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衣裳：中国服装流变史

新政权文武官员换上新装，意味着满清帝国顶戴花翎的终结。改元易服，天经地义。中国历代统治者都把服饰纳入维护宗法社会制度的礼法规范之中，从周公开始，就把商代已经存在的服饰等级的差别加以制度化、系统化，使之健全为以血缘家族为基础的封建等级制度。中国历代的《舆服志》、《礼仪志》，便是各朝各代服制的记载。服制是我国历朝立国的重要举措之一。

民国初年颁布的服制，其意义不仅仅是易服改元之举，而是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用法律的方式将西洋服饰直接地、自上而下地引入中国，并以此为社会政治变革的手段之一。可以这么说，民初的《服制》不止是一纸政令，更是一份革命檄文。

易服，意味着革命，意味着对新时代所取的态度。当时的上海、天津、北京、南京等城市的政界、知识界率先剪辫易服，商贾亦为之推波助澜，机敏的商家则抓住了改元易服这一商机。民国元年北京《大自由报》刊登此类广告：

易服者注意：启者民国共和告成国民剪发易服以壮我国气象一新。本主人有鉴于此故由上海特聘高等裁剪名师专做西式各种改良便服并各国维新便帽无不完备。敝局非图渔利实因鼓吹易服起见，凡士商各界请一试之方知予言不谬。⁽⁹⁾

民国初年的都市年轻人十分追慕西式装扮。黄宗江供

全套爱德华风格的欧式打扮是民初的官方礼服。

除了西服外，军服是民初政坛的另一重要服饰。民国初期的北京政府由大批军人控制着政权，且当时的政治角力也往往是军事上的争斗，故军服也频频在民初政坛亮相。在《服制》颁布二十天后，民国政府又公布了《陆军服制》及《陆军官佐礼服制》。新式陆军制服全盘西化，或者说是吸收了日本式的西式军服的特征：以民国五色国旗作为“步、骑、炮、工、辎”兵种的标志色。服制对帽章、肩章、便服、外套、士官生服和讲究的军礼服做了详尽的规定，尤其将军的军礼服军帽及配饰极为华丽，军礼帽的羽饰、绶带、流苏等颇为讲究。一篇回忆录较翔实地记载了当时的军礼服，那是1913年10月：

……这时有戴全金线军盔、着蓝色制服、佩军刀的卫士三百二十名排队走入大殿，分两排站列……总统府秘书长梁士诒，秘书夏寿田，皆着燕尾服，侍从武官荫昌，军事处参议代理处长唐在礼，皆着钴蓝色军礼服，戴叠羽帽，佩参谋带。最后袁世凯乘着八大抬的彩轿到来，着陆海军大元帅礼服，礼服亦钴蓝色，金线装饰甚多。⁽¹⁰⁾(www.xing528.com)

民国政府之所以选择现代洋服作为新时代的象征绝非偶然。社会文明的进步，必然要影响到社会成员的生活方式及衣饰行为。任何国家从农耕文明步入工业文明都同样经历过服装革新，传统繁琐的长袍长裙必然让位于现代简洁的短装短裙。显而易见，快速高效的机器生产无法与“长裾雅步”相融，世界上任何民族在跨越农耕文明之时，不可能不对自己部分的传统说再见。

模仿东洋的西式装扮

民初的外交礼服——全番欧化的装束

东洋式军服也是民初政坛的重要服饰。

戎服是清末民初最早引入中国的西洋服装。

也许民初国会在制定洋服作为礼服时，对于此举给中国传统服饰带来的猛烈冲击和前所未有的改革意义始料未及。确立一种迥然不同于我国衣冠文化的燕尾服和圆筒礼帽成为民国的主要礼服，这不能不说是极为果敢的举措。此举绝不似中国传统的中庸之为，颇有点矫枉过正。在具有两千年封建传统的国度里，人们通常害怕变化，依赖习惯，更畏惧权威。而民初的服制，恰是运用革命的权威、法律的权威来实现社会变革，强制性地使国人接纳新的政体和现代文明。

在废除辫发满装以后，中国人该如何着装？当时的革命者虽说排满，但绝非复明。就此，鲁迅曾俏皮地讲过：“恢复古制罢，自黄帝以至宋明的衣裳，一时实难以明白；学戏台上的装束罢，蟒袍玉带，粉底皂靴，坐了摩托车吃番菜，实在也不免有些滑稽。”⁽¹¹⁾在当时，西式服饰正是历史的选择，因华夏服饰未能自觉步入工业时代，成形于农耕文明的服饰形态让位于先入工业文明的西方服装也是理所当然。何况革命党人正是以法国大革命、美国独立战争为榜样，以西方民主政体为摹本，因此，民初服式的西化正是历史的必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