以来开始流行于国际学术界，目前成为一个主导性方法。

在蒂利看来，像社会运动这样的集体行动它们不会独立于政治之外而形成，也不会在政治之外自行壮大与消失，事实上，集体行动与政治之间存在着不断相互塑造的关系。他的政体模型就是为了说明这种现象的。他的政体模型包括两类人：政体内成员和政体外成员。政体内成员包括政府和一般成员。一般成员能通过常规的、低成本的渠道对政府施加影响，而政体外成员则没有这种能力。因此，政体外成员即挑战者要么设法进入政体，要么设法改变政体以便把自己包括进去，要么致力于打破这个政体，这就形成了社会运动或革命。

由于我们会在下面专门介绍抗争政治理论，因此，有关政治过程的理论就不再赘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