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化要义：三文化的形成与个性

中国一直是一个没有经过产业革命的农业社会；中国传统的风教礼俗，无疑地自要与它相适应。尤其有见于二千年文化颇少变革，更不难推想其间(经济基础与其上层建筑之 间)相互适应已达于高度，上下左右扣合紧密。但我们没有理由可以遂行论断一切中国 风教礼俗，就为这种经济所决定而形成。相反地，说不定中国生产工具生产方法二千余年之久而不得前进于产业革命，却正为受了其风教礼俗的影响。--此层随后可以谈到。

经济为人生基本之事，谁亦莫能外，则在全部文化中其影响势之大，自不难想见。随着社会经济的变迁，而家庭制度不得不变。固亦人所共见之事实。但仍不能说它在文化中片面具有决定力。霍布浩士(L. T. Hobhouse)著《简单民族中的物质文化与社会制度》一书，曾想设法求出社会制度和物质文化间的相关系数来，结果是相关系数并不大。民族学上的材料，显出文化的各部间可以有各种不同配合，其例不胜枚举。(1)(此据费孝通译 W. F. Ogburn 著《社会变迁》，商务出版。)黄文山先生在其文化学(culturolog y)建设论中(2)(见黄著《文化学论文集》，中国文化学学会在广州印行版。)，引有吴 景超先生的三句话：

一、同样的生产方式，在不同时间与空间内，与不同的制度及思想并存；

二、文化中别的部分有变动，而在其先找不到生产方式有何变动；

三、在不同的生产方式之下，却找到相同的制度及思想。黄先生又引人类学权威鲍亚士 (Franz Boas)的话，指出“经济条件无疑地比地理条件与文化间之关系较密切，因为经济即构成文化之一部分；然它不是唯一决定者，它一方决定，一方被决定”。就在马克思、恩格斯，虽创为唯物史观，其持论亦并不如流俗所传那样。根据恩格斯给布洛赫的信(1890年9月)，即明白指斥如以经济为唯一决定因素即属荒唐；而肯定经济虽为根基 ，但其上层建筑如政治宗教等一切，亦同样地在历史过程中，有着他们的作用；而且亦影响于经济，有着一种交互作用。--假如是这样的话，那么，彼此间意见亦无甚不同。

经济不止无片面决定力，而且其势力将随着历史发展而渐减。我们可引杜根·巴兰努夫斯基(Tugan Bananousk)的话于下：

社会进化之初，社会一切生活与经济全然结合。(下略)社会进化渐高，社会行动便渐渐独立发达，放射线渐渐远离中心而行。要之，社会生活所造成之社会行动，很像一把梯子，其最下级全由直接生活的生产而成。升到高级，则经济的劳动对于各种社会行动之整体，其任务即渐渐减弱。因为满足高等欲望之行动，不大靠着经济的劳动。所以高等社会行动即有脱离经济而独立的意义，而不能认为受经济支配的产物，或是经济单纯的反射。历史之进步，其意义正是人类的精神化之进步；是人类生活重心点，由维持下等生活之欲望，而移于高等精神之欲望。

费孝通译 W. F. Ogburn 著《社会变迁》一书上说：文化中有几部分相互间有密切关联，亦有几部分较为独立些。“非物质文化”中比较密切适应于物质文化之一部分，可抽出来称之为“适应文化”(adaptive culture)。当物质文化变迁时，它应即随之而变。但其变迁亦不一定能同时，有的时候落后甚久。且此种落后，正可说是一现代问题。- -这又是从另一面来说了。然而其告诉不要作机械的看法则无不同。

米勒利尔(F. Müller Lyer)《社会进化史》上说“文化的原动力，显然在人的自身” 。这因为文化中之一切，罔非出于人的发明与创造。而发明呢，经他胪陈许多事例之后，他结束说：

我们无论从哪方面考察发明的历史，都可以知道发明显然不是因为必要才有的。必要可以强迫人勤劳，但要闲暇才可以引起人的发明，发明不是像订货物一样，可以预定的。 (1)(米勒利尔《社会进化史》第四卷第二章，陶孟龠+禾译本，商务出版。)

他又说“人的发明天才，不过就是其游戏本能。”我早在《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上亦曾说过：“文化这东西，点点俱是天才的创作，偶然的奇想；只有前后左右的缘，而没有因。”但我们初不否认必要与人之发明创造大有关系。必要会吸引人的注意力，让这地方可有较多发明创造的机会；它又可以使那些似不相干的发明创造引用到这地方来而发扬之，不致被湮没掉。这都是许多发明创造往往随着必要而来的原故。

却是我们不要以为文化就是应于人们生活所必要而来的--这是第一。必要亦不是客观的--这是第二。更不可把必要局限在经济这范围--这是第三。一切机械观所犯错误大抵不出此三点。明白这负面的三句话，而后再理会其正面原有的关系，自不落于机械观。方为善巧。(www.xing528.com)

文化之形成，既非一无的，非机械的，因此所以各处文化便各有其个性。日本关荣吉著《文化社会学》一书，其全书的主张和立场，就是要以国民性、阶级性、时代性，去理解各个类型文化，而后于人类文化乃可得其正确的理解。我此处所云个性，盖相当于他所说之国民性。在他书内，曾就近代文化中之德谟克拉西，而指证英国人德国人法国人苏联人之间如何如何不相同。(1)(见关荣吉著《文化社会学》，张资平译本第116页， 上海乐群书店出版。)此即他所谓国民性，我所谓个性之表见。请看今天战后世界，哪 一国家不厌倦战争，谁个民族不相信民主?而卒之难得和合，深感龃龉，岂不为彼此文 化间差异为之梗。而此文化差异，并不是文化程度问题，却是在文化个性上。关氏又指出此文化国民性之形成，其原于自然环境者固有之，但不足十分重视。譬如四面受海的包围，是英国和日本之所同；但当英国早已在海上称霸，而日本则一直到十九世纪中叶还未开海禁。

任何一处文化，都自具个性；惟个性之强度则不等耳。中国文化的个性特强，前于第一章已经陈说。中国人的家之特见重要，正是中国文化特强的个性之一种表现，而非第为生产家庭化之结果，自亦非生产家庭化的社会之通例，如冯先生所谓“共相”者。日本稻叶君山曾有如下的话：

保护中国民族的唯一障壁，是其家族制度。这制度支持力之坚固，恐怕万里长城也比不上。一般学者都说古代罗马的家族制度精神之覆灭，是基督教侵入罗马之结果。但中国自唐代有奈思特留斯派(景教)传入以来，中经明清两代之传教以讫于今，所受基督教影响不为不久，其家族制度却依然不变。且反转而有使基督教徒家族化之倾向。佛教在中国有更长久之历史；但谓佛教已降服于此家族制度之下，亦不为过。此真世界一大奇迹 !我们说中国和欧美社会之间横划着一鸿沟，全不外这些事实。(1)(稻叶原作似刊于日 文杂志，《东方杂志》载之，题为《中国社会文化之特质》。此据双流刘鉴泉先生所著《外书》第二册转引。)

再从太虚法师的文章里(2)(此据黄文山先生《文化学论文集》第180页转引。)，又可证实了上面关于佛教一部分的话：

佛教的僧伽制度，本为平等个人和合清众的集团，但到中国亦成中层家族的大寺院及下层家族的小庵堂；只有家族的派传，无复和合的清众。此可见家族化之普及与深入。

还有史学家雷海宗教授亦说过：

佛教本是反家族的或非家族的，但传入中国后，就很快地中国化。(中略)超度七世父母的盂兰盆会，在一般人意识中，是佛教的最大典礼。至于与家族无关的佛学奥义，并非一般信仰所在。把一种反家族的外来宗教，亦变成维持家族的一种助力。(见《智慧周 刊》第四期《时代的悲哀》一文)

据我们所知佛教基督教都是家族制度的敌人，本是不相容的(详见后文)，乃竟如此。此可见中国家族制度之强固为何如，因此，黄文山先生在其《从文化学立场所见的中国文化及其改造》一文中，就郑重地说：

我深信中国的家族伦理，实在是使我们停留在农业生产，不能迅速地进入资本主义生产 之唯一关键。(见黄著《文化学论文集》第181页)

照黄先生的话，则中国所以没有产业革命不能生产社会化者，正在此。那就是说：中国家族制度实在决定了中国社会经济的命运，乃至中国整个文化的命运!这话是否足为定 论，今且不谈。总之，中国人的家是极其特殊的，从我的引证这许多话里可以看出了。冯先生把它看成平常事，看成是产业革命前各处的通例，那一面是昧于本国文化，一面并且弄错了外国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