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989年秋开始，东欧一些社会主义国家政权纷纷发生更迭，政治形势发生了急剧变化。1990年3月18日，原民主德国地区进行了自由选举，产生了以洛塔尔·德迈齐尔（Lothar de Maizière）为首的基民党等五党大联合政府。同时国会议员们做出决定，废除原来专区的划分，基本上按照1952年前的状况，重新组建勃兰登堡、梅克伦堡—前波莫瑞、萨克森、萨克森—安哈尔特和图林根等五个联邦州。1990年10月13日，这五个州加入联邦德国，东西柏林合并。至此，分裂了40多年的东西德国终于重新统一。[155]
随着德国重新统一，联邦政府[156]要求东德新建五州的教育体制同原联邦德国，即西德的教育体制统一起来。除了少部分细则，西德发展的现状成为东德高等教育转型的范式。在原联邦德国《高等教育总纲法》的统一指导下和多样性的联邦体制框架内，原民主德国五个州苏联模式的高等教育体制被改造，其具体内容包括:①去政治化（Entpolitisierung）:停止一切马列主义课程，并关闭所有的政治性高等学校（politische Hochschulen），包括党校、警校和军校等；②重组研究机构:解散一些发展不好的学术研究机构，重塑那些评鉴结果较佳的非大学研究机构与研究小组；③建立高等专科学院:除了对东德已有专业高等学校（spezialisierte Hochschulen）的进行改造，在东德建立30多所高等专科学院（Fachhochschulen）；④重整大学:在东德改建和新建了数所综合性大学；对东德大学的学科与专业进行了重新梳理，按照西德标准对课程的设置进行了改革；将原西德大学校长联席会议（Westdeutschen Rektorenkonferenz）改为德国大学校长联席会（Hochschul－rektorenkonferenz）；⑤改革高校的人事结构:将典型的西德人事结构引入东德，对学术研究人员进行政治与学术研究上的评价，根据评价结构对人员进行重新分配，或纳入新建的高等学校。[157]
自1990年东西德统一以来，伴随高等教育在国家及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发展中的作用的不断加强，国民收入的逐步提高以及德国广泛推行高等教育民主化政策，德国高等教育的规模不断发展。以德国各类高等教育机构的入学率为例，根据联邦统计局的数字显示，1995年联邦德国大学新生数量已超过26万人，占当年适龄人群总数的26.8%，该比例在2000年增加到33.5%，2005年为37%，2010年为44.9%，到2011年已经超过50%。[158]
高等职业教育体系的发展成为20世纪90年代以来德国高等教育发展的一个亮点。20世纪80年代中期，为了满足行政管理、信息服务、职业代理等职业岗位的要求，德国建立了一批文科性质的行政管理专科学校（Verwaltungsfachhochschulen）。它与已存在的职业学院以及高等专科学院这三类学校构成了德国目前的高等职业教育体系。1976年和1985年由当时西德的联邦议会通过《高等教育总纲法》进一步确认了高职高专是联邦德国高等教育的一种类型，并明确规定了其在高等教育中的地位。在此之后的20年中，德国高等职业教育体系得到了迅速的发展。1992年，德国共有125所高等专科学院，[159]其当年的入学新生数量占所有高校新生数量的31.5%。2000年，德国境内152所高等专科学院新吸纳的学生数已超过当年所有高校入学人数的32%。到了2012年，高等专科学院总数已经达到214所，承担了超过40%的大学新生接受高等教育的任务。[160]近年来，德国一些高等专科学院对其名称进行了改变，如有的学校把“高等专科学院”（Fachhochschulen）改为“技术学院或大学”（Hochschule für Technik），有的改名为“应用科技大学”（Universität für angewandte Wissenschaften）。这些变化反映了德国高等专科学院在办学水平和人才培养方面呈现的新的发展和趋势。[161]
从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开始，德国的高等教育政策基础遇到了主要来自两个方面的挑战:一是政府支持高等教育的财政能力下降。从20世纪90年代以来，德国经济的平均年增长率长期徘徊在1%～2%之间，这种经济形势使得以国家投入为主体的德国高等教育运行机制受到了很大的冲击；二是政府在经济上无条件支持高等教育的信念发生了动摇。在国家财政陷入困顿之时，席卷欧美发达国家的“新公共管理”[162]运动波及德国，促使德国政府在保证一如既往资助高校的同时，也对高校提出了效率的要求，并希望通过分权、放松规则、委托等私营机构运作的管理技术改善高校管理，提高办学效率。[163]在此背景下，德国联邦政府从20世纪90年代末开始对涉及高等教育管理的各个领域展开了深入持久的改革，其改革的内容和动向主要体现在对《高等教育总纲法》（以下简称《总纲法》）[164]的重大修订中。
1998年8月，德国联邦政府对《总纲法》进行了第四次修订，旨在推进组织制度的“去控制化”，建立绩效导向制度，引进激励机制，促进高等教育机构之间的竞争和多样化，以及在更大程度上提高高校的自主权。这次修订所涉及的范围以及对德国高等教育产生的影响都是历年来最大的，它被认为是德国高等教育管理体制改革的风向标，反映了国际化背景下德国高校与政府的协调模式变化以及高等教育的发展趋势。
如表1－2所示，修订后的《总纲法》主要增加了以下几个方面的条款:①高校财政拨款中的绩效导向。《总纲法》修订时特别增加了对高校财政的新内容:“政府对高校的财政拨款应以其在科研、教学，以及在促进科学艺术后备人才方面所取得的业绩为导向。同时也应考虑高校在实现性别平等方面取得的进步。”（第5条）其要旨是引入以高校绩效为基础的政府拨款模式，将高校的教学与科研业绩、学生的培养质量作为政府拨款的变量指标，从而增加拨款的弹性。②高等院校的业绩评估制度。根据修订后的《总纲法》第6条规定，高校需对研究与教学进行定期评估，作为绩效考核的基础。③专业设置的授权和高等院校的自主招生权。根据《总纲法》的修订案，高校及专业人员应参与学科、专业和课程设置，学位、考试规定设置等方面的决策事务（第9条）；大学有权参与实行学额限制专业招生的权利，并在全国范围内获得20%学额录取指标，据此根据自己的要求和标准对申请学生进行选拔和录取（第30、32条）。④新的学位制度。在1998年对《总纲法》的修改中，还加入了在高校中引进英美国家的学士—硕士学位课程以及推行学分制（Leistungspunktsystem）的内容。通过建立可积累、可流通的学分制，为学生的转学和流动提供便利（第15、19条）。⑤“非公立”高校的法律地位问题。修订后的《总纲法》在原第58条第1款“高等学校是公社团体，同时又是国家机构”的基础上，增加了“它们也可以以其他法律形式设立”。这一条款的修改意味着作为“弱势群体”的非公立高等教育被纳入法律认可的范畴，也增加了德国高校“作为司法意义上的社会组织的可能性”。[165]
表1-2 1998年修订后的《高等教育总纲法》补充条款和内容
资料来源:根据以下资料整理:http://www.bmbf.de/pub/hrg-20020815.pdf.
周丽华.德国大学与国家的关系［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
周丽华.德国高等教育管理体制改革的新思维［J］.华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4）:105－110.
同时，《总纲法》主要删减和修改了涉及以下几方面的条款:
（1）关于高校内部教学与科研事务的具体规定，如“学习条例”、“课程设置”、“科研的协调”和“取消学籍”等，并对“学习改革”、“考试条例”等条款进行了重新修改。这些条款的删除，意味着各州政府不会再就上述内容做统一而具体的法律规定，而将自主规范和处理教学法与研究事物的权利留给了高校。
（2）关于高校内部组织与管理的具体规定，如删除了“高校的组织与管理”中的绝大部分条款，仅保留了有关高校的法律地位和州政府监督权的基本规定。换言之，联邦的高等教育法将不再具体规定高校的内部自治组织即其机构，有关高校领导与组织机构等内容只需用高等学校的章程形式就可以确定。
（3）关于国家（联邦政府）监督管理的规定。修订后的《总纲法》删除关于国家进行专业监督的细则规定，意味着州政府在这一领域的权限进一步扩大。[166]
20世纪90年代末开始，德国高等教育面临的另一个重大变革就是加入了旨在推动欧洲高等教育一体化的博洛尼亚进程（Bologna－Prozess），由此引发了德国高等教育的一系列改革。1999年6月19日，包括德国在内的欧洲29个国家的教育部长在意大利博洛尼亚共同签署了《博洛尼亚宣言》（Bologna－Erklärung），明确提出了至2010年建立共同的“欧洲高等教育区”（Europäischer Hochschulraum）的目标。[167]在此影响和推动下，德国高等教育中出现的主要改革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构建国际流通的学位体系。继1998年《总纲法》的修订案中提出关于引入国际通用的学士—硕士学位体系的规定后，2002年再次修订的《总纲法》进一步明确了学士、硕士学位专业作为德国高校常规专业的法律地位。德国高校还引入了文凭补充说明（Diplomzusatz），[168]作为高等教育毕业证书的附加文件，对学习内容、专业特色、文凭层次及所在国高等教育体制等内容进行了详细说明。
二是引入欧洲学分互认系统（ECTS）。[169]受博洛尼亚进程的影响，德国高校开始引用欧洲国家高校中盛行的学分互认和转换系统，来取代本国传统的成绩证明（Scheine），[170]以确保学生的学习得到量化，学习成果可进行跨国的评估和互换。
三是完善高等教育的质量保证体系。高等教育质量保证体系主要由专业认证和教学评估两部分组成。1999年，德国设立了专业认证委员会（Akkreditierungsrat），负责专业认证机构（Akkreditierungsagenturen）的资格认证，并监督其认证工作。德国还成立了若干地区性评估机构（Evaluationsagenturen），负责教学评估的实施。
四是促进师生和学术人员的国际流动（internationale Mobilität）。一方面，联邦政府通过修订《教育促进改革法》（Ausbildungsförderungsreformgesetz）、鼓励高校开设一系列英语授课的国际化课程和专业，以及广泛参与欧盟地区的一些师生互动项目等方式，鼓励师生到国外学习和吸引外国学生到德国学习；另一方面，德国通过设立诸如“索菲娅·柯瓦列夫斯卡娅奖”（Sofja－Kovalevskaja－Preis）[171]之类的奖项，吸引国外顶尖学者和研究人员到德国高校与科研机构工作。
五是改革博士生培养体系。德国传统的博士生培养模式由于学习时间长和缺乏系统的课程培养计划等问题，在新的时代背景下面临着诸多冲击。随着结构化的博士生培养模式（Strukturierte Promotionsstudien）被纳入博洛尼亚进程，德国越来越重视博士生教学环节和教学体系的建设，加强对博士生的指导，使科学方法的传授和综合素质的培养成为博士生教育的有机组成部分。[172]德国还成立了一批新型的研究生院（Graduiertenschulen），即博士生院（Promotionskollegs），通过为博士生提供结构化的课程和管理方式，成为德国传统博士生培养模式最有效的补充。
六是推进终身教育（Lebenslanges Erziehung）。在博洛尼亚进程关于终身学习（Lebenslanges Lernen）倡议的推动下，德国联邦和各州教育规划与研究促进委员会（Bund－Länder－Kommission für Bildungsplanung und Forschungsförderung）于2004年7月发布了“联邦德国终身学习战略”（Strategie für Lebenslanges Lernen in der Bundesrepublk Deutschland）。[173]该战略旨在鼓励和支持全体公民在各个生活阶段、各个生活领域和不同的学习地点，以多样化的方式开展学习，拓宽对学习的理解，营造学习文化。德国还积极推出了各种形式的教学组织，促使非全日制教育、远程教育以及其他混合教学形式从法律上得到认可，并得到进一步的推广和发展。[174]
进入21世纪，随着经济、政治国际化以及教育资源竞争的加剧，统筹教育规划、制定统一的教育发展政策逐渐成为联邦政府的中心任务。[175]作为联邦制国家，根据1949年颁布的《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基本法》（以下简称《基本法》）的精神，文化与教育为各联邦州自主的事务，联邦政府无权干涉。但随着高等教育的不断深入发展，联邦政府通过修改宪法、立法、预算和项目资助等方式对高等教育领域不断渗入，引发了来自各州政府和高校的日益强烈的不满。尤其伴随着高等教育的国际化，各州政府和高校纷纷要求收回联邦政府对高等教育日益扩大的管辖权，并增加自身在教育领域的自主权。在此背景下，2007年6月30日和7月7日，联邦议院和联邦参议员分别通过了酝酿已久的联邦制改革法案，对《基本法》141项条款中的25项进行了修改，其核心内容包括教育立法权、管理权和财政分配权的改革，以及欧盟、公共事务和内部安全、环境和消费者保护等与联邦和各州的权限有关的问题共40余处。这也是二战后德国历史上最大规模的修宪案。[176]新的联邦制改革法案进一步明确了联邦和各州的教育权限，推动德国高等教育管理体制的改革进入一个新的阶段。具体来说，它所带来的突破性贡献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促进联邦与州战略性伙伴关系（Strategische Partnerschaft）的建立。
本次修宪在尊重历史传统的前提条件下，以探寻高等教育领域集权与分权的平衡为目的，促使联邦与州从原来的“合作性伙伴”（Kooperationspartner）关系转变为“战略性伙伴”关系。新的联邦制改革法案取消了联邦政府制定《高等教育总纲法》的权力，促使联邦政府还权于地方，只保留在高校入学、结业和文凭互认等方面的管辖权。在2007年3月联邦制改革方案提交联邦议会讨论后的五个月左右，德国联邦政府与16个州政府正式签署了《联邦及各州关于2020年高等学校协定的行政协议》（Bekanntmachung der Verwaltungsvereinbarung zwischen Bund und Ländernüber den Hochschulpakt 2020，简称《2020年高等学校协定》，Hochschulpakt 2020），作为指导2020年前高等教育改革的新的、可靠的法律依据。[177]
《2020年高等学校协定》所确定的总目标是:“确保年轻一代接受高等教育的机构，培养科学研究所需要的后备人才，提升德国的国家创新力。”[178]概括来说，其核心政策包括“两大支柱”（zwei Säulen），即人才培养和科研创新。该目标分三个阶段来实现，[179]联邦政府与各州政府在每个阶段均单独签署专门的协定，目前，前两个阶段的协定已经签署。针对这两个目标，联邦与各州政府在前两个阶段主要采取了两方面的措施，包括:①增加高校中的学习位置（Studienanfängerplätze），其中联邦政府承诺承担高校每个新增学生所产生的一半费用；②通过向已获得德意志研究联合会（Deutsche Forschungsgemeinschaft）资助的高校科研项目提供额外的项目经费，推动高校科研水平的提升。该协议在保证2007～2020年期间高校入学数量增加的同时，也明确要求学生能够获得“一个高质量的大学教育”（ein qualitativ hochwertiges Hochschulstudium）。[180]为此，联邦和各州政府于2010年6月在《2020年高等学校协定》的框架下又通过了“为了更好的学习条件和更高的教学质量的联合项目”（ein gemeinsames Programm für bessere Studienbedingungen und mehr Qualität in der Lehre），[181]计划在2020年前投入20亿欧元，用于改善德国高校的学习条件和教学质量。[182]这一目标的实现主要倚赖联邦和各州以战略合作的方式从以下三方面采取措施，包括:①改善教学人员配备情况，优化辅导和咨询服务；②对大学教师进行各种方式的入职培训和在岗培训以保证教学质量；③用于进一步优化学习条件和发展创造性学习模式的其他措施，其中对本科专业实践性的提高（Erhöhung des Praxisbezugs bei Bachelor－Studiengängen），以及对于异质化学生群体（eine heterogener zusammengesetzte Studierendenschaft）学习阶段的安排是其中的重点。[183]由于这一旨在改善教学质量的项目是在《2020年高等学校协议》的框架下通过的，因此，它也被视为后者的一个组成部分，以及继该协议提出的“两大支柱”后的“第三支柱”（Dritte Säule）。[184]
二是扩大高校自主权，加强特色大学的建立。此次颁布联邦制改革案的一个重要目的是改变过去国家对高等教育干预过多、高校自主权受限和缺乏特色的现象。根据联邦制改革法案的相关新增条款，联邦政府开始将高校教师工资和待遇专项权下放给各州政府。这为建立灵活的用人制度，实现按劳取酬的薪酬制度奠定了基础。[185]另外，此次修宪取消了联邦政府对扩建和新建高等院校及其附属医院财政参与的相关条款，代之以有关2013年前联邦政府对各州相关教育财政进行补贴的内容，大力推动了各州政府在2013年之后独立承担高等院校建设的进程。
在此之前，由于受到世界一流大学排名以及全世界范围内建设世界一流大学（Weltklasse－Universitäten）趋势的冲击和影响，联邦政府已经通过“联邦与各州促进德国高校科学与研究的卓越计划（Die Exzellenzinitiative des Bundes und der Länder zur Förderung von Wissenschaft und Forschung an deutschen Hochschulen，简称“卓越计划”，Exzellenzinitiative），开启了联邦与各州共同打造“精英大学”（Elite－Universitäten）的宏大工程。[186]例如，在2006～2011年期间联邦政府与各州政府已分别以75%和25%的分配比例，共同筹集和投入了19.69亿欧元，用于资助九所精英大学的建设，以及重点资助37个精英团队和39所旨在培养高层次科研后备力量的研究生院。新的联邦制改革法案的颁布，意味着联邦政府资助“精英大学”建设的合法性；而各州政府和高校在获得更大自主权的同时也将肩负更重的责任，在促进德国高校多样化和加强特色大学建设的道路上继续前进。
三是加大各级政府的投资力度。加大政府的投资力度、保证德国在全球化浪潮中的竞争力，被视为此次修宪的重要内容之一。由于联邦政府在还权于地方的改革中保留了主要负责高校科学与研究的权力，其资助的内容与范围更多倾向于与高校科研相关的方面。联邦与各州政府还将继续资助大学以外的科研机构。例如，在“卓越计划”后期的评选中，获得资助的优秀研究生院和卓越团队的名单中，与校外机构合作项目的不断增多，反映了联邦与各州政府在推动校外科研机构发展的努力。
在对《基本法》进行修订后，德国的高等教育和科研机构迅速将自己抛向媒体关注的焦点，开启了迅速和全面的改革时期。例如，2011年3月，由德意志研究联合会和科学委员会（Wissenschaftsrat）组成的共同委员会公布了参与“卓越计划”最新一轮（2012～2017年）评选、需要正式提交新申请报告的32所德国高校名单，再次引起了社会各界对于在德国创建世界一流大学计划关注的热潮。此外，联邦教育与研究部（Bundesministerium für Bildung und Forschung）还通过筹办各种欧洲会议，极力推动与欧洲各国的合作，以共同进行高等教育改革。其改革的重点包括:如何培养企业人才、如何在教育系统中充分利用新的信息技术、高等教育体制的国际化以及终身教育计划的实施等。[187]
总的来看，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德国高等教育一直处于持续变革的状态，其主要发展趋势是:联邦政府对高等教育的权力逐步下放到地方，地区间高等教育体系逐步融合，高校的自主权持续扩大，高等专科学院的地位和作用不断提升，高校师资人事改革逐步深化，国际化步伐越走越大……变革意味着机遇和挑战，也可能面临失败与阻挠。尽管近年来一些新制度的引入仍然受到来自社会各界的争议和质疑，但回顾德国高等教育数百年来百折而不挠的发展历史，我们有理由相信，德国大学随时代演变始终保有并呈现出来的学术精神与魅力，必将指引德国高等教育在未来的发展中创造新的卓越。
小结:德国的高等教育始于14世纪中世纪德国大学的建立，但在17世纪以前，德国的大学都只是欧洲中世纪传统大学的翻版，没有自己的特色。18世纪起，德国人建立起了自己的大学，但直到19世纪，德国才真正建立了具有德意志精神和文化的大学。柏林大学的建立开启了德国高等教育走向辉煌与繁荣的鼎盛时期。纵观整个德国高等教育的演变过程，可以发现几个明显的趋势:从国际性演变到民族性，再朝着国际性方向发展；由私人集团演变为国家的正式制度；由单纯的知识研究演变为教学、研究和服务并重；大学事务由教会主导到国家主导，再到教授与学者主导。德国大学虽起于势微，但一直努力寻求自己的特色；德国的高等教育虽历经战争的动荡与摧残，但一直致力于改革与复兴。将大学建立为国家制度，兼顾教学、研究和服务，倡导学术自由精神和由教授学者主导大学发展，这些在德国高等教育演变过程中所展现出来的学术精神，促成了德国大学数百年来的成就，也将在新的时代背景下指引其继续前行的步伐。
【注释】
[1]周丽华.德国大学与国家的关系［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
[2]中世纪大学时期:本节特指从德国建立第一所大学到公元1500年以前的时期.
[3]领地教派大学时期:从16世纪中叶到17世纪末，以神学——教派兴趣占据主导地位为特征。神学院在大学中的地位最为显要，大学教派受到中世纪思想的严重束缚.
[4]作为一个地理单元的德国在历史上几经分裂与统一。为方便理解，本文将德国不同历史时期的大学统称为德国大学.
[5]本节涉及的大学较多，其中绝大多数大学都以所在地命名。为便于理解，如无特别标注或说明，下文中提及的大学名称后括号内的德语名称省略“Universität”一词，直接以名，即大学所在地代表.
[6]［德］弗里德里希·包尔生.德国大学与学习［M］.张弛，郄海霞，等，译.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09.
[7]王英杰，刘宝存.世界一流大学的形成与发展［M］.太原:山西教育出版社，2008.
[8]阿尔贝图斯·马格努斯（Albertus Magnus，约1200～1280年）:俗称大阿尔伯图斯（Albert，the Creat），德国理论家、主教、科学家。博学多才，被誉为“百科学博士”，曾主持科隆的多明我教会研究院工作（1248～1254年），任瑞根斯布克主教（1260年）.
[9]托马斯·阿奎那（Thomas Aguinas，约1225～1274年）:中世纪基督教神学家、经院哲学最著名的代表人物。1245年进入巴黎大学，师从著名学者、主教大阿尔伯特。1248年，至多明我会科隆神学院进修.
[10]约翰·邓斯·史柯特斯（John Duns Scotus，约1265～1308年）:苏格兰中世纪经院哲学家、神学家、唯名论者。文艺复兴早期英国哲学家、教育家。方济各派教团教士，被称为“灵巧博士”。1307年往德国科隆任教授，次年死于该地.
[11]该大学全称为巴伐利亚维尔茨堡尤利乌斯·马克西米利安大学（Bayerische－Julius－Maximilians－Universität Würzburg）.
[12]该大学在创建之初被命名为Alma mater Lipsiensis，译为“莱比锡母校”。alma mater是名词，是母校，以前的学校或大学的意思；lipsiensis是形容词，表示“关于莱比锡”（德语Leipzig在拉丁语中被写成Lipsia）.
[13]指上文依序排列的前三所大学，即:格拉莱夫斯瓦尔德大学、弗赖堡大学、巴塞尔大学.
[14]［德］弗里德里希·包尔生.德国大学与学习［M］.张弛，郄海霞，等，译.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09.
[15]从大学变迁来看，因戈施塔特大学即现在的慕尼黑大学（Ludwig－Maximilians－Universität München）的前身.
[16]德语名为Universität Breslau，于1811年由普鲁士重建。该大学所在城市现为波兰境内最大的城市之一，其波兰语名字为Wroclaw，对应的大学名为University of Wroclaw.
[17]特许状:欧洲中世纪教会或政府对大学组织的最早控制形式。从大学的产生至13世纪中期，大学能否获得自治权，即大学可否获得特许状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取决于教皇是否恩准.
[18]黄建如.比较高等教育:国际高等教育体系变革比较研究［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
[19]如上文部分提到，简单来说，巴黎大学和博洛尼亚大学代表了中世纪大学组织的两种形式，前者产生了教师型大学的思想，大学的管理由教师行会负责，其组织结构和课程设置方面皆以教师为中心，学生相当于商业领域中的学徒；后者建立了最为彻底和具有创造性的学生型大学制度，强调以学生为中心。中世纪的德国大学受两者影响同时也融合了两种不同的风格.
[20]黄建如.比较高等教育:国际高等教育体系变革比较研究［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
[21]符华兴，王建武.世界主要国家高等教育发展研究［M］.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10.
[22]当时的马堡大学已经转由加尔文派控制。加尔文主义（Calvinisme）是16世纪法国宗教改革家、神学家约翰·加尔文毕生的许多主张和实践及其教派其他人的主张和实践的统称。由此建立的教会命名为“归正宗”或“改革宗”。加尔文支持马丁·路德“因信称义”的学说，同时其教派又具有其他独特的教义和内容.
[23]路德派（Evangelisch－lutherische Kirchen），也称信义宗，是从旧天主教内部分裂出来的第一支基督教；新教主要宗派之一，最早的新教教派，以马丁·路德（1483～1546年）宗教思想为依据。它在教义上强调因信称义，认为人要得到上帝的拯救，不在于遵守教会的规条，而在于对上帝的信心；不在于个人的功德或善行，而在于上帝给人的恩赐.
[24]［德］弗里德里希·包尔生.德国大学与学习［M］.张弛，郄海霞，等，译.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09.
[25]耶稣会（拉丁语:Societas Iesu），是天主教的主要男修会之一，1534年8月15日在巴黎成立。其主要任务是教育与传教，在欧洲兴办许多大学，培养出的学生除了是耶稣会人才外，也活跃于政界与知识分子阶级.
[26]刘海峰，史静寰.高等教育史［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0.
[27]［德］弗里德里希·包尔生.德国大学与学习［M］.张弛，郄海霞，等，译.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09.
[28]黄福涛.外国高等教育史（第二版）［M］.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8.
[29]［德］弗里德里希·包尔生.德国大学与学习［M］.张弛，郄海霞，等，译.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09.
[30]孔捷，迟芳，［德］马蒂亚斯·韩.讲座制下德国大学教师的职业发展［J］.外国教育研究，2010（1）:76－80.
[31]符华兴，王建武.世界主要国家高等教育发展研究［M］.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10.
[32]三十年战争（1618～1648年）是欧洲第一次大规模的国际战争。其主要战场在德国，起初是德国诸侯之间、诸侯同皇帝之间以及德国封建统治阶级与被压迫民族之间的复杂冲突，后来西欧和北欧的一些主要国家先后卷入。这场战争断断续续地打了30年之久，对德国乃至整个欧洲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33]17世纪中期，德国为向贵族子弟提供政治教育，以便培养其能够胜任军队和行政管理职能而设的一类学校.
[34]绰号红胡子（Barbarossa），是霍亨斯陶芬王朝的罗马人民的国王（1152～1190年在位）和神圣罗马帝国皇帝（1155年加冕）。与上文第一节中提到的萨克森选帝侯腓特烈一世（Friedrich I，1370～1428年）非同一人.
[35]虔敬派是德国路德宗教会中的一派，又译虔诚派。代表其神学观点的为虔敬主义（Pietismus），提倡攻读圣经，反对死板奉行信条；追求内心虔诚和圣洁的生活，注重行善.
[36]刘海峰，史静寰.高等教育史［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0.
[37]Daniel Fallen.The German University［M］.Boulder:Colorado Associated Press，1980.
[38]符华兴，王建武.世界主要国家高等教育发展研究［M］.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10.
[39]英王乔治二世即乔治·奥古斯特.哥廷根大学以他的名字命名，因而全称为乔治·奥古斯特—哥廷根大学（Georg－August－Universität Göttingen）.
[40]符华兴，王建武.世界主要国家高等教育发展研究［M］.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10.
[41]在36年的时间里（1734～1770年），明希豪森一直兼任哥廷根大学的董事长，是这所大学的真正经办人.
[42]符华兴，王建武.世界主要国家高等教育发展研究［M］.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10.
[43]“研讨班”是18世纪开始首先在德国高校中出现的一种新的教学形式，意为大学中少数或一部分程度较高的学生在教授指导下，通过阅读文献资料，对某一学术领域或课程采取调查和研究的方法，在此基础上，学生轮流分工各自就某一专题组织系列报告和讨论。1737年德国大学教授盖斯纳（J.M.Gesner）首先在其任教的哥廷根大学开设哲学研讨班。这种教学模式在德语中也被译作“习明纳”（Seminar），但只作为一种辅助性的教学手段存在。一般认为，真正意义上的“习明纳”是由柏林大学创造的一种全新的教学形式。参见第三章第一节“柏林大学——研究型大学的肇始”.
[44]刘海峰，史静寰.高等教育史［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0.
[45]柏林大学的创始人。具体信息见第一章第二节——19世纪德国高等教育的改革.
[46]符华兴，王建武.世界主要国家高等教育发展研究［M］.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10.
[47]布雷斯劳大学（Universität Breslau）首次建立于1702年，1811年普鲁士在原有大学的基础上重建了该大学.
[48]柏林大学在创建之初的德语名字是Berliner Universität（或拉丁语:Alma Mater Berolinensis）；1828～1946年被命名为弗里德里希·威廉大学（Friedrich－Wilhelms－Universität），以纪念普鲁士国王弗里德里希·威廉三世。1948年苏联占领东柏林后，原先柏林大学的部分师生为了追求自由而出走，在西柏林成立了柏林自由大学（Freie Universität Berlin）；原先名为弗里德里希·威廉大学的柏林大学于1949年改名为柏林洪堡大学（Humboldt－Universität zu Berlin），以纪念大学的创始人，德国著名教育家洪堡兄弟。柏林洪堡大学一般被认为是原柏林大学的继承者.
[49]周丽华.德国大学与国家的关系［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
[50]徐丹.19世纪初期洪堡对德国大学的改革［J］.扬州大学学报（高教研究版），2008，16（2）:26－30.
[51]Friedrich又译为腓特烈，Friedrich Wilhelm III也被称为腓特烈·威廉三世.
[52]陈洪捷.德国古典大学观及其对中国的影响（修订本）［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25.
[53]卡尔·弗里德里希·冯·拜默（Karl Friedrich von Beyme，1765～1838年）:1798年任普鲁士内阁枢密大臣，1806年任外交部长，1808～1810年任财政及司法部长；是柏林大学筹划初期的负责人.
[54]张斌贤，王晨，张乐.柏林大学建校史:1794～1810［J］.高等教育研究，2010，31（10）:86.
[55]张斌贤，王晨，张乐.柏林大学建校史:1794～1810［J］.高等教育研究，2010，31（10）:86.
[56]德语直译为进修学院，教育研究机构.
[57]也称为奥得河畔法兰克福欧洲大学，或奥得河畔法兰克福维亚德利纳大学（Europa－Universität Viadrina Frankfurt－Oder），建于1506年，柏林大学建立后，这所大学于1811年被关闭。也有说与布雷劳斯大学合并，加入重建后的布雷劳斯大学.
[58]张斌贤，王晨，张乐.柏林大学建校史:1794～1810［J］.高等教育研究，2010，31（10）:83－93.
[59]［德］弗里德里希·包尔生.德国大学与学习［M］.张弛，郄海霞，等，译.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09.
[60]约翰·戈特利布·费希特（Johann Gottlieb Fichte，1762～1814年）:德国哲学家。柏林大学创建的早期倡导者之一。1810年，担任柏林大学的第一任校长.
[61]施莱尔马赫（F.D.Schleiermacher，1768～1834年）:新国新教神学家、哲学家。柏林大学创建的早期倡导者之一。1810年在新的柏林大学任教授，担任新的神学系首任主任。1815年成为柏林大学校长.
[62]塔勒（Talern）:普鲁士时期流通使用的银币。1塔勒相当于3马克.
[63]原为普鲁士国王腓特烈二世（Friedrich II）为其弟弟Henry王子修建的宫殿.
[64]张斌贤，王晨，张乐.柏林大学建校史:1794～1810［J］.高等教育研究，2010，31（10）:83－93.
[65]萨维尼（Friedrich Karlvon Savigny，1779～1861年）:德国法学家，历史法学派的主要代表。1810年柏林大学创办后到该校任教达30年之久，在此期间曾一度兼任柏林大学校长和普鲁士王子的法学讲师，并创办历史法学派刊物.
[66]张斌贤，王晨，张乐.柏林大学建校史:1794～1810［J］.高等教育研究，2010，31（10）:83－93.
[67]周丽华.德国大学与国家的关系［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
[68]洪堡作为教育司司长处于内政部部长之下，无法直接向国王面陈政务，因此他支持建立国务会议的主张，希望借此将他的教育司升为教育部，可以与国王直接往来，从而发挥更大的政治影响。但建立国务会议的主张遭到否决，洪堡出于抗议提出辞职。陈洪捷.德国古典大学观及其对中国的影响（修订本）［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25.
[69]洪堡在一封信中写到，柏林大学的建立“事实上完全是由我一人促成的”。陈洪捷.德国古典大学观及其对中国的影响（修订本）［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26.
[70]陈洪捷.德国古典大学观及其对中国的影响（修订本）［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
[71]刘宝存.洪堡大学理念述评［J］.清华大学教育研究，2002（1）:64.
[72]陈洪捷.德国古典大学观及其对中国的影响（修订本）［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
[73]按德语直译也可表述为“通过科学来培养人才”，此处“修养”意指人才的培养和教育.
[74]陈洪捷.德国古典大学观及其对中国的影响（修订本）［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
[75]陈洪捷.德国古典大学观及其对中国的影响（修订本）［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
[76]文化国家（Kulturstaat）:由洪堡等人在构建新大学观时设计的一种用来阐明大学与政府关系的观点，其核心思想包括两层含义:一方面，大学是国家的机构，由国家举办和管理，经费由国家提供，大学的科研和教学活动应得到国家支持；另一方面，大学又是法人团体，享有广泛的内部自治权，不应受制于国家的一些现实需要.
[77]蔡颖.试析德国现代化进程中的教育改革［J］.湖州师范学院学报，2007，29（3）:119.
[78]刘宝存.洪堡大学理念述评［J］.清华大学教育研究，2002（1）:63－69.(www.xing528.com)
[79]“完人”（vollstandige menschen），又译作“完全的人”，指的是“有修养的人”，具有完美无缺的人性，即个性和谐、全面发展的人.
[80]详见第二章第一节“博士学位制度和博士培养模式改革”章节.
[81]刘宝存.洪堡大学理念述评［J］.清华大学教育研究，2002（1）:63－69.
[82]Ellwein，T.Die Deutsche Universität vom Mittelalter bis zur Gegenwart［M］.Wiesbaden:Fourier Verlag，1997.
[83]魏玛时期:也称魏玛共和国（Weimarer Republik）时期，源自1919年出现的德意志国家或德意志帝国（Deutsches Reich）。由于在魏玛召开的国民议会上通过了共和国的宪法，即《魏玛宪法》（Weimarer Verfassung），这个共和政府被称为魏玛共和国，由共和政体统治德国的这段时期称为魏玛时期.
[84]符华兴，王建武.世界主要国家高等教育发展研究［M］.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10.
[85]张帆.德国高等学校的兴衰与等级形成［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
[86]魏玛共和国（Weimarer Republik）之名是后世历史学家对这一时期的称呼，但不是共和国的官方名字。当时共和国虽废除了帝制，但仍然保留了以前的正式国名，即德意志国家或德意志帝国（Deutsches Reich）.
[87]［英］玛丽·福尔布鲁克.德国史:1918—2000（第三版）［M］.卿文辉，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15.
[88]陈洪捷.在传统与现代之间:20世纪德国高等教育［J］.高等教育研究，2001，22（1）:88－94.
[89]张帆.德国高等学校的兴衰与等级形成［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
[90]符华兴，王建武.世界主要国家高等教育发展研究［M］.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10.
[91]《魏玛宪法》（Weimarer Verfassung）:德国魏玛时期的宪法，也是德国历史上第一部实现民主制度的宪法.
[92]李其龙.德国教育［M］.长春:吉林教育出版社，2000:122.
[93]李其龙.德国教育［M］.长春:吉林教育出版社，2000.
[94]魏玛时代是德国有史以来第一次走向共和的尝试，但存在不过十几年，在政治上的影响力有限。虽然1919年的《魏玛宪法》在法律上在二战结束前仍然有效，但纳粹政府在1933年采取的一体化政策已经彻底破坏了共和国的民主制度，所以魏玛共和国在1933年已经名存实亡.
[95]［英］玛丽·福尔布鲁克.德国史:1918—2000（第三版）［M］.卿文辉，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
[96]张帆.德国高等学校的兴衰与等级形成［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
[97]黄福涛.外国高等教育史（第二版）［M］.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8.
[98]德国有两个法兰克福，一个在德国中部美因河畔，一个在德国与波兰交界的奥德河畔。为了区分，通常在城市名后注上河的名字。前者为通常所说的法兰克福，即德国重要工商业、金融和交通中心，其全称是“美因茨河畔的法兰克福”（Frankfurt am Main或Frankfurt/M.），坐落在美因河右岸与莱茵河的交汇点。在此建立的大学称为美因河畔的法兰克福大学（Goethe－Universität Frankfurt am Main），区别于上文提到的奥得河畔的法兰克福大学.
[99]科隆大学（Universität zu Köln）始建于1388年，是德语区的第四所大学；1798年被当时占领科隆地区的法国人关闭。1919年，科隆市政府在1901年建立的商业学院基础上重建了科隆大学。该大学保留至今.
[100]文化国家观（Kulturstaat）。参见第一章第二节中“洪堡理念与新大学观的形成”章节.
[101]刘海峰，史静寰.高等教育史［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0.
[102]纳粹德国有两个官方国名，分别为1933年至1939年使用的第三帝国（Drittes Reich）和1939年至1945年的大德意志帝国（Grodeutsches Reich）.“第三帝国”一词指的是继承了中世纪的神圣罗马帝国（962～1806年，即第一帝国）与近代的德意志帝国（1871～1918年，即第二帝国）的德国.
[103]Wolf，A.Higher Education in Nazi Germany［M］.London:Methuen ＆CO.LTD.，1994.
[104]Wolf，A.Higher Education in Nazi Germany［M］.London:Methuen ＆CO.LTD.，1994.
[105]Wolf，A.Higher Education in Nazi Germany［M］.London:Methuen ＆CO.LTD.，1994.
[106]黎晓玲.纳粹统治时期德国高等教育研究（1933～1945）［D］.湖南师范大学，2012.
[107]黄福涛.外国高等教育史（第二版）［M］.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8.
[108]“领袖原则”是纳粹德国政治体制的基础，也是希特勒建立法西斯专制独裁统治的重要理论依据。它包含两个方面的含义:一是作为纳粹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的“元首”（Führer）享有无限全权和绝对权威；二是作为纳粹党分支机构和地方领导人以及政府各部门的头目的各层领导，由希特勒任命并对其负责，在本地区和部门内行使绝对权利.
[109]黄福涛.外国高等教育史（第二版）［M］.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8.
[110]雅利安人属高加索人种（白色人种），采用印欧语系的语言。在20世纪，纳粹分子改变“雅利安”原来的意义，用这个字眼指“高尚的纯种”，认为金发碧眼最常见的北欧人是最纯种的雅利安人，以德意志人为代表的日耳曼人是雅利安人的典范。纳粹德国利用这种所谓的人种学说对其他民族（如犹太族、斯拉夫族等）进行屠杀并奴役之.
[111]黎晓玲.纳粹统治时期德国高等教育研究（1933～1945）［D］.湖南师范大学，2012.
[112]符华兴，王建武.世界主要国家高等教育发展研究［M］.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10.
[113]张帆.德国高等学校的兴衰与等级形成［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
[114]本章节涉及特定的历史时期。为方便理解，如无特殊说明，下文提到的“联邦德国”指东西德分裂时期的“西德”，“民主德国”代表东西德分裂时期的“东德”.
[115]李其龙，孙祖复.战后德国教育研究［M］.南昌:江西教育出版社，1995.
[116]周丽华.“与洪堡告别”——战后联邦德国高等教育政策述评［J］.比较教育研究，2006（4）:6.
[117]李其龙，孙祖复.战后德国教育研究［M］.南昌:江西教育出版社，1995.
[118]周丽华.“与洪堡告别”——战后联邦德国高等教育政策述评［J］.比较教育研究，2006（4）:6.
[119]陈洪捷.在传统与现代之间:20世纪德国高等教育［J］.高等教育研究，2001，22（1）:88－94.
[120]周丽华.“与洪堡告别”——战后联邦德国高等教育政策述评［J］.比较教育研究，2006（4）:6－10.
[121]贺国庆.德国和美国大学发达史［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8.
[122]梁福镇.德国高等教育的演变与发展［J］.通识在线，2010（31）:36－40.
[123]全称为“美因茨约翰内斯·古滕贝格大学”。首个美因茨大学建于1477年，于1798年被关闭。1946年，联邦德国（西德）在法占区重建美因茨大学，该校存在至今.
[124]http://www.uni－bielefeld.de/soz/personen/kruecken/pdf/AG1＿Hochschulentwicklung.pdf.
[125]重学轻术:重视理论知识的研究和学习，对实践性技能和技术的培养相对忽视（作者注）.
[126]周丽华.“与洪堡告别”——战后联邦德国高等教育政策述评［J］.比较教育研究，2006（4）:6－10.
[127]周丽华.“与洪堡告别”——战后联邦德国高等教育政策述评［J］.比较教育研究，2006（4）:6－10.
[128]贺国庆.德国和美国大学发达史［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8.
[129]详见第二章第一节“高等教育机构的类型与数量”章节.
[130]黄建如.比较高等教育——国际高等教育体系变革比较研究［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
[131]黄建如.比较高等教育——国际高等教育体系变革比较研究［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
[132]简称《基本法》，于1949年5月23日获得通过，次日生效，标志着德意志联邦共和国（西德）的成立.该法是联邦德国（西德）过渡时期相当于宪法地位的法律，是目前德国的根本大学.
[133]德国联邦教育及研究部（Bundesministerium für Bildung und Wissenschaft，BMBW）的前身.
[134]周丽华.“与洪堡告别”——战后联邦德国高等教育政策述评［J］.比较教育研究，2006（4）:6－10.
[135]“第三级教育”是相对于基础教育层级（Primarstufe）和第二级教育（Sekundarbereich）而言的高等教育.
[136]黄建如.比较高等教育——国际高等教育体系变革比较研究［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
[137]http://www.bmbf.de/pub/GuS2002＿ges＿engl.pdf.
[138]H.Peisert，G.Framhein.联邦德国的高等教育——结构与发展［M］.陈洪捷，马清华，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
[139]http://www.uni－bielefeld.de/soz/personen/kruecken/pdf/AG1＿Hochschulentwicklung.pdf.
[140]符华兴，王建武.世界主要国家高等教育发展研究［M］.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10.
[141]李其龙，孙祖复.战后德国教育研究［M］.南昌:江西教育出版社，1995.
[142]李其龙，孙祖复.战后德国教育研究［M］.南昌:江西教育出版社，1995.
[143]1945～1949年期间，苏联还未建立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为便于理解，此处用“东德”代表“民主德国”.
[144]该党于1946年4月，由苏战区的德国共产党与德国社会民主党合并组成，自民主德国建立后执政至其消亡.
[145]或称为“专业高等学校”.
[146]或称为“通讯课程”或“函授课程”（Korrespondenzkurse）.
[147]李其龙，孙祖复.战后德国教育研究［M］.南昌:江西教育出版社，1995.
[148]李其龙，孙祖复.战后德国教育研究［M］.南昌:江西教育出版社，1995.
[149]Thomas Ellwein.Die deutsche Universität:vom Mittelalter bis zur Gegenwart［M］.Wiesbaden:Fourier Verlag，1997:240.
[150]李其龙，孙祖复.战后德国教育研究［M］.南昌:江西教育出版社，1995.
[151]张源泉.德国大学发展之轨迹［J］.教育资料集刊，2010（48）:210.
[152]瓦尔特·乌布利希（Walter Ulbricht，1893～1973年）:德国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活动家，德国统一社会党主席（1971～1973），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国务委员会主席（1960～1973）.
[153]埃里希·昂纳克（Erich Honnecker，1912～1994年）:德国政治家，最后一位正式的东德领导人，曾担任德国统一社会党总书记和德意志民主供各国国务委员会主席.
[154]Barbara M.Kehm.Higher Education in Germany:Developments，Problems，and Perspectives［M］.Wittenberg:Institute for Higher Education Research，1999.
[155]李其龙.德国教育［M］.长春:吉林教育出版社，2000.
[156]统一后的德国仍沿用“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的名称，简称“联邦德国”。为方便理解，如无特殊说明，下文提到的“联邦德国”指完成统一后的德国。东德和西德分别代指统一前的民主德国和联邦德国.
[157]张源泉.德国大学发展之轨迹［J］.教育资料集刊，2010（48）:199－224.
[158]http://www.datenportal.bmbf.de/portal/de/index.html.
[159]在这三类学校中，由于高等专科学院（Fachhochschulen）在规模、数量和整体影响力上都是最大的，在德国官方提供的很多数据中都将这三类学校合并到高等专科学院序列中统计.
[160]http://www.datenportal.bmbf.de/portal/de/K25.gus.
[161]黄建如.比较高等教育——国际高等教育体系变革比较研究［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
[162]新公共管理（New Public Management）是“管理主义”在公共部门的运用，它对管理的理念包含两层含义:一是管理的自由化。它认为要提高公共管理的效率，必须从政府的繁文缛节中解放出来，“让管理者来管理”；二是市场化，它将竞争视作改进业绩的法宝，并坚持私营部门管理技术的普适性.
[163]周丽华.德国高等教育管理体制改革的新思维［J］.华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4）:105－110.
[164]两德统一所采取的实质上是东德加入西德的方式。因此，统一后的德国的政治制度基本沿袭原西德的制度，原西德包括1949年《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基本法》和1976年《高等教育总纲法》在内的法律在全德国境内继续生效。当然，由于原东德的加入，这些法律的相关内容需要进行一定的调整.
[165]周丽华.德国大学与国家的关系［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
[166]周丽华.德国大学与国家的关系［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
[167]详见第二章第五节“高等教育的国际化”章节.
[168]通常用英文表示为Diploma Supplement，是欧盟范围内只用的一种附在高校文凭后一种说明文件，用以提高高等教育毕业资格的国际透明度.
[169]欧洲学分互认系统（European Credit Transfer System，ECTS）是欧洲诸国间在高等教育领域互相衔接，以确保各国高等教育标准相当的一种项目。根据该系统，一学年相当于60ECTS学分，对应1 500～1 800小时.
[170]成绩证明（Schein）是德国传统的专业设置中，学生根据相关学习条例和考试条例的要求完成一门课程及教学活动后所能获得的一种学习凭证。学生在收集所有专业规定的成绩证明后才能达到毕业要求.
[171]索菲娅·柯瓦列夫斯卡娅奖（Sofja－Kovalevskaja－Preis）是2001年由联邦教育和研究部出资在洪堡基金会设立的，以俄国著名女数学家索菲娅·柯瓦列夫斯卡娅奖（Sofja－Kovalevskaja，1850～1891年）命名，是德国政府“投资未来科学计划”的一部分，用以资助从全世界范围内挑选出来的杰出青年科学家在德国合作的研究所或大学建立独立的研究小组开展合作研究.
[172]徐理勤.博洛尼亚进程中的德国高等教育改革及其启示［J］.德国研究，2008，23（3）:72－80.
[173]http://www.blk－bonn.de/papers/heft115.pdf.
[174]徐理勤.博洛尼亚进程中的德国高等教育改革及其启示［J］.德国研究，2008，23（3）:72－80.
[175]符华兴，王建武.世界主要国家高等教育发展研究［M］.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10.
[176]闫瑾.德国高等教育管理体制改革的新动向［J］.2008:19－20.
[177]符华兴，王建武.世界主要国家高等教育发展研究［M］.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10.
[178]http://www.bmbf.de/pubRD/verwaltungsvereinbarung＿hochschulpakt2020.pdf.
[179]对应的时间段分别是:第一阶段（2007年1月1日～2010年12月31日）；第二阶段（2011年1月1日～2015年12月31日），以及第三阶段（2016年1月1日～2020年12月31日）.
[180]http://www.bmbf.de/pubRD/verwaltungsvereinbarung＿hochschulpakt2020.pdf.
[181]http://www.gwk－bonn.de/fileadmin/Papers/Programm－fuer－bessere－Studienbedingungen.pdf.
[182]孙进.《高等教育协定2020》评述——德国面向21世纪的高等教育扩张政策［J］.河北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2012（10）:49.
[183]http://www.gwk－bonn.de/fileadmin/Papers/Programm－fuer－bessere－Studienbedingungen.pdf.
[184]孙进.《高等教育协定2020》评述——德国面向21世纪的高等教育扩张政策［J］.河北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2012（10）:47－51.
[185]闫瑾.德国高等教育管理体制改革的新动向［J］.世界教育信息，2008（1）:19－20.
[186]详见第三章第二节“‘卓越计划’与精英大学建设”章节.
[187]符华兴，王建武.世界主要国家高等教育发展研究［M］.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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