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样一个非常的时期,中国人的服装面貌已经凋零得不成样子了,服装产业也只是勉力维持。
天安门广场是年轻人的圣地。他们衣着朴素,神色崇敬虔诚。蒋慰曾供
60年代中期,在手工业合作化的基础上,组建了一批近代化集体所有制的服装企业,如北京衬衫厂、天津服装七厂、上海第一衬衫厂、石家庄新华服装厂等,服装工业有了初步的发展。
那时,尽管自制服装与手工作坊制作的服装占相当大的比重,但毕竟无法满足八亿人口的穿衣需求,批量化生产的成衣需求日益增加。从1965至1975年,服装产量从3.85亿件增长到6.73亿件,产值从30.5亿元增长到59.2亿元。(6)
“文革”突变,许多服装厂纷纷更名。以北京为例,1966年8月后,北京友联时装厂改名为“人民”;北京波纬服装店改为“东风”、“反帝”,后又改为“红都”;蓝天时装店改名为“卫东”、“永红”、“新新”、“人民服装厂门市部”;雷蒙服装店改名为“前进”、“新雷蒙”、“红卫”、“人民服装加工部”;北京造寸时装店改名为“红旗”……这种半自给性消费模式建立起来的工业体系,并没有因为更名就摆脱了旧手工业的模式而进入到现代产业的行列中。这个时期的服装企业以生产中山装、军便服、人民装为样板的“老三样”。这种服装批量大、品种少、几十年一贯制,“老三样”的服装不在乎卖多卖少,是计划经济下典型的“皇帝女儿不愁嫁”。
为温饱的生存型消费模式与压抑型生产模式的相互作用,使成衣加工业与消费市场之间形成了很深的“断层”,使服装业长期滞留在初级阶段。
半自给经济基础上的服装产业模式,一开始便与上游的纺织、辅料、设备失去有机的经济联系,与下游的市场销售也严重脱节。科研、教育、行业组织都得不到相应的发展,整个产业机体患有“先天不足,后天失调”的贫血症。这种相互脱离,造成了行业上下游的恶性循环和不良发展。这时期的服装产业是奄奄一息、毫无生气的。
那个十年不仅委屈了花季的少男少女,同样剥夺了所有人的生活之美。余金芬供(www.xing528.com)
纺织印染企业笼罩在单调的蓝、灰、绿、黑、褐色之下,只有年轻姑娘和孩子还可以穿用少许相当简陋的小花卉或色织布的面料。
许多曾经很受人们欢迎的面料花样,被划为“四旧”之列,如梅兰竹菊、福禄寿禧、凤穿牡丹等纹样。为了紧跟政治形势的发展,体现“时代”特性,花布设计的内容加入了“老三篇”、“天安门”、“样板戏”、“长征”、“拖拉机”、“水压机”、“镰刀”、“红太阳”等政治色彩的图案。有一种单色格子衬衫料为革命戏剧《朝阳沟》中女主角所穿而得名“朝阳格”。这种布料多少带有一点变化和美感,是那时女性用于春夏季的全棉或涤棉平纹布料。
短缺经济限制了人们择衣的空间,加之低收入和低配给的限制,百姓根本无法选择喜爱的服装和面料。60年代末至年代,国家开始发展化纤工业,新兴化纤布料中有“的确良”、“尼龙”、“维尼龙”等,主要用于衬衣的“的确良”以白色、蓝色居多,它牢固挺括、易洗快干,成为那个年代的时髦衣料。
的确良衬衫流行一时,款式单一,着法单一。蒋慰曾供
“文革”时期,“红太阳”、“天安门”、“长征”等政治图像都必须加入到花布设计当中去。作者收藏
中西式棉袄罩衣流行,但只有在口袋、扣子或领口翻出花衬衫上作少许女性化的装饰。
花季女孩们穿上裙子在房顶“偷着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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