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派：上海的摩登文化艺术

上海在开埠初所定的英法租界的界线画在一条小河，即洋泾浜（今延安东路）。饶有趣味的是，后来租界文化中将言语或行为的不中不西谓之“洋泾浜”，而恰恰是“洋泾浜”孕育了“海派”文化。

“海派”，原是京剧的流派。到了今天，却少有人知道原来的词意了。“海派”已被学者们认定，特指上海的文化特色，即包罗万象、华洋交杂的生活方式和衍生出来的文化艺术。更通俗地讲，“海派”更是一种做派、一种摩登、一种令他乡人不可企及的讲究。

“海派”的形成，不能不与开埠、租界、殖民联系在一起。清末以后，港口、租界的发展及众多国内外移民的涌入，使上海形成了民国时期变化快速而充满活力的区域特点。在动荡的民国初期，上海的社会环境较其他城市相对宽松，对外来的现代文化影响抵触较少，促使各地的文化人到上海寻求发展。在这样的历史、文化背景中孕育发展起来的上海，必然最终成为了民国时期流行时尚的发源地。

20世纪初，上海先于其他城市，完成了向近代西方民主、科学，以及价值观念的靠拢和改变。民族工业迅速发展，出现了蜚声中外的一批企业。如申新纺织厂、南洋兄弟烟草公司、先施公司、永安公司等等，多是在此期间开办或发展起来的，民族工业为上海造就了现代产业和现代时尚的经济基础。20年代后，许多有新思想的新型知识分子聚集上海，加速了西方文化的介绍和引进，使上海成为当时的新文化中心。另外，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成立，中国政治中心的南移，进一步强化了上海作为新文化中心的地位。1937年后的抗战时期，上海租界被称作远离战事的“孤岛”，受战争影响相对较少，仍能维持战前的时尚生活。

就在那个时代，上海有了“不夜城”的别称，人称：“火树银花，光同白昼。”邮政、通信、电灯、电车、自来水等公用设施的大力营建，促进了上海城市现代化的飞速发展。上海市民较大多数中国人更早地领略现代文明的好处，同时也是较多地接受了西洋生活方式的影响。

上海租界内生活着大批来自欧美等国的官员、商人和各式各样职业的外国人，他们将本国的衣食住行方式尽可能地带进了中国。当年的租界，抬眼望见的尽是外国生活景象。因此，不可避免地对相近相邻的中国居民产生影响。“主要由外国人治理但主要由中国人居住的条约口岸，是文化共生现象的产物，是西方的扩张与成长的面海中国的力量的结合点。”⁽¹²⁾

上海男士们的日常穿着，除了西装、长衫外，还有人穿的是1929年民国政府《服制条例》里规定的男公务员制服，其形制与中山装形似。（生活书店旧影）

1917年前后，数十万俄国人来上海……霞飞路一带出现了许多西式企业。霞飞路上的服装店，虽没有南京路的牌子老，但他们的款式、做工更接近欧洲风格。其他如面包店、咖啡店、珠宝行、照相馆里，都是价廉物美的欧洲货。是白俄把欧洲的生活方式，从租界里的大班和高等华人的豪宅中解放了出来，变成了上海一般市民也能消受得起的日常生活方式。上海人很早在福州路吃“番菜”（广东化的西餐），也很早知道丰富美味的法国食品，但是真正普及“掼奶油”、“棍子面包”、“罗宋面包”、“冰激凌”……都是从这时开始的。⁽¹³⁾

西式礼帽已完全取代中式瓜皮小帽。

租界文化不断向中国人的生活中渗透，继而与中国本土文化共生，海派文化就是本土的江南文化与各国外来文化等多种文化的混合体，是一种外来居民与本地居民的共享文化。一时间，积极的与消极的，进步的与落后的，健康的与病态的，现代的与封建的，杂处一地。当地的中国人接触西方文化的同时，也接受了这种文化带给人的躁动和刺激。穿洋装、吃西餐、看电影、进舞厅，享受新式生活是租界里的时髦。“海派”生活与文化的特质，就是西方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在上海的成功移植。

穿洋装，拎“司帝克”（stick，手杖），戴平光眼镜和呢绒礼帽，为洋人做事，喝牛奶咖啡、吃火腿面包，讲几句“洋泾浜”英文……被视作时髦而备受推崇。(www.xing528.com)

30年代时期，十里洋场中的时髦“行头”，一般包括以下内容：

头戴英国式的Hatman呢帽，有深灰、淡灰、深棕、淡棕等色，夏季是草帽。上海南京路上的“小吕宋”、“盛锡福”等店的国产帽店也有类似帽式。西装的料子首选进口货，即使不是Towntex也得是其他的外国花呢，次之则穿国产“章华”或者“协新”呢料。足下一定是进口皮鞋，衬衫要Van Heusen或者Arrow，起码也得“司麦脱”或者“康派司”；南京路上的英资首饰商“安康洋行”打样定做袖扣和领带扣针，质地有银，也有K金，还可以镶嵌宝石或钻石。手表有劳力士、欧米茄、浪琴、西玛、天梭……能穿着如此行头的主要是那些崇洋的老板、小开。

这个时期，商界、政界和部分知识界人士多穿着西装。但是，同是三件套的西装也各有不同讲究。最有名的西装店是开设在南京路近四川路处的CRAY，老板兼裁剪师是欧洲人，其西装缝制的费用超过“培罗蒙”好几倍，相当于好几两黄金的价格。1930年左右开业的惠罗公司和对面的福利公司男式部中都有制衣部，裁剪师是白俄移民。

大多数普通上海人的西装还是出自中国裁缝之手。20年代开始，浙江奉化的“红帮裁缝”在上海逐渐形成气候。当时上海最有名的四家西装店是开设在静安路上的“培罗蒙”、“皇家”、“隆生”和“亨生”。其中以1919年开张的“培罗蒙”最为著名，许多达官富商也是“培罗蒙”的常客。

那时的上海市场充斥着洋货，有永安公司出售的巴黎吊裤带；新新公司出售的英国羊毛围巾；茂昌眼镜公司出售的德国蔡司朋克塔平光眼镜，都是穿西装必要的时髦搭配。另外，男子还流行穿绒线开衫外套，绒线背心，还有宽驳领⁽¹⁴⁾、双排纽的西式大衣，秋冬季也可以加穿在中装外面。

那真是一个上海人来不及消化洋摩登的年代，所以，只要是在中国没出现过的，任何西洋的东西都被冠以时尚，都有其市场。甚至滋生了重衣衫不重人的世风，正如鲁迅所说：“在上海生活，穿时髦衣服的比土气的便宜。如果一身旧衣服，公共电车的车掌会不照你的话停车，公园看守会格外认真的检查入门券，大宅子或大客寓的门丁会不许你走正门。所以，有些人宁可居斗室，喂臭虫，一条洋服裤子却每晚必须压在枕头下，使两面裤腿上的折痕天天有棱角。”⁽¹⁵⁾

“洋泾浜”培养出来的摩登之花香臭并存，既有破中国封建恶习，树现代文明之风的一面，又有殖民文化派生出来吮痈舔痔、挟洋自重的另一面。

游泳运动无疑是时髦运动，这是当时游泳运动员的时尚连衣裙。

奥地利画家希夫（Friedrich Schiff）30年代在上海所画的时髦女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