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政治的影响和制约导致了建国后服装面貌的单一，但在50年代中仍出现过一个短暂的繁荣时期。
1955年3月，《新观察》杂志社邀请北京文艺界人士及团中央、全国总工会的代表座谈着装问题，并刊登座谈记录，发行甚广的《中国妇女》《中国青年》杂志也展开对服装样式的讨论，那些认为漂亮服装是不道德的论调居然处于下风。那年夏天《新观察》杂志开辟了服装论坛，论坛的一个参与者认为，“进步”不等同于“穿着单调的颜色”；另一种看法是，中山装和解放军军装是革命的产物，这些服装是属于当前时代的；一个音乐评论家鼓吹旗袍的回归，他认为旗袍使女人更美丽；一个工会的女主席回应说，旗袍既不美也不方便，如果他们想改变单调的穿着面貌就必须开发新的款式。论坛最后的结论是将服装的不繁荣归咎于服装设计师，得出：“设计师应当设计新样式，媒体上应更多地讨论时尚问题。……每个人都应排除思想障碍，接纳更丰富的款式和色彩，人民自己会创造新的款式”等等的结论。这也许是建国以后对新中国服装的第一场相对自由的讨论。
不久，1956年1月，共青团中央、全国妇联就发表了具有典型官方色彩的通知：
爱美是人的天性，美和装饰是一种艺术，服装的整洁美观，是一种有文化修养和热爱生活的表现，对儿童也是一种美的教育。
以此号召“人人穿花衣裳”，来体现社会主义欣欣向荣。2月间，共青团中央和全国妇联联合召开了一个座谈会，与会者纷纷指出：漂亮的衣服并不等于资产阶级生活方式。相反，与新中国日益增长的物质需求和精神需求是一致的，人们的衣着也应该丰富多彩起来。人民有享受美、追求美的权利。3月中旬，由上海市妇联、美术家协会联合主办了新中国第一个时装展览会，参展的服装一式两份，在北京和上海两地展出。当时的中苏友好大厦三层楼展厅布满了展品，展会人头攒动，以至于展会不得不延期。一时间，穿漂亮衣服成了“听党的话”，各单位中的女干部积极响应，带头烫头发、穿花衣……
据一位50年代的北大学生回忆：1956年春夏之交，北大校园大小饭厅的墙上，一夜之间贴满了大字报，还有漫画、小品、小调等，内容只有一个：敦促女同学穿花衣裳。口径那么一致，想必是有领导指示的。据说这是因为前苏联的某领袖人物到中国访问时指出，中国人的服装不符合社会主义大国形象。许多女生闻风而起，把各式各样的花衣裳都穿了出来，那种热闹景象，大约持续了一周。
1956年第4期《新观察》又刊发了记者与全国政协委员、画家华君武、叶浅予、丁聪关于服装问题的谈话录，并刊登了大量读者来信。各界人士疾呼要尽快结束服饰款式色调单一的状况。时任纺织工业部副部长的张琴秋指出，改变这一状况，需要“我们大家来提倡，首先从机关的女同志做起，然后影响整个社会”。
报纸上还刊登了漫画家们批评服装单一的漫画。漫画家李滨声的漫画《清一色》，画的是一家男女老少都穿上一式的干部服；漫画《跳舞图》，画面上只出现两个人的下半身，图上配诗：“请看跳舞图，越看越糊涂，皮鞋一般大，裤腿一般粗。”这些作品显然是为配合服装改革而作。那年秋天，据说有在京的报社搞服装表演，旗袍、布拉吉都上了台。
“布拉吉”，是俄语的音译，即连衣裙。据说是那个站在岩崖上深情歌唱爱情的俄罗斯姑娘喀秋莎穿的裙式。
在欢呼新中国的最初年代，中国找到了苏联当“大哥”，顿河岸边的集体农庄，或高加索山脚下的欢歌笑语正是中国人民向往的生活，苏联人民的衣着也成为时尚的楷模，布拉吉就流行在那一段时间里。布拉吉是很女性化的服装，裙裾飘飘间，产生出杨柳依风、婀娜多姿的美感。布拉吉象征着年轻、朝气，有长袖或短袖，裙腰处打活褶，裙摆自由飘逸，不同于中国传统裙子的做法，也改变了中国女性穿着旗袍或上袄下裙式的打扮。
一般布拉吉用大花布来做，因为当时苏联和东欧援助的花布大量进入中国，甚至有人解读为“中国的牡丹是封建的，苏联的花布是革命的”。布拉吉、花衣花裙的提倡是出自政治的需要，因此有“女干部带头穿花布拉吉”之说。女同志们的积极响应有服从党号召的政治因素，当然也有爱美的原因。不管如何，苏联的大花布毕竟使得女装有了明显的性别特征。(www.xing528.com)
布拉吉，正是那个时代的女性以热情和幻想编织而成的梦之衣裳。王蒙小说《青春万岁》里的女中学生们，正是短暂繁荣时期的幸运儿：
……不讲究衣饰的李春，今天穿了件杏黄色的连衣裙，而且上衣没有领子，露出一小块脊背和胸口，如果她不戴眼镜，该多么漂亮啊。郑波，妙极了！她第一次把留长了的头发梳成短短的两个小辫，她的由蓝、黄、赭石三种颜色构成的小碎花图案的衬衫，看来也非常悦目。苏宁……穿上单色的布质米黄衬衫和蓝裙子。周小玲只穿了一条竹布短裤，骄傲地把晒黑了的粗壮的大腿露了出来。(8)
那是建国初年唯一尽情展露女性美的短暂时光。
50年代是我国与苏联的蜜月时期，曾流行过一些苏式服装，包括列宁装、布拉吉、乌克兰衬衫、鸭舌帽（苏联工人帽）、苏联大花布、苏式的女学生裙。1956年夏天宽松的氛围里出现了活泼的太阳帽，白咔叽布制成的六片宽檐圆帽，可遮阳避暑。因帽檐略呈波浪形，又称为“荷叶帽”。电影歌曲《让我们荡起双桨》就是那个年代最美好的写照。戴太阳帽的青春少年，给清一色的衣装局面增添了朝气。
苏式服装流行的原因并不在于款式本身，而是采用苏式服装带有明确的政治倾向，当时有一段顺口溜：“抖咪搜的裤子，抖咪搜的袄，捷克的皮鞋，乌克兰的表，嘴里边叼着半块鸡蛋糕！”(9)不过，像东欧式的服装并不与中国水土相合，且当时国民的收入相对低下，绝大多数人无经济能力顾及这种政治时髦。
在这段相对宽松的时期里，一些人也把老箱底的衣裳翻拣出来穿，旗袍在此时重又赢得了短暂的一席之地，也有妇女穿起了西装裙子，配皮鞋或半高跟皮鞋。有的地方还出现了瘦腿的“港式裤”、卷发的“港式头”。有童谣云：“港式鞋，后跟高，港式衣裳瘦掐腰；港式裤子赛杉槁，港式头发乱七八糟！”
但为时不久，很快就有“上级指示”下达了，服装改革不让再搞下去了，仍继续发扬“艰苦朴素”的精神。这一段短暂的“繁荣”很快就烟消云散了。以后有人做过这样的记录：
在穿花衣裳的政治号召下，姑娘们愉悦地试穿着苏式布拉吉，这是那个短暂的繁荣日子的记忆。舒野摄
大辫子的姑娘们获得难得的打扮机会，显得格外兴奋和少许的不自然，正如小说《青春万岁》里的女中学生那样。洪克摄
在1957年的文代会，白杨、吴茵、宣景琳、上官云珠、于蓝等电影演员们仍然敢为人先，时髦装扮，尽享50年代那个短暂的繁荣时光。
在1956年曾有过短暂的一瞬，人们对服装时尚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民主德国的裁缝到北京，将新的裁剪方法传授给中国裁缝。北京的一个百货店举行了第一场时装表演。北京广播电台报道：“多棒的表演啊，有短夹克，裘皮大衣，弹性面料的服装。”上海的制造商开始生产印花裙子。另一场服装表演在北京文化宫举行，有各式各样的旗袍，还出现了以褶缝代替开衩的旗袍式样。但这些苗头在下一年的年底就消退了，因为人们小心翼翼地避免带有“右倾”污点的任何事物。(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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