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世纪德国大学改革运动：一个引人关注的历史事件

18世纪的德国经历了两次重大的大学改革运动。第一次始于1694年创办的哈勒大学，结束于18世纪中叶，其具体标志是哈勒、哥廷根和埃朗根（Erlangen，1743年）三所大学的发展和改革，其中尤以前两所大学更为突出。第二次大学改革发生于18世纪后半期，主要是天主教各邦对大学的改革。两次改革虽然无法从根本上挽救德国大学的衰颓之势，但与同时期其他国家的情况相比，它们在整体上对于推动德国大学发展还是起到了较为积极的作用。

（一）哈勒大学的改革

在17世纪末和18世纪中期分别建立的哈勒大学和哥廷根大学被认为是这一时期德国建立的最重要的两所新大学。它们使德国大学向现代哲学和科学，以及现代启蒙思想和文化敞开了大门。虽然19世纪创立的柏林大学被公认为近代大学的开端，但由于哈勒大学和哥廷根大学在办学理念与课程设置等许多方面区别于中世纪的传统大学，并对19世纪初期创立的柏林大学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因此，不少学者也认为，早在柏林大学之前建立的这两所大学可以视为德国乃至世界高等教育史上具有现代意义的大学的开端。

哈勒大学有着“第一所现代大学”的声誉:它是第一所建立在自由哲学和自由教学原则基础之上的大学。哈勒大学的前身是一所骑士学院（Ritterinstitut），^[33]1694年建立大学。它实际上是腓特烈一世（Friedrich I Barbarossa，约1122～1190年）^[34]与虔敬派^[35]结盟的产物。虔敬派反对路德派的正统主义，提出根据国家利益来教宗教，提倡“内心的虔敬”和道德修养，宣扬“社会责任感”和进取精神，与普鲁士的精神正相吻合。虔敬派创办新型教育机构，培养实用型人才，也符合普鲁士对公务员、法律和商业人才的需要。但哈勒大学得以成为近代大学的早期范式的根本还在于克里斯蒂安·托马修斯（Christian Thomasius）、奥古斯特·弗兰克（August Herman Francke）以及克里斯蒂安·冯·沃尔夫（Christian von Wolff）三人的影响，以及由他们推动的一系列改革举措。

托马修斯被誉为德意志“启蒙运动之父”，是一名哲学家和温和的理性主义者，18世纪早期主要的大学改革家之一。托马修斯曾在莱比锡大学讲授法学和哲学，有“哈勒大学的第一位教师”和“新大学学术的奠基人”之誉。托马修斯试图将绅士教育迫切要求的知识，包括骑术、击剑、外语和新科学等，与国家对文职人员教育的实际要求结合起来，力图使科学和大学教育与实际生活紧密联系，以开明的思想与实际有用的知识影响和教育青年。^[36]在国王和虔敬派的支持下，托马修斯将骑士学院升格为哈勒大学，并于1694年获得正式特许状。在新的大学里，作为哲学教授和法学部主任，他废弃了中世纪大学传下来的经院主义课程，使哲学脱离神学而独立。他最先采用德语讲课，打破了拉丁语在大学讲课中的垄断地位，显示了启蒙思想家的民族意识。此外，他在讲课中强调实际知识和现实生活，重视对生活中有用的科学活动，使大学教育更接近于现实生活。在他的领导下，哈勒大学成为德国18世纪新文化思想的指导中心。

作为虔敬派的代表人物，弗兰克从1691年起直至1727年逝世，一直在哈勒任教，并在腓特烈一世的支持下创办了各类学校。他最初讲授东方语言，后来讲授神学，是德国大学最先讲授虔敬主义神学的人。

沃尔夫被誉为哲学大师，“启蒙运动的真正奠基人”，也被认为是“帮助哈勒大学成为德国主要的近代大学”的人。^[37]除在1723～1740年期间任教于马堡大学外，他一生的大部分时间都在哈勒任教，主要讲授数学、物理学和哲学。作为启蒙哲学家，沃尔夫和托马修斯一样用德语写作与讲课。此外，沃尔夫也是创建现代哲学体系——基于数学和自然科学——的第一人，被认为是在康德哲学取得统治地位之前，支配德国大学和一般教育的重要人物。^[38]

在以上三人的努力和影响下，哈勒大学进行了一系列教学和科学方面的改革，并产生了积极的作用，其最主要的价值和近代意义表现在:

首先，把近代学科引入大学中，使数学、物理等近代科学，哲学、语言等近代课程都成为哈勒大学讲授的内容。

其二，使哲学从神学脱离出来而独立，并取得与神学相当的地位。

其三，坚持奉行思想自由和教学自由的原则。

虽然在大学中很难将此贯彻到底，但在当时提出这样的原则已是难能可贵，哈勒大学也是同时期倡导学术自由的发祥地。哈勒大学在18世纪已成为德意志境内最重要的大学，甚至被认为是欧洲大陆最严格的研究机构和专业学习的高等教育机构，其改革的影响十分深远。其后许多大学纷纷以哈勒大学为榜样，探索改革求变之路，其中表现最卓著的就是1737年创办的哥廷根大学。

（二）哥廷根大学的改革

哥廷根大学是由1727～1760年间汉诺威的选帝侯、同时又当上了英国国王的乔治二世（George II，August）出资创建的。^[39]汉诺威王朝是创办哈勒大学的霍亨索伦（Hohenzollerns）王朝最有利的竞争者之一，它虽然隶属于英国，但仍对自身在其他德意志王朝中的地位十分在意。由于普鲁士人拥有德国最具声望的大学，这一事实经常刺激着汉诺威人的自尊心。因此，他们创办哥廷根大学，不仅为了效仿哈勒大学，更志在使其成为哈勒大学的对手。哥廷根大学的机构主要模仿哈勒大学，保留了大学的形式、特权及名称；但在大学的政策产生方面，则受到了时任大学董事长的汉诺威枢密院主要官员格拉赫·阿道夫·冯·明希豪森（Gerlach Adolph von Münchhausen，1688～1770年）的较大影响。哥廷根大学一方面在形式上墨守许多保守大学的实践；另一方面又参加了由哈勒大学发起的大规模的课程现代化运动。这种改革的适度政策，即“谨慎地避免了过激的措施以及将传统和进步的要素结合起来的企图”，^[40]被许多史学家认为是哥廷根大学改革成功的秘诀；甚至也有学者认为哥廷根大学比哈勒大学更有资格享有欧洲“第一所现代大学”的头衔。

正如哈勒大学的创办离不开托马修斯、沃尔夫等人的努力一样，哥廷根大学的建立和发展也离不开明希豪森的作用。明希豪森生于1688年，曾在耶拿和哈勒等地学习，毕业后在汉诺威从事文职和外交工作，因而有很多机会去国外考察。1728年，明希豪森成为枢密院成员，鉴于当时大学不切实际的教育方式，他极力呼吁成立一所汉诺威大学，为绅士提供良好的高等教育。经过几年的努力，1734年10月，哥廷根大学开始上课，三年后正式举办了开学典礼。作为大学的第一任董事长，^[41]明希豪森积极应对办学中面临的各种困难，为哥廷根大学的发展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面对当时许多人主张废除大学的呼声，明希豪森领导的哥廷根大学借鉴了哈勒大学改革的经验，不仅证明了新大学能够生存并兴旺起来，同时通过课程的现代化改革，吸引贵族和外国学生，进一步扩大了在校学生数量。明希豪森认为，大学必须通过吸收一批显要人物和外国学生，才能给国家带来财富并支持大学的开支。同时，贵族和外国学生的加入也有助于提升大学的影响力，并吸引更多普通学生。为此，明希豪森及其助手改革了一系列大学课程，在教育上强调更切合青年贵族的需要，开设了包括骑马、击剑和舞蹈在内的一系列课程，并建立了跑马场。

明希豪森主张神学在哥廷根大学中应发挥温和的作用。他不希望削减教会的权利，但也力图避免大学中出现17世纪以来在德国盛行的新教教派之间的刻毒争论。为此，他采取的举措包括:在哥廷根大学的章程中规定禁止教师斥责“持异端的”观点；削减神学家在哥廷根大学的地位，使神学丧失了一直以来在大学享有的凌驾于其他学科之上的特殊地位；选聘在教义上保持中立的神学教授，确保学生和教授能够远离因神学观点差异造成的争吵，而将更多的精力放在其他更丰富的事务方面；以及在选择教授时筛选掉那些好争斗或名声不太好的学者。

明希豪森十分注重提高教授的社会地位。他注重学者的声誉，也偏爱那些著作丰厚的学者，深信只有一流的教授才能快速提升哥廷根大学的知名度。他将教授由一般雇员（Angestellter）的身份提高为国家官员（Staatsbeamter），给予很高的工资以及其他优厚待遇，并以此顺利地为哥廷根大学招揽了一批第一流的学者。^[42]

在明希豪森的努力和影响下，哥廷根大学在较短的时间内就在社会上获得了极大的声誉，成为中欧地区主要的学术和科学中心之一。由明希豪森亲手创办的图书馆，由于收藏广博、具备有效的组织管理和有利于藏书的自由，更是声明远扬，成为欧洲第一个现代意义的科学图书馆，吸引了许多求知的学者。为了确保学校制定的各种教学计划得以顺利实施，哥廷根大学还配备了装备优良的科学实验室、天文台、解剖示范室、植物园、博物馆和大学医院等。此外，大学还进行组织创新，创建了专门从事自然科学研究的医学研究所、语言研究所等，并首先开办了哲学研讨班（Seminar），^[43]从而为大学的研究提供适当的组织基础。^[44]

得益于上述一系列的举措，18世纪后半期，哥廷根大学在与哈勒大学的激烈竞争中终于成功赶超了后者。到18世纪末，哥廷根大学已被看作是一所上流大学，成为当时德国和神圣罗马帝国的贵族进修学习之所，以及一流学者授课讲学的汇聚之地。哥廷根大学改革的成功也极具影响力，1743年成立的埃朗根大学正是完全参照哥廷根大学的模式建立的。(https://www.xing528.com)

（三）18世纪后期德国大学的改革

第一次大学改革运动在18世纪中叶结束并获得相当的成功。三所大学——哈勒、哥廷根和埃朗根大学按照新的原则开办了。三所大学都是新教大学，主要由联邦政府资助和控制，在教育教学的观念和课程的设置上体现了现代化的趋势，但接受教育的对象主要还是上层阶级的子弟。这三所大学的世俗化趋势，建立了关于高等教育目的、教授职位以及关于对真理的探索的新思想，成为新人文主义倾向对大学学术教学和研究的影响的开始。三所大学的成功影响了18世纪后期德国大学中的第二次大学改革运动，尤其促进了德国天主教邦的大学改革运动。

第二次大学改革运动是针对18世纪后期大学危机四伏的局面掀起的。它在许多方面类似于第一次大学改革，如进一步加强了联邦对大学的控制、削弱了宗教的正统性，以及引进了现代课程和对世俗学生进行专业训练，因此它被看作是第一次大学改革运动的继续。然而，这次改革运动又具有诸多独特性。与第一次大学改革运动相比，它受启蒙运动的影响更深，来自大学外部的改革呼声比出自大学内部的改革要求更强烈；改革者提出的改革措施更激进，甚至要求废除大学而以像法国那样的专门学院来替代。

具体来说，第二次大学改革运动的动力主要来自三个方面:

（1）来自大学本身。面对高等教育的诸多危机，一些教授在私人信函和著作中表达了自己对于大学中各种不良现象和状况的不满，其抱怨的对象和内容包括:大学中落后的课程、懒散和腐败的教授，仅对文凭感兴趣的功利学生，对学生的松懈管理，以及大学资金匮乏等。当然，这在三个动力中是最微不足道的。

（2）来自政府的官僚阶层，包括承担了大学责任的世俗或教会的官员。他们是政府将所颁布法令付诸于大学改革实践的主要途径。

（3）来自大学以外的教育改革家和其他知识分子。他们在公开发表的小册子和著作中提出了大学教育和教学改革的设想，成为这次大学改革运动的一个重要的外部推动力量。

不同的动力来源和利益相关者对于推进第二次大学改革运动的作用和影响力不尽相同。就德国大学的教授而言，他们在推进第二次大学改革中的作用常常与他们同邦教育部或统治者的良好合作有关。如耶拿大学的教授施密德在1766年被任命为政府委员会成员，他起草了大学历史上第一个综合化的预算方案，从而提高了大学教职员工的工资。这样做的目的也是希望借此限制教授将时间花在其他有收入的活动上，从而专注于本职的研究和教学工作。当然，由于大学教授所处的立场不同，这一时期大学的改革有时也是十分艰难的。以耶拿大学为例，尽管魏玛政府有支持改革的强烈愿望，但传统势力却异常顽固。一些老资历的或保守的教授为保护自己的特权，与政府的冷战持续不断，实际上已成为当时德国大学教育改革的绊脚石。

由政府官员发起的改革通常更面向实际。18世纪80年代，大多数“开明”的德国政府官员的思想中都体现了一种功利主义的倾向，当时的许多德国政府的官员赞成变革甚至废除传统的大学模式而拥护新的专业学校。而德国的专业学校也成为18世纪德国技术进步的产物。

相比之下，第二次大学改革运动中要求废除大学的呼声主要来自某些激进的知识分子和改革家。柏林的“星期三晚会”是当时知识分子和文职人员秘密聚会的组织。该组织在1795年曾就是否应该废除大学问题发生争论。尽管该组织的大多数成员都承认大学存在的诸多弱点和弊端，所幸的是，他们对如何解决这些问题持有不同的观点，因此普遍认为废除大学并非良策。当然，来自激进主义者的极力主张解散大学的呼声，仍然在很大程度上使德国大学在18世纪末的第二次改革运动中面临着四面楚歌的境况。

德国的传统大学形式最终得以保留，与哈勒大学和哥廷根大学改革的成功无不关系。当时大学思想最有说服力的保护者就是那些新晋的经过改革的大学教授和毕业生，他们的影响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许多后来的德国大学改革家，如威廉·冯·洪堡（Wilhelm von Humboldt），^[45]在哥廷根大学学习时就对改革后的哥廷根大学所体现出来的创新和活力产生了极其深刻的印象。这对他后来进行的改革活动无疑是具有深远影响和作用的。^[46]

受哈勒大学和哥廷根大学的影响，以德意志新教大学和天主教大学为主力的第二次大学改革运动的成果主要反映在以下几个方面:

（1）大学与政府:改革运动使大学经费不再依靠捐赠，而是政府支持，大学直接依赖于国家。

（2）学科与院系:哲学院（文学院）逐渐取得了主导地位。使近代哲学和近代科学的精神浸入所有学院的教学领域。

（3）学术自由:使研究和教学的自由成为政府认可的大学的基本法权。

（4）教学:使大学的教学方法发生了本质的变化，系统讲授（学术报告）取代了照本宣科，以独立探索和原创性研究为基础的学术研讨取代了传统的辩论（既定真理的教条）。除哲学、天主教大学的神学仍然使用拉丁语教学以外，德语成为大学通用的教学语言。

（5）研究:研究成为大学的一个基本职责，教师的研究和出版得到鼓励和支持。

（6）研究所和研讨班:这些研究和教学形式的创办与确立，意味着大学新的组织制度的产生。

总的来看，经过18世纪的两次大学改革运动之后，尽管德国大学的情况仍然不尽如人意，但与同时代其他国家的大学相比，其进步性还是较为明显的。这两次改革也为19世纪德国大学的改革奠定了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