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初安西王的分封是元朝军事戍防体制的表现和产物。蒙元交替之际，忽必烈与阿里不哥争夺蒙古汗位，导致蒙古大兀鲁思[1]发生了严重的政治分裂，术赤兀鲁思、察合台兀鲁思、旭烈兀兀鲁思均不同程度地走向独立。面对大汗权威昔盛今衰的挑战，忽必烈通过以藩制藩、以亲制疏的策略，试图恢复大汗对西道诸王的政治控制，远交近攻，把经略的重点放在中亚的察合台汗国。与宋朝“强干弱枝”政策不同，在保持中央精兵的同时，基于治安和国防的需要，元朝在内地重镇及边远要塞派驻了大量军队，即与中央宿卫制并存地方镇戍体系。“宿卫诸军在内，而镇戍诸军在外，内外相维，以制轻重之势”，史称忽必烈与谋臣斟定全国镇戍规模，“达兵机之要，审地理之宜”，“命宗王将兵镇边徼襟喉之地，而河洛、山东据天下腹心，则以蒙古、探马赤军列大府以屯之。淮、江以南，地尽南海，则名藩列郡，又各以汉军及新附等军戍焉”[2]。此就全国形势而言。
在地方镇戍体系内，元朝政府有诸王分封与宗王出镇制度。忽必烈立国中原，自始即强调“祖述”与“变通”并行、“稽列圣之洪规”与“讲前代之定制”同施，换言之，不仅采行汉法，也保留蒙古旧制，在许多方面采取“诸制并举”的二元或多元政策[3]。中统建元，仿“周封列国七十，而同姓者五十三人；汉申丹书之信，而外戚侯者恩浸广矣”，对其“宗室驸马，通称诸王……初制简朴，位号无称，惟视印章，以为轻重”[4]。诸王分封是蒙古传统的习俗，是为加强对辽阔境土的有效控制，封地多在边徼或游牧地区。元太祖、太宗征讨诸国，得一地即封子弟一人镇之，亦有封及驸马者；宪宗又分迁诸王于各部；及取中原后，诸王之分封于外者，又各予以内地分邑，如汉、唐食邑之制，所收之赋曰五户丝，每五户出丝一斤，以供其俸[5]。中统三年（1262）山东李璮联宋反元[6]，对忽必烈政权产生极大震撼，加深了蒙古人对汉人的疑虑心理，元朝政府失去对汉人将领的信任，采取多种预防政策。宗王出镇是忽必烈参用汉法对兀鲁思领地制等方面的一种改革，作为王子而受朝廷委派的职务，即分遣皇子、皇孙出镇襟要，威慑制约旁系宗王，负责该地区镇戍征伐，并代表朝廷监临当地军政。这种受封并非实封，是封藩不治藩，仅取“封建之余意”，主要职责在于军事镇戍[7]。从名义上讲出镇宗王为镇戍区最高军政长官，但地区行政并不归其管领，行政由行省地方官员掌握。二者的职司分工在于，出镇宗王只是以皇室成员的身份担任军政首脑，重在统军镇戍，而地方行政及部分治安由元朝地方官僚系统控制。元人所谓“镇之以亲王，使重臣治其事，自人民军旅赋役狱讼缮修政令之属莫不总焉，独不得承制署置属吏耳”[8]，正是宗王与行省分权而治的概括。但由于宗王是代表大汗（皇帝）震慑一方，位尊势重，在监督与协调地方军政首脑及贵族权要方面能够发挥特殊的作用。
元代皇子、宗王出镇地方是元朝依内外军政局势而采用的一项特殊的分封形式，它在元廷对边疆要地的控制方面发挥了较重要的作用。至元初，为适应与西北叛王的军事对抗和防范被征服地区民众的需要，以亲驭疏，藩屏朝廷，忽必烈按照汉族臣僚郝经、王恽、刘好礼等建议，相继封诸皇子为王，出镇西北、西南、江淮等地。这些镇边的皇子，大多领受与该地方位相应的王号印章。元制“惟视印章，以为轻重”，《元史》诸王表中所列其封一字王者最贵，如燕、秦、晋、梁、越等，皆金印兽纽；其次二字封号，如安西、西平、北平、镇南、北安、怀宁等，皆金印螭纽；又次有金印驼纽、金镀银印驼纽、金镀银印龟纽、银印龟纽。“大约诸人封号虽同而印章有别，或一人之身前后同此封号而赐印自有等差”[9]。至元前半期，最高级的一字王号授予世祖诸子中正后所生者。世祖、成宗时期王号授予情况，首要考虑、衡量的是中央和重要地域的统治或镇戍（出镇、防卫及拓境活动）。在研究王号授予原委时，应从“中央和重要地域的统治或镇戍”来考虑论功行赏和当时的政治形势[10]。忽必烈次二子皇太子真金有封地在云南；次三子忙哥剌为安西王，镇京兆（关中）及察罕脑儿；次四子那木罕初封北平王，镇阿力麻里，后改封北安王，出镇漠北；次五子忽哥赤封云南王，出镇云南，兼辖大理、善阐及察罕章、合剌章、赤秃哥儿、金齿等部以及安南诸国；次六子爱牙赤大王曾一度驻军瓜沙；次七子奥鲁赤受封西平王，出镇吐蕃地区；次八子阔阔出为宁远王，镇漠北；次九子脱欢为镇南王，初镇鄂州（即武昌），后改镇扬州；其他皇子诸王“大率错列于陕西、四川、甘肃边徼”[11]。至元二十二年（1285），“立汴梁宣慰司，依安西王故事，汴梁以南至江，以亲王镇之”[12]。这些封王在地方上拥有很大权力。他们或设王相府总揽军民，或以王府官兼行六部。他们既是军事首脑，同时也参与行省事务。“安西王国秦，凡河东、河南、山之南与陕西食解池盐地，皆置使督其赋入，悉输王府”[13]。“凡官关中者，职不职，听其承制迁黜”[14]。“其大如军旅之振治，爵赏之予夺，威刑之宽猛，承制行之。自余商贾之征，农亩之赋，山泽之产，盐铁之利，不入王府，悉邸自有”[15]。宗王所辖镇戍区的岭北、河西、吐蕃、云南、江南等地可分两类：一是胁防西北、东北，二是镇遏南方要地。它们从东北—西北—西南—江淮，构成了一个半圆形的军事防御线以屏藩朝廷[16]。至元初的皇子封藩，对忽必烈以前蒙古宗王兀鲁思分封的形式和内容多有所沿袭，但分封的性质已经完全不同，封藩的独立性显著减退，藩权很不完整，其与兀鲁思领地、五户丝食邑分封制度显著有别。忽必烈所封诸子，实质上多只是代表皇帝镇戍一方的军政领导，重在军事镇戍。后经至元中期的普遍削藩，在诸皇子镇戍区陆续恢复或设置了行中书省，出镇皇子的权限及藩属的独立性更加大大削弱了。
封地是诸王子承自其父忽必烈的一份产业。至元九年（1272），忽必烈封三子忙哥剌为安西王，赐京兆为封地，并为其置王府。元代诸王每得开邸置傅，其蒙恩深厚者则置王相府。忙哥剌长兄朵而只王早卒，次兄是皇太子真金，所以他在皇子中有特殊地位，忽必烈将自己原先封地且已“大治”[17]的京兆关陇地区赐封忙哥剌，即如《延釐寺碑》中所谓“以渊龙所国国之”[18]，既是厚爱又是信任。次年忙哥剌益封秦王，别赐金印，一藩二印，两府并存，“其府在长安者为安西，在六盘者为开成，皆听为宫邸”。安西王印是金印螭纽，秦王印是金印兽纽。至元二十四年（1287），“中书奏，王次子按檀不花袭秦王印，诏阿难答既为安西王，其秦王印宜上之。然其后犹称秦王阿难答”[19]。世祖朝所封诸王的印章分为一等金印兽纽、二等金印螭纽、三等金印驼纽、四等金镀银印驼纽、五等金镀银印龟纽、六等银印龟纽六个等第。忙哥剌封授的印章等级有一等金印兽纽、二等金印螭纽。终世祖朝，除内属国高丽王外，惟燕王（皇太子）真金和忙哥剌及忽必烈嫡孙甘麻剌得赐第一等印章金印兽纽；忽必烈嫡庶子中，忙哥剌、那木罕、脱欢得赐第二等印章金印螭纽。金印兽纽最为高贵，世祖、成宗二朝仅授少数忽必烈嫡系子孙。王爵印章是宗室贵族权力地位的象征。封爵授印宗王的品秩，均为正一品。其印章规格尺寸，又高于其他正一品的官印，诸王印章品级凌驾于百官之上[20]。元代一藩两印或改赐、袭封二印者不止忙哥剌一例，如真金长子、忽必烈嫡孙甘麻剌先后以梁王和晋王身份两次封授一等金印兽纽；忽必烈嫡子那木罕先后以北平王和北安王身份两次封授二等金印螭纽；忽必烈庶子云南王忽哥赤封授三等金印驼纽和四等金镀银印驼纽；广宁王爪都先封授四等金镀银印驼纽，后又封授二等金印螭纽；南平王秃鲁先封授六等银印龟纽，后又封授四等金镀银印驼纽。然而比较而言，忙哥剌二印的等第是最高的（虽然甘麻剌两次封授一等金印兽纽，但其已是至元二十七年和至元二十九年之事了）。[21]安西王忙哥剌“胙土关中，秦蜀夏陇，悉归控御，宸眷西顾，实为藩辅。稽古建官，一新庶政。发号施令，恒以爱养，基本为务”[22]，“其时犍河之外，秦固内地。教令之加，于陇于凉，于蜀于羌”[23]。其辖地有两部分：一是从乃父忽必烈处继承的关中封地，这块封地主要是京兆路八州十二县等；二是安西王“教令之加”的今甘肃、四川、陕西、宁夏等地。后者仅属忙哥剌“控御”而非其“胙土”（赐土）。但由于忙哥剌出镇初，至元十年（1273）三月、四月，中兴行省（甘肃行省前身）、四川行省即行废罢[24]，故安西王忙哥剌在“控御”区内获得了“承制”治军、命官、司法、征税等多方面权力。由忙哥剌“控御”的“秦蜀夏陇”与他属下的京兆封地虽有名分差别，然权力所及，几同于封土。皇子安西王国“起初带有较严重兀鲁思领地性质”[25]。安西王府自设置之日始便设有王相，管理封地内军民诸政，安西王相府相当于与行省并立的第二政府。
六盘山早先有蒙古皇帝的行宫。蒙古开国皇帝成吉思汗和蒙哥汗都曾驻跸于此，指挥征服西夏及进攻四川的军事。忽必烈南征大理，从东胜渡黄河而历盐夏，亦曾驻六盘山其“王府”[26]。忙哥剌地位至尊，这不仅是与忽必烈父子关系亲密，更有镇戍河西的需要。安西王出镇京兆，分兵驻六盘山，兼辖河西、吐蕃、四川等处军民之政。其时蒙宋相峙于四川，安西王除负责西方防御察合台后王东侵外，还主持全川战事。至元十七年（1280），忙哥剌子阿难答袭封安西王。阿难答统军15万驻防于元朝西部边防线，是元朝抵御察合台后王的主要力量[27]。
按照元朝的制度，封王的贵族可在封地建王府，设置官属，并且有自己的怯薛[28]。安西王于六盘山开城置王府，在当时除政治背景、军事因素等外，此地夏季清凉是其成为夏宫的基本条件。奉元路长安城，地处关中平原的中部，海拔高程400米左右，地势低平，夏季主要受西太平洋副热带高气压控制，冷空气很少侵入，故而气候炎热，盛夏常出现一周以上的连续少云天气，有时甚至二十几天干旱无雨，日最高气温达到或超过35℃的日数平均每年二十七天，历史上（指有气象仪器观测以来）的极端最高气温高达45.2℃，这种长时间的溽热酷暑对居住在奉远路长安城的人们来说是不堪忍受的[29]。固原西靠六盘山地，海拔高程1750余米，“夏犹被褐，冬必毡裘”[30]，气候属温带半干旱地区，7月平均气温18.9℃，年平均气温5℃～6℃。地势高，热量条件差，气候清凉，日照不足（日照时数2200～2300小时），气温日较差12.2℃，6月最大为13.9℃，9月最小为10.5℃。六盘山为多雨中心，年平均降水量520～680毫米，全年降雨日数110天左右，7～9月这三个月的降水量占全年的60%～70%。域内一般表现为雨量较多而气温偏低。雨量随地形升高而增加，热量则递减。六盘山区为山地森林草原和落叶阔叶林，清水河、葫芦河、泾河及其主要支流等均发源于此。古谚云：“陇山高高陇水流，陇上六月如清秋”。开城安西王府北距固原城约18公里，海拔1970～2000米，按照气温随海拔高度升高而递减的自然规律，每升高100米时，气温就下降0.6℃，开城海拔比固原城高200米左右，则其地比固原城气温低1℃多，如果再加上其他自然环境的影响，如如茵的草地、茂密的林木、一定的水域，都能影响到该地的小气候，所以开城的气温会更低。在区域农业地理中六盘山是阴湿地区[31]。这大概也就是安西王“冬居京兆，夏徙六盘山，岁以为常”[32]或谓“王未始至岁惟关中，夏则乐其高寒即六盘者”[33]的季节原因所在。
【注释】
[1]“兀鲁思”（ulus）是突厥语词，公元8世纪左右被借入蒙古语，并发生了与原词不同的语义变化；公元13、14世纪蒙古国的建立及其强大影响，使“兀鲁思”（ulus）又被借回突厥语中，保留了其在蒙古语中的语音形式ulus和主要义项，如“国家、人民、部落”，其“氏族”“家族”义由于受突厥语中相应词的影响而没有保留下来。阿不里克木·亚森，沈淑花：《“兀鲁思”（ulus）词源考》，《民族语文》2002年第6期，第41～42页。相关内容可参见王颋：《大蒙古国兀鲁思封授问题管见》，载中国元史研究会编：《元史论丛》第六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
[2]《元史》卷九十九《志第四十七·兵二》，中华书局点校本，第2523页、第2538页；［元］苏天爵编：《元文类》卷四十一《经世大典序录·政典总序·屯戍》，文渊阁《四库全书》集部三○六·总集类，第1367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6月，第542页上栏。
[3]白钢：《关于忽必烈“附会汉法”的历史考察》，《中国史研究》1981年第4期，第93～107页。
[4]《元史》卷一百八《表第三·诸王表》，中华书局点校本，第2735页。
[5]参见［清］赵翼著，王树民校证：《廿二史箚记校证》（订补本）（下册）卷二十九“元封子弟驸马于各部”，中华书局，1984年1月，第676页。有关研究，参见［日］岩村忍：《五户丝与元朝的地方制度》，《东方学报》（京都）32册，1962年；李桂枝，赵秉昆：《五户丝制述略》，《社会科学辑刊》（沈阳）1982年第6期，第92～97页。
[6]参看周良霄：《李璮之乱与元初政治》，《元史及北方民族史研究集刊》第4期，1980年，第6～13页，收入南京大学历史系元史研究室编：《元史论集》（中国历史研究丛书），人民出版社，1984年11月，第115～128页。
[7]相关内容参见，萧启庆：《元代的镇戍制度》，原载《姚师从吾先生纪念论文集》（台北，1971年），第145～164页，收入氏著论文集《元代史新探》，台湾新文丰出版公司，1983年，又氏著：《内北国而外中国：蒙元史研究》（上册），中华书局，2007年10月，第256～275页；周良霄：《元代投下分封制度初探》，收入元史研究会编：《元史论丛》第二辑，中华书局，1983年4月，第53～76页；李治安：《元代的宗王出镇》，收入元史研究会编：《元史论丛》第四辑，中华书局，1992年2月，第71～83页；李治安：《元代分封制度研究》第五章《元朝时期的宗王出镇》，天津古籍出版社，1992年；李治安：《元代政治制度研究》第三章四节《元代的宗王出镇》，人民出版社，2003年9月，第416～434页；陈得芝主编：《中国通史》（修订本）第八卷《中古时代·元时期》（上册），《丙编·典志》第十章《元代投下分封制度》，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年7月，第984～1001页。
[8]［元］虞集撰：《道园学古录》卷五《送文子方之云南序》，文渊阁《四库全书》集部一四六·别集类，第1207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6月，第74页上栏。
[9]清高宗敕撰：《续通典》卷三十五《职官十三》，商务印书馆，1935年9月，第1340页上栏；清高宗敕撰：《续文献通考》（第二册）卷二百七《封建二》，商务印书馆，1936年3月，第4437页。
[10]［日］野口周一：《元代世祖、成宗时期的王号授予》，内蒙古社会科学院《蒙古学资料与情报》1990年第3期（总第43期），第1～12页（冯继钦译自野口铁郎编：《中国历史上的动乱结构》，雄山阁，1986年12月）。
[11]有关研究，周良霄：《元代投下分封制度初探》，收入元史研究会编：《元史论丛》第二辑，中华书局，1983年4月，第53～76页；李治安：《元代分封制度研究》，天津古籍出版社，1992年；周良霄，顾菊英：《元史》，世纪出版集团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4月，第319页；李治安：《元代政治制度研究》第三章，人民出版社，2003年9月，第416～454页。
[12]《元史》卷十三《本纪第十三·世祖十》，中华书局点校本，第276页。
[13]［元］姚燧撰：《牧庵集》卷十八《提举太原盐使司徐君神道碑》，文渊阁《四库全书》集部一四○·别集类，第1201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6月，第595页上栏。(www.xing528.com)
[14]［元］姚燧撰：《牧庵集》卷二十三《高良弼神道碑》，文渊阁《四库全书》集部一四○·别集类，第1201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6月，第650页下栏。
[15]［元］姚燧撰：《牧庵集》卷十《延釐寺碑》，文渊阁本《四库全书》集部一四○·别集类，第1201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6月，第499页上栏。
[16]李治安：《元代政治制度研究》第三章四节（二）“宗王出镇的辖地”，人民出版社，2003年9月，第421页。
[17]蒙古宪宗三年（1253），忽必烈取得关中为其封邑，时“诸将皆筑第京兆，豪侈相尚，帝即分遣，使戍兴元诸州”。又设京兆宣抚司、立交钞提举司，“关陇大治”。《元史》卷四《本纪第四·世祖一》，中华书局点校本，第59页。元中书平章政事赵世延撰《大元敕藏御服之碑》中说：“宪宗御极，世祖以太弟之亲，抚临方夏，分地关辅，渊龙于六盘之三年，政教聿修于内，六师戡夷于外。”碑文见刘兆鹤，王西平编著：《重阳宫道教碑石》，三秦出版社，1998年4月，第120～122页。
[18]［元］姚燧撰：《牧庵集》卷十《延釐寺碑》，文渊阁《四库全书》集部一四○·别集类，第1201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6月，第498页下栏。
[19]《元史》卷一百八《表第三·诸王表》，中华书局点校本，第2735～2736页。
[20]参见李治安：《关于元代封爵等级和王位继承问题》，《文史》第35辑，中华书局，1992年；李治安：《元代政治制度研究》，人民出版社，2003年9月，第437～438页、452～454页、627～628页。
[21]《元史》卷五《本纪第五·世祖二》、卷六《本纪第六·世祖三》、卷七《本纪第七·世祖四》、卷十三《本纪第十三·世祖十》、卷十五《本纪第十五·世祖十二》、卷十六《本纪第十六·世祖十三》、卷一百八《表第三·诸王表》，中华书局点校本，第81页、115页、123页、140页、267页、309页、340页、2735～2738页、2741页、2746～2748页。
[22]［清］王昶撰：《金石萃编未刻稿》卷上《陕西学校儒生颂德之碑》，收入国家图书馆善本金石组编：《辽金元石刻文献全编》（第二册），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3年3月，第635页上栏。
[23]［元］姚燧撰：《牧庵集》卷十《延釐寺碑》，文渊阁《四库全书》集部一四○·别集类，第1201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6月，第499页上栏。
[24]《元史》卷八《本纪第八·世祖五》、卷九十一《志第四十一·百官七》，中华书局点校本，第148～149页、第2307页。
[25]李治安：《忽必烈削弱宗藩实行中央集权》，《南开学报》1985年第3期，第15页。
[26]汉文史籍记载1253年八思巴与忽必烈会合这件事说：“癸丑，师年十五（实际此年八思巴十九岁），世祖皇帝龙德渊潜，师知真命有归，弛馹径诣王府。世祖宫闱东宫，皆秉受戒法，特加尊礼。”（王磐等：《大元帝师帕克斯巴（八思巴）行状》，［元］释念常撰：《佛祖历代通载》卷二十一，文渊阁《四库全书》子部三六○·释家类，第1054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6月，第713页上栏）陈得芝先生考证：宪宗三年（1253）四月到八月，忽必烈出征大理，途中驻营六盘山期间，首次会见后来成为其帝师的高僧八思巴。（陈得芝：《八思巴初会忽必烈年代考》，《中国史研究》2004年第1期，第129～140页，收入氏著文集《蒙元史研究丛稿》，人民出版社，2005年2月，第315～332页）如是，1253年八思巴的“弛馹径诣王府”当指忽必烈在六盘山时的“王府”。
[27]参见毕奥南：《元朝的军事戍防体系与版图维系》，《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02年第2期，第39～45页；林荣贵主编：《中国古代疆域史》下卷（上），第六编第一章第三节，黑龙江教育出版社，2007年12月，第1349～1352页。另参阅，胡小鹏：《元代河西诸王与甘肃行省关系述论》（三、察合台后王在河西的崛起），《甘肃社会科学》1992年第3期，第70～74页转83页，收入氏著文集《西北民族文献与历史研究》（田澍主编：《西北史研究丛书》），甘肃人民出版社，2004年12月第一版，第209～220页（该书2007年12月重印）。
[28]蔡美彪，周良霄，周清澍，张岂之，范宁，朱瑞熙，严敦杰著：《中国通史》（第七册）第六章第三节“（三）一、斡耳朵及怯薛制”，人民出版社，1983年7月（2008年5月重印），第102页。
[29]参见李健超：《唐长安城附近夏宫的地理特征》，收入中国古都学会编：《中国古都研究》第三辑，浙江人民出版社，1987年3月，161～162页。
[30]固原地区地方志办公室，陈明猷标点：《宣统固原州志》卷一《天文志》，陕西人民出版社，1992年9月，第58页。
[31]《宁夏农业地理》编写组：《宁夏农业地理》（中国农业地理丛书）第二篇第一章第二节《六盘山阴湿农林区》，科学出版社，1976年12月，第53页。
[32]《元史》卷一百六十三《列传第五十·赵炳传》，中华书局点校本，第3837页。
[33]［元］姚燧撰：《牧庵集》卷十《延釐寺碑》，文渊阁《四库全书》集部一四○·别集类，第1201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6月，第499页上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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