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道：无经卷的日本宗教

神道的萌生及其发展　神道の成立とその展开

日本神道教（通常简称“神道”）发源于洪荒时代，是日本国民固有的宗教信仰。神道在日本的宗教领域里不但影响最大，信徒也最多。据日本文化厅的统计，日本12600余万人口中，有约12200万人信仰神道。

神道与基督教、佛教、伊斯兰教等宗教的体系不同，它没有系统的教义和经典，它既不是由特定人物创设的，也不是以特定教祖的言行为中心教典而扩展流传下来的。带有朴素的宽容性的原始神道是在日本国土上自然发生、自然形成的民族信仰。所以，东京大学教授岸本英夫先生指出：日本神道在历史上很少有布教传道的活动，它在很大程度上带有受地缘关系和血缘关系制约的自然宗教的性质。

日本列岛自从有人类居住开始，在人们中间便逐渐出现了原始信仰。这种宗教现象从当时的遗物和迄今发现的遗址中，即可得到很好的证明。然而严格说来，这时的信仰中带有的神道色彩还是比较浅淡的。日本的绳文时代（约公元前一万年左右至公元前4、5世纪）的人们与其后的弥生时代（约公元前3世纪至公元3世纪）的人们，二者在思想意识上存在的明显可辨的差异是：为了生存，前者主要是把人的劳动力单向地投注在索取、掠夺鸟兽鱼虾和山菜野果等这些自然生产物方面，通俗说来，即主要是向大自然索取。绳文时代的日本人，当渴望自然生产力的产物增多以维持自己的生存时，他们对自然施行巫术，虔诚祈祷，但不能通过提高自身的技能来使自然生产力的产物不断繁殖，进而享受由人的技能作用于自然后再反馈回来的成果，换句话说，他们不能开拓出索取于自然、奉献于自然、再受惠于自然这样一种呈现为双向交流的良性循环的局面。这里，举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当他们成群结队来到大海边，架起窝棚铺上干草住下来，依靠原始的手段采集海贝以维持生存时，一旦面临活动区域内的贝类越采越少，生存状况日趋恶化时，头脑简单的他们首先根本不是冥思苦想怎样设法使海贝增多，却是集体迁移到贝类丰富的新地方去。

神道原初形态的真正形成，同日本的农耕文化、水稻耕作息息相关。石田一良先生在《日本文化》一书中简扼说道：在绳文时代，联结人和自然的纽带，是狩猎、采集山菜野果和巫术；但进入了水稻农耕时代就不同了，连结人和自然的主要链条是农耕和宗教。

绳文时代末期弥生文化时代初期，水稻耕作栽培技术从中国江南经由朝鲜半岛传到了日本的北九州。公元一世纪初，水稻耕作栽培技术从北九州先后传到日本的中国地方（位于日本本州西部，包括广岛、刚山、岛根、鸟取、山口五县）、四国岛和近畿地方（京都、大阪、滋贺、兵库、奈良、和歌山、三重一带），三、四世纪传到了关东地方（东京、神奈川、琦玉、群马、枥木、茨城、千叶一带）。日本的农耕生活逐渐趋于基本定形之后，神道的原初姿形也随之慢慢地凸现出来。所以，人们认为，日本的神道是随着水稻耕作活动而诞生的。从这时候起，人们逐渐定居全国各地，开始过上了以水稻栽培为中心的农耕生活。农耕活动中的各种形式的土地改良，其目的并不是去破坏自然，倒是为了更好地回归文明化了的自然，从而创造出丰富了自然条件的农耕文明。在这样的过程当中，不能掌握自己命运的人们越发敬畏自然，从自然的恩惠中深深感悟出一种超越人为的不可测知的神意，从自然各种现象中逐渐悟出了诸神的灵气和宗教感觉。这种感觉认为，人定不能胜天，人是不可能征服自然的，原因再简单不过了，自然是无所不能的神，自然是为人类带来无限恩惠的生命之源，自然是命运的寄托和精神的归宿。

神道最初是以自然精灵崇拜为主要内容。依据日本现存的最古的历史和文学著作《古事记》（712年成书）、历史著作《日本书纪》（720年成书）以及古代祭礼的遗迹乃至与其相关的神社来仔细考察，尤其可以令人明显感到，在当时那种人的生活与大自然密不可分的状况下，人们从日月星辰、汪洋大海、山川草木等自然物中，从风雷雨电等自然现象里，无不感受到远远超过人力的神威、咒力和神圣性，对其备加畏敬。由此不难看出，这是典型的“自然崇拜”观念。(www.xing528.com)

与此同时，在水稻耕作中，人们为了维系共同的利益，例如插秧、灌溉、排水、秋收等原因，必须进行“戮力合作，灌园治产”式的共同作业，从而形成了相互依赖的共同生产和生活组织。为了巩固和发展这种赖以生存的生活共同体，在围绕水稻农耕进行的一系列祭祀中，渐渐形成和丰富了信仰神力的神道思想，人们希望以神意与人的生产力的相互融合作为纽带，来加强共同体的凝聚力。在“各致其能以相生”的相互扶助的共同体里，每个成员的个别意志必须服从集团的首领的意志，神道的特质就是以共同体的意志作为自己的意志，这也就等于自我意识必须让位于首领的意志。在神道的宗教观念中，人们首先要把宗族的祖神和守护部落、村庄的“氏神”（与氏族或共同体密切相关的祖先神或守护神）作为团结一致的精神支柱。由此可想而知，人们必须从各自所属的共同体的生活中追求“真、善、美、圣”这种人生哲学的标准，而阻碍共同体的存在和团结的任何举动，无一不被视为罪恶。

神道中把祖先作为人的畏敬对象的“祖先崇拜”观念，在时间上要晚于自然崇拜。祖先崇拜主要表现于在以农耕生活为中心的、有血缘关系的同族集团内，家长或者族长健在的时候就受到子孙后辈的高度尊敬，死后便被作为神，进一步受到后代的尊崇，这种观念潜移默化地形成了祖先崇拜，也称做“氏神崇拜”。氏神的概念由小到大，环环增扩，以至于天皇一族的祖神天照大神成了日本民族的氏神代表。

古代日本人尽管有自然崇拜、祖先崇拜这样的神道意识，但他们选作祭祀对象的神，大多数是有利于生命的产生、增长，或者是认为对自己的生活能赐与切实的恩惠，能直接护佑自己生活安定、繁荣、康乐的神。换句话说，神道极端强调的是现实性，即便后来神道同佛教、道教和儒学融合混淆，充实了教理，它也还是没有强调把重心放在人的来世和死以及灵魂救度方面。这就足以说明，神道是着重强调“生”（现世）的宗教，而不是其反面。

自古以来，日本文化的最为显著的特色就表现在它带有复合混摄性。日本人一贯采取所谓“洋为日用”的“拿来主义”的做法，首先细密咀嚼外来文化的原味，再经过剔选，最终将之合理地纳入由列岛的自然风土培育出的日本民族文化之中，变换出民族文化的新颜。在这一点，神道的发展变化无疑是最具说服力的证明。神道朦朦胧胧地形成之后，在成长的过程中，自5～6世纪开始，同儒教的伦理道德及道教、佛教甚至后来的基督教等外来宗教相对立而存在，它或积极或消极地吸收外来文化和宗教的影响，逐渐形成了较为完整的宗教体系。它不断改换自己的姿相，形成诸多流派，延续至今。

神道是没有经卷的宗教，所以，神话中登场的神祇有时为了回应来自古代生活共同体的种种祈祷（即所谓“祝词”）而下过的所谓神的启示——“神谕”，其实全是由后人编造出来的，这些“神谕”被人们搜集起来，独成系统。如果牵强地觅寻神道的教义，那么，充其量只能举出人们在祭祀仪式中向神表白自己愿望的《祝词》。

尽管如此，我们也没有理由轻率地断言神道在宗教领域里是简陋滞后的，相反，惟此恰是神道的本质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