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京之谜：克格勃与圣彼得堡的解密

李鸿谷

克格勃

1985年3月，戈尔巴乔夫出任苏共中央总书记，开始了他不可逆转的改革之旅。

这时候，普京完成了他在莫斯科安德罗波夫红旗学院的特训。这是普京第二次接受对外情报工作的训练。训练的目标很明确，结束后他将赴国外担任情报工作。在苏联，情报官员大致要接受过两门学科的高等教育，流利地掌握一门外语，同时经过若干次特别训练，然后才有可能获得去国外工作的机会。那个时代苏联的精英培养，莫不如此。

这次在安德罗波夫红旗学院的特训，对精通德语的普京而言，结果一开始就很清楚：他将有机会去德国工作。问题只是，他要去联邦德国，还是民主德国？“如果去联邦德国，按程序，则必须先在克格勃总局工作一年至三年。”在自传《第一人：普京自述》里，他解释说，“而去民主德国，则可以立即起程。我拿定主意，立刻外派”。1985年，33岁的普京，决定去到民主德国，开始了他的国外情报工作生涯。

普京当选俄罗斯总统之后，他的克格勃生涯，是所有人的好奇。

当年培养他的红旗学院的老师曾这样告诉媒体：“我认为他不是一心钻营的人。但是，我记得我也在他的评语中写了几条负面特点。在我看来，他当时多少有些内向，不善交流。这既可以看成缺点，也可以看成优点。”

那么，在克格勃的标准里，如何拿捏“内向”与“外向”呢？同是这位接受采访的老师说：“我们曾经有位学员完成任务像钟表一样精确。他的分析能力非常出色，所以他很快就能找到最佳解决办法。事实上，他的速度实在快，有时候你觉得还没提问，他就已经知道答案了。但是，解决问题的能力本身并不是最重要的条件，他学习结束时，我给他打的评语是不适合从事情报工作。不幸的是他的个人品质——出风头……虽然对这位学员总体上是肯定的，但他因此无法从事情报工作，他不能成为外派特工。”

克格勃，尤其是对外情报人员的素质要求是——“职业情报人员要学会在孤身一人的情况下完成任务，在任何环境下都让自己感到自然和随意，不能让自己表现得卓尔不群，同时能控制自己的言谈举止并监督周围的人。职业情报人员不仅应当聪明，而且还要非常值得信赖。”很显然，普京符合这样的标准。比较之下，克格勃的标准，警惕的是“外向”——出风头。

有意思的是，普京在自传里，对自己的评论用了一个很专业的词汇：“过低的危险感”。在回答“在关键时刻能保持镇静”这一问题时，普京说：“我能保持，甚至过于镇静。后来我读情报学院，在那里接受过一次测试，他们认为我‘过低的危险感’是负面性格特征，而且是非常严重的缺陷。你必须在关键时刻迅速动作，才算反应良好……很长一段时间，我是靠危险感工作的。”克格勃生涯所塑造的普京，特别是他的个性特征，是我们认识他的关键。

妻子柳德米拉·普京娜带着1岁半的孩子，跟着普京一同去到民主德国的德累斯顿。在国外工作，对当年的苏联人，是一种荣耀。柳德米拉的记忆更感性：“他们（民主德国人）每周都要清洗窗户。商品丰富——虽然赶不上联邦德国，但总比俄罗斯强。有一个细节我很惊讶，是一件小事，清晨上班前，大约7点，德国各家的妻子来到后院，在两根柱子中间拉起一道绳，然后她们把洗好的衣物晾出来，一件一件，非常整齐，大家都是一个样子。民主德国安全部门的人工资比我们高，当然我们想方设法节省开支，为的是攒钱买一辆汽车。真的，我们坐在皮箱上梦想回家。最初我们非常想家……”

5年的国外情报生涯，生活方面，普京的记忆只有一件：“我们常去一个叫做拉德堡的小镇，那里有民主德国最好的酿酒厂。我经常要一个3升的小桶，把酒倒进桶里，装上龙头，然后可以直接从桶里喝酒。所以我每周喝3.8升啤酒。我的体重因此增加了25磅，达到了165磅。”普京当选总统后，俄罗斯记者找到了这家名为“爱慕德尔”的啤酒小店，店主还记得普京，“他一次也没喝醉过”。俄罗斯旅游公司由此推出了德国的“普京之旅”，拉德堡小镇的这个小酒店，被命名为“普京角”。

民主德国5年时间的情报生涯，改变了普京的体重，还改变了他什么？

大学毕业，普京即分配进入克格勃，这是1975年。在第一次参加特工们的讨论，拟定出工作计划时，普京的意见让老特工很意外：“这样不行！为什么？不合法！”法律系毕业的普京的这个反对理由，让老特工吃惊。“什么法？……我们有上级指示！”“菜鸟”普京遭到老特工的讥讽与教导，“对我们来说，上级指示就是法律。”普京由此开始职业生涯。只是，这种开始并不让普京感到愉快，他说：“我的同辈人都有同感。”

在苏联，搞情报工作的必须是党员，但对普京这一代克格勃而言，“党的干部不受欢迎。专职党务干部调入情报部门后，结果都是一事无成，不是混官做的，就是野心家。那里有各种党务干部，他们一般都是自我膨胀的人。他们把自己看成大领导，不想做具体工作。所以他们引起专业人员的怨恨，也是自然的事”。

“专业人员”普京以及他那一代克格勃新人，如何建立自己的身份认同与职业尊严？

可以在国外工作的情报处始终是克格勃里最让人神往的组织，只是，在国外工作，即使在同一社会主义阵营里工作，仍不免价值观遭受冲击。对于情报人员，最困难的是，从国外回来后很难习惯苏联的现实。普京的解决之道是寻找老一些的同事交谈，“当然不是斯大林时代的老同事”。这条解惑之途，在相当的意义上开启并拯救了普京。

“我有位朋友在阿富汗工作，负责安全事务。他回国后，我们什么都问。你还记得当初这里是什么样的吗？凡是与阿富汗有关的东西都能引起‘乌啦！’，我们都觉得有种强烈的爱国热情。所以我们才找他谈话，问他在阿富汗工作的感受。要知道，在阿富汗发射导弹需要他的签名，没有他的签名，轰炸绝对无法实施。他给我的答案使我大吃一惊：‘你知道，我衡量工作结果的标准是有多少文件没有签字。’这确实令我震惊。经过这类谈话之后，我反复思考，这些人都是权威，他们是我尊敬的人。忽然他们的观点与人们习惯的既定说法背道而驰。当时在情报部门，我们允许有不同的想法，我们可以说一般人不允许说的话。”

“衡量工作结果的标准是有多少文件没有签字”——拒绝才是一种能力，一种评判工作的标准。这当然让人惊讶。绝对忠诚之下，普京很偶然发现了可以摆脱控制形成自我的“自由”。这或许让普京自己都深觉意外。极权体制下的情报人员，是制度性逸出僵化意识形态控制的那一小部分人。欧洲人，包括俄罗斯人在研究苏联变革的起点时，共同的认定是，改革开始于同样是克格勃出身的安德罗波夫——“他对苏联的真实状况，比任何领导人都知道得多。”可惜他在位时代太短，只能由他选择的接班人戈尔巴乔夫来完成苏联变革。

部分政治研究者在分析普京时，注意到了情报机构这种特殊性，但在此途上寻找普京后来演变的轨迹——以求解答“普京之谜”，结果很难找到他“自由主义”的倾向。因为，研究者忽视了情报人员的制度塑造条件：只有忠诚之下才有“自由”。忠诚，是第一位的。

在自传里，普京描述自己在民主德国的情形：“我是高级官员，接下来我的工作是处长助理，这已经相当不错了。后来我又晋升高级助理，再也没有更高的职位，我上面是高级管理层，我们只有一个老板。后来，我被选为克格勃驻民主德国办事处党委委员。”那么，普京究竟具体做什么呢？“通常的情报工作！”这个话题，就此打止，普京不再给出任何解释。他拒绝将他的克格勃经历传奇化，虽然这或许能为他赢得更多关注。

可是，所有人都好奇他在民主德国干了些什么。研究者能够找到的只是“环境证据”。

苏联内部的控制模式，共识性的看法是：显性部分是意识形态指导之下，由苏联共产党各级组织进行；隐性部分，则由秘密警察，亦即克格勃控制。那么，戈尔巴乔夫开始自己的改革之旅，要整肃僵化的各级党组织，将他们转轨，由计划经济进入市场经济结构，他需要依靠什么样的制度性力量来帮助他呢？这是真正深入观察苏联变革，以及后来无可逆转崩溃的极有价值的思路。在俄罗斯极有声望的德国研究者阿列克塞德尔·拉尔由此着手，在其所著《克里姆林宫里的“德国人”：弗拉基米尔·普京》一书里，描述这一过程：

在改革时期，在克格勃那里出现了一些新的现象，即增加新的职责：在一党制的领导下促进改革，把市场经济成分灌输到由党控制并操纵的那种僵化结构中去。为了达到这一目的，戈尔巴乔夫依靠很久之前的靠山——安德罗波夫的人数众多的顾问、专家，用克格勃机关来拆掉由党组织任命的干部队伍。由于克格勃内部拥护政治改革的人的积极活动，那些习惯于追求豪华奢侈生活、工作极不认真的共产党官僚们的位置开始动摇了。因为，戈尔巴乔夫通过克格勃掌握了能够损坏他们名誉的证据确凿的事实。

表面上看，这当然是人事更迭。但实质的戈尔巴乔夫变革思想，往往容易被忽视，更重要的是，又因为克格勃的秘密性质，他们在这一过程中的作用亦被广泛忽略。比较起来，见多识广的克格勃，尤其是情报人员更容易接受戈尔巴乔夫的思想。

那么，克格勃作为改革“先锋”部分，他们在国外如何起作用呢？德国人拉尔描述说：“莫斯科竭力在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和处在第一线的民主德国寻找新的、目光远大的党务活动家，把忠于社会主义基本思想的人与能够改革社会所有制的人结合起来，力求在变革时代不至于丢失政权。”

已经公开的材料表明：1987年，苏联情报总局局长秘密访问民主德国的德累斯顿和东柏林，他公开支持民主德国实行社会制度民主化的思想，建议让更年轻的中央书记取代现任党的领导……在社会主义阵营里，苏联的做法一如国内：不换思路换位置。但是，这次情报总局局长的民主德国之行——换帅之举未获成功。于是，克格勃制定了一项名为“光线”的行动计划，用更隐蔽也更直接的办法达到目的。

普京参加了“光线”行动吗？

民主德国的国家安全部门发现了克格勃的秘密行动计划，德累斯顿的民主德国安全部门负责人，很愤怒地指责在德累斯顿的克格勃从事这一“反德”行动。德国方面的研究者认为：这时已向普京发出逮捕令。但是，世事难料。由克格勃发起的“光线”行动，结果却是民主德国人民的反抗，1989年，柏林墙倒塌，德共由此失权；这时，正是刚刚向普京发出逮捕令之际。政权倒闭带来的意外的结果是，德累斯顿的民主德国安全部门负责人选择了自杀。类似更换他国领导人这种高度机密的行动，因深知内情的当事人自杀，所有直接证据就此中断。这段历史，沉入深幕。

“有报告说你参加了‘光线’行动？”“没有！”后来，普京的回答很明确。

以秘密组织克格勃调查并制约腐败的党组织领导，并以此策略扩大到社会主义阵营，共产党控制的国家，内部瓦解，势在必然。但是，共产党组织的瓦解，同一结构里的克格勃系统能置身事外？

柏林墙倒塌引发了一系列的连锁反应。1989年底，愤怒的民主德国人聚集在德累斯顿的克格勃办公楼前。这是普京难忘的经历，他回忆当年：

人群越来越愤怒，我走出去问他们想得到什么。我向他们解释，说这是苏联军事设施。人群里有人高喊：“那你们在停车场的汽车为什么挂德国牌照？你们在这儿到底干什么？”他们好像在说：“我们知道你们在干什么。”我解释说我们之间有协议，允许我们使用德国牌照。“你是谁？你的德语说得这么好。”我回答说我是翻译……我集合了周围的保卫人员，说明目前的形势，有人告诉我：“没有莫斯科的指示，我们什么也不能做。现在莫斯科保持沉默。”几个小时之后，我们的武装人员赶来了，人群四下散去，但还是那句：“莫斯科保持沉默！”我当时的感觉是，这个国家已经不复存在。已经消失了。很清楚，苏联正在生病，而且得的是不治之症——权力瘫痪。

“莫斯科保持沉默！”看起来，克格勃国外情报组织即使没有被国家抛弃，至少也被暂时遗忘了。这一结果，会给像普京这样勤力的克格勃情报人员带来什么样的心理影响呢？

至少在第一个总统任期里，普京的克格勃生涯是国内外媒体的兴趣焦点。普京曾很认真地回答了一位意大利记者对此的问题：“在苏联对外情报机关中有一种特别的氛围。人们几乎一生都生活、居住在国外。他们能够看到，苏联发生了什么，国外这里有怎样的意识形态模式，它们如何体现在经济和社会领域。更重要的是，我们在情报机关里被培养出了对祖国、对国家的爱。这是全体情报人员必修的也是最主要的思想政治课程之一，我相信，它对我是积极的，其帮助的成分要比妨碍的成分多得多。”

相信普京的这一回答是诚恳的。只是，我们回到那个历史现场，“莫斯科保持沉默”的时刻，普京对国家的爱与忠诚，将如何寄托呢？

离开民主德国，普京回到了圣彼得堡（当时叫列宁格勒），以副市长身份接待过基辛格。追问之下，普京不得不告诉基辛格自己曾是克格勃情报人员，在民主德国工作。似乎当时普京不太好意思提及这段经历，但他却得到了基辛格一个意外的反应：“体面的人都是搞情报起家的。我也是。”在“莫斯科保持沉默”时所遭遇的“忠诚”如何寄托之惑，这时，从一位美国政治人物那里，普京得到另一种回应：“你知道，由于当时我在苏联问题上采取的立场，我至今还在受人非难。我相信，苏联不应该这么快地放弃东欧。我们正在改变世界均衡，速度过快，我认为这可能导致我们不想看到的后果……开诚布公地说，直到今天我也不明白，戈尔巴乔夫为什么要这么做。”后来普京告诉记者：我从未想过我可能从亨利·基辛格——传统意义上苏联的对手那里听到这样的话，对社会主义阵营瓦解以及苏联崩溃的叹息。

一个像苏联这样的大国的崩溃，它给所有苏联人带来的心理上的震撼与创痛，或许远远超过我们旁观者的想象。比如普京，他的“忠诚”，寄托给谁——典型的国家认同危机，是我们理解当年的苏联人，尤其是普京的一种理路，而且对理解他后来的行为模式，作用更大。

1990年了，即使没有民主德国安全部门的逮捕令，普京也不得不离开德国了。“如果德国反情报部门知道你在民主德国的一切活动，这就意味着他们也知道你在情报小组的一切事情，知道同你工作的每一个人，你的整个特工网络也就毁了。我们毁掉了一切——所有通讯记录、接触记录和特工网。我自己又烧毁了大量材料。我们最后把炉子都烧炸了。”

普京带着妻子和两个女儿回到他的出生地圣彼得堡。他们用在德国的所有积蓄购买了一辆伏尔加小汽车，还带回一台德国邻居送他们的旧洗衣机，这台洗衣机，他们又用了5年。想家的柳德米拉告诉媒体：“我们当时从电视里知道了一切关于苏联改革的情况。但回国后，我没发现任何变化——人们还在排长队，还要领配给卡和购物券，货架上还是空空的。”

市井生活

一个国家的剧变时刻，不只有像戈尔巴乔夫与叶利钦那样的残酷而戏剧性的政治斗争，还有像普京这样基层官员的生存现实与心理困惑。而且，他们的生存经验，对未来俄罗斯的走向，更具研究价值。

在2000年竞选俄罗斯总统之际，所有人都不知道这个“普京”是谁，他的竞选班子负责人梅德韦杰夫邀请了《生意人报》三位记者，对普京六次采访，以完全问答的体例完成迄今普京唯一的一本自传——《第一人：普京自述》。

在这本自传的一开头，普京讲述了他的祖父：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祖父在莫斯科郊区的别墅山找到了一份工作，那里住的是列宁和乌里扬诺夫等人。列宁去世后，祖父调入斯大林的一处别墅，在那儿工作了很长时间。他没有遭到肃反清洗，而且，他活得比斯大林还长。

按苏联一般惯例，领导人的厨师为内务部成员，大体上也可算在“秘密”战线上工作。这是普京选择克格勃的动机？当然不是。

普京的父亲出生于1911年，出生地就是圣彼得堡。17岁那年，他结婚了，之后不久去当兵上前线。在普京的回忆里，父亲当兵后，母亲生活很苦，“全靠我舅舅帮她，他总是从自己的配给中省一份给她。他有一段时间调到外地工作，我母亲就到了饥饿的边缘。有一次她饿昏了，人们以为她死了，把她跟尸体放在一起，所幸她及时醒过来，不住呻吟。她又活了过来，真是奇迹。她就这样从被困的列宁格勒活了下来”。当时，当过高级领导人厨师的祖父也帮不上普京的母亲。“那时人们一般不求人，而且环境也不允许。我祖父有一大帮孩子，而且他的儿子们都在前线。”

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残酷，不只投射在受困于圣彼得堡（列宁格勒）的普京的母亲。在前线的普京父亲，是内务部下属爆破营的士兵，他们去执行一次到德国人后方的爆破任务，结果空投到目的地的28个苏联士兵被德国人包围了，最后逃出包围圈的只有4人，其中包括普京的父亲。回来后，他又参加战斗。“在小涅瓦，他们又被德军包围了。我父亲受了重伤，双腿被弹片穿透了。他如何穿过涅瓦河，回到我军阵地是最大的困难。碰巧有个战士是我们家过去的邻居，他看见我父亲，一句话没说，就背着他蹬过了结冰的涅瓦河。他们成了敌人的靶子，但竟然谁也没死。那位邻居把父亲背到医院后，告诉他：我们不会再见面了。显然他不相信自己还会活着回来，也不相信我父亲能够活下来。”这个故事，在普京的讲述里，让人觉得温暖的部分是结果：“后来，我父亲没死，邻居也没死，他搬到了另一座城市，20年后，他回到列宁格勒，在大街上，他们两人竟然相遇了。”因为这次相遇，沉默少言的普京的父亲，向普京讲述了这个故事。普京也记住了这个故事。

普京的母亲后来在医院找到了从涅瓦河撤下来的丈夫。“父亲看到她瘦成那个样子，就把自己的食物给她吃，还怕护士看见，结果还是让护士发现了。护士不让他这样做，甚至有一段时间不让母亲去医院看他。后来，两个人都活了下来，只是父亲伤愈后成了瘸子。”(www.xing528.com)

1952年，在战争期间两个孩子夭折后，41岁的父母生下了普京。

这一家住在圣彼得堡普京父亲工厂分配的一间宿舍里。普京的老师后来跟媒体描述那间宿舍：“他们的公寓糟糕透了，大家住在一起，没有任何设施。没有热水，没有浴盆。厕所能吓死人。厕所门正对着楼梯，非常冷，楼梯边上安的是冷冰冰的铁扶手，而且楼梯也不安全，没有一处是平的。”

在这样环境里成长起来的普京，他自己描述有“大院气息”：“在楼梯的平台上，我深刻理解了困兽一词的含义，而且终生难忘。楼梯入口处有成群的老鼠。我的朋友和我经常拿着棒子追老鼠。有一次我发现一只大老鼠，一直从楼道把它追到了角落。老鼠无处可逃了，它突然掉过头向我扑来。我吓了一跳，然后老鼠开始追我，我跳过平台冲下楼梯。还好，我比老鼠快了一步，在它进来之前关上了房门。”

工厂宿舍、筒子楼、共用厕所与厨房、追赶老鼠为乐的童年……这些中国人并不陌生。稍有不同的是，5岁的时候，普京的母亲为他洗礼了。这件事还瞒着父亲，因为他是党员，还是车间的党支部书记。

在这里长大的普京，“不怎么想上学，我喜欢在外面玩”。当然，学还是要上的，从一年级到八年级，普京都在走路离家只有4分钟的193学校读书，虽然如此近距离，“我第一节课总是迟到”。即使是总统竞选前的“自述”，普京对自己调皮的童年，仍然津津乐道：“即使在冬天，我穿的也不多。因为穿衣服跑到学校，然后再脱掉大衣，这需要很多时间，为了节省时间，我从不穿大衣。就像子弹一样，射到学校，立即坐到桌子后面。”

193学校的老师去家访，跟普京的父亲说得很委婉：“您的儿子没有发挥出全部潜力。你听他怎么说？‘那我能怎么办？杀了他？’”老师又说：“我们来一起帮助他，您在家里，我在学校，他的成绩可以超C。”虽然老师与家长达成了协议，但后来老师告诉来采访的媒体：“最后我们也没有发挥特别的作用。”这位老师说，在六年级的时候，普京终于发生了变化，他的成绩越来越好，而且很轻松，并且在这时候加入了少先队。

变化因何而来？普京自己这样解释：“我十一二岁时开始学体育。我发现自己好斗的天性无法使自己在院子里或操场上称王，于是决定学拳击。但我学的不长，我的鼻子让人打破了，疼得要命，我连鼻尖也不敢碰。尽管大家都让我去做手术，我也没去医院。我知道创伤可以自愈。果真是这样，但之后我对拳击失去热情。后来我决定学摔跤，那种柔道和角力的苏联式结合。开始时学摔跤，后来才学的柔道。我碰到了一位出色的教练安那托利·西姆耶诺维奇·拉科林，他在我的生活里起到过决定性的作用。如果没有体育，我不知道后来生活会怎样，因为体育，我才摆脱了市井生活。说实话，大院对孩子来说不是很好的环境。”

显然，少年普京，身上有一点戾气，这是他性格里的一部分。很久后，仍能见到它的影子。普京的好友、他孩子的教父回忆当时已经参加工作的普京：“我们在车站等车，有几个人走上前来，不是恶棍，只是几个酒后的大学生。其中一个说：‘给根烟好吗？’我没吱声，但普京回答：‘不！不给。’那个家伙说：‘你为什么这么回答？’普京说：‘没有原因。’接下来发生的让人难以置信。大概有人动手想打他，猛然间不知是谁的袜子在我眼前闪过，几个青年不知逃到哪去了。普京转向我，静静地说：‘我们走吧！’然后我们走开了。我喜欢他摔翻那家伙的动作！一出手，那个人就脚朝天了。”

在回答俄罗斯《生意人报》记者问题时，普京承认自己也做过傻事，记者追问什么傻事？

在读大学三年级的时候，他母亲在咖啡店里得回的不是零钱而是一张国家发行的彩票，结果她抽中了一辆日古利牌小汽车。很长时间普京一家不知如何处理这辆车，他家并不宽裕，而这辆车价值3500卢布，卖掉它，对月收入只有100多卢布的普通苏联人而言，可以挣一大笔钱。但是，年轻的普京看到这辆意外得来的车，实在是乐疯了。那一代苏联人对小汽车的热衷，实在可用狂热来形容。而且小汽车所引发的故事以及改变的命运，实在是多且精彩。后来，父母决定宠儿子一次，他们把车送给了普京。

“傻事”就发生在他学车的时候，普京说：“有一次我和教练驾车出去，我当时还在读大学。一辆满载干草的卡车从另一方向驶来，我的车窗是开着的，干草散出芳香气味，我在拐弯处超过卡车，顺手拉了一把干草，我的车猛地调转方向。啊！前轮转向，我们直接冲向卡车后轮。我向另一个方向打把，我那辆不结实的小车两个轮子悬了起来。我们就要翻到沟里，幸运的是，车子终于四轮落地。我的教练坐在旁边，惊得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很难相信，这样冲动的性格，在克格勃工作10年，进入安德罗波夫红旗学院学习时，他的测试会得到一个“过低的危险感”的结果。在民主德国的那个啤酒“普京角”，在有关方面禁酒令颁布后，他的同事亲眼看见他将一桶啤酒倒进花坛，之后滴酒未沾。曾经无比冲动的普京，后来自制力竟然如此强大。

看来克格勃生涯深刻地改变了普京。那么，他为什么会选择克格勃呢？

这只能由普京自己解释。他说：“我开始想当水手，后来还想当飞行员，还订了一份航空期刊。但最后，《盾与剑》这样的图书和间谍影片完全抓住了我的想象力。最让我惊讶的是，一个人能办到一支军队办不到的事情。一个间谍可以决定上千人的命运。至少这是我当时的理解。”《盾与剑》是根据瓦季姆·科热夫尼科夫同名小说改编的四部系列电影，当时风行全苏；之后又有一部连中国人也知道的间谍连续剧《春天的十七个瞬间》同样风行一时。

大约可以用中国电影《少林寺》所引发的学武风潮来理解当年普京的间谍梦想，他告诉记者：“为了弄明白怎么才能当间谍，刚读九年级的时候，我去了克格勃总部办公室。有个人出来听我诉说：‘我想在你们这里找一份工作。’‘好啊，但有几个问题。第一，我们不接受主动来的人。第二，你服役之后，或者接受某种高等教育之后再来找我们。’我很好奇，‘什么样的高等教育呢？’‘什么都行！但最好读法学院。’或许他只是想快点打发我走，但我记住了‘法学院’。从那以后，我就决心读列宁格勒大学法学院。”

后来记者问普京，梦想成为克格勃时，是否想到1937年克格勃起决定性作用的肃反运动——很多苏联公民因此丧命。普京的回答很直接：“我根本没想，一点也没想。当时我们生活在集权国家，一切都被封锁了。我的朋友和我全然无知，所以我是带着浪漫的想法开始的。我当时是苏维埃爱国教育纯洁而又非常成功的产品。”如果结合普京的家庭出身以及他的市井生活背景，这种解释合乎情理。

考上列宁格勒大学法学院并非易事，当时100个招生名额，留给高中生的只有10个，剩下的全给了军人。而一个高中生的名额大约有40个人争夺。普京的成绩，“作文是B，其他科目全是A”——他被录取了。联想当年他的老师说如果他努力，成绩可以超过C，这其间的变化实在太大。

大学读了三年多，没有任何人来找过普京。普京还记住了克格勃的说法，“我们不接受主动来的人”，他只有等待。大学四年级的时候，有人来学校找普京，告诉他：“我需要跟你谈一谈分配工作的事。但现在我还不想说究竟是什么工作。”这就是普京等待的那一时刻？普京马上同意在教师休息室见面，兴奋的普京在休息室等了足足20分钟，也没有人到来，这次约定的见面仿佛并不存在。普京回忆当时：“我心想，这头猪！一定是有人在戏弄我。”他准备离开了。就在这时，那位找他的人跑了过来，“这都是安排的”。他说：“如果邀请你到情报部门工作，你会怎么想……”克格勃的大门，终于向普京打开了。

圣彼得堡

从民主德国回到家乡，普京很幸运，他进入当时的列宁格勒大学，出任大学校长助理一职，而且他还在服“现役”。

普京过去法学院的老师阿纳托利·索布恰克当时已经声名鹊起——后来，也就是在他的提议与推动下，列宁格勒恢复旧名：圣彼得堡。作为全国著名的“民主人士”，1990年，索布恰克当选为列宁格勒市苏维埃主席。在若干媒体当年与第二年苏联全国年度人物的评选里，索布恰克总是排在叶利钦之后，列第二位。普京过去的法学院的留校同学请他去帮助索布恰克，普京稍有疑问：“我毕竟是克格勃官员，他不了解这点，可能会连累他。”

普京还是去拜见了索布恰克，自我介绍后，索布恰克回答很迅速：“我去跟校长说，你周一就过来上班，我们立即签协议。”普京回应也很直接：“我对这份工作很感兴趣，但有一个情况可能阻碍调转。我必须告诉你，我不仅是校长助理，我还是克格勃现役军官。”德国记者后来有调查报道说：读大学时的普京，并没有被克格勃发展为“眼线”，但克格勃曾计划发展索布恰克为他们的“眼线”，只是索布恰克断然拒绝了。由此可见索布恰克对克格勃的基本态度。听到普京的介绍，索布恰克有点意外，想了好一会儿，他说：“好吧，辞职算了！”

后来回忆这个场景，普京说他没有想到会是这种反应，“他是教授、法学博士，列宁格勒苏维埃主席，我没想到他这样坦诚”。

这是普京的微妙时刻，他必须告诉他的上司他打算换工作，“这话很难说出口”。同样幸运的是，普京去见了他的上司，得到的回答很爽快：“为什么要辞职，不必！去工作好了，没有问题。”

问题还是有的。在戈尔巴乔夫民主化的改革浪潮里，曾经的克格勃此际成了过去的、集权统治的象征。在列宁格勒苏维埃里——普京的观察是，这里的苏维埃委员，总是寻找关系帮人说情，他们找到做索布恰克助理的普京，请他帮助，遭到一再拒绝后，他们有了对付普京的新策略。他们告诉普京：“这里也有坏人，他们知道你是克格勃，你必须挫败他们，我准备帮助你，但你必须帮我做件事儿。”当然，普京仍然拒绝了。

普京是克格勃特工这事，后来闹到索布恰克那里，他必须正面回应这种指责。索布恰克的答案明确，而且很真诚：“他不是什么‘克格勃的人’，他是我的学生；他曾在国外从事情报工作，是在保卫国家利益。他没有什么可以为自己的工作感到羞愧的。”不仅如此，索布恰克出差时，还特意拿出一些空白信纸，在下面签上名，交给普京，由他相机处理各种事宜。这是并不多见的信任，尤其对一位处于社会整体负面评价之下的克格勃成员。

从民主德国回到国内，“忠诚”已无可寄托；即使在苏维埃委员会里，也有如此强大的反对力量。这个时候的索布恰克，一位坚定的民主人士的支持，对普京意味着什么呢？俄罗斯著名的政治作家罗伊·麦德维杰夫在其所著《普京：克里姆林宫四年时光》里，以只有经历过这段非常岁月的俄罗斯人才有的理解，对此解释说：“索布恰克这些告白完全发自内心，对普京心理的帮助极大。”普京那无可安放的“忠诚”，似乎有了新的对象。

克格勃身份问题，仍是普京的症结。如果不离开克格勃，讹诈不会停止。“离开克格勃这个决定对我来说很困难。尽管我在将近一年的时间里没有为安全部门做任何事情，但我的整个生命仍然是与他们连在一起的。”普京后来很真诚地回忆这段岁月。而这个时候，还是苏联没有解体的1990年，谁也不知道未来苏联将会向何处去，对于他的新工作，普京也很坦诚：“索布恰克是著名的政治家，他把我的未来与他拴在一起也有风险。一切都可能瞬间瓦解。”

普京做出了选择，追随索布恰克，从克格勃辞职。“我不想回到过去，这是我一生中最艰难的决定。”

普京出任俄罗斯总统后，西方的研究者提出的、引发长时间寻找答案的“普京之谜”是：他在为克格勃工作15年后，为什么会转向为一位民主人士、一位反苏联体制的人士工作？

如果从工厂宿舍里的市井少年，到苏维埃爱国教育纯洁而又非常成功的产品，然后再到克格勃以及民主德国的情报生涯——如此一路观察下来，最后，普京遭遇了“莫斯科保持沉默”时刻，一个他反复提及的事件，他的转折的内在逻辑，已隐含其间。

普京的辞职书递给了上级部门，结果杳无音讯。普京找到自己的导演朋友，他说：“我要公开说出我的过去，这样就不会有什么秘密了，别人也休想再讹诈我。”他的朋友帮他拍摄了一段专访，普京详细地讲述了他在克格勃的工作……当地电视台播出了这一专访，普京终于用这种决绝的方式告别了过去。

那个九年级的学生，走到克格勃总部要求得到一份工作……真正进到克格勃，并不是件容易的事；工作15年后，真要离开克格勃，也不容易。

1991年，“8·19事件”——最终促使苏联解体的事件。虽然已经有过“莫斯科保持沉默”的经历，但这次事件仍然震撼普京。“当时很痛苦。事实上，我的生活被撕成两部分。在那之前，我并不真正理解在俄罗斯发生的改革。我从民主德国回来后，能清楚地感到正在发生什么，但是在政变那些日子里，我加入克格勃时为之奋斗的所有理想、所有目标都破灭了。经历这一切的艰难程度是难以想象的，我的全部生命曾经投入到安全工作。但我已经做了选择。”

政变由俄罗斯最高苏维埃领导人与克格勃最高领导人发起，此时，普京的辞职信仍然没有得到批准，他还是克格勃成员。他必须再次做出选择：是为索布恰克以及民主派工作，还是回到克格勃“捍卫苏联的完整”。普京告诉索布恰克，他已经写了一封辞职信，但未获批准，现在他会再写一封。索布恰克立即给正在政变中的克格勃首脑打电话，然后他又给克格勃分局领导打电话。第二天，普京接到通知，他的辞职备忘录已经签字。

“苏联共产党已不复存在。我拿出党证，然后放进抽屉。”这一页翻过去了。

经过竞选，索布恰克成为圣彼得堡市市长，普京负责对外联络委员会。这个时候，海关、银行、投资、股市，以及类似的机构，尤其是规范的运作根本不存在。而此时，俄罗斯经济改革进入“休克疗法”——放开价格阶段，全国发生食品危机，圣彼得堡经历着挑战，这正是负责对外联络的普京的挑战。这时有商人送来他们的解决方案：如果允许他们出口货物，主要是原材料，他们就能够把食物运回俄国。普京以及圣彼得堡没有别的选择，同意。货物是出口了，但食物却没有运回来。这个计划失败，普京面临广泛指责，是他的朋友也是助手梅德韦杰夫出面为他辩护，洗清了罪名。

接下来，普京又想由政府来专营赌博业，这当然与俄罗斯法律不符。后来的变通办法是，由一家市属企业控制圣彼得堡赌博业51％的股份，希望由此获得市财政收入。这个经营设想也失败了，“虽然你可以有成吨的股票，但实际上却什么也控制不了。赌桌上下来的全是现金，容易流失……”

看起来，在普京自述里，他的两桩经营活动，都以失败为结束。这当然是初入市场经济必然的代价，但这个时候，俄罗斯市场经济发展的轨迹，却远远超过俄罗斯普通人的想象，也超过成熟市场经济国家专业人士的想象。普京虽然在俄罗斯第二大城市做着副市长的工作，但这个国家的市场发育方式，不在他可以观察与控制的范畴之内。

普京在圣彼得堡的职业经历，被无数的记者调查过，结论一致：他是一个“简讯人物”。从媒体的角度看，虽然圣彼得堡各种会见和会谈，几乎都有普京出现，但他所做的工作，绝大多数属于事务性的，没有太多传播性，最多在报纸的“简讯”一栏刊发。

即使在克格勃，也将自己定义为“专业人士”的普京，在圣彼得堡仍然被动地被拉进政治游戏圈。索布恰克当时是全国性政治人物，有材料证实叶利钦并不喜欢索布恰克的高支持率——那个时候俄罗斯的媒体，最乐意玩的一个游戏就是各种政治人物受欢迎程度的排名，仿佛这就是实现“民主政治”的传媒法宝。排在叶利钦之后的索布恰克，当然是可能对他形成挑战的人物。叶利钦的卫队长科尔扎科夫后来承认，他很早就收集索布恰克的材料——叶利钦在第二次总统大选前夕，解除了科尔扎科夫的职务，于是，心有不满的科尔扎科夫在国外出版了他对俄国政治尤其是对叶利钦的观察与分析，所有政治秘闻，由他和盘托出。

当然，作为政治人物，索布恰克的行为，时常也出人意料。1995年，他拒绝会见来到圣彼得堡的戈尔巴乔夫，一时间成为媒体描述俄罗斯傲慢政治人物的典型代表。而这个时候，正是圣彼得堡市长的竞选前夕。领导索布恰克竞选班子的是普京，但他无力面对总统卫队长科尔扎科夫与俄罗斯联邦总检察长斯库拉托夫两人的夹攻。当时索布恰克在两起案件里要作为证人出庭，记者向总检察官办公室询问索布恰克是否卷入了刑事调查，得到的回答：是的。这样就巧妙地将“证人”置换成“嫌疑人”，总检察官办公室的答复又被人复印，然后用直升机在全市播撒。选举的结果，索布恰克以2％的选票差额，输给了对手。

此次竞选，普京表现出了他“忠诚”的性格特质，他要求市长办公室所有人员签署一项声明：如果索布恰克竞选失败，我们集体辞职。“我们举行了记者招待会，宣布我们的声明，是我宣读的。”竞选失败，索布恰克失业了，普京也失业了。

索布恰克告诉普京：“别紧张，我已经跟外长普里马科夫说好了，他会让我俩去做大使。”政治很残酷，在市长之位得到的许诺，失败之后，亦不复存在。

失意的普京邀请他的秘书一家去他新建成的别墅做客，女人们在厨房里忙着，两个男人进了桑拿浴室⋯⋯一股烟，接着火焰蹿出来了。桑拿室起火了。孩子们都救了出来，大人也跑出来了。“我忽然想起我们房间里有个皮包，里面有现金——我们所有的积蓄。这些钱没有了我们可怎么办？我又转身回去找皮包，用手四处摸索。我心想，还好，我还有几秒钟时间，然后我就无法……我没有继续寻找。我跑上阳台，火焰正向上蹿，我爬过围栏，抓起床单，开始往下爬。我从桑拿房里出来时，身上没穿衣服。我只好把床单裹在身上。你可以想象当时的情景：房子着火，一个裸体男人裹着一条床单，从阳台上往下爬，一阵风把床单吹起来，像船帆似的。小山那边站了一群人，他们正怀着极大的兴趣注视眼前发生的一切。我们的两辆车停在别墅边上，汽车很快就烤热了，但是车钥匙还在房子里，车门是锁着的。”

裹着床单、裸身逃出火海的普京，实在是一个有意思的象征。在圣彼得堡的一切，工作、积蓄，还有别墅，都没有了。在火灾遗址上，普京只找到了他受洗时的十字架。

失业两个月后，普京决定去莫斯科寻找工作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