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服装产业起步很晚，起点很低，早期的服装业处于自给自足自然经济的状况下，由裁缝铺或游走上门的裁缝手工单件裁制，服装的成衣化水平极低。
到了30年代，大城市已经有了一定数量的成衣店，其经营模式以前店后厂（场）的方式进行，有些棉针织内衣、纱袜等已出现机器生产。
民国时期的上海女时装店，集中开设在公共租界的静安寺路，从西摩路口（今陕西北路）到同孚路口（今石门二路）一段。当时比较有名的时装店是1927年由徐志摩夫人陆小曼和《大陆报》主笔唐谀庐之妹、上海著名的交际花唐瑛发起的所谓“空前之美术服装公司”即“云裳公司”；以及上海著名的女装店鸿翔服装公司，由浙江奉化籍女装裁缝金鸿翔、金仪翔兄弟在20年代合股开设，都在静安寺路上。东首的同孚路上，除了中西式时装以外，还有专卖内衣、鞋袜、花边、纽扣以及各种女用小饰品的店铺。
时装店出售成衣的比率很小，绝大多数顾客都是到店里选定衣料和式样后，由裁缝度身制作，缝制过程中还要试样，讲究的顾客要试样三到四次。所以每家时装店都自设工场，较大店家的工场中工人有几十名之多，裁剪、缝制、熨烫等有严格分工。
“云裳”公司开业相对较晚，公司打出了20年代最具号召力的“美术”两字作为旗号，开业的头几天由唐瑛、陆小曼两位女士，亲自招待女顾客，或代试鞋样，或代穿新衣。据说三天做了两千多块钱的生意，很有点“名人炒作”的商业谋略。她们提出云裳公司“1.采取世界最流行的装束，参照中国人衣着习惯；2.材料尽量采用国货，以外货为辅；3.定价力求低廉，以期普及”。
云裳公司的广告称：“要穿最漂亮的衣服，到云裳去；要配最有意识的衣服，到云裳去；要想最精美的打扮，到云裳去；要个性最分明的式样，到云裳去。”以上种种可以体会出云裳女装的自信自负，这种自信自负同时也是30年代以后上海时尚所具有的领袖气质。如果说民初曾弥漫过对洋装的盲目崇拜之风，那么终于在30年代，一些“文明过了的文化人士”，在纷纷扰扰的外来文明冲击之下，说出了生活“美术”化的字眼。尽管这里“美术”的标准，也还是参考着外来文明而来，但是毕竟出现了些许中国自创的特色，某些不中不西的设计毕竟是中西服饰符号的相融，其好坏优劣则见仁见智。
开埠以来，洋货在中国市场的倾销，给本来就几乎等于零的民族工业带来极大的冲击。民国以来，中日、中美等政治、军事、贸易上的冲突，都曾迫使国民与商家发起过多起国货运动。
1915年，上海成立“劝用国货会”，提倡民众选用国货，以期“增进社会之道德，发扬国民之爱国心”。天津商会以“维持国货为当前之急务”，鼓动各界人士创办实业，并为提高国货的质量，于1916年10月开办了国货展览会，互相观摩，以求竞进之技。
从清末到民国，中国民族工业有了长足的发展，尤其以纺织行业逐步形成以大机器生产的产业结构。从天津民族工业的统计表来看，资本额最多的是纺织工业，厂家数最多的也是纺织工业。从1916年到1922年短短六年时间，陆续建立了机械化程度很高的华新、裕元、恒源、北洋、裕大、宝成六大纺纱厂，资本总额189万元，增加纱锭四十四倍之多。1925年后各厂开始用较大宗的人造丝为原料。此外，内部分工越来越细，还开始建立了机器针织业、提花业、毛巾业、地毯业等。
宋则久是位天津爱国实业家，他提出“救国必救穷，救穷必先提倡实业，提倡实业必先维持国货”。他着手开发的爱国布为“蟹青色二蓝灰色充棉缎爱国布袍面”的袍料，其后经过多次改良，达到了能与洋人机织布匹敌的质量。1910年后“爱国布”成了天津纺织业发展的动力，也成为时髦的旗袍面料。
民国时期的国货运动虽然是民族资本与外国资本进行竞争的手段，但值得注意的是其中反映了弱势民族的一种民族主义情绪，反映了民众对当时帝国主义侵略我国的强烈愤慨。这种民族主义情绪支配下的消费意识，对民族资本的发展、对国民爱国情操的培养不无好处。在内忧外患的年代里，国货意识在当时的民众中获得空前的认同，使用“国货”曾经成为遍及全国的一种时尚行为。
在30年代的许多媒体广告上，经常都是堂堂正正地写上“完全国货”的广告词，如“完全国货，章华呢绒”；“鹅牌卫生衫裤，告称国产上品”；“老牌国货，阴丹士林布”等。当时流行的阴丹士林布大多为国产，因此也被称为“爱国布”，用阴丹士林布制作的旗袍，在20年代开始出现，一直盛行到抗日战争期间。
从这些广告词里可见，“完全国货”是促销口号，也是时尚广告，宣传“国人当自强”溢于言表之辞。更有甚者，有的广告就是一篇篇爱国救国的政治檄文。上海安禄棉织厂的广告词如下：
……舶来品之销路，有如水银泻地，无孔不入！凡我国民，须注重实际，不务虚荣，提倡布衣政策，实为目下当务之急！
五和织造厂、中华厂等企业的广告题目是《提议》：
今天早晨起身，大家静默五分钟，将各人所接触之日用品，加以良心上之检查，是否穿国货之鹅牌卫生衫，是否用国货之用品……
国人从此下一最大决心：非国货不穿，非国货不用，非国货不吃。
就连以洋服见长的鸿翔公司也在1934年登发一则广告《鸿翔公司启事》：
……敝公司创始十八年，五年以前，专制欧美女士服装。近来鉴于国人服装日新月异，因此兼辟时装，经营以来，素抱提倡国货为标志。间有一二舶来品，实因国货中无相当代替品，不得已而用之。初非本意，近来美亚大美丝织厂等厂与敝处交易极大，可见敝公司提倡国货之实在，故望国内织造厂如能新出品可以代替舶品者。……总之，鸿翔为完全国人资本，国人制造……为国内妇女界谋美化服装之普遍。(31)
时代变迁中的新与旧、土与洋 田鸣供
支持国货已成为一呼百应的社会大潮，近代史上，这是中国的政府、工商界和广大民众共同面对列强，于商业竞争中一次难得的成功结盟。
初来乍到的都市文明都会给人留下深刻的记忆，《上海摩登》的作者李欧梵记录了他童年第一次接触都市文明的经历：“有一天清晨，外祖父叫我出门到外面买包子，我从五楼乘电梯下来，走出旅馆的旋转门，买了一袋肉包，走回旅馆，却被旅馆的旋转门夹住了，耳朵被门碰得奇痛无比，我匆匆挣脱这个现代文明恶魔的巨爪，逃了回来，后却发现手中的肉包子不翼而飞……”(32)同样又爱又恨的感受表现在茅盾的小说《子夜》里，小说从一开始就用大量笔墨列数了当年的现代文明：雪铁龙汽车、电话、电灯、收音机、雪茄、香水、高跟鞋、电扇、沙发、法兰绒时装、啤酒、苏打水、巴黎女装等，这林林总总的现代物件夹裹着一个英文单词modern或法文moderne风靡了中国，这个洋文有了一个谐音的中文译名“摩登”，恰是这个字眼给这个时代烙上混沌、刺激、矛盾的印迹。
初涉现代文明的国人认同“摩登”，消费“摩登”，囫囵吞枣似地享受着“摩登”。1923年上海有了第一家无线广播电台，首播的当晚就播放了爵士乐，这在当时西方最为时髦的音乐流入了上海人的耳朵。30年代的上海人将爵士乐和着月份牌上的旗袍、烫发、红唇、高跟鞋，一而再、再而三地复制着一个概念——“摩登”。
1937年7月，正在努力追赶世界的华夏民族，耳边再次响起侵略者的炮声，更残酷的战争、更艰苦的生活降临到了中国人民的头上。抗日战争期间，从整体中国来看，服装服饰的发展是停滞的，甚至是倒退的，只有少数口岸城市的租界里依然灯红酒绿，华服盛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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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参见《老照片：二十世纪中国图志》，台海出版社，531页。
(2) 师永刚、林博文：《宋美龄画传》，作家出版社，2003年版，47页。
(3) 张爱玲：《更衣记》，《流言》，浙江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84页。
(4) 《女光周刊》，1930年第1卷第38期，30页。(www.xing528.com)
(5) 一鹤：《上下前后》，《女光周刊》1930年第1卷第27期。
(6) ［美］霍塞，越裔译：《出卖上海滩》，上海书店出版社2000年版，173页。
(7) 曹聚仁：《上海春秋》，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190页。
(8) 张爱玲：《更衣记》，《流言》，浙江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84页。
(9) 拏云生：《黄熟梅子》，新生书局1932年版，7页。
(10) 拏云生：《十里莺花梦》，原载1930年上海《金刚钻报》，春风文艺出版社1997年版，115页。
(11) 拏云生：《黄熟梅子》，新生书局1932年版，32页。
(12) ［美］费正清：《剑桥中华民国史》上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25页。
(13) 陈和：《老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396页。
(14) 西装领子的翻折部位称驳头，宽大的驳头领式称宽驳领。
(15) 鲁迅：《上海的少女》，《鲁迅全集》第四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563页。
(16) 穆时英：《南北极》，湖风书局，1932年版，94页。
(17) 同上书，102页。
(18) 茅盾：《子夜》，人民文学出版社1961年版，11页。
(19) 瞿绍衡：《摩登性寒腿病》，上海瞿氏夫妇医院1935年1月发行，5页。
(20) 同上书，9页。
(21) 当时的发型，要经过两道程序，先用“电烫”，然后“水烫”，依电烫的波纹，用软木梳夹住、吹风机吹干，待头发完全干后，去掉木梳，完成一次烫发。考究的人，电烫了半个月或一星期，再到理发店去做水烫，改换样式，整个过程需要大约两个小时。
(22) 林语堂：《中国人》，浙江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144页。
(23) 同上书，145页。
(24) 林语堂：《中国人》，浙江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145页。
(25) 拏云生：《十里莺花梦》，春风文艺出版社，1997年版，49页。
(26) 由国庆：《再见老广告》，百花文艺出版社2004年版，75页。
(27) 1936年11月，国民党当局将呼吁抗日的知识界领袖人物沈钧儒、邹韬奋、章乃器、王造时、李公朴、沙千里、史良逮捕，关押在苏州高等法院看守所监禁，激起社会强烈不满，史称“七君子”事件。
(28) 邹韬奋：《经历》，《韬奋文集》第三卷，三联书店1957年版，89页。
(29) 肇平：《欧化？偏不欧化！》，《女光周刊》第1卷第1期，2—3页。
(30) 《妇女未来之装饰》，《新天津画报》1933年4月22日。
(31) 《申报》，民国二十三年十二月一日。
(32) ［美］李欧梵：《上海摩登：一种新都市文化在中国1930—1945》，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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