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发展历程-胡鞍刚

作者：胡鞍钢

王鲁湘：新中国成立60周年以来，历经成功与失败，顺利与曲折，从复杂与困难的环境中不断探索，尤其是改革开放的30年来，中国对全球经济增长、全球贸易增长、全球减贫工作，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中国的发展模式对于全球各国，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具有的示范作用更是积极的、深远的，它的模式已经成为一种独特的发展模式，被称为中国之路，那么什么是中国之路？我们应该怎么认识中国的发展之路？它有哪些成功的经验？有哪一些失败的教训？有关这些问题我们非常荣幸地邀请到了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清华大学国情研究中心主任胡鞍钢先生。

胡鞍钢，现任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清华大学国情研究中心主任。先后在美国耶鲁大学、哈佛大学、日本早稻田大学等多所世界著名大学和研究机构，作访问教授和客座研究员。胡鞍钢教授是现代中国研究领域学术领军人物之一，也是中国学术界思想活跃、成果显著的经济学家之一，他前瞻性地提出的许多有关发展和改革的政策建议先后都被中央政府所采纳。由于在中国宏观经济管理研究领域的突出成就，2008年荣获复旦\"管理学杰出贡献奖\"。

王鲁湘：我们大家都知道胡鞍钢先生是研究中国国情和中国发展战略的一个最著名的学者，我想很好奇的就是：胡鞍钢先生为什么会把你的研究重点放在这一方面，而且很早就把您的研究定位在中国国情研究上了？

胡鞍钢：主要原因就是在我做博士生的时候，当时，就参加了中国科学院国情分析研究小组，当时我们的研究就是希望能够关注中国中长期问题，因此就集中在四个主要问题，像人口问题、资源问题、生态环境问题、以及粮食供给问题。那么在1988年底完成这个国情报告，实际上我们就已经关注了中国到底是什么样一个发展的轨迹，那么1995年，我到新加坡讲学，其实主要的题目就是中国历史发展轨迹，更多的是用经济史学家的PaulBairoch的数据去讨论中国经济发展的历史轨迹可能是一个U字形，根据他的数据来计算的话，主要还是集中在这个制造业占世界总量的比重，所以那个时候就提出来应该是1750年到1950年这是U字形，就是从强盛衰落下来。他的数据一直算到1980年，其实我们并不知道后面还有个U字。

胡鞍钢：J这个上去的这一条曲线，但是我进行大胆的推论了，就认为中国已经进入到经济起飞阶段，特别是1980年前后，那么它很快出现一个J字形上升的一个阶段，当时我有一个很重要的观点，叫天时、地利、人和，天时就是中国也该轮到了，前面有两次比较明显的，一个是美国的1870年到1913年，大体经济增长率保持在4%；第二个就是日本，从1950年到1973年，那么保持了9.2%的高增长，所以说它也崛起了。

实际上我就进行大胆的推论，说该轮到我们了，天时。第二个含义地利，因为亚洲实际上从60年代就我们搞文革的时候，其实就已经开始集体崛起了。

凸现首先是四小龙，接着是东南亚、接着就是中国，也包括印度，所以我认为这个地利对中国来讲是难得的，那么人和是什么含义？就是小平同志所提出的改革开放，保持天下大治。

胡鞍钢：只要保持天下大治，我相信就是中国会迅速崛起，所以说这是1995年对这个认识，但是随着我后来去读了Maddison的研究，特别是他1995年发表的英文的关于世界经济发展，他的标题就是从1820年到1992年大约也是100多年的时间，他首次把世界的更详细的数据都给计算出来，而且首次是用购买力评价计算，就不是用汇率计算的，接着他在1998年又出版了关于《中国经济的长期表现》，这是第一版，那么现在，他又出了第二版，我今天也特意带来就是一个第二版，第二版他实际上呢从公元960年算到2030年，而且他是原来计算的时候是1820年到1995年，这是他当时的研究，但是这本书又从公元960到2030年，如果按照这个计算的话，那更加证明这个U字形上升了，因为它可以到2030年的预测，这就是我认为我们作为一个迅速崛起的大国，我们要知道它大国崛起的背景是什么？特别是从世界现代经济增长的历史背景来看，这样的话，可能你对现实问题就会有历史的纵向的这种深度以及国际的比较。

王鲁湘：其实在80年代的时候，我们从那个年代过来的人，都会熟悉两个概念：一个就是邓小平提出的就是我们的发展，是摸着石头过河，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的发展特别要注重中国自己的国情，叫做国情论，就是我们的发展一定是和历史上和现在有的包括过去有的所有的国家一定是一条不同的道路，那么现在30年过去了，您觉得我们现在还是在摸着石头过河吗？国情论对于我们的发展仍然是至关重要的吗？

胡鞍钢：我觉得就是能不能这么理解可能更好一点，就是中国这条道路，有三个要素，第一个要素实际上就是现代化因素不断地扩散、强化和演变过程，这是世界各国必须走的。这就突出表现为我们所说的工业化、城镇化和现在所说的信息化，以及更加广阔的现代化的意义，这是和其他国家都差不多。第二个含义，能不能这么理解，就是1949年之后中国选择的道路不是资本主义道路，是社会主义道路，因此社会主义因素也在这个历史过程中不断地扩散，那么第三个因素，能不能说是中国自身的因素，主要是文化因素。

胡鞍钢：譬如像西方它有民主啊，有这个自由这些价值观，中国有像和谐社会，和谐世界这样的价值观，它可能是更多的是基于中国自己的历史、自己的文化、自己的文明的资源，这三个因素合在一块，我们才称之为中国之路。

胡鞍钢：所以说有别人相似的地方，也有别人不同的地方，能不能这样来讲我们也是事后诸葛亮，就是60年之后才发现这三个因素在不断地相互作用、混合来促进整个走出中国之路。到今天为止，也不能说这条路就走完了，我们还处在探索过程中，因此从这个意义上来看，也是摸着石头过河。

新中国成立60年历经曲折，如何从百废待兴跃居经济总量世界前列，两组数据背后隐藏了怎样的发展规律，百年经济复兴面临着哪些挑战？

胡鞍钢：本期给大家所介绍的是中国经济发展的历史轨迹，真正来理解中国经济发展的历史轨迹其实是相当困难的，主要的原因，就是我们还缺乏对中国历史数据的分析，以及世界历史的数据，那么我本人，因为1991年到美国耶鲁大学经济学系做博士后的时候，就看到了当时的经济学家PaulBairoch，关于这个世界制造业的一个历史数据的计算，他是从1750年到1980年的计算，这是我所看到最早的一个数据，那么正是基于对这个数据的分析，我们就看出了中国的经济发展的历史轨迹，那么今天，我还特意把他的数据给带来，来理解中国的历史轨迹。

胡鞍钢：根据他的计算，我又进行了处理，就发现，1830年的时候中国的制造业占世界总量大约是29.8%，而当时的美国其实只有2.4%，那么到了1900年，也就是说，经过了将近70年之后，美国的经济总量就已经提高到23.6%，成为世界No.1，这是1900年的数据，那么中国是多少呢？中国已经从29.8%下降至6.2%，那么也就是说1900年世纪交替的时候，美国已经相当于中国经济总量就是制造业总量的3.8倍，那么到了1953年的时候，美国又进一步上升至它的顶峰44.7%，而中国进一步下降为2.3%，那么当PaulBairoch他一直计算到1980年，那么1980年的时候美国的经济总量已经下降至31.5%，那么中国的经济总量略有所提高，大约是5%左右，这是在1991年看到他这篇论文的时候就引起我的思考，是不是中国的经济发展轨迹和其他工业化的国家发展轨迹是不同的？我就自己提出这样的一个问题。

从十九世纪初到新中国成立，中美经济格局发生了怎样的巨变？近代中国为何丧失工业化历史机遇？中国经济发展轨迹有何独特之处？

胡鞍钢：很显然我们发现确实不同的国家会有不同的曲线，从发达国家来看它们大体都是倒U字，特别是像英国、美国，也包括日本，我也曾经处理过像俄罗斯和后来的苏联，根据PaulBairoch数据，那么同样，作为像中国还有包括像印度这样的大国，它的曲线就和这些发达国家或者说先行的工业化国家就有所不同了，那么就出现一个我们所说的U字形曲线，它的历史发展轨迹是先强大后衰落，然后再重新强大起来，因此我们今天所看到的中印崛起其实我们应该称之为是再崛起，叫Re-rising，是再崛起，这是当时看到PaulBairoch的数据，那么同样我们可以看到Maddison，AngusMaddison做出最重要的贡献就是他在1995年、1820年到1992年的世界经济的这个数据分析，而后，Maddison又不断地做了些研究，我们就更加明确地看到这个U字形曲线，根据他的数据来推算的话，1820年中国是世界No.1了，当时中国占世界GDP总量是32.9%，那么到了1913年就已经下降至8.9%，而美国却从1.8%提高到19.1%，那么美国就已经相当于中国的两倍了，到了1950年美国继续是上升的，也是历史上最高峰，达到了27.3%，而中国又进一步下降，而且下降到它的历史最低点，达到4.5%，那么美国就相当于中国经济总量的大约是6.1倍，因此我们可以看出来，无论是PaulBairoch的数据还是Maddison的数据，都表明从1820年以后实际上中国是迅速下降，达到了历史最低点。

在1950年前后，他们俩的计算方法是不一样的，计算的口径也是不一样的，但是结论是惊人地相似，就肯定是一个迅速下降的过程，那么到了1950年以后情况是什么样的呢？我们也可以看出这个数据了，那么根据PaulBairoch的数据，当然中国就从制造业占世界总量的比重从2.3%，提高到5%了，略有提高，那么根据Maddison的数据，就是中国的经济总量，实际上变化不太大。从1950年的4.5%提高到1978年的4.9%，但是我们又进行了详细分析发现，在不同的时期其实这个数据还是有变化的，譬如说在1950年的时候，虽然中国的经济总量占世界总量是4.5%，但是到了1957年，也就是说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时候，实际上是中国是相当成功的，它已经提高到世界总量的5.5%，因此在我这个《中国政治经济史论1949-1976》这部著作中，就把一五时期界定为中国现代经济发展的第一个黄金时期，其中就是考虑到这个数据，当然另外一个数据也很重要，就是这一时期中国的经济增长率高达9.2%。

但是很可惜，由于毛泽东脱离中国国情了，实际上是发动了那场大跃进，导致我们整个的经济发展就发生比较大的一个变化，我算下来就是在1962年的时候，中国的经济总量占世界总量比重就已经下降至世界的最低点了，就是历史上最低点，大约是4.0%，因此我也用这样的一些数据，对毛泽东大跃进时期的这个失误，做出一个大的判断，大体这个影响了我们中国在世界总量的比重，大体差不多将近2.2个百分点，其实这个损失还是相当大的，尽管在1963年到1965年期间，有所恢复，或者说迅速地恢复，但是至少也损失了世界经济总量，中国占世界经济总量的1.8个百分点，这是我从定量的角度做了一些讨论和分析了。

那么当然大家就知道，1978年之后中国就开始进入到我们所说的U字形这个上升期，能不能这么讲就是U字形1950年是最低点，然后持续到1978年，虽然略有上升，那么根据Maddison的数据来看，实际上1978年的时候，中国和美国之间的经济差距是相当大的，那么美国相当于中国经济总量的4.4倍，那么经过20年之后，也就是说1998年，我们看到中国的经济总量有明显的上升，从1978年的4.9%，提高到11.0%，就首次超过两位数，这是很重要的一个信息，那么和美国的差距就从1978年的4.4倍缩小至2.0倍，这个如果没有Maddison的数据来计算的话，我们很难识别出来，那么到了2006年根据Maddison，也就是2009年3月份的最新的数据库，我们可以看到，2006年中国的经济总量,占世界总量的比重迅速提高到16.8%，那么和美国之间的相对差距，缩小到什么程度呢？我们觉得也是很惊人的，缩小到1.17倍，而且根据Maddison这个最新的这个著作，也就是说2007年他正式出版的这个著作来看，他也对未来做出过预测。

他的预测是什么样呢？有两个重要的结论，第一个就是2015年前，中国就有可能GDP总量超过美国，当然他做的这个计算是按照购买力评价计算，特别是按照1990年国际美元来计算的，和我们通常所用的那个汇率计算是不一样的，这项我想专门指出，第二个结论，就是到2030年中国的经济总量将占世界总量的23%，相当于美国的1.38倍，因此Maddison这个研究成果就基本上给我们画出了一个U字形曲线，当然我们更多地去了解这个U字形曲线是怎么发生的，因此呢就是在2007年我在北京大学出版的《中国崛起之路》对这个问题作了探讨。那么我就提出了实际上也是借助这个汤因比先生的历史研究的思路，因为他是讨论了文明成长周期，那么在我这本书就讨论了国家发展生命周期，也就是说我认为一个国家实际上是一个有机体，它也像文明一样是一个有机体，它会有他的这个发展阶段。

那么在我这本书，讨论认为有四个阶段，第一个叫做初步准备成长期，第二个阶段叫迅速成长期，作为一个大国就是它的主要的崛起时期，那么第三个阶段实际上是强盛期，当然对手的这个竞争，它也可能会进入到衰落期，那么用这样的一个国家发展生命周期，我就力图来解释中国的经济发展历史轨迹，我的结论是什么？因为影响一个国家的发展生命周期，主要取决于这个国家是否能够鼓励创新，还是压制创新，那么我们可以看到中国的历史，特别是从1820年以来的衰败的历史过程来看，很显然当时中国占世界经济总量是No.1，或者说制造业也占世界经济总量No.1，但实际上来讲它是一个典型的农业文明、农业经济、农业社会，无论从技术创新的角度，还是技术创新的传播和使用的速度和范围，没有办法和工业文明、工业经济、工业社会相竞争，即便是1840年的鸦片战争取胜的话，它也是必然要失败的。因为实际上是不同类型的创新，那么只要你保持农业文明这样的一个创新方式的话，你就必然会衰败，除非你从农业文明转化为工业文明，这也就是为什么百年来中国的仁人志士一定要搞工业化，其实本质上是和这个创新是极其相关的。

创新在民族兴衰中扮演怎样的角色，摆脱传统教条束缚，观念转变如何引发市场潜力？改革开放怎样推动技术进步？(www.xing528.com)

胡鞍钢：在我的研究中就提出来，正是由于清王朝当然比这更远的时期了，就是它不能够鼓励创新，而恰恰地压抑创新，是它自身衰败的一个根本性的原因。反过头来，1949年之后新中国成立之后，之所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后，能够迅速地在全球这个竞争过程中迅速崛起，就在于它的创新，这个创新我们可以归纳为无非就是八个字，也就是说实事求是，其实就是要符合中国的基本国情，符合中国的发展阶段。第二句话就是解放思想，其实解放思想本身就是一个创新，因为它需要一个我们所说的创新不是狭义的概念，是一个广义的概念，它包括四个方面的创新，第一首先是观念创新，就是你必须要从这个传统的束缚你的教条主义脱离出来，所以你必须要进行观念的创新。第二个创新就是我们所说的制度创新，就是我们从计划经济模式向市场经济模式转变就是一个巨大的创新，从一个封闭的经济这样的一个制度的安排，到一个开放的特别是全面开放的经济的制度安排，譬如说2002年以后我们加入WTO，这种制度安排它本身就是一个巨大的创新，那么第三个创新我们就称之为是市场创新，这恰恰是中国十几亿人口的独特优势，就是它有巨大的国内市场，如果它能够鼓励国内竞争，打破垄断，促进要素的流动，它本身就充满活力，可以说5年前，谁会想到中国会在2009年是世界汽车销售最大的市场，没有人相信的，我自己做研究我都不能相信，我说至少也得要到2020年。但事实就是已经发生了，我们只不过是事后诸葛亮来承认这一点，但是它标志什么呢？标志说我们市场创新是非常重要的。

胡鞍钢：那么第四个当然就是我们所说的技术创新了，在这方面我们也做了些相应的研究和计算，我也给在座的同学们做一些重要的介绍，譬如我们采用了几种数据来进行讨论和计算的时候发现，就是中国确实是技术落伍者，也是成为技术的追赶者，后来也有可能成为技术的创新者，我举一些例子来说明，譬如说手机在1987年的时候，美国和中国的相对差距是达到了1760倍，这是不可想象的，但是到了2001年我们就超过它了，现在美国只相当于中国的手机用户的40%，那么我们再来看一下因特网，在1993年的时候，当时我还在美国，回国以后才发现中国开始发展因特网，但是我们不知道到底差距有多大？我这里有个数据，大约是3000倍，那么去年，我们的因特网用户达到3亿，相当于美国的多少呢？1.2倍以上，就这么个情况。

那么如果我们再看一下宽带网，宽带网实际上是进入21世纪以后才出现的，特别是中国，那么在2000年的时候，中国和美国的相对差距是311倍，去年我们已经达到了2.7亿户用户，已经超过了美国。因为美国的全部人口也就是3亿人，它并不是百分之百都用上了宽带网，用宽带用网络是有可能，但是用宽带网并不是全部覆盖的，因此，我们可以看出来实际上中国在任何新的技术方面来看，从一开始都是巨大差距，但是由于我们开放，由于我们前面所说的包括观念的创新、制度的创新、市场的创新，因此，我们就会有强大的动力来推动技术创新，从而来缩小和美国之间的差距，因此我用这个创新的理论来解释，为什么中国会衰落？就是你不能够创新，或者说你的创新不足以和你的竞争对象来比较，那么反过头来，我又可以用创新的理论来解释为什么中国可以崛起？尽管我们可能是创新的技术的后来者，而且有巨大的差距，没有关系，但是前面这三个创新和最后一个创新相互作用的话，我们就有可能崛起。

胡鞍钢：当然，我们今天所看到的中国，还只是我在国家发展生命周期中处在一个迅速崛起的一个中国，我们可以大胆地预言到2020年之后，中国确实有可能进入到强盛期，那么如何不断地创新？使得中国能够真正意义上的复兴，由于时间关系，我就不多讲，我更希望和在座的同学们呢进行交流，我把我最重要刚才的观点呢介绍给大家。

王鲁湘：非常感谢胡鞍钢教授精彩的演讲，在聆听胡教授的演讲的时候，他是一个经济学家，用数字说话，不像我们学哲学的或者学历史的，有时候用观念说话，有时候用故事说话，其实在胡先生的浓缩的数字后面，是波澜壮阔的历史画卷。胡先生这本书里头用了几个小标题，一个小标题叫做中国的崛起出人意料，还有一个小标题就是中国的崛起前所未有，那么我想请胡先生再给我们解释一下，为什么在您看起来您长期观察中国崛起的，您会认为中国崛起出人意料？

胡鞍钢：我想引用一下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的经济学教授邹至庄先生的一段话，他是在2003年出版非常有名的一部著作叫《中国经济》中谈到，就是说中国的迅速的发展，而且持续时间这么长，他查阅了没有任何一个中国的经济学家，包括美国经济学家和任何一个经济学家曾经预测过。

王鲁湘：超乎所有人的想像。

胡鞍钢：对，因为我也研究过世界银行的研究，那么在世界银行1983年第一份报告就对中国做过预测，那么就发现不对了，就很快在1984年、1985年又出了第二份报告，但是到了1997年世界银行再做中国2020年研究的时候，就尖锐地做出了自我批评，我称之为叫尖锐的，什么叫尖锐的呢？就是根据他们的预测和后来的实际数据相差多少呢？只相当于中国实际1995年经济总量的一半。

胡鞍钢：所以说呢我想呢，就是没有一个人能够预见到中国十几亿人口有这么巨大的发展能力和发展潜力。

这就是我所说的为什么是出人意料的。因此我们看到中国的崛起，就像我前面所说的U字形曲线，其实我们都是事后诸葛亮，那么第二个就是说中国的崛起是史无前例的，并不只是简单地指出它的增长率，而是指出什么呢？它的规模。

胡鞍钢：那么我做过几个国家经济起飞的初期的研究，像美国它在1870年经济起飞的时候，当时的总人口规模是4200万人，等它完成了这个经济起飞到1913年的时候是9800万人，不到1亿人，那么日本经济起飞的时候，实际上是8200万人，就比美国当时要多两倍了将近，等它完成了经济起飞也就1973年的时候只有1亿人，而中国是什么情况呢？中国是1978年的时候人口规模是9.6亿人，到现在我们还没有完全完成经济起飞，那么如果到2020年我们就算经济起飞的阶段结束的话，那时候人口超过14亿人，因此这么一个大的规模的人口迅速地经济起飞又迅速地崛起，世界上从来没有见过。从这个意义上来看，就是中国这样的一个崛起有可能类似的就是印度，当然就在我们之后了，当然实际上它现在已经开始进入到经济起飞阶段了，因为它的人口规模也很大，而且我也做过计算了，就全世界的上亿人口的国家规模只有11个，这个上亿的劳动力规模只有3个，一个是中国现在达到7.7亿人，一个是印度4.5亿人，一个就是美国1.5亿人。

胡鞍钢：那么另外来看，从RND中的工程师和科学家，那么超过百万的只有两个：就中国和美国，美国2005年是139万人年，我们一般统计的是按人年统计，中国去年已经达到了161万人年，我说这三个数据想表明什么呢？就是中国它不仅人口规模大，它的劳动力包括它RND的研究人员的规模也是巨大的。

中国之路是特色社会主义还是权威资本主义，它的优势如何得以体现？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发生了怎样的转变？

王鲁湘：那么说到这一点，我也注意到西方现在学术界有一些说法，在比较的西方的这一个自由资本主义和中国现在的发展模式，当然我们中国称自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但是西方的很多学者他当然不会用我们这个术语，他会把我们概括为什么呢？当然很难概括，勉强做一个概括，他认为我们做的还是资本主义，而且是一种权威资本主义，那么这种权威资本主义也不失为一个后进国家的一种发展模式，但是这种模式在他们看起来和西方的自由资本主义的民主发展模式是不一样的，因此就是他们觉得这样一种发展模式最后导致的一个结果很可能走向某种比较可怕的一个目标，这个目标就是他们所说的可能形成对世界的一种威胁，您同意这种看法吗？

胡鞍钢：我认为就是说，在我们1949年的时候，其实中国就不同意西方，我在《中国政经济史论1949-1976》，专门拿出一章就谈1949年我们和它有什么不同，至少有几个方面我们可以从经济学的角度是可以论证的，第一发动工业化的时间晚，我们比它滞后了150年甚至200多年，第二发展起点低，因为它们在进入现代经济增长的时候是要有增长门槛的，我们比它低得多，如果不是中国共产党这样的一个体制，中国什么时候进入到现代经济增长时期还很难说。第三个来看，我们又做了一下研究，就发现中国在1949年的时候，几乎不具有什么现代意义上推动整个社会的人力资本。

那么只有我们所说的这点大学生，是什么含义呢？一共是18.5万人，占全部总人口的万分之3.6，他不足以带动整个社会从一个文盲冲刺大国，变成一个具有人力资本的大国，因此我们可以看到60年前你跟西方不同，60年之后你还是会和它不同，我想60年之后也就是说再过60年之后，也还是不同，因此我在强调中国这个创新从四个方面来强调，其实中国最大的创新就是我们所说的中国之路的创新。

胡鞍钢：我把它界定为就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现代化社会，是这三个要素构成了一个独特之路。

王鲁湘：现在这里有一位凤凰网的网友，叫\"真理掌握我们\"，他向胡先生提一个问题，说中国政府制订的五年计划，现在已经是十一五计划了，可以理解为中国社会是不是还没有完全摆脱计划经济？

胡鞍钢：可以这么说我们当时搞的第一个五年计划，完全照搬照抄了苏联的第一个五年计划，是一个典型的计划经济，至少持续到五五时期都是如此，我们专门做过研究发现，就是六五时期的这个计划，定量指标大体经济方面的指标占了60%，非经济指标也就是公共服务指标大体不到40%，它是一个典型的追求经济，甚至这些指标都是计划指标，没有一个是预期性指标，但是到了十一五规划，我直接参与这整个过程吧，那么现在来看它的经济指标已经降到了21%，将近80%是非经济指标。

胡鞍钢：那么我们可以说今天的中国的十一五规划或者说中国的政府的职能就是典型的公共服务性政府，那么这21%的经济指标大部分是预期性指标，不是计划指标，从这个意义上来看就是说中国并没有抛掉原来用五年计划或者五年规划这样的一个有用的工具，只是改变了它的内容，事实上中国需要这样的五年规划的手段，特别是在公共服务，它是靠市场无法实现的，因此采取这样的一个方式，它会有效率地来解决中国的公共服务，我前天在我们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的非洲班，大约有将近40个人，他们都是从非洲20几个国家到我们这来培训，我就举了这个\"十一五规划\"有一个很重要的指标，当时有22个国家核心指标，其中有一个指标就是要使得新型农村合作医疗覆盖的人口，到2010年要扩大到80%以上，而2005年是23%，那么事实是什么呢？去年就达到91.3%了，那么我就给非洲的学员们，实际上是它的公务员了，有很多都是高级公务员我就讲：如果中国没这个规划，那么各地方就没有这个规划，各地方没有这个规划，就没有办法实现这个目标，这不是靠市场经济能够达到的，它必须靠政府有效率地来进行公共服务的投入。

同学：胡老师您好，您认为中国拥有最优越的政治优势和制度优势，您认为这种优势体现在哪方面？

胡鞍钢：我觉得邓小平在1992年南巡时候讲到，就是社会主义重要的优势是集中力量办大事，其实他就说明了这个优势，这是可能其他国家还真不具备的，我们所说的大事就是惠及老百姓，提供公共服务的这些大事，确实可以通过四川汶川5.12地震就体现出来了，它创造了好几个记录，第一个国家财政当时就拿出700亿，而且进行灾害重建国家中央财政就要拿出3000亿，这个规模是相当之大的，总的投资将达到1万亿，我算了一下已经超过了世界原来的No.1，日本的\"神户大地震\"，也超过美国的其它的救灾，第二个就是全体人民的爱心，也就是说社会捐赠创造了全世界No.1，因此可以不可以这么讲就是一方有难，八方支持，这就是我们的一个巨大优势，因为我也跟美国，包括巴基斯坦和各方面国家的专家交换过意见，我们在去年的8月份，因为我本人参与了国家汶川地震灾害重建的过程，而且我们召开国际研讨会听取这方面的意见，所有的专家都对中国这个汶川不光是救灾关键是灾害重建，给予高度评价。譬如我再举一个例子，本来这次汶川灾害重建的规划叫三年规划，那么经过总书记包括温总理他们调研之后，当然也征求了地方的意见和可行性，现在要二年完成。像这种案例我们可能在全世界找不到任何一个国家的案例，包括神户、阪神地震的灾害重建它花了10年，就这么个情况，我们可以通过这些事实来说明到底中国它的政治优势是什么，这一政治优势什么人受益就很清楚了。

王鲁湘：60年来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走上了一条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化建设道路，人口众多，历史悠久，发展水平落后，各地区差异甚大的独特的东方大国，在世界的崛起是人类历史史诗中最波澜壮阔的篇章，中国的崛起是绿色崛起，创新崛起，和谐崛起、和平崛起、合作崛起，一个现代化的中国将对人类作出更大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