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懵懂的孩子也必须遵循60年代的极“左”政治时尚。1963年4月，国家主席刘少奇携夫人王光美出访印尼、缅甸等国。1965年7月，在北京机场举行了欢迎前国府代总统李宗仁回国的仪式。服装成为了政治运动的祭品。1966年8月18日，一批北京市东城和西城的红卫兵纠察队的代表，穿戴着黄军装、黄军帽、红袖标，系上武装皮带，被请上了天安门城楼。这种政治宗教性服饰很快在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传播开来。
懵懂的孩子也必须遵循60年代的极“左”政治时尚。
步入60年代后，中国面临着经济、国际关系等方面的严峻挑战；与此同时，政治上的“左”倾思潮却愈发严重，国内权威报刊连续发表社论，强调时时处处都要“突出政治”。随着“阶级斗争”、“路线斗争”的气氛越来越浓，“山雨欲来风满楼”，一场席卷全国大地的政治运动正在酝酿。
1963年4月，国家主席刘少奇携夫人王光美出访印尼、缅甸等国。王光美身着旗袍，戴着项链，光彩照人。旗袍，在国内是久违了的，一部分人心存疑虑：旗袍项链是无产阶级的吗？
那一年，宋庆龄主持中国福利会25周年纪念大会。人们注意到，这位一向穿着旗袍的国家副主席改穿了女干部装。
1965年7月，在北京机场举行了欢迎前国府代总统李宗仁回国的仪式。从飞机上走下的李宗仁身着西装，夫人郭德洁身着旗袍，前来迎接的干部们则清一色的中山装或女干部装，反差十分明显。(www.xing528.com)
服装符号的政治隐喻在这个历史时期尤为明显，尤为敏感。
1966年，随着政治斗争的升温，中国大地开始了一场以文化命名的革命运动，红卫兵率先在“破四旧”的口号下，上街扫除“封、资、修”的服饰。服装成为了政治运动的祭品。
1966年8月18日，一批北京市东城和西城的红卫兵纠察队的代表，穿戴着黄军装、黄军帽、红袖标，系上武装皮带，被请上了天安门城楼。身穿绿军装的毛泽东会见了他们，接受了他们的袖标并对一位叫宋彬彬的女学生说：“要武嘛！”于是，这位女红卫兵便改名“宋要武”。第二天，黄军装便成了“文革”中最革命的服装，也是最时兴的装束，当然还得佩戴上红袖标和毛泽东像章。这种政治宗教性服饰很快在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传播开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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