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上当然皆就秦汉后的中国而说话。其缺乏阶级,不像国家,自是负面;而伦理本位,职业分途,即社会以为国家,二者浑融莫分,乃为正面。凡此社会形态之特殊,伏根必很远;但其显露出来,则在封建解体之后。关于正面,下章再细讲。现在继续谈其负面之两点:
一、其缺乏阶级不像国家之何所从来。(因)
二、其缺乏阶级不像国家之何所归趋。(果)
于是我们便要谈中国封建之解体问题。
第二章已经申明,人类文化史不是独系演进的,而中国刚好与西洋殊途。上章讲阶级问题,述及历史可分五大段之理,则于唯物史观所说相当予以认可。现在来谈中国封建之解体,即是承认中国亦经过封建时代如西洋社会史者,而确指其与西洋之殊途正在于此。
于此有两大事实先要提请注意:
一、西洋在封建社会后资本社会前,那一过渡期间,政治上曾表见王权集中。但旋即转入限制王权(宪政),故其为期甚短。恰相反地,此在西洋极短暂者,在中国却极绵长。中国封建削除,同一表见王权集中;乃不料此一集中,竟无了局。它一直拖长二千余年,假如不是近百年受近代西洋影响,中国历史突起变化,还望不见它的边涯。
二、还有与此政治上长期不进不变之局面恰相配的,是其经济上之长期停滞。尽管其工商发达,早征见于先秦,而两千多年后,依然不过那样。假如不是近代西洋资本主义工业文明传过来,它可能长此终古!
这是谁亦不能否认的,却亦是最不可解的。信如论者所说,秦汉以来之两千年是一段谜的时代。谈中国社会史,而于此没有惬心当理之分释,即一切等于白说。忽视它,抹杀它,更属可笑。然而在一些为迷信和成见所误之人,却苦于无法不加以抹杀,看下文便知。
讨论之初,应问明白:何谓封建?封建和解脱于封建,以何为分判?简单说,封建是以土地所有者加于其耕作者之一种超经济地强制性剥削,为其要点。他如经济上之不出乎自然经济,社会上之表见身分隶属关系,政治上之星罗棋布的大小单位,意识上之不免宗教迷信等等,大抵皆与此要点天然相联带者。解脱于封建,就是解除这些,而以解除其要点(强制剥削)为主。再问:怎样可以得到解除呢?通常应不外像奥本海末尔所说,经 济手段对于政治手段之一次确定地制胜。两种手段,目的是相同的。若经济手段较见顺便,而政治手段不大行得通之时,则政治手段渐被放弃,而自然趋向于经济手段。这种顺便者日以顺便,行不通者日以行不通,即是经济手段一次确定地胜利,而封建式剥削遂以解除了。像英国大体便是如此。在法国则要经过暴力革命,其政治手段之行不通,大于其经济手段之顺便。盖各处社会情势不同,历史随之亦异。
中国究竟已否从封建中解放出来呢?如众所共见,多年来中外人士聚讼纷纭,莫衷一是 。不少学者(如李季等),认为中国封建已崩解于先秦战国,而秦以后的社会即须另说。 (1)(见李季著《中国社会史论战批判》,神州国光社出版。)这大致算得平允。但有的 学者却认为从东周起,一直到鸦片战争之漫长时期,全都是封建社会。其所以如是主张,好像不管联带而见的那些事情如何,而单把握了农村中之强制剥削一个要点,说它是中国一直存在着的。这亦不为无理,却是疑问亦正多。
第一,如我们在邹平、定县各处之所见,其土地是封建解放后的土地,其人是封建解放后的人,明白无疑。固有少数佃农雇农,不能自有其土地,而受到剥削;那只等于近代工人之受剥削而止。所谓超经济地强制性剥削,实未有之。此以《定县社会概况调查》所述当地租佃情形,可为确证(见原书第629—635页)。我不敢否认中国一直有强制剥削存在于农村的话;却在全国之中究竟占多少,不无疑问。此种相反例证之存在,足使前项主张,失掉一半根据。
第二,封建之世耕作者随附于土地而不得去之情形,后来中国并未见有。似不能径以地少人稠,另外又乏出路(工商业),即作束缚于土地看。因而所谓强制性剥削之存在,这里又须打一折扣。——以上第一第二点,皆对那一个主要点而提出疑问。
第三,在经济上、社会上、政治上、意识上其他联带而见的那些事情,按之中国或见或不见,难资判定;而大体论之,宁证明其封建已得解放(论者所以单把握一要点而立论 ,似即为此)。特如流行谚语“耕读传家”,“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将相本无种 ,男儿当自强”之所表现者,试问世上焉得有此封建社会?
最后要指出其最严重的缺点,是把秦汉与东周明明不可混同之二物而强混同之。对于上面所提两大事实,直仿佛不看见,不肯深求其故,而漫然以封建概一切。是何足以服人 ?然而这在他们实亦是无法的。因为他们不承认中西可能殊途,固执着社会进化只许在 一条线上走;又迷信历史总是在步步前进中,不知其或进或不进,原无一定。而此两大 事实,却刚好必从下面两层来解释:
一、中国社会史自秦汉后,已入于盘旋往复之中(不是进步慢);
二、中国封建之解体,别有其路线,不同于西方。
前一层自然又是由后一层来的。秦汉以来之谜,恰藏在中国封建解体之特殊中,由此入手,即不难阐明一切。
我们何以看出这个窍来?因为我们既有见于中国之缺乏阶级,再看到那两大事实,便恰 好互资印证而有悟。如上章所讲,设若没有阶级则社会进步不可能;而阶级则必资于经济进步、文化进步、政治进步之循环推进,而一步一步得到解放。此盖为历史常理。现在阶级缺乏的中国,其经济长期停滞,其政治一成不变,岂非刚好一致相符而共证明其为历史之一种变局!中国之有过封建阶级,既不成问题;则此变局开端显然就在封建之 解体上。此时我们试取西洋封建之所以解体者,来与中国相勘对,应不难寻得其变化之路线。
西洋封建之所以解体者,要在经济进步。唯工商业发达,人竞逐于商业利润产业利润,而后乃不复费气力在农村中,为人对人之强制剥削。这就是由经济手段之顺便,引诱得封建阶级放弃其政治手段,这最为彻底。唯工商业发达,第三阶级兴起,领导群众争取个人自由,而后人对人之强制剥削乃不复行得通。这就是强迫封建阶级非放弃其政治手段不可。这样最为决定。此时政治手段虽尚有待于进一步之清除,但它绝不会翻回头了 。无疑地,这是经济进步推进了文化和政治,使整个社会改换了一个局面。这亦可说是 通常的一条路。
再来看中国,中国社会构造当战国之际演着划时代的变化,至秦并天下而开一新纪元。正所谓“今天下车同轨、书同文、行同伦”,而无复多关阻、异政令,种种隔阂不通的情形。像封建之世,自上至上分若干等级,而星罗棋布于地面上之许多大小单位,已经削除,而全国统一于一王。王权集中,实行专制。同时,分封锡土之土地制度,亦变为土地自由买卖,任民所耕不限多少。这一变化,是什么变化呢?假如米诺贾托夫的话不 错:“封建制度,就在于其政治关系之地域色彩,和土地关系之政治色彩”,那应该就是从封建下得其解放了。然而至解放是否亦得之于经济进步呢?这就难讲。经济进步是 有的,商品生产、货币经济、都市兴起、交通发达,史册皆有可征。但求如西洋对于政治手段那所谓引诱所谓强迫者,则难得其迹象。相反地,且见出其经济手段制胜之不彻底不决定;政治手段不时回头。质言之,此虽亦不能不有其一定经济条件。然不是由经济之进而被推进者,毋宁是由文化和政治转而影响了经济。
何谓“政治手段不时回头”?在上章曾说过:(www.xing528.com)
由政治势力而直接地或间接地使土地见出集中垄断之势,那对于从封建解放出来的社会说,即是形势逆转。此种逆转,势不可久;历史上不断表演,不断收场。
显然地像西汉末,问题便非常严重。论人则被奴役者那样多,论土地则那样被集中垄断。而直接间接都出自政治势力。于是才引出了王莽“王田制”的大改革。历史上似此或大或小之例,讫未断绝。而同时“限田”、“均田”等一类运动,亦同样不绝于历史。中国历史就是这样逆转顺转两力相搏之历史。究其故,无非在社会之进步,阶级之解放,不由经济所推进——如其由经济所推进,政治手段便不会回头了——而宁由文化和政治开端。
所谓中国封建解体,是由文化和政治开端者,其具体表现即在贵族阶级之融解,而士人出现。我们知道,封建阶级(实则并包封建而上至古代之贵族阶级),第一是建立在武力上,第二是宗教有以维系之。从来贵族与武装与宗教三者相联;西洋如此,到处亦皆如此。因此,除后世以逐利殖产而起之阶级,或稍形散漫外,凡贵族阶级在其社会中例必为集团为存在。何以故?集团与斗争相联;凡以武力为事者,岂有不成集团的?而宗教对于人之凝聚力,自来为集团之本,尤所不待言。今武力与宗教二者相兼,其理决定。然而奇怪的是中国竟有些例外。梁任公《中国文化史》,尝论中国贵族政治最与欧洲异者,有三点:第一,无合议机关,如罗马元老院(或中古各国之阶级会议)者。第二,贵族平民身分不同,然非有划然不可逾越之沟界。第三,贵族平民在参加政治上,其分别亦只是相对的,而非平民即不得闻政。第一点易晓,故不多说。后两点,他都指出春秋时代一些事实以证成其说(文繁不引)。其实这三点,恰透露当时贵族不成一集体。第一,若有合议制行于贵族间,是即其为一集体而存在之征;今不然,可想见其不是。第二点则见其内外界别不严。第三点更见其未甚垄断而排外。凡此又皆集团不足之象也。大抵阶级成见不深者,其种族成见亦不深,其国家成见亦不深,三者恒相关联。此由梁任公先生为后两点所指证之许多事例中,即可见出。又章太炎先生所著《社会通诠商兑》一文,亦同藉春秋时代许多事例,辨明中国早没有像一般宗法社会那样种族排外情形。但你试以西洋古罗马之事来对照,就知其何等不同。罗马征服了远近多少邦族,建立其伟大之罗马帝国,而罗马人——此为一族亦为一阶级——却只限于其原来参加宗教典礼之家族而并不增加。罗马所扩充者,一为其统治对象,一为其国有土地;至于那些被征服的人则不予承认。换言之,他们始终被视为外人或敌人。他们要求得作罗马人,而罗马怒斥为万分不合理。至于流血革命以求之,发生所谓“社会战役”,而仍未得解决。间有一些曲折办法,例如先自卖为罗马人奴隶,再经合法之解放,以辗转侪于罗马公民之列,皆甚费事。此一阶级问题,盖历数百年而后泯除。我们不要以罗马人为怪,其实可怪的倒是中国人!
何以中国封建阶级其自身这样松散,其对人这样缓和?此无他,理性早启而宗教不足; 宗教不足,则集团不足也。封建所依靠者,厥为武力和宗教;而理性恰与此二者不相容,理性启,则封建自身软化融解,而无待外力之相加(参看第十一章)。其松散,正由人们心思作用萌露活动,宗教统摄凝聚之力不敌各人自觉心分散之势。而当时的周公礼乐,复使从情温厚而不粗暴,少以强力相向,阶级隔阂不深,则又其对人缓和之由来。颇有人说,中国是没有经过奴隶社会的。或者说它,从氏族共产而转入封建之世(杜畏之 说)。或者说它,经过一段亚细亚的生产时代而到封建(李季说)。我于此未用心考究, 不敢判断。但觉得没有经过奴隶社会之说似近真。奴隶社会的阶级比之封建的阶级,要远为严酷,像罗马的情形,怕是难免。唯中国得免于奴隶社会,而后中国人精神上得免于此一严重伤痕,而后封建期的阶级问题乃亦比较轻松,而竟自趋于融解。由此而风度 泱泱数千年一直是阶级意识不强,种族意识不强,国家意识不强,以至于今。无论是少 受宗教的锢蔽,或少受奴隶社会的创伤,这一切都是历史的负面,而其正面则为理性早 见。理性早见,是我民族历史特征,直从古代贯彻于后世。
贵族阶级之融解,盖早伏于其阶级之不甚凝固,缺乏封畛。在此宗教不足的社会里,贵族而脱失于武力,其所余者还有何物?那就只有他累积的知识和初启的理性而已。这就 是士人。中国封建毁于士人。他力促阶级之融解,而他亦就是阶级融解下之产物,为中国所特有。中国封建之解体,要不外乎阶级之解消,而仿佛将以理性相安代替武力统治。它不同乎西洋之以新阶级代旧阶级,为武力更易其主体。此即其先由文化和政治开端之说也。
士人原是后来有的名词,我今却追上去用以兼括古时亦可属于此一类之人。他的特点,在曾受教育而有学养。如故张荫麟教授所说:
为什么“士”字,原初专指执干戈佩弓矢的武力,后来却变为专指读书议论的文人?懂 得这个变迁的原因,便懂得春秋前的社会和秦汉后的社会的一大差别。在前一时代所谓教育,就是武士的教育,而且武士是最受教育的人,在后一时代所谓教育,就是文士的教育,而且唯有文士是最受教育的人。“士”字,始终指特别受教育的人;但因教育的内容改变,它的涵义亦就改变了。(见张著《东汉前中国史纲》,第56页)
前曾讲过,教育为高等享受,远在古代,更只有君后贵族少数人乃得享之。况学识出于经验之累积贯通,亦唯在职居官者有此机会。所以仕与学就相联而不可分。学术之卒以流传到民间,当不外贵族零落下来之故。他们或由失国,或由改变,或由个人获罪,或由代远族蕃而自然降夷。而亦要那时社会给人向上进身机会,才有人来热心讲学求学。一般都说,孔子私人讲学,有教无类,乃学术平民化之开端,并为后世开布衣卿相之局。士之一流人,如非孔子开创,亦必为其所发扬光大。这话虽大致不错,然须知远在孔子之前,暨其同时,有学养之人散在民间而不仕者,或疏贱在野之贤才起而当政者,既不少见。有孔子乃有后世之士人,亦唯有这些先河,乃有孔子。孔子非突然出现,他实承先而启后,使历史浸浸发展到社会之丕变。士人非他,即有可以在位之资而不必在其位者是也。其有可以在位之资与贵族同,其不必定在位与贵族异。假使一天,贵族少至绝迹,而在民间此有可以在位之资者推广增多,政治上地位悉为他们所接替,人无生而贵贱者,这就是中国封建解体之路。而春秋战国实开其机运。一方面春秋列国多兴亡变动,他们的来源增广,其人多。一方面战国霸主竞用贤才,相尚以养士,他们的出路大 辟。孔子恰生在春秋与战国之间,以讲学闻政为诸子百家倡,就起了决定性作用。
要知此一脉路,是有如下之理由的,当封建之世自然是武士教育(其实是文武合一),但其后何以遽然一变文而不武,甚且陷于文弱之弊呢?此即以理性之启,而早伏重文轻武 之机于古了。士的头脑渐启,兴趣渐移,一旦脱失于其群,即舍去旧生涯。虽舍武而就文,却又没有宗教那一套。且不论宗教气氛稀薄,怀疑论(除墨家外皆怀疑派,见第六 章)渐兴,根本就没有教会组织,宗教职务,及其税收财产,可依以为生如西洋者。这 些人其势要各自分散。除少数人外,要凭借知识头脑为生;除庸碌无能者外,要走向政治活动去。约计之为三项:
一、甘于淡泊,依农工生产自食其力者。——此项自必为数甚少,然古籍却多有可征。 (1)(参看张荫麟著《东汉前中国史纲》第六章。又《左传》、《国语》、《国策》等书,多可考见。)
二、庸庸碌碌靠相礼授徒以糊口者。——此项为数谅不在少。
三、有才气的则讲学、闻政、游说、行侠,或且兼营货殖。——在此风气下者,亦许居多数。
此第三项即封建之破坏者。他们有可以在位之资,而无其权位;所以就反对世卿,排斥任子之制,乃至君位亦要禅让才合理想。一旦上台,使与贵族为敌,废封建,置郡县,以官吏代贵族。贵族浸不能世有其土其民。封建束缚下之土地人民,乃先后得到解放。虽孔子曾无意破坏封建井田,只图变通而理想化之。然而此时几个主要角色,如李悝、吴起、商鞅等,却竟是他的再传三传弟子。而一向公族无权,游士擅政,如三晋秦楚者,其宗法根基既薄,封建势力不固,亦就着手最先,或完成较早。至秦并天下,遂竟全功。其事非此所及缕述。然从一切载籍中,很可看出那些在列国之间往来奔走不休,和聚在一起“不治而议论”的各种场合,正是一代社会大变革之酝酿发酵所在。而一个个得其君者,或为相,或为守,均得出其平素所怀以施于实际。在他们或不过图富图强,宁知历史任务即不觉完成于其间。作为当时之大关键者,则盛及一时的讲学,和大规模的养士是也。(1)(《饮冰室合集》内文集第四册梁任公亦有论中国封建解体不同于外国之一段话,录此参考:
(上略)欧洲日本封建灭而民权兴,中国封建灭而君权强,何也?曰,欧洲有市府,而中 国无有也,日本有士族,而中国无有也。(中略)近世欧洲诸新造国,其帝王未有不凭借市府之力而兴者。然则欧洲封建之灭,非君主灭之,而人民灭之也。(中略)日本明治维新,主动者皆藩士。诸藩士各挟其藩之力,合纵以革幕府,而奖王室。及幕府既倒,知不可以藩藩角立,乃胥谋而废之。然则日本封建之灭,非君主灭之,而藩士灭之也。( 中略)中国不然。兴封建者,君主也;废封建者,亦君主也。以封建自卫者,君主也; 与封建为仇者,亦君主也。封建强,则所分者君主之权;封建削,则所增者君主之势。 (中略)论者知民权之所以不兴,由于为专制所压抑,亦知专制所以得行,由于民权之不立邪?不然,何以中国封建之运之衰,远在欧洲之先,而专制之远长,反远在欧洲之后 也。
又梁氏于贵族政治实有以启发民权之理,亦见到一些:
(上略)要而论之,吾国自秦汉以来,贵族政治早已绝迹。欧美日本于近世最近世而始几及之一政级,而吾国乃于二千年前得之。(中略)宜其平等自由,早陵欧美而上,乃其结果全反是者,何也?贵族政治者,虽平民政治之蟊贼,然亦君主专制之悍敌也。试征西 史,(中略)贵族政治固有常为平民政治之媒介者焉。凡政治之发达,莫不由多数者与少数者之争而胜之。贵族之于平民,固少数也;其于君主,则多数也。故贵族能裁抑君主,而要求得相当之权利,于是国宪之根本即以粗立。后此平民亦能以之为型,以之为木 +盾,以彼裁抑君主之术,还裁抑之,而求得相当之权利,是贵族政治之有助于民权者 ,一也。君主一人耳,自尊曰圣曰神;人民每不敢妄生异想,驯至视其专制为天赋之权利。若贵族而专制也,则以少数之芸芸者与多数之芸芸者相形见绌,自能触其恶感,起一“吾何畏彼”之思想,是贵族政治之有助于民权者,二也。畴昔君主与贵族相结以虐平民者,忽然亦可与平民相结以弱贵族。而君主专制之极,则贵族平民又可相结,以同裁抑君主。三者相牵制相监督,而莫或得恣。是贵族政治之有助于民权者,三也。有是三者,则泰西之有贵族而民权反伸,中国之无贵族而民权反缩,盖亦有由矣。(下略)
总起来说,封建之解放,在中国有与西洋恰相异者:
西洋封建解放,起于其外面之都市新兴势力之抗争侵逼;中国则起于其内部之分化融解。西洋是以阶级对阶级,以集体对集体,故卒为新阶级之代兴。中国新兴之士人,是分散的个人,其所对付之贵族阶级亦殊松散。及至阶级分解后,以职业分途代阶级对立,整个社会乃更形散漫。
西洋以工商发达为打破封建之因,文化和政治殆随经济而变,颇似由物到心,由下而上。中国以讲学养士为打破封建之因,文化和政治推动了经济(士人无恒产,不代表经济 势力,而其所作为则推动了经济进步,李悝商鞅其显例),颇似由心到物,由上而下。
以上是说明中国封建解体之由来,同时亦就是指出:中国从这里起,便缺乏阶级,不像国家。
次一步,要问:它从这里向下去,是否能达于阶级消灭而不要国家呢?这当然不可能。 它第一不能保没有外患,第二不能保没有内哄。凡人所以要国家者,它一样不能免掉。它尽管趋向于不像国家,而事实却逼到它成为一个国家。逼到它要有一强大武力,以对内对外。有武力非难,而谁来控制比武力,却是一大难题。因它已不能返回到两阶级之对立,就缺乏其适当之主体。缺乏适当主体之武力,一面不免于萎弱,一面不免于恣横。前者,即雷海宗教授指摘之“无兵的文化”所由来。后者,则为奥本海末尔所说之政治手段,强制支配土地,强制剥削农民,若将逆转到封建。但其势萎弱亦不能萎弱下去,逆转亦不能逆转下去。二千余年来,前进不能,后退不可,就介于似国家非国家、有政治无政治之间,而演为一种变态畸形——这就是缺乏阶级不像国家之所归落的地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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