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衣裳：中国20世纪服装流变

70年代初期、中期依旧是“文革”政治历史的继续，“政治学习”依旧是社会生活中的头等大事。工人可以不上班，农民可以不下地，学生可以不上课，唯独学习《毛泽东选集》、“斗私批修”、“批林批孔”、“反击右倾翻案风”、“评水浒批宋江”不能耽误。虽然政治运动还是一浪又一浪，但是该打倒的都打倒了，该下乡的都下乡了，靠政治学习明显改变不了的物质短缺，极“左”的政治阴影还在，但已渐渐退去了许多的浓郁。

广大民众的穿戴同样是60年代“左”风的继续，穿戴的讲究早已被批得如同过街老鼠而不见踪影。没有了色彩的服装、没有了美感的服装、没有了性别差异的服装比比皆是，由简朴直至简陋，千年衣冠王国的风姿不再。

建国以来，中山装、人民装等制式服装的普及，尤其是“文革”中在服饰上的极“左”思潮影响，使中国服装终止了自然演化的进程。一方面，“文革”的“破四旧”否定了中国的传统服装文化，包括形制、礼仪、装饰，传统服饰文化被一概批判之，割裂了民族文化的传统与历史；另一方面，中苏关系破裂，政治上反帝反修，使我们既丢开苏式服装，也拒绝当代世界上任何外来的现代服饰样式。在服装领域里既无历史传统，又不“拿来”，无“源”无“流”，服装必然苍白畸形。

艰苦朴素、勤俭节约本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于人与己于天地都是可取的思想和行为。然而，“文革”时期的极“左”思潮将艰苦朴素这个概念异化为一种政治态度，与“革命”与“政治”等同起来，扭曲了其本来意义。作家阿城以文学的语言描述了当年的“补丁”之“美”：

裤子的膝盖处，袖子的肘处，磨白了，还没破，将补丁补在衣服里面，这样的补丁叫暗补丁，外面看不出来。等到布磨破了，就把暗补丁拆下来补到外面，用暗针缝，针脚看不出来。除了这些，还有挖补、接补和织补。

织补最为细致。布上很小的洞，不适合打补丁，于是就按纤维的方向边缝边把交叉的线编织起来，大部分是平织，将线织成咔叽，没见过的人不会相信，听起来是有点过分。⁽¹⁾

特殊年代拍全家福，人们选择当时最适时、最“好看”的服装。刘畅供

“远看一大堆，近看蓝绿灰”，政治时尚会有惊人的一致性。胡武功摄／fotoe供

党号召“农业学大寨”，大寨姑娘的朴素穿戴自然也成为全国人民的榜样。潘英摄

“文革”时期人们穿着“无性差”的服饰，实是深层封建意识的回光返照。

革命圣地井冈山的参观者都像他们的先辈一样素朴贫穷，当年称之为“继承革命传统”。傅靓供

当时可选择的服装只有“老三样”、“老三色”。1977年摄于南京

在现实生活里，补丁成就的并不完全是革命之美，还有一种说不出来的无奈。当年的老红卫兵回忆大串联时的一幕：

几个北方城市的中学生千里迢迢大串联来到了毛泽东的家乡——湖南韶山，为当地的乡亲们演出自编、自导、自演的文艺节目。大概是由于路途上的缠磨，其中两个学生的裤子上面的补丁实在是无法整整齐齐地连在裤子上了，可是又没有完全掉下来，非常尴尬地当啷在那里。不过这丝毫也没有影响他们饱满的热情。他们没有忘记把这革命的光辉形象拍摄下来，寄给远方的家人，鼓舞兄弟姐妹的革命斗志。⁽²⁾

在所谓“越朴素越革命”的思想影响下，为了避免“不朴素、不革命”之嫌，人们都不敢穿新衣服，不敢穿鲜丽色彩的衣服，连蓝色、灰色等暗色调的新衣服也恨不能反复搓洗褪色，以至于不那么簇新。还有一段时间，“艰苦朴素”口号更是被发挥得淋漓尽致，即越带补丁的衣服越革命，且补丁越多越革命，补丁成了最好的革命宣言。且看“文革”中的样板戏里“高、大、全”的正面人物形象，白毛女自不必说了，那李玉和、小常宝、郭建光等在衣着上都是简朴的、破旧的和打补丁的，从而成为了中国六七十年代的时尚标杆。

无独有偶，70年代西方国家也出现了以“破旧”为美的“反映对经济发达之现实社会的消极厌世和反叛情绪”的乞丐装。但彼“破旧”实非此“破旧”，此“破旧”表现出了窘迫经济和对政治的盲目且愚昧。你破，他破，我更破，“破旧”倒成了度量人的一杆政治尺子，每个人都被别人用“破旧”度量着，每个人也都拿着“破旧”度量着别人。

“文革”时期特有的“无性差”服饰正是植根于社会深层的封建意识之树结出的丑果。

人之性别生理差异乃是天生、遗传、天经地义的，由此产生心理、意识、行为的差异也是正常而又正常的。而中国封建服饰文化中的糟粕，就包括了对女性的性别歧视和压迫。中国传统服饰在封建伦理纲常的教唆下，侧重于对人体的遮蔽，强调性别的隐藏而不是张扬。极“左”思想不过是封建服饰观念的一种变异，“文革”时期的服饰要求恰恰与封建糟粕文化相吻合，并将其发挥到了极致。“遮蔽”人体，包裹肉体，以弱化性别特征而最终达到忽略不计。(www.xing528.com)

“文革”时期的“艰苦朴素”口号在服装上体现得淋漓尽致，朴实无华的农民布衣和补丁服装成为革命的符号。刘蓬作

那是一个忙于政治运动、对服装并无太多需求的年代。

如此的“新闻”照片虽然做作，但大体记录了那个年代知青的模样。胡武功摄／fotoe供

唱“忠字歌”，跳“忠字舞”，穿革命装，走革命路。傅靓供

服饰的女性性别特征尤其要有意识地被弱化，否则就有可能被认为是思想不纯、作风不正。作家苏童写道：

70年代的女性穿着蓝、灰、军绿色或者小碎花的上衣，穿着蓝、灰、军绿色或者黑色的裁剪肥大的裤子。夏天也有人穿裙子，只有学龄女孩穿花裙子，成年妇女的裙子则是蓝、灰、黑色的，裙子上小心翼翼地打了褶，最时髦的追求美的姑娘会穿白裙子，质地是白“的确良”的，因为布料的原因，有时隐约可见裙子里侧的内裤颜色。这种白裙引来老年妇女和男性的侧目而视，在我们那条街上，穿白裙的姑娘往往被视为“不学好”的浪女。⁽³⁾

正如服装学者朱利安·鲁宾逊（Julian Robinson）所言：“某些政府在特定的时期就会运用服装这一手段，试图通过统一服装来达到统一思想的目的。他们会不断地启示民众：只有那些经济、实用、朴素而不显形体的服装才是符合社会道德标准的。政治意义的服装在一些国家曾出现过。在当时的情形下，与其说统一的服装是团结、奋进的象征，不如说是单调、压抑、无个性的产物。”⁽⁴⁾在这里封建传统观念居然与“左”倾思想不谋而合，这时所呈现的服饰已完全失去了审美的价值。“无性差”服饰是中国封建意识中丑陋意识的延续，正如一把大刀，残忍地砍杀了最基本的人性。

1970年12月，毛泽东在接见美国著名新闻记者埃德加·斯诺时，承认中国的确有“个人崇拜”的存在，并认为这是当时的社会需要。

当时，社会生产、社会生活等关系到民生大计的方面都处于一种无政府状态。人们的劳动积极性在经历过一次次的政治谎言之后，已渐渐退潮，工农业生产基本上是停滞和懈怠的，人民的物质生活水平越来越低。

相比之下，最不缺少、最有章可循的就是对领袖的个人崇拜。“文革”早期，在自上而下的引导下，红卫兵们喊出了“万寿无疆”、“万岁万岁万万岁”、“永远不落的红太阳”等等虔诚的祝词。之后，崇拜的方式逐渐形成了规范，并渗透到社会各个角落和每个人的生活当中。一代伟人变成了全国人民顶礼膜拜的“神”，全国人民大唱“忠字歌”，大跳“忠字舞”；《毛主席语录》被谱上曲，编成“语录歌”；上班前、下班后对着主席像“早请示、晚汇报”；家家户户张贴领袖的画像；《毛主席语录》和《毛泽东选集》成为人手必备的书籍圣典。

在极度个人崇拜的环境中，绝大多数人是无法明智且超然度外的。对领袖的崇拜导致了对领袖服饰的崇拜，也就是说，领袖的外观形象影响和感动了社会民众，形成了追随和仿效。绿军装的流行，就体现了人们出于领袖崇拜的从众行为。“革命的政治思想”就像一张大网，被捕上来的只有“老三样”、“老三色”。“老三样”泛指当时只能选择的中山装、军便装、人民装，虽然尚有中式袄衫、青年装等其他衣装，但老三样肯定是首选。色彩的选择就更少了，“老三色”指蓝、绿、灰色，这三种色彩基本囊括了这个时期的全部服饰色彩，老三色也整整统治中国大地十余年。作为点缀的是各色各样的“红宝书”和红像章，这两样是当时人们的必备“饰物”。

“文革”期间还有一种特殊的女性服装受到吹捧，就是“不爱红装”的女民兵服饰。女民兵基本形象是穿着素色或简朴的中式上衣，胸佩毛主席像章，腰间缠绕子弹袋，手握钢枪。著名的“海岛女民兵”、“铁姑娘班”、“刘胡兰连”等都是这身打扮，配合齐耳短发，成为当时的一种叫人敬慕的“美”。

甚至结婚的礼仪也是变得十分政治化，婚服自然是谈不上的，当年《光明日报》的一则报道可见一斑：

春节前的一个晚上，湖南省沅江县新华公社福安达队第十二生产队的社员们参加移风易俗的结婚赛诗会。这天上午，新娘照常带着全队妇女到地里干活。中午收了工，掸掸身上的灰，梳梳辫子，换了一双干净鞋，和爹妈打个招呼，就高高兴兴地到婆家来了。婆家全家人都到家门口欢迎她。在赛诗会上，新郎新娘和公公、大队领导和社员等纷纷朗诵了自己的新诗。在结婚晚会进行到高潮时，支部书记代表大队党支部把六本马列著作、两套《毛泽东选集》和一把锄头、一把铁耙赠送给新郎新娘。⁽⁵⁾

所谓的革命婚礼，婚服即干净的日常服，而铁锨镢头和“红宝书”即新婚礼物。引自山东画报社版《老照片》第37辑

这样的报道绝非虚构。

在缺乏自由、民主的政治环境中，大多数人都不得不倾向于与政治态势保持一致，不希望因个人衣着行为的偏离而受到政治上的指责、批判和孤立。“文革”时期千人一面的着装现象，是政治对服饰进行干预的结果，导致了一个色彩单调、毫无个性的服装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