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4年，政府提出了计划收购和计划供应，根据地域、城市及其他三六九等，全国开始施行各种票证：粮票、布票、棉花票、肉票、糖票、棉线票、胶鞋票……不胜枚举，凡是经历过那个年代的人都深刻体会过票证的数字威力。因为要起到限制消费的作用，印发了极小面值的票证，布票的最小面值是一厘米(新疆发行)，肉票的最小面值是三钱(华侨特供)。作家张贤亮曾黑色幽默地称之为“数字化生存”。
天安门前每天“朝觐”者众，他们的衣服近乎一样，姿态近乎一样，但他们眺望的或许是不一样的远方…… 朱宪民摄／fotoe供
布票提供了穿的可能，同时更大程度上限制了穿的需求。作者收藏
以最美的打扮到照相馆留影，当时的布景体现出生活的美为政治所笼罩。丁兵杰供
简朴的服饰在那个年代是最具社会认同、归属功能的。郭联庆供
男女着装的简单朴素，除因物质短缺，更多的是“左”风的导向。窦砺琳供
1960年上海街头宣传卫生知识的红领巾们，衣着上已找不出海派的时髦。
乡村女性多穿色织格布的棉袄罩衣。
60年代的“四清”运动开始“割资本主义尾巴”，在当时，粗陋马虎的（包括服装）才是社会主义。田鸣供
文化革命中山西临县某公社，村民们衣衫简朴，神情木讷，齐捧“红宝书”。顾棣摄／fotoe供
孙慈溪的油画《天安门前》（局部）准确刻画了农民们的装扮和喜悦。
衣生活的单调，掩不住国人乐天的天性。黄宗江供
“缝缝补补又三年”的真实写照。窦砺琳供
在相当有限的供应情况下，1957年8月16日，国务院再次批准商业部《关于减少棉布供应的报告》，其大意如下：城市多减，农村少减；取消职工、干部、学生同市民的差别；节约工业用布和公用布；每人棉布供应量从1956年的年20.65尺减为16尺等，实际上各地供应得更少。有一年天津每人只发布票三尺七寸，做条短裤都不够，天津师范大学一位教授回忆起那个物质短缺年代：有位教师用补助的布票勉强做了件棉袄，就没有布票买布做被面和被里了，晚上只能盖着棉花套睡觉，起床后全身沾满了棉花，人送外号“圣诞老人”；另一位教师身高一米八，拿到发给的三尺七寸布票后，调侃说只能做个屁股帘子。“文革”期间，就是这么一句玩笑话使这位教师背上了“恶毒攻击社会主义”和“对现实不满”的罪名。(1)(www.xing528.com)
那时的布票十分珍贵，通常将全家的布票集中起来，才能够给一个成员做衣服，所以一般情况下是不轻易花布票做新衣服的。不够做新衣服，当然破旧衣服就得缝了补补了缝，买少许布来打补丁是每家每户的基本家务。那时候，街边的小裁缝铺里的缝纫机或家庭缝纫机的最大功用就是密密麻麻一圈圈地车缝补丁。
小弟弟从出生就总是穿姐姐、哥哥穿小了的衣服，衣服上总是这儿一个窟窿，那儿一个三角口，我补衣服的本事就是小弟弟给练出来的。可是家里的包袱里也没有几块像样的补丁，姐姐在兵团还不时来信说：“给我寄点补丁来吧。”因此补弟弟的裤子的时候，一个裤腿上就五六块不那么合适的补丁。有一次妈妈回来了，花布票买了一尺布，用一块大补丁覆盖了那裤腿上所有的小补丁，我却很为那一尺布票心疼……(2)
发布票、棉花票，客观上抑制了人们对更多服饰的需求，即使60年代后期起步的化纤工业生产的维尼纶、的确良衣料也未能缓解穿衣困难，布料的缺乏是致使这时期服装单调的客观因素。
60年代初正值自然灾害的困难时期，中苏交恶，国家提出“自力更生”、“艰苦创业”，甚至还要“勒紧裤腰带还债”。另一方面，1959年“反右倾”之后，政治上愈发向“左”，又喊出了“割资本主义尾巴”、“批修正主义”等口号。于是，衣着讲究就等同于资产阶级生活方式，也等同于革命的对象。这时服装的“破”和“旧”是特殊年代里最革命的符号，是“反修防修”的政治需要。服饰标准由此而走向怪圈，山雨欲来的腥风气息已经可以嗅到了。
政治活动的深入，基本上将个性化、人性化的服饰完全排除了，当时社会政治所允许的服装就是中山装、人民装、红卫兵装、两用衫、工作服等，颜色只有蓝色、灰色、草绿色、褐色，而最多的就是蓝色、蓝色、蓝色。后来的一位作家却用浪漫的语言颂扬了蓝色：
朴素的蓝色，唤起我对少年时代穿着的记忆。除了军装的草绿，蓝色在那时最为普遍。我至今还记得自己对着镜子，为蓝褂子系上最后一个扣子时的那份郑重。草绿色的流行带有鲜明的意识形态色彩，它几乎成了一种颜色崇拜；而对蓝色的偏好，不仅流露出人们在着装用色上的含蓄与谨慎，更重要的，蓝色使人们在贫寒中保有适度的自尊。红色危险，白色挑剔，黄色轻佻，紫色奇异，惟有蓝色沉稳、内敛、温静、亲切。它不但禁脏，而且几乎可以和任何一种衣裤搭配，在衣服不能被轻易舍弃的年代里，它的使用价值刚好和它的气质呼应。蓝色像山野间的平民，安静地承载所有悲喜。(3)
“假领子”的发明，充分体现了民众在逆境下生存的才智和能力。
计划经济下的国营纺织厂只生产那些经久耐磨的面料——朴素耐脏的蓝色或深暗色彩的咔叽布、劳动布等等。50年代兴起的“灯芯绒”布是当时的时髦货，面上有凸起来的条纹，略有光泽，北京方言称之为“条儿绒”。其质地厚实耐磨，以蓝色、褐色、黑色居多。当时民间嫁女，娘家少不了要给女儿做两条灯芯绒的裤子当陪嫁品。男女恋爱时，男方如果给女方买了条灯芯绒裤子，则会得到女方的莫大欢心，甚至以此作为订婚礼物。
纺织面料的严重匮乏，造就了那个时代服饰的另类：用面粉口袋做内裤；用农药包装袋做外裤；买几块大手绢做肚兜式内衣、简易胸罩；用劳保手套拆线编织线衫线裤，这些来自民间的聪明才智通过报纸配图介绍之。上海曾介绍一位叫蒋阿根的裁缝师傅，他发明了一种省料裁衣（所谓套裁）的方法，即不依布料经纬向排料的非科学方法。诸如此类的方法还有：将衣服做成活里活面，这种好拆洗的衣服很受欢迎；还有因为毯子不要布票，买来之后染成藏青色，做成冬大衣；社会上还恢复了过去的所谓“翻新衣”业务，即把内里翻到外面做面；把过去的西装改成中山装；把大人的衣服翻改成小孩服装等。实在破得没法补的衣服就被拆开，用做其他衣服的补丁。
“假领子”正是出现在那个特殊时代的一种特殊服装，实际上是真领子、假衬衫，即只有领子而无衣身的服式，常常是套在破旧的内衣上，外穿毛衣和外套，只露出领子以充完整的衬衣。人们没有能力添置新衬衫，为了顾及外观，创造了这种特殊的服装，起到了满足人们装饰美化的愿望，以及方便换洗的作用。这种中国特色的“服装”，盛行在六七十年代，无论男女老少都有穿戴。
毛泽东警告全党全国：“要警惕修正主义！”其实中央对“修正主义”并无准确的解读，全国就开始“反修防修”了。绝大多数人们都盲目地相信那些好看的、漂亮的服装、配饰就等于资产阶级，就等于修正主义。那年月，一个人的服装往往关乎其政治生命，诸如此类的评价有：“这个人好打扮，思想上修了”，或者“常穿补丁衣服，这是好同志”。
《雷锋日记》于1963年出版，毛泽东及时地为全国人民选择了那个年代的社会偶像。雷锋那补丁摞补丁的衣服、袜子同其他事迹一样，成为了雷锋精神的象征物，成为了着装的样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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