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神道的政治实践:没有经卷的宗教

神道的政治实践　神道の政治実践

明治维新虽然是一场不彻底的资产阶级改良运动，但客观上毕竟使日本在相当程度上脱离了封建主义历史的重重束缚，免遭西欧列强的欺凌宰割，是日本走向近代资本主义的出发点。

1867年（庆应三年）10月14日，在国内外政治形势的强大压力下，江户幕府第15代将军德川庆喜眼见大势已去，众叛亲离，被迫把持续了265年的政权奉还给天皇主宰的朝廷，即所谓的“奉还大政”。它宣告了自镰仓幕府以来漫长的武士阶级垄断政治大权的终止，结束了由天皇和公卿组成的朝廷在日本政治舞台上软弱被动有名无实的历史。

早在江户时代前期，山崎暗斋的垂加神道和儒学神道家山鹿素行（1622～1685）就提倡国家主义政治，鼓吹天皇当居于国家权力顶点这样一种忠君尊王论。但当时的尊王论在一定程度上是拥护德川幕府封建体制，其理论根据是，幕府尊崇皇室必然会令诸候尊崇幕府，诸候尊崇幕府必然会令大夫敬诸候，如此这般，上下相保，万邦协和。

可是，到了幕府后期，新理论充实了神道之后，神道开始日益激烈地批判幕府政权，有两个典型事件是神道批判幕府的重要标志，第一，垂加神道的忠实信徒竹内式部在家塾讲授《日本书记》神代卷，强烈要求“恢复朝权”，终于在宝历八年（1758）引发了“宝历事件”；第二，尊王论的鼓吹者山县大贰（1725～1767）和藤井右门等（1720～1767）向公卿们大力宣扬尊王思想，招致了幕府的反感，明和三年（1766）被幕府以谋反罪逮捕，第二年或被处死或被枭首示众，这就是被视为“倒幕思想”源头的“明和事件”。

其后，排外色彩浓厚的复古神道的神学思想成了“尊王倒幕”这场运动的主要理论基础。平田笃胤的养子平田铁胤（1799～1880）和津和野藩（位于今岛根县西端）藩士、国学学者大国隆正（1792～1872）、矢野玄道（1823－1887）继承了平国笃胤的学说，形成了明治初期新设的神祇官^[1]意识的主流。此时，复古神道完全删除了以死后赴大国主命统治的幽冥的“死后安心说”为中心的纯宗教成分，极度夸大以天皇中心论为主旨的国粹主义，将其异常政治化，从而构成了其后出现的国家神道的支柱。平田铁胤后来担任明治天皇的侍讲，矢野玄道在王政复古运动中担任明治维新的激进派、政治家岩仓具视牗1825～1883牘的幕宾，积极鼓吹复古精神的国学学者玉松操牗1810～1872牘参加了明治维新的策划。之后，玉松操在神祇官任职，为使神道狂热地依附国家政治而摇旗呐喊，与大国隆正等人一起，深受明治政府的重用。

“王政复古”是一场历史转折性的政变，这股强大的政治潮流，目的是推翻江户幕府的统治，使天皇亲政。政变成功之后，明治政府为了巩固中央集权的国家体制，当即颁布了“王政复古大号令”，其中写道：“诸事原于神武天皇创业之始。”回归到神武天皇创业之初的精神，这是明治维新运动追求的理想。神武天皇创业是指传说中日本的首代天皇不畏艰险，力克万难平定了地方势力，最后在大和地方开国建都，为日本迎来了黎明的这样一个源于神话的所谓“史实”。明治政府要求国民万众一心追随神武天皇，是企图为近代化统一国家的起步寻找一个必要的理论依据，换句话说，就是蓄意在人们的精神领域里树起一个纵贯日本历史并永远令人回顾的精神原点和目标。

“王政复古大号令”颁布不久牞矢野玄道便紧跟形势，向明治政府献上了著名的建议书《献芹詹语》，其进谏的主要内容是：天下当务之急，是再兴古代的神祇官制度，祭祀天神地祇，贯彻“祭政一致”，以求庶政为之焕然一新。(www.xing528.com)

明治政府采纳了矢野玄道的建议，根据复古神道的学说，采取的第一个基本施政方针就是实行“祭政一致”，把神道中的祭祀和政治结为一体，人要有进行祭祀时的宗教心境来对待政治，“政”的古意就是祭祀，它在日本古代就有“祭政一致”之意。这样一来，天皇不仅是宗教上的最高权威，同时还紧紧握住了政治大权。

神祇官最早约成立于天武、持统两个天皇时代（672～696）。大宝律令（701）问世后，神祇官的权力很大，平安中期以后，神祇伯由花山天皇（第65代天皇）的后裔白川氏族世袭，“应仁之乱”（1467～1477）爆发后，历经战乱，神祇官的权威趋于衰落，吉田氏族开始同白川氏族同时分掌神祇方面的职务。

鉴于以上历史背景，明治政府于明治元年2月设置了神祇事务局，3月13日又发出了振兴神祇的布告。14日，明治天皇亲率公卿诸候，以前所未有的隆重仪式在京都紫宸殿祭祀天神地祇。作为基本国策，天皇在神祇面前以誓言形式发表了“五条誓文”，内容是“破旧来之陋习，基天地之公道；求智识于世界，大振皇基。”明治天皇的这一举动，完全照搬了历史上在“大化改新”（645）中天皇、皇太子等在大和朝廷的发祥地飞鸟（奈良县奈良盆地南部）向神祇发誓（645年7月19日）的传统仪式。天皇率群臣向神祇盟誓，这一形式意在表明天皇是新政权的惟一主体，祭祀天照大神与大国主命等诸神，旨在祈祷战争胜利。

3月21日，明治天皇参拜了京都府石清水八幡宫，这是明治天皇首次参拜神社。7月，明治天皇在京都东山举行全国规模的招魂祭，祭奠自嘉永六年（1853）以来为使日本不沦为欧美列强的殖民地而投身维新运动的为国捐躯者。

明治维新伊始，立即恢复了古代神祇祭祀的仪式，其目标是让神祇制度回归到平安时代（794～1192）中期颁布的古代法典《延喜式》里规定的制度之中。天皇祭祀神祇，意图之一是大大有益于推翻封建的幕藩制；意图之二是在实现近代统一国家的进程中，使神祇堂而皇之地成为统一国民思想的惟一枢轴。从此，祭祀成了日本国民共同的宗教仪式。凡是在神社举行的祭祀仪式，即使是偏僻村落举行的简朴祭祀，其本质和天皇举行的声势浩大的皇室祭祀也别无二致。此时，神道已不跟随时代文化发展的新趋向，甘冒二者严重错位的大忌，倒退于所谓没被外来宗教影响的古神道里，特别是倒退于其中的神国主义政治主张中。因此，神祇祭祀在促使迄今为止群雄割据的各藩国国民众心归一、敬仰天皇方面，一时间在意识形态方面起到了强劲的纽带作用。

在复古神道文化主潮的支配下，明治政府极力倡扬国粹，全国掀起了一场“唐风一洗”运动，废除一些带有着中国风习色彩的传统节日。明治六年（1872）一月，日本废除了源于中国传统风俗的五大节日：人日（1月7日）、上巳（3月3日）、端午（5月5日）、七夕（7月7日）、重阳（9月9日）。同年10月14日，按太政官第344号布告《祭日节日之件》，明治政府正式规定了具有神道意义的八个节日：元始祭（1月3日）、新年宴会（1月5日）、孝明天皇祭（1月30日）、纪元节（2月11日）^[2]、神武天皇祭（4月3日）、神尝祭（9月17日，后改为10月17日）、天长节（11月3日）^[3]、新尝祭（11月23日）。明治十一年（1878）又补定了春季皇灵祭（春分日）和秋季皇灵祭（秋分日）。以上十个祭祀节日中，除了新年宴会以外，其余都属于皇室的祭祀。传统节日的“四方拜”、“属星拜”（拜星辰）以及香烟缭绕的阴阳道式的一些传统节日，从此一律废除，完全改换成参拜皇祖皇宗和天地神祇的祭祀形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