领地教派大学：德国名校

德国大学虽然起步相对较晚，但后来居上，对欧洲的中世纪文化做出了重要的贡献。据统计，到16世纪初期，德国在校大学生数量已达到4 200人，与14世纪的1 200人相比，可谓达到了飞跃性的增长。但这种大幅度的增长却被16世纪20年代爆发的社会和宗教纷争所阻止，数年之内即造成在校学生数量的急速骤减。直到一些新教大学的建立以及经济秩序的恢复，在校生人数才又开始增长。对于这一时期德国大学的建立，宗教改革运动和人文主义的影响无疑是最大的。

由于德国是欧洲16世纪宗教改革运动的发源地，宗教改革以后新教教派在德国占据优势并控制着德国的各级教育，也使得德国当时的高等教育充满了宗教的色彩。宗教改革运动对独揽文化和教育大权的教会进行全面攻击，导致了整个教育制度的巨大动荡。这种动荡对教育机构特别是大学的打击是毁灭性的，也导致与天主教会关系密切的旧大学像天主教一样受到唾弃。所幸的是，这种混乱倒退的局面很快得到扭转，其原因有二:首先，与旧教相比，德国宗教改革运动的领袖要求是受过较好教育的牧师，能够不讲抽象的圣经。例如，宗教改革运动的发起人马丁·路德（Martin Luther）相信，阐述和宣传新教教义需要学识，依据真正原始资料以恢复原来正确的教义，也需要学识，因此科学与新教教义的结合就显得十分必要。其次，随着地方权力的扩大、教会财产的征用以及罗马法的接受，世俗政权需要受过优良训练的人从事法律职业。^[21]在这些需求的刺激下，大学的危机很快得以平复，德国的大学也成为以培养神学家和法学家为目的的地方机构。

另外，德国的大学一直到16世纪才受到来自北方文艺复兴运动的影响和冲击。与欧洲南部的人文主义，即着重解放思想、强调人性、主张世俗教育和重视智力培养等理念，略有不同，北方人文主义教育更着重于道德和宗教教育。这一时期德国人文主义教育思想最重要的代表人物是菲利普·梅兰希顿（Philip Melanchthon，1497～1560年）。他主张在世俗政权的领导下实现新教教育与人文主义的结合，并致力于以这样的指导思想对大学进行人文主义改革。其成就主要包括:奠定了新教大学和全部大学的组织原则，参与了许多地方教育建设的决策工作；编写拉丁语和希腊语的文法和修辞学、逻辑学、心理学、伦理学、神学等学科的优秀课本，并使其应用长达数百年之久；以及创建了几乎涉及各种学术的教学专业，以满足德国高等教育的需要等。

正是基于以上各种现实需求的压力，以及杰出人文主义学者的影响和贡献，从16世纪20年代起德国的新大学成批增加。由新教创办的大学包括1527年建立的马堡大学（Marburg），以及1544年创办的柯尼斯堡大学（Königsberg）。紧跟其后的还有耶拿大学（Jena，1558年）以及赫尔姆施泰特大学（Helmstädt，1576年），前者占地面积不大，资源也比较有限，但存在和发展至今，在德国大学中享有较好的声誉；后者作为17世纪德国最重要的新教大学之一，曾是神学家加里克特斯（Calixtus）以及博学家和德国法律史的开山者康林（Conring）等知名学者的教学之所。此外，这一时期由新教创办的主要几所大学还包括吉森大学（Giessen），它在1607年从马堡大学^[22]分离出来，成为黑森—达姆施塔特地区（Hesse－Darnstadt）的一所路德派^[23]大学；以及位于绍姆堡（Schaumburg）的林特尔恩大学（Rinteln，1621年）等。

这一时期在天主教地区也出现了大批新建的大学，其中最著名的是两所大学:由奥古斯贝格主教（Bishop of Augusburg）在1549年建立的迪林根大学（Dillingen），这所大学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曾作为德国天主教的科学研究中心；以及由主教尤利乌斯（Julius）亲王在1582年重建的维尔兹堡大学（Würzburg）。同期陆续建立的大学还包括:帕特波恩大学（Paderborn，1615年）、萨尔茨堡大学（Salzburg，1623年）、奥斯纳布吕克大学（Osnabrück，1630年）、班贝克大学（Bamberg，1648年）等，这些大学均在主教的管辖之下。另外，在当时的汉普斯堡地区还出现了如下大学:奥尔姆茨大学（Olmütz，1581年）、格拉茨大学（Graz，1586年）、林茨大学（Linz，1636年）、因斯布鲁克大学（Innsbruck，1672年）和布雷劳斯大学（Breslau，1702年）。^[24]其中，部分学校仅拥有经过特许的哲学和神学学院，通常由耶稣会（die Jesuiten）^[25]来管理；部分大学也设有一所神学院。

与此同时，旧大学也被重新改组以适应新形势的要求。在此过程中，梅兰希顿对于旧大学的改革给予了极大的支持和帮助。在“教义必须与科学相结合”的思想指导下，他在维腾堡大学担任希腊文教授期间，对该大学进行了人文主义的教育改革。1557年他应邀指导海德堡大学的改革，将人文主义和基督教新教义融为一体，为海德堡大学制定了一份新校章，使大学面貌焕然一新。1541年他还受符腾堡公爵之邀帮助改组莱比锡大学。此外，在梅兰希顿的影响下，图宾根大学、罗斯托克大学、格赖夫斯瓦尔大学等都按他的思想进行了改革。^[26](www.xing528.com)

从整体上看，与历史上那些可追溯到中世纪的大学相比，这一时期创建的新大学显得比较缺乏活力。除了马堡大学和耶拿大学等为数不多的几所大学留存至今，其余的多数学校都在19世纪德国各邦大重建时被停办。而那些由主教管辖的大学，也随着控制它们的教会所在邦所处地位的变化而发生了变化。其余大学中部分被作为神学院继续保留下来。这一时期亦缺少像中世纪时期那样令人瞩目的大学，这似乎是在这些大学建立之初就已经决定的。导致如此多大学兴建的主要动力，源于教会以及当时的政治观点对于领地主权原则的强调。其结果是，大学开始成为政府统治的工具，成为帮助政府培养教会和世俗官员的职业学校。所有政府都在努力确保自己的大学进入规范化的轨道，保障整体的教学水平，也就是使大学的教学与教会组织的信条标准相一致；将世俗官员的培养掌握在自己的手中；以及禁止学生在跨国大学间的流动以防止金钱外流。^[27]正因为有关当局对于大学教学和管理的诸多控制与压制，以及传统教会种种清规戒律的影响，这一时期的德国大学乃至德国人民都处于几近窒息的状态，更何谈特色和活力？

与时代背景紧密相关，这一时期德国大学中的院系学科发展情况和教学内容同样发生了变化。在大学院系和学科发展方面，与中世纪时代德国大学中大多数学生满足于文学院训练的情况不同，16世纪后，法学和神学的专业训练成为德国大学生竞相追逐的目标，进而使进入高级学院的学生数量大大增加。如果说对于神学专业训练的要求源自新教对于接受神学院专业训练的神职人员的需求，那么法学地位的增加则与世俗政权的需要密不可分。受此影响，神学系成为这一时期德国大学中地位最高的学系，拥有监视法律系、医学系、文学系，甚至其他各级学校机构的权利；文学系仍然是进入神、法、医等学系的预备教育机构，其核心内容仍承袭传统，以亚里士多德的学说作为一切学问的前提。同时，古老的文学系中增添了人文主义教育内容，即有关古希腊和古罗马的经典著作，尤其是诗歌和雄辩术的内容。从17世纪开始，德国大学中法学系的地位逐渐上升，课程内容也不断扩展。法学系不仅是大学的教学机构，从事古老法律文献的讲解，同时也兼有处理诉讼案件、出面调停、委托谈判等职能，扮演着类似于法庭和律师事务所的角色。与之相比，这一时期就读医学系的学生与中世纪早期一样仍为最少。医学和自然科学在德国大学里仍然是无足重轻的学科。不过这一时期医学系的课程内容也有部分更新和扩大。解剖学和生理学分别发展成为独立的学科。^[28]

在教学内容方面，各学院的教学盛行来自人文主义的格言:“回到原始资料”，三种宗教语言受到推崇，并开始使用许多新的教科书。此外，大学讲座制（代表当时一种德国大学的教师职务）开始出现。讲座（Vorlesung）一词源于中世纪，指对经典教科书的内容做一系列的说明与解释；其后意义发展为，通过或多或少进行的扩张的系列讲座，对某门科学进行系统探索。^[29]所谓“讲座制”就是讲座制度，是大学基层学术组织的一种形式，其主体包括讲座和讲座教授，基本内涵是讲座教授主持讲座并由此处理各种内外部关系的规范。^[30]在从前的大学文学院，每位教师必须负责讲授一个领域内所有学科或课程。随着这种讲座制度在德国大学的出现，部分学科开始开设专门讲座，并由讲座教授负责相关课程的讲授。这时的讲座已经具有职务佣金，并有无偿讲授所负责的专业学科的义务，表明文学院的学术教学开始走向专业化。^[31]

总的来说，伴随德国经济生活秩序的恢复以及强制义务教育的全面扩大，16世纪20年代以来一批新教大学的建立对于德国高等院校在校人数的增长起到了积极的作用。这种短暂的繁荣一直持续到17世纪“三十年战争”^[32]的爆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