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后德国高等教育：走进世界名校

自1949年建立以来，联邦德国的高等教育经历了前所未有的发展与变化，并在不同时期呈现出了不同的变化趋势和特点。总的来看，在二战结束后的60余年里，联邦德国高等教育的发展大致经历了三个重要的阶段，分别是:1945年至20世纪60年代初期的战后重建时期；20世纪60年代中期至20世纪70年代末的改革时期；以及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调整时期。

（一）拨乱反正与恢复传统:战后重建时期

由于受到战争的严重破坏，战后初期的联邦德国百废待兴，高等教育也是如此。战争的失败给德国青少年精神方面打上了深深的烙印。罪恶感代替了昔日对领袖的狂热，使他们深陷迷惑、糊涂、玩世不恭与信仰危机的消极状态。而那些本应肩负教育这一代青少年重任的教师，由于不同程度地受到过法西斯的影响，本身也问题重重，更无力挽救他们的学生。物质方面的困难首先表现为校舍的严重缺乏。战争使大批校舍毁于炮火，绝大多数学校只能为学生提供简陋的兵营或礼堂充当教室。学校的教学设备也极度匮乏。战争对图书馆、实验室和教学仪器等造成了很大破坏，连教科书、作业本和纸张等也成为稀缺物品。^[115]罪恶的战争不但破坏了教育赖以为基础的社会和经济，而且也对教育事业直接造成了伤害，使战后初期联邦德国教育的重建面临着精神和物质等各方面的困难。

在高等教育的十字路口，德国人面临的一个重要的抉择是:复兴还是改造？^[116]在联邦德国建立之前，美、英驻军当局就曾经试图对传统的德国大学进行改革，并提出了一系列有价值的建议。但众所周知，德国大学在历史上曾一度被誉为世界科学中心和科学家的摇篮。德国教育的巨大成就使德国各界人士对自己的教育制度充满了自信与迷恋，以至于要求维护传统教育制度的观念根深蒂固，这成为占领当局在战后企图改革德国教育制度的一种阻力。^[117]

当时除了在去纳粹化（Entnazifizierung）这一问题上达成共识之外，人们对于联邦德国高等教育的未来则是众说纷纭。这里的一个关键问题是:如何评价德国的高等教育系统？虽然美、英、法占领当局更愿意看到一个与本国高教系统相近的德国大学系统，但最终他们还是承认德国高等教育传统基本上是好的。在1948年发表的《鉴定报告蓝皮书》（das Blaue Gutachten）中，占领当局组织的德国大学国际研究委员会确认:德国“高等院校具有历史悠久，其核心是健康的传统”，^[118]应当让传统的健康核心服务于我们时代的必要性。作为一个新的开始，战后初期的混乱引发了人们对于无偏见的德国文化的“洪堡理念”的回归。因此，在联邦德国建立后的约十年中，重建因纳粹和战争而被破坏的高等教育和恢复魏玛时期的高等教育传统，成为高等学校和联邦政府高等教育政策的主要目标。这一时期也被称为高等教育的“复辟时期”（Restaurierung）。^[119]

在这一时期，德国高等教育的时代人物是海德堡大学的教授卡尔·特奥多尔·雅斯贝尔斯（Karl Theodor Jaspers，1883～1969年），他从存在主义的视角对德国古典大学观的解读集中体现了那个时代联邦德国主流的观点。雅斯贝尔斯强调大学是“特殊的学校”。这种特殊性主要体现在:

（1）以科学为基础。他指出学生在大学里不仅要学习知识，而且要从教育的教诲中学习研究事物的态度，培养影响其一生的科学思维方式。

（2）以“精神贵族”为指向。雅斯贝尔斯强调大学只是面向社会各阶层中产生的精英分子，而不是芸芸众生。本真的科学研究工作是一种贵族事业，只有极少数甘愿寂寞的人才能从事。

（3）大学由自己独特的任务。大学的四项任务是一个整体，构成了大学的理想:大学是研究和传授科学的殿堂；教育新人成长的世界；个体之间富有生命的交往，是学术勃发的世界。他的这些观点与洪堡所强调的大学不同于中小学校，有着异曲同工之妙。^[120]可见，洪堡式的大学在当时仍然被视为理想的大学模式，成为联邦德国大学被期待恢复的模本。

二战后，在原德意志帝国拥有的24所大学和14所技术学院中，有16所大学和9所技术学院分布在联邦德国境内。受到当时各种政治力量与学术界主流观点的影响，联邦德国将重建大学的主旨定位在恢复“洪堡传统”，强调教学和科研的自由。^[121]在相关学者、教会、公会和政府的通力合作下，联邦政府从1946年开始提出了多个高校改革计划，其中比较著名的有:“马堡高等学校对话”（Marburger Hochschulgespräche，1946～1948年），斯瓦巴赫方针（Schwalbacher Richtlinien，1947年）等。^[122]为了重整高等教育，联邦德国在财政比较窘迫的情况下，仍然拿出巨额经费投资教育；各占领当局也在政策、物质等方面提供了必要的帮助。在政府的支持下，到1946年底，联邦德国境内的16所大学和9所技术学院都恢复了运转，同时一批新大学得以建立，其中比较著名的几所大学包括:1946年重建的美因茨大学（Johannes Gutenberg－Universität Mainz）；^[123]1948年设立的萨尔大学（Universität des Saarlandes），以及柏林自由大学（Freie Universität Berlin）。这3所学校是当时联邦德国在战后最早建立的大学。

从1945～1949年，联邦德国的教育完全处于以美国为首的占领国的控制和影响之下。在此期间联邦德国建立了若干重要的第三方机构，用以协调和管理大学事务。1945年，在当时英占领当局的建议下，联邦德国通过大学校长的决议成立了“西北德国大学校长联席会议”（Nordwestdeutschen Rektorenkonferenz）；1946年，“美占区大学校长联席会议”（Rektorenkonferenz in der amerikanischen Zone）成立。1949年，联邦德国在前两个协会基础上成立了“西德大学校长联席会议”（Westdeutschen Rektorenkonferenz），它被视为大学和公共政策的喉舌，大学联合舆论形成的论坛。同样在英占领当局的倡议下，1947年，一个名为高等教育改革委员会（Studienausschuss für Hochschulreform）的机构在联邦德国成立，其成员包括英国、瑞士和德国的大学教师，以及教会、工会和犹太官僚的代表，旨在对德国高校的改革提供调查研究的信息和建议。1948年，由各邦文化部长组成的德国州文化部长常务会议（Ständige Konferenz der Kultusminister der Länder，简称“文化部长会议”，Kultusministerkonferenz）成立。该协会在德国教育部会议基础上形成，每年举办一次。在东西德统一之前，联邦德国占领区国家均派代表参加。而苏战区的部长为占领区势力阻挠，直到1990年之后才加入其中。

此外，由于战后初期高等教育需求的迅速增加，无论是高校还是政府，都缺乏对由此而不断增长的各类学生问题的有效解决的对策，这又促使新的媒介调控机制的产生。1957年，德国科学委员会（Wissenschaftsrat）在联邦德国成立，标志着国家和学术界之间关系制度化的确立。该机构的主要任务是对高等学校的发展、教学和科研提出建议，对经费使用提出咨询和审议紧急项目的拨款等。^[124]联邦德国的高等教育制度在1945年之后由各邦单独负责；从1948年开始转由各邦文化部长会议、高等学校委员会和各邦的高等学校部门共同合作；一直到1957年成立科学委员会，有关高等教育的事务才由这个委员会负责。

总的来看，从二战结束后至20世纪60年代中期，联邦德国在高等教育方面主要做了两项工作:

（1）肃清纳粹政府对高等学校的残余势力及其影响。以海德堡大学为例，在非纳粹化运动中，约有70%的教师因加入过德意志民族社会主义工人党而被解雇。

（2）全盘复兴魏玛时期的大学办学方针与学术制度，包括依靠正教授的大学内部管理制度、重教轻术^[125]的研究与教学传统等。尤其是经历了纳粹时期高等教育政治化的沉痛教训，大学学术自治被认为是不容争辩的基本原则，高等学校因此享受着空前绝后的自治权。^[126](www.xing528.com)

（二）教育扩张与民主化改革:改革时期

20世纪50年代是联邦德国经济重新崛起的时期。在时任经济部长路德维希·威廉·艾哈德（Ludwig Wilhelm Erhard，1897～1977年）所谓社会市场经济体制等一系列行之有效的政策推动下，联邦德国创造了为世人所瞩目的“经济奇迹”。^[127]受到经济因素刺激，当然也包括人口增长原因，以及社会因素，如不断增加的希望通过接受更高层次教育而实现向上迁移的期望，以及可获得的进一步深造的资源的增加，20世纪五六十年代联邦德国高等教育的需求急速扩大，高校入学率持续增长。

由经济和科技高速增长所引发的入学人数的激增，使得社会对人才素质的要求也水涨船高。这一时期，德国高等教育面临的主要矛盾是:固守传统还是满足社会需要？按照洪堡及雅斯贝尔斯的想法，大学应是少数人的学校，是“贵族”的学校；大学与学者应有的本色是“寂寞”和“自由”。但在现实的社会政治与经济要求下，显然，传统的精英化教育已经越来越难以满足日益增加的来自社会各个阶层的对于高等教育的需求。

20世纪60年代以来，社会各界对高等教育改革的呼声日渐强烈，各种改革方案纷纷出台。在高等学校组织上，有人提出把传统大学中过于庞大的学院改为较小的单位；打破正教授对大学的垄断，让助教及大学生参与高校管理。在修业组织和内容上，有人主张长学时课程与短学时课程并举。此外，还有人要求重视科研、实践与社会的联系，要求促进不同教育机构之间的相互沟通，建立一种统一的、综合的、整体的高等学校体系。与此同时，1968年出现的德国大学生运动也对传统大学进行了抨击，要求修改大学宪章，改变“教授治校”的管理体制，实行集体治校，实现高校及整个社会的全面民主化。以上一些激进的改革要求在公众中引起了极度的恐慌和不安，要求联邦作出统一规定的呼声日益高涨。在此呼吁下，联邦政府于1968年开始着手制定《高等教育总纲法》（Hochschulrahmengesetz），并于1976年正式颁发。这是德国历史上第一次由联邦对高等教育立法，因此具有重要的划时代意义。^[128]《高等教育总纲法》涉及高校的组织和管理、入学和教学改革，人员机构和高校成员在各级机构中的管理参与等方面。以该法为基本，各联邦州也相应制定了修订了各自的高校法。

在1965～1975年的“改革十年”中，德国高等教育的改革主要从两方面展开:首先，增加高校数量和类型，扩大高等教育的入学机会。据统计，从1960～1975年，德国总共新建了24所综合性大学（Universitäten）；同时，在1970年前后，新的高等教育机构形式——高等专科学院（Fachhochschulen）和在两个州中建立的综合制大学（Gesamhochschulen）^[129]也进入了高等学校体系。1974年，哈根函授大学（FernUniversität in Hagen）成立，它类似于英国的开放大学，是德国唯一的一所独立设置的远距离教育大学。此外，在20世纪60年代末到20世纪70年代之间，德国还诞生了一批非国家非教会举办的私立高等学校，其中比较著名的包括:韦德尔高等专科学校（Wedel，1969年）和德国矿山技术高等专科学校（Bochum，1972年）等。这些高校的存在与发展，扩大了高等教育的资源，也为基于不同需求的求学者提供了除大学之外另一种获得高等教育的机会和选择。^[130]1960年，联邦德国拥有各类高等教育机构总数为126所，1965年增加到131所，到1975年其总数已达到213所，增长速度十分明显。因此，这十年也被认为是联邦德国高等教育发展过程中高等学校扩张的重要时期。

与此同时，联邦德国在校大学生数量也持续增加。1960年，各类高校在校学生规模达到29万人左右，1970年上升至51万人，1980年则飞速增加至104万人。以进入高校学生（18岁）所占同龄人口的比例来看，1950年，适龄人群的高校入学率为3.93%，1960年达到5.85%，1970年为7.45%，到1980年，该比例已上升至19.1%。^[131]按照美国教育社会学家马丁·特罗（Matin Trow）提出的高等教育发展的三个阶段理论，这一时期联邦德国高校的入学率已超过了相关年龄组人数的15%，表明联邦德国的高等教育已经从传统的精英教育模式向相对开放的大众高等教育阶段转变。

其次，在“改革十年”中，联邦德国还针对高校内部管理体系进行了民主化的改革。在高校内部的组织方面，民主化进程也改变着传统德国大学的基本结构。由高校四方人员，即教授、学术性辅助人员、学生和非学术性辅助人员，构成的“团体大学”逐渐取代了传统的以正教授特权为特征的“教授大学”。1969年10月，根据同年修订的《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基本法》（Grundgesetz für die Bundesrepublik Deutschland，简称《基本法》）^[132]的精神，联邦德国首次成立了联邦一级的教育行政机关——联邦教育与科学部（Bundesministerium für Bildung und Wissenschaft）。^[133]其主要职责是通过建议和拨款来影响各州的教育事业，在促进超地区范围的重大科学研究方面与各州合作，并在教育政策方面起到协调各州的作用。依据《基本法》修订案规定，联邦德国分担了高校基本建设费。各州政府通过和联邦政府缔结行政协定明确财政关系。1971年8月，联邦德国颁布了《联邦教育促进法》（Bundesausbildungsförderungsgesetz），作为联邦德国关于促进个人教育方面的法律规定。^[134]

总的来说，20世纪60～70年代期间的教育改革，在实现联邦德国高等教育大众化以及民主改革方面起到了积极的成效。但同时也必须承认，这一时期的改革依然存在着一些问题。其中一个主要的问题是，德国传统的教育体制与大众化时代教育需求之间存在冲突。事实上，这一问题在魏玛时期就已经出现了，到了20世纪60年代之后则更加凸显。如前文中提到，从魏玛时期起，高等教育便已开始向更广泛的社会阶层开放，大批德国下层人民的子弟获得了进入大学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但与早期的少数精英分子获取教育的目的不同，他们接受高等教育更多带有实用性的目的，比如，希望通过接受更高层次的教育以获得更体面的工作和更高的社会地位。这使得一直以来德国大学普遍推崇的“寂寞和自由”的针对少数精英的教育理念无法得以贯彻。同时，与原来那些精英相比，这些来自社会下层的学生实际所拥有的学习能力也确实存在差距。他们对德国大学原来就存在的教育体制表现出诸多的不适应。比如，他们无法适应德国大学里过分宽松的学习制度:有的人甚至学了一辈子都完不成学业，不知道应该如何结束学业。对他们来说，大学为学术研究所提供的极大自由与空间反而成为一种负担。此外，由高校扩张以及受教育群体范围扩大而引起的高校普遍教学质量和教育产出水平的下降，也成为这一时期高等教育改革被广为诟病的一大问题。

（三）追求效率与倡导竞争:调整时期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在新技术革命的背景下，提高高等教育质量、培养高质量人才和提高科研水平成为联邦德国高等教育的核心目标。以各具特色的多样化的高等教育改革为手段，德国大学在执着地探索着重塑历史辉煌的良策。

随着1976年《高等教育总纲法》的实施，公众关于高等教育改革的激烈讨论暂告一段落。随后一些庞大的改革计划，如把整个第三级教育（Tertiärbereich）^[135]领域改造为综合制高等学校体系，部分地被放弃了。1985年，联邦德国在对《高等教育总纲法》的第三次修改时明确规定，“取消把综合制大学作为高等学校组织模式这一目标”，意味着综合制大学自此失去了法律地位。之后，综合制大学数目不断减少，到1988年，联邦德国仅剩下一所综合制大学。综合制大学的减少，并不是说这些已经建立的大学被解散，而是表明综合制大学无法按照原来设计的模式发展。^[136]事实上，尽管这一时期联邦德国高校大学生人数仍在增加，高等学校类似的大建设时代随着20世纪70年代中后期国家财政状况的恶化已宣告结束。

1977年，联邦和各州政府首脑在高等学校的支持下作出决定，在今后若干年中坚持敞开高校大门，保证高出生率一代人的入学机会。这个所谓“开放决定”（Öfnungsbeschluss）的影响是巨大的，直接引发了20世纪80年代联邦德国飞跃式激增的入学人数。1980年，联邦德国各类高等学校的入学人数（包括外国学生）超过19万人，1985年接近20.7万人，到了1990年，高校新生人数已达到27.8万人左右。从在校人数来看，1980年，联邦德国各类高等院校在校学生数量接近104万人，到1985年，该数值已超过133万，到1990年，在校学生规模更高达158万人左右。^[137]由于高校的用房和人员条件有限，这一时期的高校不得不处于“超负荷”（Überlast）运转的状态。然而，直到“开放决定”推行10年之后，高校才真正意识到，这种依靠自身原有资源硬撑起来的“超负荷”教育输出，对科学研究和教学造成了极为消极的影响。因此，超负荷的高校与州财政主管部门之间关于经费和人员投入问题的争论，成为20世纪80年末高教政策中的一个核心问题。^[138]

总的来看，与20世纪六七十年代相比，在整个80年代时期，联邦德国无论是在经济增长还是高等教育发展方面都处于相对停滞的状态。随着1985年对《高等教育总纲法》的重大修订，高校的自治主权被限制。多样化的高等教育，即无中央计划，但强调个体主观性和责任性的全新理念，并未得以实现。在实践中，大学中相关的考试需得到联邦政府审核获准，专业课程项目规定须遵循其方针和建议。^[139]如果说联邦德国的高等教育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是“扩张与改革”，所进行的有关教育大讨论的主题词是“教育的紧急状态”、“通过教育实现个人提升”、“机会平等”、“解放”、“民主化”等的话，那么进入20世纪80年代，尤其是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教育讨论的主要问题则是教育管理中的“经济范式”。人们更多从成本、效率、成果以及价值的视角来检讨教育活动与上一阶段教育改革目标的差异。新一轮的高等教育大讨论直指高等学校的缺陷，它并不寄希望通过教育改革来实现社会变革，但却极为关注高等学校相对于社会要求所反映的危机。这一时期也被认为是联邦德国高等教育的重要调整期，追求效率和倡导竞争成为其中的关键词。^[14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