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朗式道路选择：现代性与反叛

蒲　实

伊朗人如何认识自己？在马什哈德的一对新婚夫妇雷扎伊家，我找到了最不经意的答案。精心布置的婚房，客厅墙上挂着装裱的画和书法。画的内容源自伊朗伟大诗人菲尔多西的《王书》。《王书》是伊朗人的民族史诗，这部诞生于1000年前的著作复兴了在阿拉伯帝国200多年统治下几近消亡的波斯语，点燃了伊朗人的爱国热情。画上，身着黄裙、在白色头巾下露出卷发的希琳，与一袭橘黄色长袍的法尔哈德面对面跪坐在地上，相视的眼神中充满安详的爱意。不过，这其实是一个无果而终的悲剧爱情故事。书法有两幅。一幅是阿拉伯语书写的“奉至仁至慈的真主之名”，是当地的书法家萨伊卜·大不理兹赠与他们的贺礼。为了诵读《古兰经》，伊朗人从中学起都必须学习与真主沟通的官方语言——阿拉伯语。另一幅是波斯语书写的伊朗哲理名言，翻译过来，与中国哲学的“流水不腐，户枢不蠹”很一致。在做旧的纸上，这些波斯文就像画出来的波浪和一叶弯弯的方舟，婆娑的纸的褶皱则像阳光在海面上洒下的星点光斑。在这个空间里，伊朗人的双重身份一目了然：作为伊朗民族的伊朗人和作为什叶穆斯林的伊朗人。伊朗人的这一双重身份既塑造了伊朗在面对现代性时所作的道路选择，又被大国争夺所卷入的近现代历史所重构。这也许是理解伊朗式现代化道路的起点。

波斯波利斯

来伊朗的人必定不会错过设拉子附近的波斯波利斯，2500年前第一个世界性帝国——波斯帝国的遗址。于我们，波斯波利斯则还有另一重含义：它是巴列维王朝两位国王礼萨汗与其子穆罕默德·礼萨·巴列维构建伊朗现代民族国家的精神源泉。1925年，礼萨汗推翻了统治数百年的恺加王朝，建立巴列维王朝。这是现代伊朗国家建立的标志性事件。穆罕默德·礼萨·巴列维一直感到，自己与居鲁士大帝在冥冥之中有某种联系。1971年10月，他在此举行了纪念波斯帝国建国2500周年的隆重盛会。当时，苏联国家元首、美国副总统、20位国王、26位王室成员、14个国家的总统和3个国家的副总统、3位总理和2位外长——全世界的大批高官显贵纷至沓来，巴列维国王的统治达到了顶峰。之后，历史将峰回路转。他曾梦想伊朗将跻身于世界强国之列，实现伟大波斯帝国的复兴。1971年，他似乎从形式上做到了。

当我们踏上巨石台阶，穿过只剩残骸的万国门与百柱大殿，经由只能靠想象的宝库与马厩，站在奥帕荡纳大殿前时，2000多年前的盛景突然随着栩栩如生的人物石雕复活起来。朝觐代表团的123位使节，正沿着楼梯拾级而上，走向波斯大帝的宫殿，脚步声仿佛从远古传来。每个代表团的团长都由一位领队手拉着手携着，友好而亲密。领队是米底人或者波斯人，他们颈部戴着的项圈，暗示着他们的显赫地位。代表团所穿的不同服饰和带来的不同贡品，是判断他们所代表的国家和地区的线索：鬈发的埃塞俄比亚人、赤脚的利比亚人、牵着单峰骆驼的约旦和巴勒斯坦阿拉伯人、牵着双峰骆驼的阿拉霍西亚人（今天的阿富汗东南部及巴基斯坦和印度的部分地区）、挑着香料或金粉的印度人、拿着羊毛卷的希腊爱奥尼亚人、牵着公牛的埃及人、赶着水牛的巴比伦人（今天的伊拉克）等等。即使在这庄重的宫殿上，古代的伊朗艺术家也没忘记幽默一把，细致地雕刻了一位刚迈上台阶的使节扭头与排在后面的使节神聊海侃的情景。继续走，石面雕塑开始不停地重复着狮子从背后袭击一只牛的主题。有人说，这意味着波斯帝国的强大和凶悍。但也有人认为，这只不过是在暗示着春天的到来：狮子是温暖的象征，牛是寒冷的象征，温暖赶跑了寒冷，春天就来了；波斯波利斯就是庆祝波斯新年诺鲁兹的地方。用古波斯文、埃兰文和巴比伦楔形文字三种语言阴刻的铭文张扬豪迈：“我，大流士，伟大的王，众王之王，列国之王，塔伊斯佩斯·阿契美尼德之子大流士宣示，承蒙阿胡拉·马兹达的恩典，我依靠波斯军队征服的这些国家敬畏我，给我送王冠的有……”其后，列着23个国家的名字。

不过，更为引起我注意的，是重叠在古迹场所里的现代痕迹，比如，完备的现代旅游服务设施，放映波斯波利斯复原3D效果录像的影棚，以及供游客夜晚观景的看台和射灯。这些都是巴列维时代的工程。关于波斯波利斯最优秀的著作是伊朗考古学家沙普尔·沙巴兹（A. Shapur Shahbazi）在上世纪70年代写成的，那正是穆罕默德·礼萨·巴列维执政时期。实际上，大量关于伊斯兰之前的古代历史的考古发现，都是在巴列维的鼓励下进行并广为传播的。当年，几百万张精美的画报铺天盖地地吸引着伊朗的读者去怀古索源，用波斯波利斯的视觉符号唤起他们内心的历史沧桑与深沉的自豪感。直到今天，仍是如此。那部许多人所熟悉的动画片《我在伊朗长大》，原名就叫“波斯波利斯”——波斯波利斯，已成为祖国的象征。这些，都是巴列维王朝竭力将古代帝国塑造为现代民族国家神话一部分的努力，也是他们父子二人探寻神圣的裔系，以维护其统治的努力。

古代帝国与现代国家

上世纪20年代初，礼萨汗登上历史舞台之际，伊朗正陷入四分五裂中。英国和俄国根据1907年的《英俄条约》瓜分了伊朗，俄国占领北方，英国占领南方。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伊朗北部在苏俄支持下成立了吉朗共和国，南部通过《英波协定》，实际上被英国占领军所把持，边远地区的许多部落则拥兵自立。哥萨克军队领袖出身的礼萨汗组建了专业化的军队，粉碎了叛乱的部落势力，镇压了俄国人支持的伊朗北部分离主义，平定了南部英国支持的割据部落势力。但他还需要动员文化资源来对抗各种分裂势力，包括宗教分裂势力，在伊朗的多个民族和绝大部分为什叶派穆斯林的人民中建立民族认同感。因此，阿拉伯入侵前的前伊斯兰古代历史受到了他的特别重视，也就是以波斯文明为核心的阿契美尼德王朝与萨珊王朝。

礼萨汗与他所器重的一些知识分子都认为，伊斯兰教是阿拉伯人的宗教，效忠的是真主安拉，是没有国籍之分的，因此是非民族主义的。他崇拜土耳其的凯末尔·阿塔图克，向往世俗化，在很多方面对抗宗教的影响力，比如限制宗教人士在国会中的席位，削弱宗教地产，推行世俗的教育和司法体制，不提倡妇女穿长袍和戴面纱等。他独尊波斯语，去除波斯语中的阿拉伯语成分，把菲尔多西这样的古代作家颂扬为伟大的伊朗民族主义者。正是菲尔多西，在距阿拉伯帝国中心较远的伊朗东北部地区，让波斯语复活了。《王书》表明，波斯不仅是政治实体的统治，也不仅是民族国家，而是文化上的祖国，即使身处外族统治之下，依然保持独立。

1935年，礼萨汗正式要求国际社会停止使用“波斯”来称呼他的国家，而应改称“伊朗”。我向伊朗国家博物馆馆长阿克巴扎迪·大流士先生请教，这两个不同的称呼有何意义。他告诉我：“欧洲人用‘波斯’来称呼我们的国家，而我们一直称我们的国家叫‘伊朗’。萨珊王朝时期的古籍里，就出现了‘伊朗’的名字，那时，我们称我们的国王叫做‘伊朗沙’。‘波斯’只能代表以法尔斯省设拉子为中心的文明，但‘伊朗’还包括了更广阔的地区、民族和文化，比如俾路支斯坦、库尔德斯坦、锡斯坦、阿塞拜疆，它们共同构成了伊朗。刻意地强调‘波斯’与‘伊朗’的矛盾性，常常暗含着分裂伊朗的企图。”伊朗，至此成为统一多民族现代国家的正式称呼。让伊朗人感到自己在中东地区与众不同的是，中东大部分国家的边界都是由近代欧洲殖民者划定的，唯有伊朗与埃及不是。不过，伊朗人认为，埃及的楔形文字和两河流域的巴比伦文字后来都被阿拉伯语取代了，而波斯语却生生不息地延续了下来，所以，伊朗文明仍然是例外的，它是中东唯一从未中断的古文明。

伊朗学者的许多著作都试图论证波斯文化是如何在马其顿人、阿拉伯人、蒙古人和突厥人统治下巧妙繁衍承袭的，比如扎比胡拉·萨法的《伊朗文化及其对世界的影响》。我曾听说过许多关于伊朗文明从未中断的解释。中国社科院亚非所的陆瑾博士给我讲了一个故事。她说：“我在德黑兰大学读书时，教文明史的伊朗老太太讲的那堂课，我至今都记得。她讲亚历山大大帝入侵波斯的历史。希腊人来了，要实行希腊化的政策。伊朗人如何应对呢？她说，伊朗人想出来的方法，就是把伊朗女人嫁给希腊人（当时的马其顿人）。因为伊朗女人是伊朗家庭文化最重要的载体和传承主体，通过她们把伊朗人的思维方式、生活方式和习惯带入家庭中，就会把文明传承下来。200多年后，当亚历山大战败时，伊朗自然而然地回到了波斯文化。”伊朗人又怎么诠释阿拉伯人、蒙古人统治时期的文化延续呢？“他们说，因为伊朗人有文化，会吟诗作画，所以很多人进入了宫廷，宫廷的实际统治者和实权人物都是伊朗人。伊朗人还认为正是自己大大发展了伊斯兰文明和阿拉伯文学。蒙古人入侵伊朗的时候是天主教的一支，但伊朗人进入宫廷后，蒙古人也皈依了伊斯兰教。”

对礼萨汗之子穆罕默德·礼萨·巴列维来说，复兴古波斯历史，还有另一层含义。在《对历史的回答》一书中，他这样写道：“几个世纪以来，我们一直被忽视。当我们重新进入现代觉醒的行列中时，我们只是地理上的十字路通道。我们仅仅是东方通道上的一名卫士，是没有内在价值的原始荒原，她的重要性只体现在政治现实之中。我们生活在一个不规则的四边形的土地上，它把近东和印度联系起来，而且，我们是西方对付俄国人世代梦想取得在波斯湾和印度洋暖水港的楔子。我从未否认这些现实，但是永远也不理解英国和美国为什么不能承认伊朗是一个真正独立的国家。我认为，问题的症结是西方对伊朗历史缺乏兴趣，不理解波斯（古代的和现代的波斯）同西方国家有什么不同。因此，我对历史的回答必须从我的祖国3000年的波斯文明史开始。这部文明史被曲解了，其结果导致了伊朗试图进入20世纪的失败。”

在他的内心深处，那被曲解的文明史，是伊朗在面对现代文明时的卑微感。伊朗国家博物馆馆长阿克巴扎迪先生告诉我：“波斯人与希腊人曾打过一场马拉松战役，有上千册西方学者的书曾叙述过这段历史，这些书都将亚历山大大帝英雄化。而你几乎找不到一本伊朗人所写的关于这部战役的书。事实上，马拉松一役，亚历山大将我的国家完全摧毁。去设拉子西边萨珊王朝沙普尔一世的石雕遗迹看一看吧！沙普尔打败了罗马帝王瓦勒良，但我们的艺术家是如何描绘瓦勒良的？他依旧戴着王冠，穿着鞋，呈现得不失优雅。那么意大利罗马的雕塑又是如何展示战败的伊朗人的呢？都是些将手绑在身后的野蛮人！西方研究者推崇亚历山大大帝，并在这种文化优越感上建立了他们的联盟和文化圈——从欧洲、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到现在的东欧。他们都把古希腊罗马文化视为他们文明的源头。”

穆罕默德·礼萨·巴列维写下《对历史的回答》时，他已被流放在墨西哥，并被确诊为淋巴癌，健康状况不断恶化。上世纪70年代飙升的油价载着他飞上权力的云端时，他曾释放出不再听命于美国的强烈愿望。他高傲地驳斥了尼克松要求他撤销高油价的要求。然而，当他的政权在几年后陷入危机时，他曾期待得到美国人的支持。但他等到的，除了含混不清、自相矛盾的信号外，就是不断敦促他进一步推行政治自由化的陈词滥调。最终，美国驻欧部队副司令罗伯特·休塞将军私下来到德黑兰，要求巴列维的参谋长加拉·巴吉将军阻止反对阿亚图拉霍梅尼的军事行动。巴列维国王被美国扔出了伊朗。在他执政期间，他一直在努力引起世界、特别是西方大国对伊朗的关注。他希望以此赢得独立和平等的地位，也的确一度在尼克松的支持下填补了大英帝国撤出波斯湾后留下的权力真空。最终，他仍难逃美国附庸的命运。他的伟大抱负与卑微现实之间存在着巨大的鸿沟。巴列维试图重新解读伊朗的民族属性、完全回归古波斯文化的历史工程，并未能维护尊严。这在他决定倒向美国时，似乎就是注定的结局。

失败的中立

1939年9月1日，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礼萨汗国王马上宣布伊朗中立。他希望以此来维护伊朗不受侵犯。然而，随着轴心国1941年4月入侵巴尔干以及德国军队逼近保加利亚边境，中立的希望开始破灭。1941年6月22日，德国入侵苏联。礼萨汗国王立即以强硬的言辞重申伊朗的中立。

但礼萨汗心里很清楚，地理位置将再一次与伊朗的历史命运作对。这年夏天的一个晚上，他把王储穆罕默德·礼萨·巴列维领到地图前，以手杖当指图棍给他讲解世界局势。伊朗又将如历史上所经常遭遇的那样陷入绝境：希特勒在东方的闪电战威胁要在几个月之内征服苏联，如果没有盟国的支持，苏联人无法在德国的猛攻前生存。遥远的摩尔曼斯克海可以海运物资，但很困难而且缓慢。由于轴心国掌握了制空权，英国船只几乎到不了埃及，那年夏天根本不可能通过地中海运送物资。即使运输船能避开希腊的德国基地，土耳其也不允许它们通过达达尼尔海峡。如果柏林在黑海控制了保加利亚和罗马尼亚的海岸，后勤补给就更加困难。唯一安全和比较迅速的供应线就是通过波斯湾。伊朗又成为具有战术战略意义的地区。礼萨汗国王告诉20岁的穆罕默德·礼萨·巴列维，国家面临军事占领的危险。面对英、苏的军事实力，抵抗是毫无意义的。礼萨汗告诫他的儿子：“你得做好准备，一年之内我也许不再坐在王位上了。”

在巴列维国王的情报局局长侯赛因·法尔都斯特的回忆录中说，在纳粹德国势力达到顶峰时，礼萨汗曾任命了亲德的内阁，与德国的贸易、工业关系加强，德国专家在伊朗的人数也多了起来。随着德军在战场上的推进，向高加索山地靠近，穆罕默德·礼萨·巴列维对德国的好感剧增。随着德国在前线的失利，礼萨汗又赶紧任命了亲英首相曼苏尔。同盟国表示，对德国专家在伊朗一事很不满意，礼萨汗立刻用卡车在24小时内把600多名德国专家运到了土耳其。而在穆罕默德·礼萨·巴列维的回忆录中，他为父亲辩护道，礼萨汗并非敬佩希特勒和德国人，这不过是英俄利用所谓的伊朗与第三帝国的联系作为1941年入侵伊朗的借口。

英国和苏联毫不在意礼萨汗送走德国专家的诚意。曼苏尔带话来说：“美英苏三国大使说，美国向苏联提供大量武器，应把伊朗通讯线路和铁路提供给三国使用。”礼萨汗回答道：“我不仅做到这一点，而且要比这合作得更多，我将负责关照这些道路，全面保障运输。”盟军的答复却是：他们将自己护卫各条线路。礼萨汗很不高兴地说：“我这么多年来都保障了国家的安全，怎么就不能为你们保障几条道路的安全？”三国大使的回答是，三国军队开进伊朗的方案已被批准，他们已经无能为力。法尔都斯特回忆道：“从此以后，那个高大的礼萨汗一下子垮了，成了一个弱者，一个不能左右任何事的人。几天之内，他便面颊消瘦，身体难支了。”

1941年8月23日，英苏不宣而战入侵伊朗。苏联的摩托化部队越过阿塞拜疆边界，其他部队从东面的霍拉桑和沿边界全线向前推进。英国的5个师从东、南和西南面逼近。皇家空军轰炸了阿瓦士、沙普尔港和霍拉姆沙赫尔等军事目标，皇家海军军舰在阿巴丹附近击沉伊朗的一艘护卫舰，苏联空军轰炸了大不里士、加兹温、巴列维港和拉什特。礼萨汗先下令军队抵抗。他知道抵抗是徒劳的，但他说：“我已经完了。我之所以下了抵抗令，是想至少不让人说是我放外国军队进来的。”5天后，他得到通知，盟军将进入首都德黑兰，他命令停止抵抗。他告诉他的儿子：“你想我能够听从小小的英国军官的命令吗？”他高傲宣布退位。他做了一个明智的决定：他逃不脱被废的命运，但他装模作样的抵抗，却为儿子的继位制造了舆论。礼萨汗流亡南非，1944年客死他乡。

礼萨汗死后，巴列维陷在对父亲的怀念中难以自拔。他甚至向一位来访者吐露：“昨天，我妹妹阿什拉芙问我，究竟是个男人，还是只老鼠。”然后大笑起来。“二战”中脆弱、失败的中立，深刻影响了巴列维后来的道路选择。没有军事力量为后盾的中立不堪一击。与大国交往，身不由己。

倒向美国

“二战”后，“冷战”时期公认的第一场危机在伊朗爆发。早在“二战”进行中，伊、英、苏、美就曾规定，盟军要在战争结束6个月内完全撤离伊朗，可是在“二战”结束后，苏联从伊朗的撤军并没有按照先前的规定进行。事实上，早在盟国取胜指日可待之际，苏联就加强了对伊朗北部与苏联接壤的地区事务的卷入。在“二战”结束前后，伊朗北部日益动荡，库尔德人和阿塞拜疆的分裂势力蠢蠢欲动，但是伊朗政府每次对北部地区的用兵行动都遭到苏联的反对，不管伊朗政府怎样地据理力争，苏联总是阻挠伊朗军队开进北方苏占区，还加大了对阿塞拜疆、库尔德人的支持力度。在苏联的支持下，阿塞拜疆自治政府和库尔德自治政府先后于1945年末和1946年初宣告成立。美国开始调兵遣将进入处理危机的状态，从前的盟友要么是在伊朗发生一场战争，要么瓜分伊朗。5月，苏联人突然同意撤军。苏联撤军的原因是，苏伊双方达成一项协议，允许苏联成立开采和经营伊朗北部石油的伊苏合营公司。再加上美国以及世界上大多数国家的反对和伊朗蓬勃兴起的民族主义浪潮，苏联军队最终从伊朗撤出。在此以后，由于“冷战”需要以及对波斯湾石油安全日益增长的担忧，伊朗骤然成为美国外交政策的焦点。

一位重要人物在这时登上了政治舞台。他就是摩萨台。摩萨台是在伊朗与英伊石油公司的激烈斗争中上台的。上世纪50年代，民族主义在中东国家情绪高涨，产油国要求向石油公司分享更大的利益，影响最大的就是阿美石油公司与沙特政府的五五平分协议。伊朗的要求更为彻底，议会石油委员会主席摩萨台强烈要求实行石油公司的国有化。他宣称：“在这个饱经折磨的国家，一切不幸的根源就在于石油公司。”1951年，议会选他为伊朗首相。摩萨台是个矛盾混合体。他在法国和瑞士接受过法学教育，却又怀有强烈的民族主义情感，对英国非常敌视。他参加过1906年伊朗的宪政革命，自认为是一位共和主义者。他从不修饰自己，执著于个人风格，经常躺在床上，身着睡袍，接见伊朗人或外国贵宾。他具有伊朗人典型的激情和即兴，说话有时信誓旦旦，看来决无更改余地，但马上又以一个笑话或者一笑就全都不算数了。他是一个高超的演员，在公众场合，他经常流泪、呻吟，有时在演讲高潮时昏晕过去，是一个高超的群众情绪的煽动者。

石油国有化运动是美国势力在伊朗替代英国的开始。在这场运动中，英美从一开始就意见相左。美国已经开始用“冷战”的目光打量伊朗。还在1950年初的时候，杜鲁门政府国家安全委员会就在一份题为《美国对伊朗问题应持什么立场》的报告中说：“由于伊朗资源丰富，战略地位重要而且又无力抵抗武装进攻和政治颠覆，它必然会被苏联视为其侵略计划的永恒目标。”该报告着重强调，美国对伊政策的首要目标是“防止苏联控制伊朗，加强伊朗与自由世界的紧密联系”。虽然美国国务卿艾奇逊不鼓励国有化，但他认为，如果摩萨台下台，取代他的准是共产主义分子。美国一直不停地向英国政府施压，敦促英国政府让英伊石油公司做出妥协。英国人更关心的则是石油利益和财政收入。一些英国官员认为，共产主义危险是夸张的威胁，摩萨台是个穆斯林，绝不可能转向苏联。(www.xing528.com)

在摩萨台宣布国有化后，英国向伊朗施加了巨大的经济压力。伊朗人占领公司之后，没有一位英国籍雇员接受为伊朗国家石油公司提供建议；他们在英国军舰的保护下撤走了，石油生产基本停工。英国还组织了有效的石油禁运和封锁，给严重依赖石油收入的伊朗造成了巨大的财政困难。英国还冻结了伊朗在英国银行的存款，并且劝说杜鲁门政府不要向伊朗提供紧急援助或贷款。美国派出了几位石油专家，希望能够在摩萨台和英伊之间解决石油争端，但摩萨台统统拒绝了所有的方案。他追求的不是优惠的石油利益，而是国内的政治支持，而这种支持的基础就是彻底地反对英国。虽然摩萨台政府的经济状况不断恶化，但他实现了撵走英国人的历史性目标，重新掌握了民族资产，一时间成为很得人心的领导人。每当他通过无线电召唤自己的支持者，成千上万的人，有时甚至是几十万人会疯狂地涌上街头，捣毁反对派报纸的办公室。巴列维国王感到自己毫无权力。他对美国大使说：“我能怎么样？我孤立无援。”

然而，当美国发现摩萨台可能有独裁和亲苏倾向时，中情局与英国MI6共谋发动了一场推翻摩萨台的政变。这就是著名的“阿贾克斯行动”。1953年7月，中情局的克米特·罗斯福乘车从伊拉克进入伊朗。他藏在一辆汽车地板的毯子下面，溜进巴列维的王宫。他来说服国王相信行动计划的真实性。行动开始后，国王首先颁布命令解除摩萨台的职务。他让皇宫卫队的队长纳西里上校下达命令。但由于消息被泄露，在纳西里向摩萨台下达命令之前，报纸已经传遍大街小巷，说这位上校正在策划一次军事政变。结果，在纳西里到达摩萨台的住宅时，摩萨台的参谋长逮捕了他。摩萨台的支持者和人民党占领了街头，把德黑兰广场的国王父亲雕像推倒在地，砸得粉碎。政变失败的国王乘飞机逃往巴格达和罗马。他告诉美国驻巴格达大使，他不久就得找工作养家了，可是在伊朗境外实在没什么谋生手段。在罗马，他和妻子住在一套客房中，没有多余的衣服，没有随从，没有钱，王后在商店里逛来逛去，却什么也买不起。

但就在几天后，德黑兰的政治风向完全转了向。被巴列维任命为首相的扎赫迪召开记者招待会，出示了国王解除摩萨台职务命令的照片。支持国王的队伍从小型示威变成了高呼口号的庞大人群。街头，杂技演员翻着筋斗，摔跤运动员展示肌肉，举重运动员转动铁棒。人们像蜜蜂一样涌出集贸市场，反摩萨台的潮流汇合成新的力量。突然间，街头巷尾都贴满了国王的画像，小汽车也鸣灯以示支持国王，精锐部队站在国王一边。摩萨台翻过他花园的后墙逃走了。在罗马，一位记者冲进国王下榻的饭店，告诉他：“德黑兰消息，摩萨台被推翻，国王军队控制德黑兰。”国王面色苍白地说：“我早就知道，他们爱戴我。”他凯旋德黑兰，被推翻的父亲雕像又被竖了起来。“阿贾克斯行动”背后究竟有多少美元的运作，没有确切数字。但这个不像历史，倒更像小说的行动表明，美国情报机构已经在伊朗的政治生活中扮演重要角色了。巴列维与美国的亲密关系就此建立。而正因为这场合谋，伊朗人一直无法抹去巴列维是美国扶持上台的附庸的印象，也为日后霍梅尼调动起伊朗民众强烈的反美情绪埋下了伏笔。很快，美国人牵头组建了国际石油公司组成的财团，进入伊朗的石油业。

现代性的悖论

1963年，已经成为西方“自由世界”一分子的巴列维开始了在伊朗人看来是美国授意下的全盘西化和世俗化的“白色革命”。这个社会改革计划主要包括土地改革、森林和牧场国有化、国有企业私有化、工人分红计划、扫盲计划和给予妇女公民权。早在1950年，一位美国驻伊朗大使就曾如此评论巴列维：“对于一个东方国家来说，他恐怕有些过于西化了。”巴列维自幼就有一位法国籍的保姆，照顾他起居生活的方方面面，12岁就去瑞士的贵族学校就读。他优裕的童年基本浸淫在欧洲的文化背景中。因此，当他20岁就继承了国王的职位处理政事时，他对伊朗社会反而是有些生疏的。他与从小在霍梅因小镇长大、只有村镇毛拉和《古兰经》作为智识启蒙的霍梅尼有着完全不同的世界观。后来的历史证明，巴列维疏离了传统的伊朗社会。

除了经济建设目标外，“白色革命”的政治意义在于，它努力打破民众对于各种非国家权威的依附和认同，在国家和公民之间建立直接的联系。它针对的最重要的非国家权威，就是什叶派宗教人士在政治、经济、司法领域已经用了数百年的权力。新土改法案规定，以宗教公产名义占有的寺院土地必须出租给耕种的佃农，租期99年；以私人名义占有的地产则由政府买下，出售或出租给农民。这项改革，触动了宗教阶层的关键经济利益——土地。宗教人士在司法领域的权威也受到削弱。巴列维在城市地区设立“仲裁委员会”，在农村地区设立“公正之家”，由民众推选仲裁官和法官处理民事纠纷，用以替代宗教人士的传统司法角色。现代教育体系的建立，使得全国宗教学校的数量逐步削减。阿亚图拉鲁霍拉·霍梅尼公开表达了他的义愤，很快被逮捕，流放伊拉克。他开始在王权与教权关系破裂之际登上历史舞台。

上世纪70年代末，巴列维王朝一度极盛。1956年的苏伊士运河危机、1967年的阿以战争，以及英国宣布从巴林撤军，给波斯湾留下了权力真空。巴列维国王立即向美国表明，他非常愿意扮演这个宪兵的角色。尼克松和后来的福特政府都非常乐意支持国王来承担波斯湾的安全责任。伊朗的地区大国梦想短暂地得以施展：伊朗在承认巴林独立地位之后不久，就占领了阿布穆萨岛和布通岛，这也是后来伊朗与阿拉伯国家发生争执的原因；1973年，国王派军队前往阿曼，协助镇压当地马克思主义者引导的叛乱；他还向库尔德叛乱分子暗中提供支持，以迫使伊拉克签署《1975年阿尔及尔协议》。这个协议再次确认了阿拉伯航道为边界线，伊朗在波斯湾事务中占据了主导地位。与此同时，上世纪70年代的连续石油涨价，使得伊朗1975年的收入陡增到200亿美元，比10年前增了10倍。严重的贪污腐败、伴随现代化与工业化的种种城市病、迅速扩大的财富差距、外国军事人员和工人的大批流入、受到强烈冲击的传统生活方式与心灵等等，宗教人士在这时开始抨击西方文化的全面影响。

经历了半个多世纪的现代国家构建，伊朗的世俗化趋势似乎已势不可挡，在工业化的同时，对西方思想文化生活方式敞开大门。男人西装革履，女人时尚开放，接受现代教育的年轻人把曾经德高望重的宗教学者当做嘲弄的对象，伊斯兰教的社会影响力似乎越来越弱。吉米·卡特在这个时候当选为民主党总统，人权成为美国对外政策的一个重要方面。按照美国的逻辑，拥有巨额石油收入、经济上实现现代化的伊朗，该进行政治自由化民主化改革了。美国媒体开始猛烈抨击伊朗的人权状况，大肆地报道伊朗秘密警察“萨瓦克”的粗暴无情和无孔不入，对国王独裁专权的批评也越来越多。在美国施加的巨大压力下，巴列维国王已经开始考虑推进政治自由化进程了。他发表了将在1979年举行自由选举的讲话，放松了对一些媒体的控制。其结果是，对政府的批评和不满越来越变得公开和怒不可遏，骚乱和示威接踵而至，波及全国。人们聚集在宗教的旗帜下。2011年，在埃及发生的推翻穆巴拉克的革命，以及在其他阿拉伯国家发生的政治变动，就像是1979年伊朗的翻版：权威政治推动了经济现代化，却在向自由化推进时瓦解了自身，而纷纷兴起的却是传统的伊斯兰力量（比如在埃及是穆斯林兄弟会）。

巴列维王朝在建立现代国家之初所忽略的结构性矛盾，这时开始显露出来。他也许从2500年前古波斯的光荣中为王权找到了依据，也许这也加强了伊朗作为石油天堂宪兵的外交地位，但却使伊朗的双重身份面临挑战：国家的伊斯兰支柱被世俗古波斯的基础所替换，伊斯兰漫长的历史被刻意地忽略和藐视，真主受到世俗预言家和诗人明目张胆地公开挑战。伊朗贝赫什提大学波斯语系教授莫哈默迪如此向我评价巴列维：“伊朗人接受伊斯兰，从公元7世纪开始，已有1400年的历史。伊斯兰化后的伊朗与伊斯兰之前的古波斯时期共同构成了传统的伊朗。坚持民族主义立场的巴列维国王之所以在物质文明高峰被推翻，就是因为他忽略和违背了伊斯兰传统。”这时，一位被巴列维称为“虚弱而疯狂的老头”扭转了伊朗历史的路径。他就是霍梅尼。

霍梅尼

1979年，76岁的阿亚图拉霍梅尼受到祖国人民的热烈欢迎，回到伊朗。一家德国媒体当时这样写道：“在1.2万米高空，这位虔诚的老人，几乎以音速飞回到中世纪。”那时，所有的宣传机器都不约而同地把他捧为超级明星，铺天盖地、细致入微地播放民众向他欢呼的情景，与巴列维——他的敌人——黯然乘飞机离开德黑兰的画面蒙太奇在一起。而这个时候，他的身世、他数十年苦思冥想的政治蓝图，却完全还是个谜。就连拥有各种情报渠道、间谍、外交官、卫星和通讯网的美国情报部门，对他的了解都少之又少。国王怎么可能被推翻呢？当时的一位奥地利记者以惊讶与敬仰的语气描写道：原来这个长着一把浓密白胡须的年迈阿訇，在长达14年的流放中，只是在表面上丧失了权力和影响，但在实际上却拥有千军万马，连最现代化的火炮和轰炸机也无法与之匹敌。全国有18万毛拉，“真主的下级军官”，这就是他的千军万马。他们作为教士、教师、兽医、文人和仗义疏财的义士，是遍布在王室现代化阴影笼罩下的千千万万个伊朗村庄里一支精神上的精锐部队。这个幅员辽阔的国家的8万个清真寺，就是霍梅尼的基地、兵营和宣传中心。他关于“简朴、自由和公正生活”的福音，远远比那些谈论现代化、发展和进步的诱人词句更打动人心。

霍梅尼是谁？他出生在中央省霍梅因的一个宗教家庭，外祖父和父亲都是宗教人士。霍梅因是个微不足道的小城镇，位于海拔1850米、寸草不长的光秃秃的山坡上。在霍梅尼的童年时期，那里的人们仍然将毛毯蒙在头上取暖，紧紧地蜷缩在简陋的火炉旁，才能度过寒冬。那时的伊朗城乡，不存在什么西方式学校，主要是毛拉们，多半在冬天的农闲季节里，把农民、地主和阿訇的孩子召集在一起，教他们念《古兰经》，并以这部经典作为教科书学习作文。这就是霍梅尼的早期教育。

在圣城库姆，我们试图寻找霍梅尼当年生活的踪迹。他简朴的故居安静地偏居于一条小巷里，与德黑兰古勒斯坦皇宫的豪华大气对比鲜明。穿过小小的院子，他狭窄的起居室一目了然，除了一张床、简单的家具和书，什么也没有。伊斯兰革命后，他也就是在这里接见政要和民众的。库姆是霍梅尼的精神故乡。他20岁来到库姆，在这里，他花了近10年的时间研究伦理学和信仰学，研究神学、哲学和伊斯兰教法律，探寻了信仰的根源，领悟了同尘世紧密相连的宗教的奥秘。比如，以库姆为中心，伊斯兰教的统治者以真主的名义所建立的庞大的财政和社会机构。在这里，霍梅尼形成了他国家不能高于宗教和政教合一的政治理念，“反对暴君比斋戒和祈祷更重要”成了他的信仰。一位马什哈德的高级宗教学者巴格赫里如此向我解释什叶派的传统：“什叶派是涉世的宗教，它不仅关心真主与人的关系，也关心人与人、国家与公民之间的社会公正。在什叶派里，《古兰经》是为创造性的解释敞开着的，所以，阿亚图拉的智慧就非常重要。”在库姆，霍梅尼培养了诸如穆塔哈里、蒙塔泽里、贝赫什提、拉夫桑贾尼等学生，这些人日后都成为伊斯兰革命的骨干力量。

霍梅尼还是少年时，正值伊朗政治大动乱的年代。1915年，伊朗成为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战场。土耳其人和俄国人进入伊朗的北方地区作战，又沦为英国的保护国。巴格赫里告诉我：“反叛俄国和英国的骨干是伊斯兰教会。从那时起，伊斯兰就与民族主义紧密地结合在一起。”上世纪50年代，伊斯兰教再次成为伊朗民族主义浪潮的重要推动力量。宗教人士在德黑兰、库姆、马什哈德和大不里士清真寺里的反英言论，激起了全国的仇外浪潮，从而把摩萨台推上了舞台。在这些运动中，霍梅尼还没有发出他的声音，直到1963年。

1963年，为反对“白色革命”纲领在全国公投通过，已经是阿亚图拉的霍梅尼宣布举哀48天。伊朗新年那天，他再次主持致哀仪式，猛烈攻击国王，伞兵部队袭击了库姆的法齐亚清真寺，闯进祷告厅，以暴力镇压反抗者。为了避免全国骚乱，国王不久释放了霍梅尼。但在阿舒拉哀悼节时，霍梅尼再次对国王发起攻击。在清真寺里，他一手拿着伊朗宪法，一手拿着《古兰经》，咒骂暴君亵渎了这两件东西。他的讲话稿已经事先分送到全国各大清真寺并布置同时宣读，在长达两个小时的演讲结束后，人们涌向库姆街头，齐声高呼“打倒贾西德（恶魔）！”“杀死独裁者！”当霍梅尼被捕，押往德黑兰附近的兵营时，骚乱的群众从圣城出发涌向德黑兰，要去推翻国王，与警察爆发了流血冲突。国王建议霍梅尼迁往马什哈德，但霍梅尼说：“伊斯兰教的教义比国王的权势悠久得多，我的道路不是你的道路。”

此后，霍梅尼流亡伊拉克圣城纳杰夫。在纳杰夫，他在宗教学校讲学，并汇集成《伊斯兰政府——教法学家的统治》一书，详细地阐明了为何以及如何建立一个伊斯兰政府。也是在20世纪60年代至70年代，在许多阿拉伯国家，民间的伊斯兰复兴运动在广泛兴起。从阿尔及利亚、沙特到叙利亚、埃及，作为对20世纪50年代世俗民族主义在建立现代独立民族国家过程中居于主导地位的回应，以及对美苏世俗化意识形态在中东不断渗透的反抗，1962年，伊斯兰世界联盟成立，用以对抗以埃及纳赛尔为核心的阿拉伯国家联盟。1967年，阿拉伯国家在第三次阿以战争中惨败，纳赛尔倒向了美国，阿拉伯民族主义与国家现代化受挫。伊斯兰很快填补了中东的“意识形态真空”。伊斯兰世界的伊斯兰复兴运动覆盖了从苏丹到印尼的大部分穆斯林国家。1979年沙特的“麦加事件”、1981年埃及总统萨达特遇刺、1982年叙利亚的“哈马流血事件”、1983年苏丹的“伊斯兰教法尝试事件”、1985年埃及的“金字塔骚乱”、1988年阿尔及利亚的“十月骚乱”，都以势不可挡之势冲击了中东各国的政权。在今天被西方称为“阿拉伯之春”的阿拉伯世界政治变动中，我们仍能清晰地感到伊斯兰运动脉搏的跳动。但在1979年，唯独在伊朗，伊斯兰运动实现了政治制度化的目标。

伊斯兰共和国

1978年，在霍梅尼的长子被人神秘杀害后，德黑兰一家报纸开始对霍梅尼进行嘲讽，对他的宗教身份和影响提出质疑，还怀疑他是否真的具有伊朗国籍。新闻界对霍梅尼的攻击在库姆引发了骚乱，政府派军队前去镇压，许多人被打死。这种滥用权势打破传统政教平衡的做法，激怒了伊朗人。正在巴黎流亡的霍梅尼被人们冠以“伊玛目”的称谓，这实际上意味着，伊朗的什叶穆斯林社会认可他高于所有高级宗教学者的能力和地位。11月，温和派政治领袖巴扎尔甘飞往巴黎，宣布接受霍梅尼的领导。什叶派穆斯林遵从“效仿源泉”的传统再一次在政治生活中得以体现——在伊朗历史上，政治人物曾多次请求宗教学者的支持或追随“效仿源泉”。即使是巴列维国王的观念中，遵从什叶传统也是非常重要的。虽然土耳其凯末尔建立的世俗共和国曾大大鼓舞了礼萨汗，然而，当土耳其共和国在1924年向哈里发制度宣战，彻底与神权主义决裂时，他立刻赶往什叶派圣城库姆会见宗教领袖，在与他们商议后，很快宣布中止当时伊朗正在进行的共和政体准备。礼萨汗登基建国之初，在他就任国王的演说辞中，在他的加冕典礼上，他都发誓要维护什叶派十二伊玛目支派，并明确表态，宗教是伊朗人“确保国家统一的最有效工具”。只是后来，这种传统在高速现代化的进程中被抛于脑后。

1978年12月，在德黑兰，有100多万人参加了纪念伊玛目侯赛因殉难的阿舒拉节游行。他们喊着“处死国王”的口号，要求霍梅尼回国。1979年2月1日，霍梅尼返回德黑兰，此前被霍梅尼指定为临时政府总理的巴扎尔甘进入首相府，正式接管国家权力。4天后，美国即宣布承认伊朗新政权。

革命初期集结在宗教旗帜下的各种政治力量，并不都想建立一个政教合一的国家。按照政治态度，大致可以分为四派。一派是霍梅尼为领袖、以伊斯兰共和党为核心的主流派，主张建立一个真正的伊斯兰社会，提倡宗教学者的治理权；其二是由20世纪60年代兴起的“自由运动”分化发展而来的温和派。这一派认为，宗教人士应积极参加反对君主专制的斗争，提供精神指导，但应该由专业人士来主持政府事务、负责国家的治理。巴扎尔甘总理属于这派，一些大阿亚图拉也属于这派。其三是主张暴力革命的伊斯兰左翼激进派，以“人民圣战者组织”为核心，奉阿里·沙里亚提为精神领袖。其四是世俗激进派，亲苏的伊朗人民党一度是其主力，以社会主义为目标。围绕着宪法制定的政治斗争中，主流派势力逐渐占据了优势。按照霍梅尼的意思，新国家命名为“伊斯兰共和国”。巴扎尔甘临时政府以1958年的法国第五共和国宪法为蓝本，提出了两部宪法草案，但因为没有体现出霍梅尼“教法学家统治”的思想，未能通过，最后由公民投票选举专家议会来讨论和制定宪法。在73名专家中，有55名宗教人士，他们制定了与草案有着本质不同的宪法，确立了伊斯兰共和国的政治体制。在伊斯兰政治史上，有哈里发和苏丹凭借个人权威来实行的统治，但通过宪法来确立伊斯兰政体，还是历史性的创造。

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政治体制？它确立了“教法学家统治”的原则，由大多数什叶派穆斯林所追随的“效仿源泉”为国家的宗教领袖。在领袖之下，《宪法》确立了三权分立制。领袖具有绝对权威，在他之下是立法、行政和司法三权机构，也就是国家的共和制机构。政府首脑总统由直接选举产生，议会也是选举产生。这样，霍梅尼依靠非凡个人魅力所建立的权威，以制度化的形式确立了下来。这个“最高领袖”的角色，与古希腊人所设想的“哲人王”的统治，是多么相似。为了确保国家法律的伊斯兰方向，还设立了一个特殊机构，宪法监护委员会，对立法和行政机构进行监督和管理。此后的实践中，伊斯兰政府还形成了宗教监督机构和宗教基金会机构两大机构。

德黑兰大学国际关系研究院的阿斯嘎克哈尼教授这样向我诠释伊斯兰共和国：“西方有‘政府由人民而来，为人民服务’，他们的社会正义概念源于希腊。而我们有‘政府由真主而来，为人民服务’，我们的社会正义概念源于《古兰经》。伊斯兰共和国有比美国三权分立还相互掣肘的多个权力中心，也实行多数选举——直选的总统，选举产生的议会，以及由全民选举产生的专家委员会。如果说西方有‘自由民主’，那么伊朗有的是‘伊斯兰民主’。”这个体制，也是建立在什叶派传统之上的。在什叶派的观念里，最后一位隐遁伊玛目将成为救世主。但在这之前，都由他的代表——阿亚图拉来掌握什叶派的精神财富。但类似天主教教皇那样的宗教首脑，在什叶派那里是没有的。什叶派神学家的精神领导，很少集中在一个人身上，而是几十个分散的中心，取决于信徒们和毛拉们对其学说和品德的公认，而授予宗教领导人的光荣称号，就叫做“效仿源泉”。不仅如此，因为什叶派认为《古兰经》是为创造性的解释敞开着的，所以，不仅阿亚图拉个人的学识非常重要，而且还强调辩论，鼓励宗教学者挑战阿亚图拉，甚至是大阿亚图拉对经文所做出的解释。比如，对于宗教人士是否参政的问题，在革命胜利初期，什叶派里一些温和的阿亚图拉就持反对意见。正是在这一点上，什叶传统本身就蕴含着民主思想。这一传统的制度体现，就是由全民选出的86个宗教人士组成的专家委员会，以及对最高领袖的追随。当我们看到“保守派与改革派的论战”，听到关于“总统内贾德与最高领袖之间不合”，以及关于“议员与神职人员之间的较量”这样的新闻报道，看到总统候选人之间激烈的辩论与相互讽刺时，我们应该理解，这正是民主制度运转的表征。

当革命的集体意志逐渐消退，统一在伊斯兰大旗下的内部矛盾开始呈现时，一切就不再按照真主的意志，而是按照政治的逻辑来运行了。1979年11月，霍梅尼支持德黑兰学生占领美国大使馆、扣押66名使馆人员，并在国内掀起反美浪潮。借此，他清除了革命者内亲西方的世俗力量和自由派。在一系列暗杀、清洗、处决之后，也清除了激进的伊斯兰势力、社会主义的世俗激进派和反对毛拉干政的宗教温和派。与任何一场革命无异。这样，霍梅尼巩固了以保守的伊斯兰上层教士集团为核心的新生伊斯兰共和国。美伊至此开始长达30多年的对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