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知道经济上之剥削阶级,政治上之统治阶级,例必相兼。上面对于经济上有无阶级 之对立,已略为考查;下面再看它政治上阶级的情况如何,俾资互证。
中国社会在政治上之得解放于封建,较之在经济上尤为显明。中国之封建贵族,唯于周 代见之。自所谓“分封而不锡土,列爵而不临民,食禄而不治事”(见《续文献通考》) ,实际即早已废除。战国而后,自中央到地方,一切当政临民者都是官吏。官吏之所大 不同于贵者,即他不再是为他们自己而行统治了。他诚然享有统治之权位,但既非世袭 ,亦非终身,只不过居于一短时之代理人地位。为自己而行统治,势不免与被统治者对 立;一时代理者何必然?为自己而行统治,信乎其为统治阶级;一时代理者,显见其非 是。而况做官的机会,原是开放给人人的。如我们在清季之所见,任何人都可以读书; 任何读书人都可以应考;而按照所规定一一考中,就可做官。这样,统治被统治常有时 而易位,更何从而有统治被统治两阶级之对立?英国文官之得脱于贵族势力而依考试任 用,至今未满百年。以此较彼,不可谓非奇迹。无怪乎罗素揭此以为中国文化三大特点 之一也。
今人非有相当本钱,不能受到中等以上教育。但从前人要读书却极其容易;有非现在想 象得到者:
第一,书只有限的几本书,既没有现在各门科学外国语文这样复杂,除了纸笔而外,亦 不需什么实验实习的工具设备。
第二,不收学费的义塾随处可有。宗族间公产除祭祀外,莫不以奖助子弟读书为第一事 ,种种办法甚多。同时,教散馆的老师对于学生收费或多或少或不收,亦不像学校那种 机械规定。甚至老师可以甘愿帮助学生读书。
第三,读到几年之后,就可一面训蒙,一面考课,藉以得到膏火补助自己深造。
那时一个人有心读书,丝毫不难。问题不在读书上,而在读了书以后,考中做官却不那 样容易。一般说,其百分比极少极少。人家子弟所以宁愿走农工商各途者,就是怕读了 书穷困一生“不发达”,而并非难于读书。所谓“寒士”、“穷书生”、“穷秀才”, 正是那时极耳熟的名词。但却又说不定哪个穷书生,因考中而发迹。许多旧小说戏剧之 所演,原属其时社会本象。
我承认像苏州等地方,城里多是世代做官人家,而乡间佃农则不存读书之想,俨然就是 两个阶级。但此非一般之例。一般没有这种分别。“耕读传家”,“半耕半读”,是人 人熟知的口语。父亲种地为业而儿子读书成名,或亲兄弟而一个读书,一个种地,都是 寻常可见到的事。谚语“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正指此。韦布林(T. Veblen)著《 有闲阶级论》,叙述各处社会都有视生产劳动为贱役可耻而回避之习惯。(1)(韦布林(T .Veblen)著《有闲阶级论》,胡伊默译本第29—37页,中华书局出版。)要知中国却不 同。虽学稼学圃皆不为孔子所许;然弟子既以为请,正见其初不回避。子路在田野间所 遇之长沮、桀溺、荷艹/条丈人,显然皆有学养之贤者,而耕耘不辍;其讥夫子“四体 不勤,五谷不分”,更见其重视生产劳动。又天子亲耕藉田,历代著为典礼;则与贱视 回避,显然相反。许行“与民并耕”之说,非事实所能行;明儒吴康斋先生之真在田间 下力,亦事实所少见。最平允的一句话:在中国耕与读之两事,士与农之两种人,其间 气脉浑然相通而不隔。士与农不隔,士与工商亦岂隔绝?士、农、工、商之四民,原为 组成此广大社会之不同职业。彼此相需,彼此配合。隔则为阶级之对立;而通则职业配 合相需之征也。
由于以上这种情形,君临于四民之上的中国皇帝,却当真成了“孤家寡人”,与欧洲封 建社会大小领主共成一统治阶级,以临于其所属农民者,形势大不同。试分析之:
一、他虽有宗族亲戚密迩相依之人,与他同利害共命运;但至多在中央握权,而因为没 有土地人民,即终无实力。
且须知这种权贵只极少数人,其余大多数,是否与他同利害共命运,尚难言之。像明嘉 靖年间裁减诸藩爵禄米,“将军”(一种爵位)以下贫至不能自存。天启五年以后,行限 禄法,而贫者益多,时常滋事。当时御史林润上言,竟有“守土之臣每惧生变”之语, 是可想见。
二、他所与共治理者,为官吏。所有天下土地人民皆分付于各级官吏好多人代管。官吏 则来自民间(广大社会),又随时可罢官归田或告老还乡;其势固不与皇帝同其利害,共 其命运。
三、官吏多出自士人。他们的宗族亲戚邻里乡党朋友相交,仍不外士、农、工、商之四 民。从生活上之相依共处,以至其往还接触,自然使他们与那些人在心理观念上实际利 害上相近,或且相同。此即是说:官吏大致都与众人站在一面,而非必相对立。
四、诚然官吏要忠于其君;但正为要忠于其君,他必须“爱民如子”和“直言极谏”。 因只有这样,才是获致太平而保持皇祚永久之道。爱民如子,则每事必为老百姓设想; 直言极谏,则不必事事阿顺其君。所以官吏的立场,恰就站在整个大局上。(www.xing528.com)
只有一种时机:他一个人利禄问题和整个大局问题,适不能得其一致,而他偏又自私而 短视;那么,他便与大众分离开了。然此固谈不到什么阶级立场。
政治上两阶级对立之形势,既不存在;这局面,正合了俗说“一人在上万人在下”那句 话。
秦以后,封建既不可复,而皇室仍有时动念及此者,即为其感到势孤而自危。这时候, 他与此大社会隔绝是不免隔绝,对立则不能对立。古语“得人心者昌,失人心者亡”, 正是指出他只能与众人结好感,而不能为敌。而万一他若倒台,天下大乱一发,大家亦 真受不了。彼此间力求适应,自有一套制度文化之形成。安危利害,他与大社会已牵浑 而不可分。整个形势至此,他亦不在大社会之外,而与大社会为一。
一般国家莫非阶级统治;其实,亦只有阶级才能说到统治。在中国看不到统治阶级,而 只见有一个统治者。然一个人实在是统治不来的。小局面已甚难,越大越不可想象。你 试想想看:偌大中国,面积人口直比于全欧洲,一个人怎样去统治呢?他至多不过是统 治的一象征,没有法子真统治。两千年来,常常只是一种消极相安之局,初未尝举积极 统治之实。中国国家早已轶出一般国家类型,并自有其特殊之政治制度。凡此容当详论 于后。这里要点出的,是政治上统治被统治之两面没有形成,与其经济上剥削被剥削之 两面没有形成,恰相一致;其社会阶级之不存在,因互证而益明。本来是阶级之“卿、 大夫、士”,战国以后阶级性渐失,变成后世之读书人和官吏,而职业化了。他们亦如 农工商其他各行业一样,在社会构造中有其职司专务,为一项不可少之成分。此观于士 农工商四民之并列,及“禄以代耕”之古语,均足为其证明。古时孟子对于“治人”、 “治于人”之所以分,绝不说人生来有贵贱阶级,而引证“百工之事固不可耕且为”之 社会分工原理。可见此种职业化之倾向,观念上早有其根,所以发展起来甚易。日本关 荣吉论文化有其时代性,复有其国民性,政事之由阶级而变到职业,关系于文化之时代 性;然如中国此风气之早开,却是文化之国民性了。
我们当然不能说旧日中国是平等无阶级的社会,但却不妨说它阶级不存在。这就为:
一、独立生产者之大量存在。此即自耕农、自有生产工具之手艺工人、家庭工业等等。 各人作各人的工,各人吃各人的饭。试与英国人百分之九十为工资劳动者,而百分之四 为雇主者相对照,便知其是何等不同。
二、在经济上,土地和资本皆分散而不甚集中,尤其是常在流动转变,绝未固定地垄断 于一部分人之手。然在英国则集中在那百分之四的人手中,殆难免于固定。
三、政治上之机会亦是开放的。科举考试且注意给予各地方以较均平之机会。功勋虽可 荫子,影响绝少,政治地位未尝固定地垄断于一部分人之手。今虽无统计数字可资证明 ,推度尚较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之英国情形为好。英国虽则选举权逐步开放,政治机 会力求均等;然据调查其1905年以上半个世纪的情形(1)(此参取英人所著《苏联的民主 》第319—334页所述,书为邹韬奋译,生活书店出版。),内阁首相及各大臣、外交官 、军官、法官、主教、银行铁路总理等,约百分之七十五还是某些世家出身。他们几乎 常出自十一间“公立学校”和牛津、剑桥两大学。名为“公立学校”,其实为私人收费 很重的学校。普通人进不去,而却为某一些家庭祖孙世代读书之地。
所以近代英国是阶级对立的社会,而旧日中国却不是。此全得力于其形势分散而上下流 通。说它阶级不存在,却不是其间就没有剥削,没有统治。无剥削即无文化,其理已说 于前。人类平等无阶级社会尚未出现,安得而无剥削无统治?所不同处,就在一则集中 而不免固定,一则分散而相当流动。为了表明社会构造上这种两相反之趋向,我们用“ 职业分途”一词来代表后者,以别于前之“阶级对立”。
于此,有两层意思要申明:
一、如上所说未构成阶级,自是中国社会之特殊性;而阶级之形成于社会间,则是人类 社会之一般性。中国其势亦不能尽失其一般性。故其形成阶级之趋势,二千年间不绝于 历史。同时,其特殊性亦不断发扬。二者迭为消长,表见为往复之象,而未能从一面发 展去。
二、虽未能作一面发展,然其特殊性彰彰具在,岂可否认?凡不能指明其特殊性而第从 其一般性以为说者,不为知中国。我于不否认其一般性之中,而指出其特殊性,盖所以 使人认识中国。
在第一章中,曾提到一句笑话:“若西洋是德谟克拉西,则中国为德谟克拉东。”在近 代英国——这是西洋之代表——其社会及政治,信乎富有民主精神民主气息;但旧日中 国亦有其民主精神民主气息。他且待详于后,即此缺乏阶级讵非一证?若指摘中国,以 为不足;则如上所作中英社会之比较,正可以严重地指摘英国。所以只可说彼此表见不 同,互有短长。亦犹之英国与苏联,此重在政治上之民主,彼重在经济上之民主,各有 其造诣,不必执此以非彼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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