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三联：《巴扎与清真寺》的观察与态度

蒲　实

走进巴扎

在德黑兰和伊斯法罕，我们无不寻访当地的巴扎。巴扎，波斯语的“集市”，是中东一景。它有着上千年的历史，是伊朗人经济、社会交往最重要的空间。穿梭在厚重的砖砌石墙与拱形穹顶构成的伊斯兰式的廊柱里，从精雕细刻的银质水壶，到绚丽的波斯地毯，从波斯细密画风格的搪瓷蓝，到曼妙的查朵披肩，以至贵重珠宝、各色香料、干果杂粮、衣帽鞋袜、锅碗家电，包罗万象。这些商品，把伊朗的农村、小镇与大城市联结起来。在伊朗历史上，大巴扎还是银行与金融家的驻扎之地，接纳各地来的商人与游客。巴扎是伊朗与许多中东城市的灵魂。

迷宫般的巴扎总是出其不意：穿过服装市场，突然是点心和冰淇淋店，一拐角，就是波斯地毯街，再穿过一扇拱门，眼前突然开阔，是一片带有喷泉的广场。伊朗人生活的小宇宙就汇聚于此。这里演绎着伊朗社会的众生相：有肩挑背扛着货物在狭窄的巷道里行走的搬运工，有穿着整洁、举止优雅的闲逛者，有沉浸在精雕细琢世界里的金匠银匠；有人在张望，有人在吆喝，有人在讨价还价，有人呷着红茶。留在伊朗的犹太商人、从大不里士来的突厥商人、做搬运工和联系东部边境走私贸易经纪人的库尔德人、说阿拉伯语的伊朗人、从伊拉克和波斯湾来的移民，都在巴扎有一席之地。德黑兰的巴扎商人，大多住在富裕的北部，晚上开车穿城回到舒适的家；搬运工人、货车司机与一些小手工业者则住在南部贫民区。

我们到来的这个时间，金融制裁造成的恐慌正笼罩伊朗。走在巴扎里，感受到的是美元的极度稀缺。总是有人有意地擦肩而过，在耳边低语：“Dollar！ Dollar!”2012年1月中旬，伊朗里拉尔兑美元跌了20%。当中央银行宣布的汇率是1美元兑1.13万里拉尔时，在德黑兰的巴扎，汇率已经达到了1美元兑1.69万里拉尔。巴扎的神奇之处是，他们基本上都收美元。如果你找对地方，你可以在某个小店把美元换成里拉尔。这里的商人大多从事进出口贸易，他们比银行的职员还清楚当天的汇率，给出的汇率也是巴扎形成的市场汇率，比银行高得多。这就是“美元黑市”的大本营。一位西装笔挺、英语优雅的老地毯商人极力劝我买下一条库姆产的真丝波斯挂毯。“绝无仅有！绝无仅有！”他有些激动地强调，“您看看这设计、这图案，还有这结数，出自库姆名家之手。现在只卖800美元！因为禁运和汇率大跌，真的相当于什么也不值了！”

在伊斯法罕的一间看似不起眼的传统工艺品小店里，我们居然找到了Visa卡的标志。受美国金融制裁的伊朗，Visa、MasterCard等所有国际信用卡都是绝迹的。我们的不少驻外机构人员，都必须定期到土耳其的伊斯坦布尔领取国内汇过来的款。这里出现的Visa标记，简直让我们吃惊！店主告诉我们：“我们在西班牙南部有一些亲戚朋友，常年贸易往来。这些东西在欧洲很受欢迎。全伊斯法罕就我们这儿能刷Visa。”而以巴扎商人间相互交织的密切关系网络，也许，这个小小的店面，就是联结整个巴扎对南欧外贸的重要通道。30多年来，伊朗商人一直极其巧妙地寻找各种途径绕过制裁。这是一例。

在德黑兰的巴扎，如今流传着诸如这样的充满神秘色彩的故事：“昨天，我在巴扎里看到两个陌生的女人，第一次看见她们。她们走进来，带来10万美元，然后就转身离开了。巴扎永远都不可预料，你不知道会发生什么。”在这个看起来像大集市的巴扎里，资金的转移、大额的贷款时刻都在进行着，特别是在大型的批发商之间。伊斯兰革命胜利后，当初支持霍梅尼的那些巴扎商人纷纷在政府担任要职，巴扎与政府部门保持着紧密的联系。过去的一些巴扎信贷基金，现在搬了出去，分布在德黑兰，虽然越来越独立于巴扎与清真寺，但仍与巴扎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这一切都在幕后进行，但井然有序。

老的巴扎有一套信用体系，主要做短期私人信贷。这个信用体系建立在商人之间长期频繁的个人交往所建立的信誉之上，把需要贷款的人和巴扎基金之间联系起来。金融制裁下，几乎没有银行能够接收到伊朗开出的信用证。贸易再次回到伊朗人最擅长的民间钱庄进行。不过，地下钱庄的空间范围已经大大超出了巴扎，还涉及工业、化工、电子产品等领域。个人信贷曾是巴扎商人最传统有力的金融网络，但基于伊斯兰法则，是无息贷款。不过，作为回报，也会赠送诸如家电之类的礼品，提供去圣城朝觐的旅费，举办抽奖活动等。如今的地下钱庄，仍然高度依赖中间经纪人的人脉，并与伊斯坦布尔、迪拜、中国义乌等地形成了绕过制裁的网络。当我们在4月初来到伊朗时，伊朗银行信用证的汇率是1美元兑换1.2万里拉尔，巴扎（钱庄）的市场汇率则达到1美元兑换1.9万里拉尔。由于市场上美元非常匮乏，官价与市场价极大错位，产生了很大的套利空间。伊朗政府对外币兑换的限制一度到了无微不至的地步：出国旅行的伊朗人必须申请一定配额的美元，且只能在换取登机牌后才能领取，以防止有些人专门买飞机票倒卖美元。另一种简单的套利模式，就是获得有外汇补贴的出口许可证，然后将其卖给市场。巴扎的空间里流动着强大的资金。2011年5月，伊朗央行副行长曾说，伊朗地下钱庄的集资额约600亿美元，其中相当一部分在巴扎。现在，这个数额应该更多。

在设拉子，一位波斯巴扎商人热情地接待了我们。他在义乌做帽子批发生意，每年来中国三四次，每次进价值600多万元人民币的货。36岁的他总乐不可支。他开车来接我们，在路上与朋友的车相遇，双方都探出头来，一路扯着嗓子聊天，时而畅快地大笑。潜藏在他体内的各种能量，时常在走路时不由自主的一串舞姿或一句高歌时燃烧起来。他飞扬着，摘下头上的帽子，把帽檐上的鳄鱼商标指给我们看：“看，这就是我的帽子！”谁会相信，十几天前，他刚刚在汇率骤变中损失了几百万呢？伊朗人天性中的喜庆与奔放，总会给人生活照旧的太平之感。但其下，暗流涌动。

他浑身上下的所有细胞和触角，好像都在寻找着生意上的联系和机会。他带我们进山去看一个锡斯坦族的婚礼，一路上，他指着车窗外的一个个厂房——混凝土厂、矿石厂，问我们，中国会不会有人愿意来投资。他问我们，有没有能做信用证的朋友，又从怀里掏出几张开钱庄的朋友的名片塞来。他有些激昂：“2011年之前，我每月的利润大约是3万美元，但现在，如果信用证的问题解决不了，每月能有2000美元的利润就很不错了！”

伊朗商人是群居的动物。过去，巴扎商人通常在一起度过闲暇时光，比如，他们常常组成一个十来人的露营或远足小组，休息时去德黑兰北边登山。这个设拉子人也是如此。这几天，他的身边总是围绕着一群玩在一起的生意朋友：一个是有一家设拉子的房产中介公司；一个是两伊战争的老兵，落下一只跛脚，在波斯波利斯附近有一家自来水厂。他们的生意空间，显然已超出了传统的巴扎。他拍着老兵的肩膀说，“这是伊朗的民族英雄”，并在晚饭时为他点了一首生日歌。他们拉着我们去看了一个个现代化小区里的代售新房，然后把我们安顿在一套客厅的橱柜上摆满了威士忌、伏特加空酒瓶的大宅中。这是伊斯兰教法所不允许的。

有天深夜，1点过后，我们疲惫地瘫陷在他的沙发中。他抚摸着一幅绣着拜火教之神阿胡拉·马兹达的画，兴致勃勃地朗读起大流士一世那著名的铭文——“我，大流士，伟大的王、万邦之王、波斯之王⋯⋯”我问他，你信拜火教？他让翻译记下他信口所作的一首诗：“我从未言归从真主，但亦从未放弃真主。指引我心的神明，唯有良心。”

我相信，他与33年前参与伊斯兰革命的传统巴扎商人相比，已大有不同。1979年前，德黑兰的巴扎控制着伊朗2/3的国内批发贸易和30％的出口额，主宰着传统的信贷业务，也是伊朗伊斯兰革命的政治活动策源地。霍梅尼的讲话录音磁带在巴扎内部流传，传播着他的宗教及政治理念。巴列维的高度工业化与现代化，让与传统手工业、农业相连的巴扎商人深恐经济地位边缘化；他们没有在石油财富中分享到任何好处。密闭的狭窄走廊里，巴扎商人深藏着的情感——痛苦、愤懑，极快地汇聚，把富有的商人、贫穷的工人和不同民族的人团结起来。他们成立了巴扎商人协会，通过个人和金钱关系，发动反对巴列维的人。最重要的是，在巴扎内流动着的不受政府控制的庞大资金，暗中资助着霍梅尼领导的伊斯兰革命，直至胜利。伊斯兰共和国成立之初，许多历史学家把“巴扎—清真寺联盟”视为伊斯兰共和国的基石。

巴扎—清真寺联盟

在伊斯法罕的一个中午，我们跟随着巴扎商人的步伐，沿着弯弯曲曲、人潮如织的巴扎小胡同，走向清真寺。伊朗春节一过，热气便开始微微蒸腾。中午祈祷的时间到来。巴扎人关上店铺，到下午三四点钟再重新营业，直到晚8点钟以后。沿着巴扎那条通向毗连清真寺的小径，人们汇聚在清真寺的广场和寺内。广场上，清真寺穹隆的柔和曲线划出的天空下，一群男人或坐或跪于铺开的大地毯上。带领祈祷的布道声时而悠悠沉沉地通过广播扩散出来，弥漫于广场的天地间，然后，又复归于寂静。反西方、反暴政的声音，也常常从这里传出。每当这凝固着的寂静被祷告声穿透，那数百只停泊在广场一角的鸽子便轰然起飞，掠过一个个穹隆大顶，盘旋出一道跳跃的弧线，然后落脚在另一侧，静待下一次的号令。不少巴扎人，已在这般梦幻中，于露天悠然睡去。

过去，回到店铺之前或者夜晚打烊之后，去巴扎毗邻的咖啡馆或茶馆闲聊一阵，抽上支水烟，或去公共澡堂泡个澡，该是多么优哉游哉。巴扎的传统咖啡馆曾孕育了繁荣的艺术与文化，最有名的就是“咖啡馆绘画”。当我站在马什哈德图斯博物馆的咖啡馆绘画前，我仍能遥想当年：说书人在宾客满座的咖啡馆里一边讲述菲尔多西的《王书》和阿舒拉节的殉道故事，画陶瓷画的手艺人一边在画布上把故事的场景与人物诉诸画面，声影并茂。今天，生活方式的改变，已让许多巴扎的集会场所都关门或搬走。有一组数据：1979年，德黑兰有3500家巴扎咖啡馆，而到1990年，只剩下了900家，“咖啡馆绘画”也在上世纪70年代末逐渐消亡。曾经繁盛的公共浴场纷纷改建成餐厅。我们去这样一家浴场改建的餐厅吃饭，见得几十张大床摆在以水池为中心的环形厅堂内，人们席床就餐，不少人斜倚在靠枕上抽着水烟，这也许与当年浴场的热闹也无异吧。巴扎作为一个社会空间，也是伊朗传统生活方式的代表。它天生对西方有种要维护自身独特性的警惕。(www.xing528.com)

巴扎与清真寺在空间上的浑然一体，是伊朗社会两大重要保守集团联盟的写照。清真寺常常在巴扎拥有地产，不少巴扎商人从清真寺租店铺；曾经，巴扎商人的虔诚与纯洁，以及与此相连的商业信用，都通过在清真寺的祈祷来得以证明和强化；巴扎商人与传统的宗教阶层常常有亲缘关系，并通过婚嫁更紧密地相连——我所接触到的好几位伊朗商人，家人或者亲家都是宗教人士。不仅如此，巴扎商人给清真寺的慈善捐赠，是清真寺的重要经济来源之一，根据什叶派穆斯林的传统，虔诚的商人应该将利润的20％捐给当地的清真寺，以用来帮助穷人。中东的历史学家、研究者和记者常常把巴扎—清真寺联盟视为保守势力的大本营，是抵御西方现代文化冲击的传统堡垒。在伊拉克首都巴格达，底格里斯河边的老巴扎连接着古老的卡济迈因清真寺，这些地区，美军一直无法控制。在埃及首都开罗，著名的爱资哈尔清真寺矗立在巴扎旁，巴勒斯坦哈马斯的精神领袖亚辛就出自这里的神学院。2004年，以色列出动直升机炸死亚辛后，开罗的哈利利巴扎马上就被防暴警察层层包围，处于管制之下，而愤怒的亚辛追随者就在巴扎内的清真寺里誓言复仇，并不断朝天开枪。

伊朗现代民族国家历史的开端，可以1891年至1892年的“烟草叛乱”为标志。由此，巴扎—清真寺联盟开始在伊朗近现代史上扮演重要角色。当时，恺加王朝的国王需要钱挥霍，就向英国人出售烟草特许权，允许其在伊朗建立垄断的帝国烟草公司。这立刻激怒了多个大城市巴扎烟草交易中心的商人，他们罢市抗议。一位叫法拉西的宗教人士号召烟草商发动圣战，暴力游行示威在许多城市蔓延开来。著名的宗教人士、英国殖民主义批评家阿富汗尼也撰文抨击特许权。法拉西被驱逐出伊朗，逃往伊拉克，向他的岳父、当时什叶派世界最著名的法学家设拉齐求助。不久，一份据说是由设拉齐发布的禁烟“法特瓦”（高级宗教人士的教令）在德黑兰传播开来，一场广泛普遍的抵制吸烟运动由此而发。最终，国王不得不同意废除烟草特许权。在1905年至1911年的伊朗宪政革命中，德黑兰、大不里士与伊斯法罕的巴扎商人——批发商、工匠、零售商几乎全部加入了要求改革立宪的队伍，并与宗教人士联合。1951年至1953年，德黑兰的巴扎商人也是首相摩萨台的石油国有化运动的支持者。

1979年伊斯兰革命的故事里，巴扎是一个频繁出现的主角。巴扎商人的家庭网络、生意网络以及他们追随什叶派宗教人士而形成的相互交织的网络，构成了推翻巴列维庞大而核心的力量。上世纪60年代，巴扎产生了多个政治性的组织，其中支持霍梅尼的最重要的反政府行会组织叫“伊斯兰联盟协会”。这个组织的成员支持高级宗教学者的监督和指导，坚信政治活动应该基于对“效仿源泉”的效仿。他们中的很多人是霍梅尼的追随者。在革命前后，这个组织还从事武装活动。比如，1964年暗杀伊朗首相曼苏尔的刺客就是这个组织的成员卜哈莱。也正是这个组织，在霍梅尼流亡法国的时候，把他讲话的磁带传遍伊朗。

参与伊斯兰革命的最重要的几位巴扎商人，在革命胜利后都在政府担任要职，是坚定的保守派。一位叫拉菲克道斯特，加入伊斯兰联盟协会的时候，他还是一位年轻的蔬菜巴扎商人。1979年2月，正是他开车从德黑兰的机场接回了自法国流亡归来的霍梅尼，因此绰号叫“伊玛目的司机”。革命胜利后，他担任过伊斯兰革命卫队的部长，然后又担任最大的国有慈善基金——受压迫者和战争残疾人基金会的主席。伊朗最大的商业机构，除了伊朗国有石油公司以外，就是这个基金会了。它有40万名雇员，资产估计超过100亿美元，所拥有的资产包括德黑兰的酒店、饮料公司、国际航运公司、石化产品公司，以及农田和城市地产。另一位巴扎商人叫阿斯加罗拉迪，他是犹太人，家族很早就来到伊朗，后来改信了伊斯兰教。1981年至1983年，他担任商业部部长，两伊战争期间，在他的提携下，许多伊斯兰联盟协会的成员在国家采购与分配机构谋得要职。《福布斯》曾经报道过阿斯加罗拉迪犹太家族的财富。他的弟弟是一位开心果、香料、干果、虾和鱼子酱的出口商，进口糖和家电。有伊朗银行家估算，他的财富达4亿美元。另一位来自克尔曼省开心果富农家庭的革命元勋——拉夫桑贾尼，此后曾出任伊朗总统。

1984年，最高领袖霍梅尼曾对巴扎领袖说：“如果巴扎与伊斯兰共和国不同步，共和国就必然失败。”时隔30年，巴扎与巴扎商人的地位也许已发生变化：大型购物中心在德黑兰这样的大城市涌现，中产阶级的消费品位越来越追逐国际品牌，现代银行和金融机构也脱离于巴扎而广泛存在。30年中，伊朗在缓慢地重新融入全球经济。刚一下飞机，便看见机场里巨幅的宝玑、劳力士名表广告和大屏幕中反复播放的现代购物中心宣传片，我在想，这难道不是30多年前巴扎商人拒绝与反抗的现代化商品与生活方式吗？只是，事隔30年，也许接受它们已变得不再那么突兀，也不再有那种剧烈的冲击力。如今，许多居住在德黑兰北部郊区豪宅里的巴扎商人，正是它们的消费者。

今天，巴扎商人的群体更加多元化。巴扎商人的政党支持过也反对过改革派总统，出发点都是商人的经济利益——他们想要自由放任的经济政策，想要低税收，反对国家干预私人经济，反对打压传统商贸利益的工业化。巴扎商人积累的资金也开始流出巴扎，一些也流向了更高级的产业，比如工业，但绝大部分则流向了利润更丰厚的地产。在宗教与文化上，他们一些人表达出一贯坚定的保守立场；而另一些人则开始把信仰与精神作为私人的事情来对待，不再寻求政治表达。2008年10月，内贾德总统实施新的营业税后，德黑兰、伊斯法罕和其他大城市的巴扎商人关门闭店，以示抗议。这是伊斯兰革命以来的第一次巴扎大罢工。内贾德总统很快就中止了税收法案。这说明，巴扎的地位虽逐渐衰退，其政治影响力犹存。

清真寺之谜

在伊斯法罕，我们受邀到一位国有银行（Sepah银行，是伊斯兰革命卫队的银行）的当地行长家里吃晚饭。他宽敞的客厅里非常热闹：他的亲戚，一位波斯语教师，正带着妻子和三个孩子串门。到了晚上零点（对伊朗人来说，夜晚刚刚开始），一位租他房子的租户又带着一家老小来拜访。每有人到访，所有人都起立，到访者挨个与每个人握一遍手，就跟首长接见似的。去过一些伊朗人家，无论经济状况如何，客厅都非常宽大，礼节都非常到位。伊朗人住宅的独特之处在于，客厅除了一套沙发之外，还会绕墙摆一圈椅子，通常有十来把。它反映了伊朗人的家庭观，他们的家庭是一个包括丈夫、妻子、子女、仆人、家臣、血缘近亲和远亲、与其他家庭通过婚姻联盟形成的姻亲、朋友、合伙人的大家庭。与许多传统社会一样，伊朗人习惯于依靠个人间的私人关系办事，而不是依靠制度。

席间，这位行长给我们讲了一个故事。他说：“每当我遇到无法解决的事情，我总能向真主求助。我个人有很多恶，但我们都希望通过一个善的媒介，去与真主打交道。这个善的媒介，就是值得信任的宗教人士。有一段时间，我的银行几乎没有存款了，储蓄账户亏空，银行陷入很大的危机。我打电话给我信任的宗教人士，他让我向真主祈祷，我照办了。第二天，来了一位客户，他竟然要存相当于120万美元的里拉尔。这对我的银行来说，无疑是天降之福。没过几天，这位客户又来了。他说，他要再存相当于400万美元的里拉尔。但他要我帮他追回一笔别人所欠的巨款。我再次向这位宗教人士求教，他让我继续向真主祈祷。当天晚上，我的妻子做了一个梦，梦见她前往马什哈德的圣祠，快要到的时候，又往回走，却被这位宗教人士拉住手腕，带回了圣祠，直到她向伊玛目礼萨和真主祈祷。我当然要感谢这位宗教人士。我给了他2000美元。他帮了我这么大的忙，这也算不上什么慷慨的数额吧（根据什叶派的效仿制度，每位普通的信徒需要选定一位高级宗教学者，以他为效仿对象，在伊斯兰教法规定的各种事务中追随他的意见，并向他缴纳宗教税）。”我问他，这位神秘的银行客户是做什么生意的？他回答说：“他也是位宗教人士。”我继续问：“宗教人士哪来这么多钱呢？”他微顿了一下，很哲学地说：“每个行业都有富人和穷人吧！”

行长的故事对我来说，就像一个诞生于传统社会的神秘主义暗示，充满曲径和机关，让不同文化背景的我如入迷宫。这引起我的极大兴趣，想一探故事内所蕴含的幽境。

在什叶派圣城马什哈德，我们去拜访伊玛目礼萨的圣陵园。9世纪。圣陵园的建筑记录着宗教力量在伊朗历史中的兴衰沉浮。在过去12个世纪里，对宗教势力疑惧的霍拉珊统治者将圣地摧毁，入侵的蒙古人抢夺了它的财产，而重视伊斯兰教的统治者则不断地修缮被破坏的“礼萨先知的财产”。在历史上，圣陵园及其基金会的土地、耕地和财产不断地被没收、篡夺、挥霍、分配或出售，争夺它的斗争也从未停止。圣陵园基金会所拥有的土地，是几千年来信徒捐赠的积累，虔诚于伊斯兰的富人常常在去世后将个人财产捐赠予基金会。巴列维的“白色革命”之所以激起宗教阶层的强烈反抗，核心正是他没收和出售清真寺拥有的土地。1979年伊斯兰革命后，宗教阶层重新成为这巨大宗教财富的掌控者。

伊斯兰基金会是伊朗经济的重要部分，占到伊朗GDP的10％到20%，一年大概有上千亿美元。伊斯兰革命胜利初期，霍梅尼没收了许多富人的财产和企业，在这些没收的财产基础上建立了慈善基金会。霍梅尼在世时，这些基金曾为低收入人群修建了许多住宅和医疗机构。这些基金会中，历史最悠久、财力最雄厚的，就是马什哈德圣陵园的慈善基金了。它叫拉扎维（Razavi）基金会，有经济学家估计它的资金不低于150亿美元。它由伊朗的强硬派宗教人士——阿亚图拉塔巴西领导。他很低调，很少出现在公众视线中。曾有位驻伊朗的法国记者写道：“马什哈德最重要的人是谁？不是市长，而是拉扎维基金会的老板。”阿亚图拉塔巴西因此有个绰号，叫“霍拉珊的苏丹”（苏丹是伊斯兰国家的统治者）。

圣陵园负责国际事务的宗教人士巴格赫里在他的办公室接待了我们。他曾任伊朗驻非洲国家的文化参赞，说非常流利的英语。在他的书架上，除了宗教书籍，还摆满了德语、英语书。巴格赫里向我们介绍了圣陵园基金会的状况。据说，1200年前，自伊玛目礼萨殉教以来，拉扎维基金会就一直存在了，它是一个古老的、历史悠久的组织。基金会在马什哈德的经济生活中举足轻重。据说，连马什哈德所在的霍拉珊省的省长也得到这里要钱。伊斯兰革命后，基金会迅速发展成为一个雇有1.9万名员工的巨大联合体，经营着汽车厂、农业、房地产和很多其他的企业。1979年后，圣地所拥有的土地面积翻了四番。到底有多少呢？外界很少有人知道。但巴格赫里赠送给我们一本厚厚的彩印册子，圣陵园的资产项项列明，一目了然。我做了一个简单的统计：它拥有20多万公顷的耕地，上万公顷的果园和林地，24家企业与公司，经营范围从制糖、食品加工与冷藏、木材、地毯、手工与纺织业，一直到矿业、交通、贸易、房地产、投资和咨询，无所不包。不仅马什哈德的大部分房地产都属于基金会，而且它在全伊朗也拥有大量的农田、森林和城市地产。在城市里，基金会将大量的商铺租给巴扎商人和旅馆老板。此外，它还拥有马什哈德中央图书馆、博物馆和伊斯兰科学大学，它甚至还有一个萨拉克什（Sarakhs）自由贸易区，与土库曼斯坦接壤。上世纪90年代，基金会为这个项目做了大量的投入，在伊朗与土库曼斯坦之间建铁路、高速公路、国际机场、旅馆和办公楼。有报道说，它甚至还花了230万美元请来一个瑞士公司建造一个用于伊土铁路落成典礼的大帐篷。它的社会根基之深，经济实力之厚，可见一斑。完全可以把圣陵园基金会理解成一个庞大的“工农商建—文教复合体”。

巴格赫里向我们强调，基金会有独立自主性，是由宗教学者自由掌控的，不受政府控制。在什叶派的传统中，宗教学者的确享有某种独立的地位，伊朗近代历史上也的确如此。但在政治变动过程中，传统什叶派的宗教体制也因为政府的干预发生了巨大变化。比如，哈梅内伊的办公室就可以对宗教人士体制进行掌控，而且实现了全面的电子计算机化。这种掌控在财务方面尤其严格。“效仿源泉”对普通宗教人士的资助、一个宗教机构与另一个机构的经济往来，都要首先经过库姆经学院管理中心，必须得到哈梅内伊代表的同意才能进行。这一管理中心还建立了关于“效仿源泉”的财产、资产和收入的巨大数据库。最高领袖就用这一数据库来掌握“效仿源泉”的活动。即使是最有名的什叶宗教学者、伊拉克的阿亚图拉西斯塔尼，他在伊朗的办公室也无法独立掌握和管理自己的宗教经济网络，而必须得到伊朗政府的配合。也许关于圣陵园的一条鲜为人知的旧闻，恰好可以说明这一点。2002年，负责萨拉克什自由贸易区的纳赛尔·塔巴西，塔巴西之子，突然被解职。他受到的指控是，在与迪拜的一家公司往来中，有腐败行为。后来，纳赛尔缴纳了500亿里拉尔的保释金，被德黑兰法庭无罪释放。

再回过头来看伊斯法罕的银行行长所讲的故事，其背后，正是藏于宗教网络中的财富之谜。当宗教人士之间严格的师徒相承关系和同学共济网络、基于血缘和婚姻关系建立的家族网络把他们错综复杂地联系在一起，又与以宗教税收为基础建立的宗教慈善网络与什叶派信徒联系在一起时，它形成了一个非常缜密的立体关系网。当你身处网络之中时，财富有时就会在你最需要的时候，通过这张网，出现在你面前，犹如真主之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