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我们继续研究“中国人的家”这一个问题,莫妙于把中西社会对照来看。
一时一地之社会构造,实即其时其地全部文化之骨干;此外都不过是皮肉附丽于骨干的。若在社会构造上,彼此两方差不多,则其文化必定大致相近;反之,若社会构造彼此不同,则其他便也不能不两样了。此并非说,其他都是被决定的,不过指出这里是文化要领所在。我们选择“中国人的家”这一问题为研究入手处。正为此。然而昔人说得好,“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中国人关在中国社会构造里面,反而弄不清头脑。且先看看人家,再看看自己,那便立即恍然了。
我们张眼向外面世界一看,就看到英美与苏联对立的问题。他们彼此立国之道,亦就是 他们的社会构造,正好不同:一方是个人本位的社会;一方是社会本位的社会。其问题 ,即在各偏一端,彼此相非难。而稍一寻究,便知这是西方人的老问题了。西洋自中世 纪到近代,自近代到最近,始终就在团体与个人这两端,此高彼低一轻一重之间,翻覆 不已。这是他们生活上亦是思想上闹来闹去最大问题之一(甚至可说唯一大问题),所谓 “个人主义”,“自由主义”,“社会主义”,“极权主义”,“全体主义”……如是 种种,热闹非常,聚讼不休。但在我们历史上却一直未曾听说过。假若你以“个人主义 ”这句话向旧日中国人去说,可能说了半天,他还是瞠目结舌索解无从。因为他生活经 验上原无此问题在,意识上自难以构想。虽经过几十年西洋近代潮流之输入,在今天百 分九十九的中国人,亦还把它当做自私自利之代名词,而不知其理。中国社会构造之悬 殊,此其明证。
顷所谓此高彼低翻覆不已者,必须不嫌词费,在这里叙明它。这最好就从德谟克拉西说起 ——
德谟克拉西,虽远自希腊已征见于政体,但毕竟为近代乃有之特色。西洋社会人生,从中世到近代为一大转变。其间经过所谓“宗教改革”,“文艺复兴”,“人文主义”, “启蒙运动”,“人权宣言”……外观上形形色色,骨子里一贯下来,原都相通。德谟克拉西风气,即构成于此。既经种种运动,许多奋头,以至革命流血,而后乃得奠定其原则,实现其制度。这当然不是往世之所有,亦不是他方所能有了。
要知道近代这一转变,实在是对于其中世社会人生之反动。所谓从“宗教改革”以至“ 人权宣言”一贯相通的,无非“我”之觉醒(1)(参看商务出版,蒋方震译《近世我之自觉史》前半部。),直接间接皆个人主义自由主义之抬头。个人主义,自由主义,是近 代文化之主潮;从思想到实际生活,从生活的这一面到生活的那一面,始而蓬勃,继而弥漫,终则改变了一切。它不是别的,它是过强的集团生活下激起来的反抗,见出一种离心倾向,而要求其解放者。所以果能从这一点,向上追寻,向下观望,则前后变化无不在目;而社会演进上中西之殊途,对照着亦可看出了。
德谟克拉西风气,实为人类社会生活一大进步之见征。所谓民主制度,正不外一种进步 的团体生活。进步的,乃对于不进步而说。其特征在:团体中各个分子从不自觉渐有了 自觉,从被动渐转入主动;团体于是乃不能不尊重其个人自由,并以团体公事付之公决 。盖社会契约说(doctrine of social contract)不合于人类历史实情,学者之论证已 明。人类之集团生活,不出于自觉地结合;其间多数人之处于被动,从古已然。必待经 济进步,文化增高,而后渐渐改变。此改变在任何一较高文化社会要莫能外。然以西洋 中古社会,其集团性太强,对于个人压制干涉过甚,从而其反动之来亦特著。离心倾向 于社会生活,虽非佳兆;然在此,则适以救其偏而得一均衡。均衡是最好的事。团体生 活经其分子自觉主动地参加,尤见生动有力。一二百年间,西洋社会所以呈现高度之活 泼,进步如飞,造成晚近之灿烂文明,要得力于此。(www.xing528.com)
事同一理,日本以东方小小农国,在短短四五十年间,所以实飞猛进,大大提高文化水准,侪伍西洋,称霸东亚者,正亦得力于明治维新,接受此近代潮流,以自由权公民权付与国民,社会生活不变之故。
但此所谓近代潮流者,到今天早已退落,成为过去了事了。其转捩就在头一次欧洲大战中;从那次大战后到现在,完全为另一潮流所代兴。这就是与个人本位相反的社会本位思想,与崇尚自由相反的讲究统制,不惜干涉人们的一切。
这一新潮流席卷欧洲,却打从两面而来:一面是布尔塞维克发动于俄国;一面是法西斯出现于意大利,又加之以纳粹在德国。虽重个人尚自由最早且久如英美,趣味夙深如法国,时势所趋,几亦莫能有外。事事步趋西洋如日本,常常处于被动如中国者,更不论矣。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德、意、日本虽败,潮流未改。盖这不止是一时风气;其方针 所指,实将开出人类社会之新局(社会本位的社会)。
为什么转变到如此相反,实为百余年前的人所梦想不到。(1)(英国前首相自由党首领劳合乔治曾深有此叹,见1934年2月报纸。)寻其转变之由,盖当个人解放之初,经济上深得个人营利自由竞争好处者,后来社会上却大受其弊。特别是盲目生产,经济上陷于无政府状态,演为周期恐慌不能自休;在内则阶级斗争,在外则民族斗争,整个世界苦痛不安,人类文明有自毁之虞。方利弊互见之时,早已有反对理论,乃至反对的运动。然而它未发挥到尽头处,事实上不会转弯。卒以第一次大战结束前后,时机到来,此伏流遂涌为高潮。虽因各处背景条件不同,表现之姿态各异,然其倾向一致固自明白。要而言之,集团又压倒了个人,保护干涉替代了放任自由,最近潮流正为近代潮流之反动。
三十年来(1917—1947),此相反之两面,各自经过许多宛转变化,而到今天,一面是依然不衰不弱——这就是英美;一面是崭新然益强益固——这就是苏联。其各自经过之宛转变化,诚然说之不尽;然而亦可一言而尽。那就是各自守定宗旨不放,而于团体与个人之两端,却尽可抑之扬之,时张时弛。宛转云者,殆不外是较小之翻覆。
最近三十年来其各自之宛转变化,不过更加证明他们的问题在此,不详论亦可。现在要问的是:他们西方人究竟怎样走进这问题中,而我们中国人何以会留在这问题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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