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美国大选观察与态度

蒲　实

理解这场争论的起源，必须回溯到2008年，整个国家的信心在金融危机中崩塌，一个怀疑的时代降临了。

当时奥巴马作为充满浪漫诗意的希望化身进入白宫，其政策选择的自由度却极为有限。两个决定性的因素制约着他的执政道路：联邦政府与社会、市场的关系，以及财政平衡。在华尔街与白宫，以及两党政治的权力较量中，美国政治呈现出今天的模样，繁衍出2012年大选的议题。

大而不倒

克里斯·鲁普基（Chris Rupkey）坐在JP摩根大楼的办公室里，几台电脑显示着股市走势。他是三菱UFJ的首席金融学家。2008年，JP摩根大通幸免于难，三菱UFJ给了它90亿美元的投资。

说起雷曼崩塌，鲁普基立刻被卷入记忆里，当年雷曼在金融风暴的海面上砸下一个巨型旋涡。“怎么能让雷曼倒下？究竟发生了什么？还是无法理解。雷曼的朋友们都说：‘我们正谈论着参与拯救AIG（美国国际集团，保险巨头），怎么自己眨眼就没了？’”他迷茫的眼神告诉我，4年过去，他还没回过神来。他说：“整个金融体系的信心就此瓦解了，今天也没能恢复。”

雷曼破产是美国历史逻辑的转折点。在此之前，华尔街和华盛顿对政府介入市场的角色充满疑惧，犹豫反复。时任财长亨利·保尔森是一位自由市场的信徒，共和党人，前高盛的首席执政官。他决定，要打破市场对“大而不倒”的预期，“除非美联储拒绝向一家大型且颇具影响力的公司提供帮助，否则谁也不会知道美联储贷款的界限在哪里”。

市场联合拯救雷曼的努力最终失败，2008年9月15日，雷曼被迫破产，这一天是华尔街的“9·11”。雷曼倒下后，它所带来的震荡，超出了所有人的想象——金融体系立即开始自由落体式的加速崩溃。24小时内，道—琼斯指数下跌504点，AIG（美国国际集团）股价下跌65%，7000亿美元的股民财富蒸发。保险帝国AIG立即需要300亿到400亿美元的现金，否则将破产，接下来，就该轮到高盛、巴克莱、摩根士丹利等投行。作为全球金融系统的枢纽，AIG破产还意味着人寿保单将被挤兑，风险将扩散至所有保险公司。就连通用电气也开始崩溃，维持公司运营的商业票据资金几乎已停止滚动。银行间的拆借几乎停滞，市场失去流动性，建立在信用基础上的现代经济系统正在瓦解。在这样的前提下，政府只能救援。强烈的市场冲击使保尔森在雷曼破产之前曾试图颠覆的“大而不倒”逻辑，讽刺性地反而得到强化，无法回头。联邦政府因为必须救市，干预市场，政府权力就不得不一步步扩张，直至成为今天美国政治爆发根本性的争论。

随着市场恶化，规模7000亿美元的问题资产救援计划（TARP）终获国会通过。前前后后，美国政府斥资4000亿美元救助“两房”，对大型金融机构推出7000亿美元救市计划，拨款2000亿美元救助AIG。这些钱都来自纳税人。

参议员奥巴马投入大选最后冲刺时，这些都已经发生；他攀登权力顶峰时，大政府路径已经成为必然的选择，这当然并不是奥巴马民主党政府想要选择的哲学。当我们在今天的总统大选中听到两党关于政府角色的争论时（共和党攻击民主党扩大政府权力），别忘记，它当初的角色界定，超越两党之争，实为形势所迫。

新时代

新的时代潮流正无声地汹涌而至。

随着克林顿时代留下的巨额财政盈余和与之相伴的乐观主义在金融危机中彻底消散，反对小布什伊拉克战争的情绪越来越浓厚。奥巴马准确地抓住了“反战”这一点。

初出茅庐的奥巴马为什么能赶超资深的希拉里，脱颖而出？有一位重要的华尔街人物深刻影响了他。“是他在第一时间警示奥巴马金融危机的深度和广度，是他传授给奥巴马理解这场危机的知识。他对奥巴马说，‘这场危机一辈子只遇得到一次’。”克里斯·鲁普基告诉我。他早在2007年就意识到公司杠杆率太高，房贷风险巨大，“这个人的名字叫罗伯特·沃尔夫（Robert Wolf)，瑞银美国的总裁，他后来成为奥巴马的挚友”。

奥巴马是去曼哈顿拜访乔治·索罗斯时认识沃尔夫的，索罗斯是民主党的坚定支持者。两人初见，立即被对方吸引住了：一个理智冷静，志存高远；一个有足球运动员的体格，数学的天才和潇洒的笑声。沃尔夫自嘲对奥巴马有一种“与性无关的迷恋”，他甚至愿意为他两肋插刀。见过奥巴马，“沃尔夫欣喜若狂——他给每个人打电话，逮住华尔街同事们的衬衣领子，为奥巴马组织了两场募捐晚宴，每场募得50万美元”。曾获普利策新闻奖的华盛顿名记罗恩·萨斯坎德（Ron Suskind）如此写道。很大程度上，沃尔夫的倾情相助，才使得奥巴马能在初选中击败一直领先的希拉里——华尔街的金钱对初选尤为重要。

在奥巴马46岁生日那天，沃尔夫向他解释了即将萦绕华尔街的噩梦：与证券化抵押贷款有关的所有衍生品。他说：“这不是经济周期增长—萧条—反弹的自然波动，而是百年不遇的灾难，这场市场驱动的危机将摧毁华尔街和整个美国经济。”奥巴马以他一贯淡定的语调询问了一些术语的含义，然后说：“罗伯特，你现在是我的顾问了，让我们保持对话，就像这样。怎么样？”“好。”

在华盛顿的权力结构中，没有任何一个人，像奥巴马这样，能得到一位执掌华尔街银行的船长手把手的传授。危机刚露端倪，大部分人还未察觉，奥巴马已经先知。

奥巴马赶超希拉里突破性的关键一役，是他2007年9月在纳斯达克发表的关于金融改革的演讲。他说：“罗斯福总统曾说，危机之中，需要重新审视价值观。在这个国家里，有责任感的金融家与实业家，应通力合作实现共同目标，而不是只为自己着想。”他陈述了自己的计划：调查次贷市场，保证交易透明，监管评级机构。他还先见地指出，华尔街与美国大众已紧紧捆绑在一起，全国必须团结一致，患难与共。在如浪的掌声中，他如黑马崛起，美国媒体高喊：“绝妙！”“罗斯福式的！”“将金融监管的失败、经济机会的减少、金融崩溃、华尔街的政治影响力，流畅地串在一起。”“超越了民主党的共识。”“引领了孕育立法的公众舆论全面转向。”

人们唯独担心，华尔街的募款者会怎么想。但不必担心，华尔街立即接收到了奥巴马释放的信号——演讲稿的背后，参与写作指导的，正是沃尔夫。华尔街的金融精英于是纷纷向奥巴马聚集，其中包括美林、雷曼、高盛、黑石等投行与对冲基金的总裁，以及德高望重的美联储前主席保罗·沃克尔。奥巴马与华尔街曾有过甜蜜的爱情。

金融改革：错失良机

奥巴马一上任，就面临着两难选择：在第一时间避免经济崩溃，还是规避道德风险？能不能双管齐下？在拯救金融业的同时，该对他们多强硬？

“大而不倒”已成事实，却蕴含着极危险的悖论。逻辑上讲，政府不得不为金融机构捅的娄子埋单，为他们做最后担保，这意味着，金融机构无须自担终极风险，却有无限逐利的自由。该如何约束华尔街？是否必须立即扩大监管权力？大政府的路径依赖是否要这样走入历史深处？

如此重大的选择，奥巴马却没有多少时间余地和经验去应对。美国总统这个职业的矛盾之处在于，“没有任何一个总统以外的职业能够训练你成为合格的总统”。一位资深民主党人告诉我，“所有人成为总统时，都是毫无经验的新手，但他们却必须立即处理重大甚至紧急的国家大事。此时，总统身边的技术官僚会深度影响他的决策”。

竞选阶段，奥巴马的顾问团曾将他们的巨大影响力投射给他。保罗·沃克尔曾在1979年至1987年任美联储主席，如同现代金融体系之父。现在，经过格林斯潘时代的信贷扩张，这个成年的孩子开始忤逆，沃克尔决定严加管教。罗伯特·沃尔夫也已做好准备，离开纽约，用他的金融知识，监管他所熟悉的金融业。

然而，这支监管鹰派最终却被边缘化。大概出于党派忠诚的考虑，奥巴马执政第一年组建的经济团队，幕僚基本继承自比尔·克林顿。克林顿时期的经济学家遍布白宫：拉里·萨默尔斯（Larry Summers)、蒂莫西·盖特纳、皮特·奥斯扎格（Peter Orszag)。这些人都曾在前财长、花旗集团掌门人罗伯特·鲁宾（Robert Rubin)麾下工作，他们坚信，必须支持脆弱不堪的银行系统，而不是严管。“克林顿时期，亚洲和拉美的金融恐慌构成了这批人共同的记忆，推进急诊室，先‘救火’，是他们认为最要紧的事。限制银行家薪酬？不。他们都想的是，这是他们自己的公司合同，我们怎么能去改变？我们都着火了，相煎何太急？”《大西洋月刊》的著名记者和作家詹姆斯·法洛斯（James Fallows）如此写道。

既然政府出钱，提约束条款看上去顺理成章，但与金融权力的博弈实际很艰难。财政部拿着2500亿美元去找银行注资时，银行并不都买账。加州富国银行的老板差点就不愿来华盛顿，他的银行资金充足，根本不需要政府参与。摩根大通则担心，竞争对手得到注资会赶上它。率先提出薪酬问题的不是财政部和证监会，倒是花旗银行。银行充满警惕，生怕被国有化，钱口袋就此被管住。当9家大银行都同意拿钱的时候，财长保尔森竟然感叹：“真是背水一战！”生怕谈不成交易的是政府，又怎可能在当时提出严厉的监管和薪酬限制？但银行一旦挺过危机，不再需要政府，且因政府援助变成巨型金融寡头时，约束岂不更难？

奥巴马向华尔街施压的良机于是很快错失，2009年3月是关键的分水岭。在这之前，参议院民主党领袖急切地要推进金融改革议程，多次求见奥巴马，但都被他的办公厅主任挡下了。白宫档案显示，3月12日，7位参议员联名给白宫办公厅主任写信，以极为不满的语气抱怨，他们1月要求见的是奥巴马本人，而不是被转到经济委员会主席那里了事。信中说，4月2日G20峰会召开前，监管改革应具备最关键的要素，但“现在只剩下3周了”。几个月来，联邦存款保险公司主席希拉·贝尔（Sheila Bair）一直在对花旗的不良资产进行审查，但她提出的解雇花旗高管、重组银行的提议，却遭到了新财长盖特纳的强烈抵制。贝尔没有察觉到，奥巴马对花旗关闭重组并不感兴趣。查阅整个2009年奥巴马的日程安排，他的全部注意力都集中在医疗改革和经济刺激计划上。事后看来，这样的议程有诸多隐患。

3月中旬，AIG高管1.6亿美元的高额分红被媒体披露出来，距它获得300亿美元救助款还不到两周。从康涅狄克州开始，反对华尔街的愤怒于是成为席卷全国的群众浪潮。奥巴马怒斥AIG“不计后果和贪婪”，白宫有了一次介入银行扩大监管权的机会，但拿出的方案却只是类似于联邦政府评级的金融压力测试。

当月底，奥巴马会见了13名华尔街银行的总裁，他说：“你们的公关危机已经演变为政治危机”；“我的政府是你们与草叉之间唯一的屏障”；“帮助我，就是帮助你们”；“我们同在一条船上”。他提出了金融改革方案，却悄无声息地通过了对华尔街一系列大规模的政府支持计划。这些计划包括，美联储出资购买总额3000亿美元的长期国债，财政部高达1万亿美元的银行“有毒资产”回收计划等。当月，《时代》周刊一篇文章的标题是《华尔街终于欢呼雀跃》。

此刻，银行还需要政府，需要纳税人的钱注资、政府的担保、美联储无限的紧急借贷，以及接近于零的低利率。奥巴马必须在权力天平摆动之前，用这些筹码同银行交换，换取他们对金融监管的支持和对分红的节制。

白宫与华尔街：渐行渐远

可惜，春夏一过，以摩根大通、高盛和摩根士丹利为首的银行就开着坦克，轻而易举地通过了压力测试，大张旗鼓地驶过几乎无人把守的哨岗，在大众还挣扎于失去工作、养老金与房子的黑夜，吹响了破纪录高额分红的军号。获得输血的金融寡头元气在恢复。2012年大选前，当我来到华尔街，银行们都已是这样的腔调：“政府当年给的援助款我们可是已连本带息还清了的啊！”历史的钟摆，已经挪移。

法洛斯如此评价，奥巴马执政初期，“显然是在骄纵华尔街……没能及时对拿钱的家伙强硬，造成了双重问题，至今奥巴马也没能从中恢复过来。实质意义上，使用公款（纳税人的钱）保证银行家的薪酬产生了‘道德危机’问题；象征意义上，这正是‘占领华尔街’运动背后的动因：社会分化”。未决的监管问题最后演变为一场深刻的社会危机，成为1％的富人与99％绝大多数人的对立，共和党人戏谑其为“阶级战争”。事后回想，许多经济政策的制定者都感到遗憾。

到了2010年初，民意已压倒性地反对华尔街。加之参议院共和党反对势力增强（支持奥巴马医改的共和党参议员爱德华·肯尼迪去世），医改计划受阻，奥巴马几乎是在慌忙中拥抱了先前被束之高阁的“沃克尔规则”。沃克尔主张根本性地解决问题，推翻“大而不倒”，“将匕首刺入华尔街那些长期负债的商人的心脏”，为那些价格过高的资产化债务重估价格，“重新开始用老式商业银行的方法赚钱”，而不是以“系统性危机”的借口维持衍生品，饮鸩止渴。他治理通胀的经验告诉他，有时要不惧“休克”，才有根本的治愈。每当他发言，人们总问：“你跟奥巴马说了你的想法吗？”他说：“我告诉他我脑中的一切。他在听吗？在听。但他常常都坐在喧闹的人群里。”他曾失望地抱怨说：“他的心还不在这儿。”

2010年7月，以沃克尔思想为指导的金融改革法案——多德—弗兰克法案签署。它的核心是，对银行核心资本做出规定，要求吸收存款的银行必须剥离自营衍生品业务。法案最重要的内容还停留在原则阶段，要几年时间去细化，银行却早已发动了“先发制人”的打击。德意志银行和巴克莱已经将他们的商业银行从美国分部转出，归并到全球公司下，以规避核心资本的要求。大摩、美国银行、花旗等银行的自营交易已经停下来。金融业的游说资金滚滚涌入华盛顿，2010年中期选举前，流量达3400万美元，60％流向民主党。2012年总统大选，则高达5.3亿美元，50％以上流向共和党。大约有250多名前议员在为金融业游说。对公众来说，法案则留下太多疑问：为什么某些特别定制的衍生品不受监管？这是法律留下的后门吗？为什么法案不限制银行的规模？为什么不将商业银行与投行分开，回到上世纪30年代那样？金融业到底有没有改变？

9月，奥巴马在玫瑰园宣布，哈佛大学法学院教授伊丽莎白·沃伦(Elizabeth Warren）会帮助他建立“消费者金融保护局”。她是“消费者金融保护”的原创者，然而，奥巴马并未任命她。媒体质问：“为什么不任命她，以表决心？”幕后的故事是，财政部答应了银行业的要求，同意设立保护局的前提是不让伊丽莎白当头。在金融改革法案即将投票前，游说集团成功地让“保护局”萎缩成一个美联储的下属机构，而美联储同时代表着双重利益：合理的公共货币政策与蓬勃的私有银行业。

奥巴马与华尔街的关系越来越陷入精神分裂症。一面是深重的社会危机——消失的中产阶级，暗淡的“美国梦”，居高不下的失业率，撕裂的收入鸿沟，华尔街已成众矢之的。另一面，为了赢得选举，他又必须到华尔街化缘。到了2011年，随着经济陷入“二次衰退”，就业无好转，奥巴马开始给自己披上争取收入平等斗士的斗篷，越来越具有平民主义的色彩。总统大选前，华尔街的人告诉我，他们感觉，“奥巴马不喜欢我们了”。

与此同时，不再需要政府救赎的华尔街又重新拿起了它政治影响力的有力武器——自由放任主义的意识形态。华尔街的每个人都告诉我：“监管法则就像楼上晚归的邻居尚未砸在楼板上的第二只鞋，让市场充满不确定。”“大政府只会滋生腐败，但自由市场不会永远失效。人们一定又会开始慢慢重新相信市场的。”这与罗姆尼的论调基本无异。

历史总是不厌其烦地重演。今天，共和党攻击政府干预不但不会治愈资本主义制度的疾病，反而会更伤害它，坚信“无形之手”会解决一切问题。民主党则攻击金融业30余年不受监管的过度膨胀，最终绑架了整个经济体，到头来，失去了房子和养老金的纳税人竟然还在为金融富豪埋单。这些论调，与2008年如出一辙，惊人的一致。大政府逻辑重新遭遇挑战。

观念之争的幕布之后，沉默的事实是，金融寡头复活了——在美国，“我们的寡头不靠贿赂或绑架来运作，而靠意识形态的软权力来统治”。

医改先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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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佛罗里达的共和党大会期间，一位国会众议员这样对我说：“奥巴马要把美国引向一个欧洲式的福利制度国家吗？这是个道路问题。”他说的是医疗改革，奥巴马倾尽政治资源“惨胜”的政绩。

奥巴马执政伊始，选择了医疗改革作为首要工作重心。凡需从国会要钱的政策，都深受两党政治斗争的影响，风险高，搞不好就失去民意支持率。财政税收问题是美国政治的命门，当年美国独立战争的思想武器就是“无代表，不纳税”。但凡花钱和征税，保守派随时都准备好了几顶大帽扣过来：“政府过度扩张”、“侵犯个人自由”、“搞社会主义”、“背叛美国价值观”和“违宪”。奥巴马当时的白宫办公厅主任拉姆·伊曼纽尔回忆说，与金融改革这种不花钱的政策比，拿医改做文章无疑是政治冒险。

那为何还要推进医保议程？这与奥巴马的个人政治抱负和他身边的“芝加哥帮”有极大关系。上学时，奥巴马研究的是民权；在芝加哥大学教书的时候，教的是宪法学；后来在黑人社区工作，又做过种族问题律师，他对道德问题有很大的热情。普及医保是他最重要的竞选承诺，美国有4000多万人没有被医保覆盖，那时，经济危机还没爆发。《纽约时报》驻白宫记者朱迪·康特（Jodi Kantor）告诉我：“他对社会正义、对公益非常认真。”而对他影响很深的夫人“米歇尔是一个有强烈政治使命感的人，晚上，夫妇俩常在白宫的杜鲁门阳台上交谈，他们都认为，作为总统，不是要争取每天的政治胜利，而是要追求根本性的变革”。

克林顿就任总统时，已在他12年的州长生涯中建立了广泛的好友圈，“比尔之友”的名单一长串。但奥巴马的朋友圈子小多了，他的密友都是在芝加哥结交的：戴维·阿克塞尔罗德（David Axelrod）和瓦莱丽·贾勒特（Valerie Jarrett)，他们协助奥巴马竞选，一起来到白宫。这个封闭的小圈子几乎“垄断”了白宫，对奥巴马影响极大，他们都像竞选时那样，天真地认为“一切皆有可能”。从罗斯福、肯尼迪、约翰逊到克林顿，实现全民医保一直是民主党自由派的政治理想，但因它牵扯的利益太广，甚至关涉制度和价值观，这些伟大总统的努力最后都因美式意识形态和利益集团的阻挠流产，奥巴马却渴望能创造历史。

伊曼纽尔力劝奥巴马，步子不要迈大了。尽管身边的顾问每天都在提醒，民意支持率在不断下降，但奥巴马说：“我不在乎是不是只能当一届总统，我们不是一定要赢，我要的是真理。”其实，奥巴马疏离了大众的情感——突如其来的经济危机，人们需要面对的是日常生活的耻辱，最迫切的需求是就业。奥巴马未能对此做出回应，他对搞经济也不是很在行，而他的经济顾问团队极大受制于他身边的芝加哥帮。朱迪用这样一个词来形容当时的奥巴马：“对盲目信仰的执念。”

于是，有两个利益集团获得了面见奥巴马最多的机会：华尔街的13位银行家与医疗保险公司。奥巴马第一次在白宫发表医改讲话时，当年克林顿的许多旧部就坐在听众席中，陷入沉思，如皮克特将军回忆起葛底斯堡战役的溃败。当年，医疗支出仅占GDP的11%，克林顿聚集了最聪明的头脑，向国会递交了深思熟虑的提案，通过后，却招致了医院、保险公司、医药公司的炮火，直至民主党在中期选举大败。事隔18年，医疗支出已占GDP的17%，且随着人口老龄化，它还在加速增长，超过了美国经济增速。医疗膨胀，负担越来越重，这是改革的机会，但历史会重演吗？

奥巴马那天的讲话结束后，犹他州的一位参议员曾拉住助理财政部长阿兰·克鲁格的胳膊，对他说：“告诉你的老板盖特纳，他根本不该来参加这种会议，现在必须有人全职去考虑如何拯救经济。”当时，失业率从6.5％升到8%。到了2009年底，失业率已超10%，达到26年来的最高点。

重蹈覆辙

医药保险业的游说资金以每天100万美元的规模流入华盛顿，说客的领袖叫凯伦·伊格纳尼（Karen Ignagni)。她提出一项交易：如果联邦政府支持个人强制医保，保险公司就愿意支持医改。每个人都必须买保险，意味着，120亿美元年收入的保险业将会增加4600万客户。作为支持，医疗公司将向联邦政府提供详细的医疗花销单，让政府知道每元钱都是怎么花的，从而控制医疗成本。她提出，每年减少1.5％的开支，在10年内减少2万亿美元医疗开支。在白宫内部，医保问题专家泽克·伊曼纽尔（Zeke Emanuel)和总统预算办公室主任皮特·奥尔扎格都是坚定的“控制成本”派。

但医疗服务的提供方——医院、医药公司、设备制造商，坚决反对降低成本，这意味着，他们的收入和利润会减少。他们立即纷纷给华盛顿的代表和说客打电话，诅咒这个数字不可接受。这些集团比保险公司大多了，它们的总规模是2.5万亿美元，占了GDP的16.5%。

奥巴马应该与保险公司结盟，控制成本吗？他有这样的历史机会，民主党人等了几十年才有的机会——所有人都忧心忡忡地看着医疗开支不断上涨，赤字危机也开始在地平线上浮现。然而，对他来说，决定因素是民意测验数据——自从2000年以来，民意最憎恨首要选项不再是“政府官僚主义”，而是“保险业的暴利”。保险业的存在，充当了病人与医疗服务提供者的第三方支付，也因此承担了医疗费用上涨的骂名。奥巴马的民意测验人曾给他建议，应该在保险公司之外设立政府保险计划，与市场的保险公司竞争。

最终，奥巴马选择了抛弃保险公司，而与医院、医生、医药公司和设备公司组成的利益集团结盟。他的天平向“覆盖率”倾斜，而“控制成本”说慢慢淡出了政策讨论。有趣的是，医疗改革办公室主任南希—安·德帕乐（Nancy-Ann DeParle)向奥巴马推荐的改革样本，正是罗姆尼任马萨诸塞州州长时的医改方案。更有意思的是，民主党内的自由派指责，罗姆尼违背了美国价值观，因为他的医改方案强迫个人必须医保，由政府帮那些付不起保险金的人买保险。这正是后来奥巴马医改的内容之一，也是共和党攻击民主党的理由。

整个2009年，奥巴马都在为医改奔走呼号。当他决定放弃控制成本，违背他最初提出的“不增加预算”的承诺时，两党共识最重要的政治基础——财政预算平衡也瓦解了。他不仅没有控制医疗支出的成本，还留下财政问题，成为最易受攻击的阿喀琉斯之踵——在未来10年，要多覆盖3000万没有医保的人，需要花费近8000亿美元。而民主党提出的向富人征保险税来平衡开支的议案，连到达参议院的机会都没有，就夭折掉了。

几经妥协，形成了参、众两院两个版本。2010年1月，威望极高的参议员泰德·肯尼迪突然过世。当年，他的提携为奥巴马的白宫之路铺平了道路，实现医改也是他最后的遗愿。而民主党势力一向稳固的马萨诸塞州却选出了一位共和党议员来取代肯尼迪的席位。这说明，医改并不被选民认同，更接近民主党自由派原意的众议院版本要在参议院通过也很艰难了。再度妥协后，3月，以参议院版本为基础的法案在众议院通过，178名共和党议员全部投票反对，民主党33人倒戈。很多观察家由此评论，医改的胜利，成为仅属于奥巴马本人和民主党的胜利，而非两党共识，更非“全体美国人的胜利”。奥巴马在政治上损耗掉了刚就职时的支持率。

克林顿的滑铁卢于是再一次上演。2010年11月，民主党在中期选举中完败，痛失众议院。一贯四平八稳的奥巴马因此很罕见地表现出情绪，在很多私下场合里，“他对公众支持率的下降流露出悲伤，对人们不欣赏他的政绩表达出气愤”。朱迪说。他还在一次募捐晚宴上说：“我现在正与2008年的那个我背道而驰。”而朱迪说：“这是奥巴马的学习过程。他慢慢开始从一个天真的、没经验的新手，变成老练的政治家。”

2012年大选，医改是争论的议题之一，奥巴马医改法案厚达2000多页，不同阵营都能摘取到可供己用的条款加以价值观的包装。共和党人攻击奥巴马医改牺牲了全体的效率，去换取穷人的公平；攻击它剥夺了个人选择的自由，侵犯了市场。但若细致推敲法案形成的博弈过程，便会发现，这些言论有时自相矛盾。在医改背后，仍在活跃着5亿多美元游说资金，这不是一个扶贫计划，还与罗姆尼的创造有几分神似。

在坦帕，我问罗姆尼的竞选顾问、小布什政府的医疗问题专家陈仁宣，能不能用一句话概括罗姆尼的医保思路与奥巴马医改有何不同？他援引1945年的麦卡伦—弗格森法案告诉我：“奥巴马在联邦政府层面解决医保，罗姆尼则把它下放到州政府去做。”奥巴马医改法案出台后，26个州以“医改违宪”诉联邦政府。最高法院最终以5比4的微弱优势裁定，医改法案合乎宪法。但最高法院在判决中说，“强制投保”条款不符合商业法律的准则，但罚金可以按照税收来执行。“税收”一词，让奥巴马医改在共和党保守派眼里愈加不受欢迎了。

如果奥巴马连任，医改将于2014年生效，他虽惨赢，但的确创造了历史。如果奥巴马失败，保守派的立法者若真如罗姆尼宣誓的那样，将法案推翻，那他的医保计划将被人们视为联邦政府过度扩张和导致奥巴马失败下场的“致命的自负”。

恢复经济：新“新政”

奥巴马上任之初，人们爱拿他与富兰克林·罗斯福比较。《时代》周刊当时有一张封面，奥巴马坐在老爷车里，戴着罗斯福式的圆顶硬礼帽，叼着雪茄烟，戴着圆形镜片的眼镜，一派上世纪40年代范儿。新自由主义经济思想统治了美国30多年，现在凯恩斯有机会回来了。奥巴马的白宫密友阿克塞尔罗德兴奋地对他讲，里根总统所定义的政治时代终于可以结束了，“现在是新时代的开始”，是一个“罗斯福新政的新时代”。

凯恩斯理论主张政府干预，增加政府开支，减税，实行财政赤字，刺激需求，增加就业。然后，随着经济增长，税收会增长，财政状况会得到好转。奥巴马阐述他的经济哲学为：“经济恢复不由华盛顿驱动，而由企业与工人驱动，但政府可以有所作为。”2009年，他向市场注入了8000亿美元，用于刺激经济，包括给三大汽车巨头800亿美元融资。和罗斯福“新政”一样，奥巴马也上公共项目，向交通基础设施投资500亿美元。新“新政”实行大规模减税，为企业提供1000亿美元的研发税优惠和减免企业税2000亿美元，延长中产阶级的减税期限。共和党的预算天才、罗姆尼竞选搭档保罗·瑞安当时说，“这是进步主义的第三波”（第二波是林登·约翰逊的“伟大社会”）。

进入2010年，刺激计划到底有没有效？共和党抓住的把柄是失业率一直在攀升，从6.8％到了10%。奥巴马辩护说，正是因为恢复计划，失业率才没涨得更快，深度衰退才被扼制，经济才能从6％的衰退率回到2％的增长率。三菱UFJ的首席金融学家克里斯·鲁普基告诉我，失业率的攀升其实比经济危机滞后，通常会在危机后的第二年、第三年达到顶峰，然后在此后的5年中才会慢慢回复到危机前的状态。“以此来看，尽管失业率攀升，就业形势糟糕，但实际上，从经济曲线上看，奥巴马任期内，失业率下降得比一般情况还快。”

与罗斯福相比，奥巴马成为总统的时机不同。罗斯福当总统是1932年，大萧条已经过去3年，失业率从1929年的3%飙升到23.6%，已滞后地达到顶点，然后开始下降。经济数据好转，为罗斯福继续深化“新政”提供了巨大的政治推动力。而他之前的胡佛总统，就很倒霉地栽倒在失业率的攀升曲线上，被历史耻笑。2008年，奥巴马是在经济危机正在发生的过程中成为总统的，当时的失业率为6.8%。之后的两年，上升是必然的，到2010年11月中期选举前，恰好达到一个高点，10.2%。经济数据与总统执政的政策往往是错位的，可惜，政治却是一个只顾眼前的短见行为。经济数据不佳，个人威望下降，极大掣肘了他继续推行宏大经济刺激政策的能力。他推行的大项目在议会通不过，拿不到钱，就只能跑到细枝末节的小问题上去寻求突破。奥巴马成不了罗斯福，的确有运气不佳的成分。

但经济学家与历史学家追问的核心问题其实是：财政扩张的力度够不够？足以匹配危机的深度吗？奥巴马是不是过于谨慎？为什么经济刺激的财政支出额度定在8000亿美元，而不是更多？

2010年4月，奥巴马叫来了一群经济学家，询问意见。研究全球化的天才杰弗里·萨克斯（Jeffrey Sachs）问奥巴马，为什么经济刺激的规模不能再大些，比如2万亿美元，来堵住黑洞？其实，奥巴马的首席经济顾问克里斯蒂娜·罗默尔(Christina Romer）在2009年底曾建议，经济刺激至少应该是1.2万亿美元，是现在规模的1.5倍。但拿到奥巴马这里，变成了6000亿到8000亿美元——他不想惹怒国会。研究经济崩溃史的肯·罗格夫（Ken Rogoff）提醒奥巴马，经济复苏的过程很漫长，政策制定者往往难以预测。《纽约时报》专栏作家保罗·克鲁格曼(Paul Krugman）则讲起日本，向奥巴马解释，为什么上世纪90年代日本遭遇经济危机后，利率一直接近于零，而日本太过早地考虑赤字问题，过急结束财政扩张，造成了再衰退和“失去的十年”。罗默尔后来回忆，当时奥巴马以一种“苏格拉底式”的方式问了每个经济学家一些问题，却不知他是否接受他们的观点。谈到奥巴马的经济作为，当年希拉里竞选总统时的一位财务高管这样向我评价：“你不觉得他有点，有点迟钝吗？”说出“迟钝”这个词，他斟酌了好一会儿。

2010年底，白宫经济团队在讨论，是否要继续扩大财政支出，以解决就业。这时候，自小布什时期就已突出的债务问题也开始进入视野。由于失业率上升，白宫预算主任奥尔扎格认为，危机很深，还得有强力的刺激，“7000亿美元”，才可能启动熄火的经济，但“7000亿美元在政治上不可承受”。即使是力主减赤的“预算鹰派”，穆迪（评级巨头）经济学家马克·赞迪也向奥巴马建议，应再增加1250亿美元的刺激。罗默尔的团队已经计算出解决就业的成本：每提供一个职位需要10万美元，要解决100万人的就业需要1000亿美元，立竿见影。但当时，奥巴马的政治声望正因医改而急剧损耗衰落，他对预算变得更敏感，也不愿在这个时候去向国会要钱。奥巴马否决了继续财政扩张。当时，罗默尔脱口而出：“这简直错到家了！”奥巴马极少发怒，但他吼道：“不只是错了，还错到家了？够了！”至此，“进步主义”的思潮在白宫渐渐消退。

中期选举失败后，奥巴马对民意做出回应，将主要精力放在了就业上，采用征就业税的方式激励企业多雇员工。预算与赤字问题也越来越成为重要议题。奥巴马说：“2011年，我们要准备好，冻结政府的开支，与政府有关的项目都要停下来。就像一个缺少现金的家庭一样，我们得量入为出地投资，牺牲掉不必要的支出。如果我必须行使否决权来坚持这项原则，我会的。”尽管罗默尔仍在坚持，在失业率接近10％且还在上升之际就开始谈论停止财政扩张，可能会扼杀刚刚出现的经济复苏萌芽，但政治版图已经改变——共和党控制了众议院。被扼住了预算的脖子，推行进一步刺激计划的政治动能不复存在。

奥巴马成为罗斯福的努力失败了，里根时代有了复兴的机会。今天，共和党人在大选中高举里根主义大旗，要把罗斯福与凯恩斯赶回历史中去。罗姆尼在他经典保守主义的经济纲领中宣称：他要把失足的美国带回自由市场。

债顶：致命一击

使奥巴马经济恢复计划全盘陷入瘫痪的，是债务上限。本来，如果按凯恩斯的思路，经济复苏乏力，那就继续刺激，继续投钱，先别管欠债，使劲儿借，钱花到一定程度，经济说不定就活过来了，然后再回过头去解决赤字。债务上限就像中途搭了个板子，你正顺竿子往上爬，还没到头，但头碰到板子了，爬不动，只能爬回去，不能借钱了。

2011年4月，正爬竿子的美国经济眼看着脑袋又要碰着上次搭的板子了，要不要把它拆掉，再往上挪点？不想拆的共和党人说：美国公债已超过了14.6万亿元，是GDP的100％了！40年前，我们的公债占GDP比从来都在40％以下，很安全。2000年，互联网泡沫破了，爬到了57.3%，2007年金融危机，爬到了64.4%。现在救市和经济刺激后，破百了，恐高症都犯了。竿子也要爬到头了，再爬就摔下去了，会摔死人的，信用没了，以后再也借不到钱了。所以，板子就在这儿了，还是请另谋出路吧。民主党人恐高症也有点犯了，但他还是想把板子拆了。他说：还是往上挪一点点吧，历史上不是挪过93次吗？竿子还有一截吧，“二战”结束后，我们的债务总额达到过GDP的122%，100％也不是头吧！等我再爬点，我就有钱还债了。现在让我空中横向发展，没地方去啊，经济增长得还没债务快，没落脚的平衡点了。其实，竿子到没到头，谁都看不准。于是，俩人坐下来谈判，到底拆不拆，怎么拆，拆了后挪到哪儿。

2010年初，民主党人与共和党人曾在白宫碰头，希望谈判出两党共识。共和党手里握的筹码就是预算问题，民主党的筹码是医疗过失问题。共和党希望民主党在医疗过失问题上做出让步，这样，会彻底改变奥巴马所设置的医疗改革议程的讨论方向。作为交换，共和党在预算上做出让步，奥巴马正搞经济刺激计划，让总统问国会伸手要钱时舒坦点。不过当时，民主党还控制着参众两院，预算案如果在参议院不过，还可在众议院简单多数通过。奥巴马问道：“你们打算给我们什么？你们所指的‘互惠的给予’是什么？”共和党沉默。奥巴马有点恼怒地说：“你们说要两党合作，却不做让步。两党合作是双行道！”

后来的故事是，奥巴马为医改付出了一大笔筹码。2010年中期选举，民主党失众议院，国会重回两院分治。这是奥巴马任期里最艰难的时光，处处受掣肘。在参议院，共和党也不断阻挠奥巴马的提案，妨碍他恢复经济。参议院少数党领袖米奇·麦肯内尔（Mitch McConnell）曾坦率地承认，他的“首要任务”就是“让奥巴马无法连任”，共和党的战略，就是“动摇奥巴马执政的合法性”。党争高于一切，甚至高于国家利益，在奥巴马执政后期特别明显。于是，在债务问题上，共和党摊牌，给民主党致命一击。

共和党说，不能再增加赤字了，要不然就让你违约。奥巴马心里也对债务有点犯怵，就做了许多妥协，甚至一度打算削减社会保障和医疗救助（Medicare)。但危机还没过去，他还得需要钱刺激经济，不能缩减赤字，又借不了钱，那就只能开源了，所以民主党不得不提出增税，增高收入阶层的税。一增税，既在政治上麻烦很多，又妨碍消费和投资，当初减税、增加政府开支并行的经济刺激计划断了一只翅膀。奥巴马已经左右为难，共和党内的极端保守派——茶党人士，还不满足。他们坚决不允许增哪怕一分税，理由当然是限制联邦政府的权力，维护个人自由。既要减赤字，又不能增税，唯一的出路就是削减政府开支了——这彻底与奥巴马的经济恢复计划背道而驰！

奥巴马在政治上被羞辱了。共和党保守派内的反增税意识形态分子、赤字十字军，再加上国防鹰派（民主党在财政平衡上唯一的出路就只剩下减少国防开支，共和党鹰派则坚持捍卫强大国防），简直就是要让奥巴马无路可走。吵了3个多月，奥巴马做出妥协，发表全国讲话，请国会在8月2日前提高国债上限，否则美国将面临债务违约风险。民主党最大的成就，就是把债务上限提高了一点点，到2.1万亿美元，然后到2013年1月大选后再来谈判。

有趣的是，局外人给爬竿子的人说，竿子还没到顶。债务谈判期间，美国国债收益率不但没升，反而降了，说明市场愿意借钱给美国，不担心赖账。欧债危机下，没落的富豪与没钱的旧贵族相比，真是瘦死的骆驼比马大。但经济增速缓慢，追不上债务累积的速度，悬崖始终在那里，掉下去只是时间问题。

大选前，罗姆尼任命共和党预算专家保罗·瑞安为副总统候选人和竞选搭档，是一个聪明的策略。奥巴马的软肋就在预算，把赤字问题提前拿到大选来讨论，岂不可以将他围追堵截，攻击得体无完肤？不过，细致分析罗姆尼与瑞安的财政方案，也不过是以己之矛攻己之盾，高喊减税减赤增加国防开支，唯独不见哪项进账，赤字漏洞欲盖弥彰，捂也捂不住。

希望？

2009年奥巴马就职典礼后，时任捷克总理哈维尔曾警告他，投射在一个领导人身上的“无限的希望”是危险的，因为“失望会转化为愤怒与仇恨”。他回答说，他对此有强烈的体验。四年来，他身上的希望光环正在消失。但哪怕是美国最伟大的总统，都无不曾在失误与受质疑中成长。一位资深民主党人告诉我：“总统的第一个任期是学习如何成为总统，到第二个任期，他才真正能够胜任。”如果奥巴马连任，他将有更大的机会与自由度来推进他的议程，假以时日，一个对危机做出回应的新罗斯福时代也许将会降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