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7年12月，在美国获得博士学位的胡适穿着西装回到安徽绩溪老家。这位洋翰林此次回家省亲是为了完婚，迎娶的是奉母亲之命早就聘定的一个小脚女子。在美国留学期间，胡适已有情投意合的人，出于传统的忠孝观，他在不得已之下做出了放弃爱情的选择。在社会现实当中，新文化运动的领袖人物面对数千年的传统，同样也是痛苦的、沉重的和难为的。
新文化运动始于何时？1917年，蔡元培出任北京大学校长可为一种界定。那是元月4日的一个大雪天，这位新任校长向前来迎接他的北大普通校工一一鞠躬行礼，如此平等亲善的举动意味深长。从此，北大在蔡先生的领导下，开启了中国一个空前绝后的现代大学教育时期。在这之前和之后，陈独秀、胡适等人也以文学和文字为突破口，倡新摒旧，为新文化运动奠定了基础。这场迟到的资产阶级思想启蒙运动，对中国的未来起到了难以估量的重要作用。随后1919年的五四运动，进一步唤醒了沉睡的民族激情。当时在巴黎的中国外交官顾维钧，虽身着华丽的欧式外交礼服，但拒绝在巴黎和约上签字。中国人开始认真思考“科学”与“民主”的真谛了。
几位天真无邪的民国孩子穿着传统的衣衫，梳着摩登的发式。黄宗江供
民初最主要的男子礼服是长袍马褂。袁信之供
冯友兰（中）1912—1915年间在中州公学，长袍马褂是此时知识分子最普遍的穿着。
虽然身着长袍马褂，发型却是西式的了。黄宗江供
民初最普遍的穿着还是中式长袍长衫。黄宗江供
民初的那些日子里，太多的政治冲突、军阀混战、意识形态的较量，服装的变化显得如此不重要，只是以其特有的方式反映着这纷争的社会状态。
当时，作用于服装的主要因素是传统与政治。
回国后的胡适也换上了中装，这倒并不意味他对封建传统的妥协，而是国情所致，那时穿西装、学生装的毕竟是少数。普通百姓最普遍穿着的是中装长袍、马褂，以为礼服。长袍，大襟右衽，长至踝上二寸，两侧下摆开一尺左右长衩；马褂一般为黑色丝麻棉织品，对襟长袖，衣长至腹，纽扣五粒，此时已无身份等级限制。但平常更多的是穿长袍、马甲，马甲则以锦缎为贵，长袍一般为蓝色或灰色，可棉、可夹、可单，夏天长衫多无领，冬袍则有高敞领，长袍内穿西式裤子与皮鞋或中式灯笼裤与布鞋。“五四”时期的男性知识青年大都穿素色长衫或学生装，加长围巾，成为当时新文化运动以来新青年的典型装束。
这时期的农民、手工匠人以及各种小商小贩还是习惯于穿上衣下裤，其打扮与清末时相差无几。上衣一般为大襟右衽或对襟，谓褂、衫或袄，腰上系不系带均可；裤子为缅裆裤（中式裤子，北方称“缅裆裤”，南方称“满裆裤”），裤脚束口，有的还在外边穿一条套裤，裤腰、臀围肥阔，“短打”装扮。衣、裤一般都为灰色、蓝色或蓝灰色之类。鞋、帽无太大变化，瓜皮小帽、千层底布鞋或双梁布鞋仍是各阶层所喜穿戴之物。
民初女性服饰也在迅速地发生变化，借助共和革命之力，开始了简化。
女装由清末的上袄下裤演化为上袄下裙为主流，衣服更加称身适体，上衣腰身收得较窄小，大襟右衽，袖长不过肘，袖口呈喇叭状，又称“倒大袖”；腰臀呈曲线，下摆有弧形、圆角、直角等，张爱玲称：
时装上也显现出空前的天真，轻快，愉悦。“喇叭管袖子”飘飘欲仙，露出一大截玉腕。短袄腰部极为紧小。……短袄的下摆忽而圆，忽而尖，忽而六角形。(21)
1919年制的戏婴图深腹盖罐上彩绘的五色旗与人物表现了民初的时尚风情：高领斜襟袄裙装束是当时的时髦女装。
民初女子的衣裙已经摒弃繁缛装饰。Paul Chapron供
女装普遍变得简约，领子却愈来愈高。李克瑜供
南方官宦人家女眷的典型服饰及刘海、发髻，女孩们则梳长辫。
林徽因（右一）1916年身穿学生装的留影
女学生和年轻妇女受进步思潮影响，服装趋于短窄，袖式为“倒大袖”（喇叭袖），下摆呈弧形，配以短裙，不施绣文。刘蓬作
民初的女装趋简约、称身，衣袖是喇叭状式的“倒大袖”，衣下摆呈圆弧形。作者收藏
女装的装饰日趋简单，简化了镶滚、缘边等装饰工艺。作者收藏
董竹君的第一张留影（1914年），窄身元宝领衣裤，梳剪刀式刘海，甚是俏丽。董国瑛供
裙子也较清末略短，有改变马面裙的褶裥做法，任面料自然下垂；衣裙衣裤装饰比清末减弱，镶滚、缘边减少，不再“十八镶滚”；袖口边的“阑干”或阔滚条不见了，换成窄条边装饰，扁的叫“韭菜边”，圆的是“灯果边”，也称“线香滚”。用料多为丝质品和棉质品，尤其盛行爱国布、文明纱等。富家女眷多用丝质品，普通人家则多用蓝白棉布。有人将中式袄衫加上西式翻领，也不失为对中西合璧新时装的一种尝试。
女学生和年轻妇女受当时日本女装的影响较明显，高领衣衫狭窄修长，与黑色长裙相配，袄裙均不施绣文。不穿耳裹足，不戴首饰，不涂脂抹粉，谓“文明新装”。若加上一副椭圆的小蓝眼镜，穿一双尖皮鞋，则是最时髦的装扮。尤其女子学堂的兴起，当时女校通常仿西方的教育模式，学生通常来自于开明富有的家庭。女校服的新颖素雅开一代现代女装风气之先。1910年代后，女学生装束遂成为了以后十余年的时尚，有文载：“自女学堂大兴，而女学生无不淡妆雅服，洗尽铅华，……北里亦效之。故女子服饰，初由北里而传至良家，后则由良家而传至北里。”
有必要提及的是，清末出现了由青楼伶优取代士绅贵妇引领时尚潮流，良家随之效仿，当时报章称：“上海青楼中人之衣饰，岁易新式，靓妆倩服，悉随时尚。……至光宣间，则更奇诡万状，衣之长及腰而已。身若束薪，袖短露肘，益欲以标新领异，取悦于狎客耳。而风尚所趋，良家妇女无不尤而效之。未几，且及于内地矣。又有戴西式之猎帽，披西式之大衣者，皆泰西男子所服者也。”青楼中有继续清末的窄身高元宝领样式的，也有穿着西式男装的。生于1900年的董竹君，十四岁被抵押入青楼卖唱，入照相馆拍了有生以来的第一张照片，照片上身穿元宝领窄衣裤的她在回忆录中道：
我戴上自己最喜欢的一对碧绿色的翠玉耳环，穿一身当时最时髦的黑纱透花夹衣裤（蚌壳式的领子，窄窄的裤脚，大开气的下摆），紧脚的黑缎鞋口上打着一个花结。将头发梳成最时兴的刘海剪刀式，辫根上扎着鲜红的粗丝线绳。手腕子上又戴了一对水金花式的金镯子……(22)
不过，大多数女性对服饰的改易是审慎的、缓慢的，甚至是保守的。清末的女装样式依旧是主流。满族女性基本保持清末样式——齐脚宽松满装、丝质绣花马甲、两把头、木质高底缎面绣花鞋。此时的旗袍仍保持宽大、平直、衣长及足的特点，尤其是袖子极为宽大且各种镶滚刺绣仍较多。但因革命成功，社会上排满情绪激烈，满族妇女有些改穿汉服，即袄裤、袄裙等，但那时的汉满衣着界线已十分模糊。
这张摄于南京贡院的照片，记录了民初女子依旧“三绺梳头，两截穿衣”。高建中供(www.xing528.com)
一般汉族妇女仍为清末样式的上衣下裤，或上衣下裙，上衣一般长至膝或臀下，右开襟，左右下摆开衩，高立领，元宝领依旧流行，裙长至脚背，衣裤（裙）装饰趋少。年龄大的女性仍头戴勒子，手绢、扇子为主要饰品，头上还有插鲜花或绒花为装饰的。
民国建国前后女子发式的变化不大。不同于以往的是，此时盛行挽髻于前额顶，或如螺，或似鬟，均用色彩艳丽的丝带或缎带系扎、装饰，脑后头发齐项。还有的挽低髻于脑后，垂于肩，前额或留一排厚厚的齐整刘海，或前额光洁无一丝头发。年轻女孩则在脑后垂一根长辫，在头顶插花为饰。另外还有一种燕尾（或剪刀）式的刘海此时也极为时兴。少女则一般留有浓密整齐的刘海，又叫“一字式”，妇人通常不留刘海，前期也曾流行过日本传来的大和髻。
鞋则有双梁鞋、挖云鞋等，多为缎质木底或软底，冬天穿毛窝（棉鞋），一般有蓝、黑紫或石青等。此时的鞋有缠足鞋（弓鞋）和天足鞋，均为平底，手工绣花是其主要装饰。1910年代后期，富裕家庭妇女开始时兴穿西式高跟鞋。
1919年5月4日，是一个星期天。当时的《晨报》这样报道震惊中外的五四运动：“记者驱车赴中央公园，游览至天安门，见有大队学生，个个手持白旗，颁布传单，群众环集如堵。”那一年好像特别地冷，大学生们都穿着长衫，一般为灰色、蓝色，十分朴素，有的还戴着围巾。五四运动的策动者罗家伦在以后的回忆录中，提到当年北京学生联合会主席段锡朋的打扮，“北大学生，很少有知道他的。他总是穿一件蓝竹布大衫，扇一把大折扇。”参加运动的还有一批女学生，她们穿着浅蓝色圆摆小袄和黑色素裙，白色布袜和黑色布鞋，朴素雅致。当年，年轻大学生们的装束不失为杂乱混沌年代里的一股清新空气。
————————————————————
(1) 爱新觉罗·溥仪：《我的前半生》，群众出版社1964年版，306页。
(2) 鲁迅：《头发的故事》，《鲁迅全集》第一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462—463页。
(3) 冯骥才：《三寸金莲》，四川文艺出版社1986年版，1—2页。
(4) 《亚细亚日报》，1912年8月2日第6版，1912年7月25日第6版。
(5) 冯骥才：《神鞭》，《冯骥才集》，海峡文艺出版社1986年版，279页。
(7) 严仁清：《严修编写“放足歌”》，《天津文史资料选辑》第二十五辑，天津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52页。
(8) 《服制》，《中华民国法令大全》，商务印书馆1913年版。
(9) 《大自由报》，1912年9月10日，第5版。
(10) 唐在礼：《辛亥革命以后的袁世凯》，杜春和等编《北洋军阀史料选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90页。
(11) 鲁迅：《洋服的没落》，《鲁迅全集》第五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455页。
(12) 杜立昆：《白俄在天津》，《天津文史资料选辑》第九辑，天津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172—173页。
(13) 中国近代纺织史编委会：《中国近代纺织史》下卷，中国纺织出版社1997年版，173页。
(14) 张章翔：《在天津的“宁波帮”》，《天津文史资料选辑》第二十七辑，天津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83页。
(15) 林语堂：《论西装》，林恒、袁元编《讲穿》，海南出版社2000年版，66页。
(16) 《北京新报》，1912年第1299号，第4版。
(17) 《北京新报》，1912年第1174号，第4版。
(18) 《大公报》，1912年9月8日。
(19) 《北京新报》，1912年第1384号，第1版。
(20) 林语堂：《中国人》，浙江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312页。
(21) 张爱玲：《更衣记》，《流言》，浙江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83页。
(22) 董竹君：《我的一个世纪》，三联书店1997年版，28页。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