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朝皇帝开城安西王府的巡幸

第二节　元朝皇帝两都巡幸

元朝有上都、大都两都巡幸制。^[27]忽必烈即位后，不再以哈剌和林为都城，以大都为正都，上都为陪都^[28]，两都巡幸制度开始正式确立。上都所在地，金代属桓州管辖，蒙古宪宗五年（1255）赐封给忽必烈，次年忽必烈命近臣僧子聪（刘秉忠）于桓州城东、滦水北岸的龙冈相地“建城郭”，“经营宫室”，三年建成，命名开平府，以此作为他统领“漠南汉地军国庶事”的藩府驻地。中统元年（1260）忽必烈在此即位成为临时首都，中统四年（1263）五月，开平府以“阙庭所在”正式升为都城，定名上都^[29]，亦称上京、滦京等（故址在今内蒙古自治区正蓝旗东约20公里闪电河即滦河北岸，当地群众蒙古语称“兆乃曼苏默”，汉语是一百零八个庙的意思）。大都位于今北京。中统践祚，忽必烈与阿里不哥形成抗衡，忽必烈以燕京为依托，凭借中原和华北的丰厚物力、人力资源战胜了当时留守在和林大帐的幼弟阿里不哥^[30]，在新王朝的政治配置上，燕京地位越显重要。随着封建中央集权政治的建设，政治重心进一步南移，燕京已开始成为事实上的首都。至元元年（1264）八月，改原金朝首都燕京为中都路，其府号大兴［金贞元元年（1153），改燕京为中都府］。至元四年（1267），因中都旧城残破不堪，忽必烈决定在中都的东北建筑新城，新城城址的择定，城池、宫阙的规划，包括“祖社朝市之位，经营制作之方”，仍由刘秉忠总设计。至元九年（1272）二月，改中都名为大都^[31]，到至元十三年（1276），大都建成（图十）。上都作为忽必烈避暑的“夏营地”，大都作了冬驻地^[32]，两都间也建立了完善的驿站系统。两都并建“既是出乎兼控中原汉地与蒙古宗亲戚里的政治需要，也是游牧行国风俗的继承”^[33]。元人所说的“夷夏襟喉控两都”^[34]，正揭示了两都对元朝统治集团具有控御南北的重要功能^[35]。元朝皇帝岁时巡幸两都，“每年四月，迤北草青，则驾幸上都以避暑……八月草将枯，则驾回上都”^[36]，“大驾一巡幸，未暑而至，先寒而南，宫府侍从宿卫咸在”^[37]，“次舍有恒处，车庐有恒治，春秋有恒时，游畋有度，燕享有节，有司以时供具而法寓焉”^[38]。在大都与上都之间的交通干线上，共设置33处“纳钵”（意即固定的帐幕和房舍，供皇帝及其随行人员使用）。皇帝出行乘“象辇”及各种舆辂，后宫诸闱、宗藩戚畹、宰执从僚等随行人员，大多乘坐“宫车”或骑马。从大都起行多在二月，偶尔三月，由上都启程南返大都的时间多在九月，有时提前到八月或推迟到十月。来往于两都之间的巡幸队伍，有一定的顺序和仪仗^[39]。中世纪四大游历家之一的意大利人鄂多立克1322年到1328年在中国旅行，在北京居留的时间最久，他曾载述过元朝皇帝出巡时的次序情况。“他（指元帝）有四支骑兵，一支在他前面先行一日程，两翼各一支，另一支殿后一日程，所以他可说是始终走在十字的中心。这样行军，各支人马都有为它逐日规定的路线，并在其停驻地获得粮草。而他身边的队伍有如下的队形：皇帝乘坐一辆两轮车，其中布置了一间极佳的寝室，均为沉香木和金制成，用大而精美的兽皮覆盖，缀有很多珍宝。车子由四头驯养的和上笼头的大象拉曳，还有四匹披戴华丽的骏马。四名诸王并行，他们叫做怯薛（Cuthe）（义为卫士），保护和守卫车辆，不让皇帝受到伤害。而且，他在车中随身携带十二只鹰。为此，甚至当他坐在车里的宝座或其他位子上时，倘若他看见有鸟飞过，他就把鹰放出去追逐。……他的嫔妾也按其等级这样出游。他的嗣子亦在类似的情况下旅行。至于君王出巡时随身同行的人数，那很难相信和想象。保卫君王的那些队伍中的军士数目，是五十土绵（“土绵”意为“万”或“万夫长”），这些人全由君王供给一切。倘若那些服役者中有人死了，马上另补一名。所以人员始终是足额的”。^[40]从忽必烈定制起，各代皇帝基本上都遵循这种定期的两都巡幸制度。上都和大都在元朝政治、经济、对外交往及科技文化史上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这也是蒙古族“逐夏驻冬”的游牧生活方式在都城建设方面的反映；同时，大都便于对汉地的治理，上都则有利于照管漠北蒙古故地，带有某种二元性^[41]。

图十　元大都和金中都及明清北京城关系示意图

（采自元大都考古队：《元大都的勘查和发掘》图一，《考古》1972年第1期，第19页；张宁：《记元大都出土文物》图一，《考古》1972年第6期，第26页）

大都经过广泛勘察，外郭城呈南北略长的长方形，周长约两万八千六百米，全城分设城门十一座，城墙全部用夯土筑成，基部宽达24米，城的四角都建有巨大的角楼，墙外部等距离地建有“马面”，其外再绕以护城河。皇城俗称“阑马墙”，位于郭城内南部的中央地区而稍偏西，墙基宽约三米，周围约二十里。皇城西面较宽广，包太液池和以后续建的兴圣宫、隆福宫及太子宫于内，东面较窄，主要安排服务及仓储部分；宫城偏在皇城内的东部，墙基残存的最宽处尚超过16米以上。大都全城的中轴线为明清北京城沿袭^[42]，通过钻探中轴线上的大道，部分宽达28米。大都的街道布局非常整齐，“有如棋盘”，“街道甚直，此端可见彼端”。勘测结果表明，在南北向主干大道东西两侧，等距离平列着许多东西向的胡同，大街宽约25米，胡同宽6～7米，今天北京内城的许多街道和胡同，仍可反映出元大都街道布局的旧迹^[43]。曾先后发掘清理的北京后英房、西绦胡同和后桃园的元代居住遗址，体现了大都住宅建筑的一些特点。后英房元代居住遗址的平面布局分三部分，中部是它的主院，两旁分列东、西院。主院正中偏北是由三间正屋和东、西两挟屋（耳房）组成的五间北房，正屋前出轩后出廊，面阔同正屋皆三间；东院是一座以“工”字形平面建筑物为主体的院落，“工”字形主要建筑的两侧，建有东、西厢房。主院北房前出轩、两侧立挟屋，是自宋辽以来的建筑平面。这种出“前后轩”的建筑和“工”字形建筑，在元大都、中都都是流行的平面^[44]。西绦胡同元代居住遗址，其中的一座砖砌台基，台基中用碎砖、黄土层层夯实，并用条砖单层平铺错缝顺砌包边。台壁向上有明显收分。台基边用长条压阑砖平铺横砌。台基上建面阔三间的北房，室内用条砖纵横墁地，呈“人”字形。北房可能是这家主人的居室^[45]。

上都亦由外郭城、皇城与宫城及四关和近郊建筑等组成（图十一）。经科学测绘，上都三重城垣的布局为：外城为正方形，东墙长2225米，其他三面墙均长2220米；皇城处外城东南角，近方形，东墙长1410米，南墙长1400米（皇城东墙、南墙重合于外城东墙、南墙的南段、东段），西墙长1415米，北墙长1395米；宫城位于皇城正中偏北处，略呈长方形，周长约2300米，东墙、南墙、西墙、北墙分别长605、542.5、605.5、542米^[46]。城墙全用黄土板筑，墙基宽10～12米。皇城夯土墙外用石块砌一层厚约70厘米的外皮，墙壁面砌出排水沟；宫城夯土墙内外用砖包砌。外城之南西各一门，北二门；皇城南北各一门，东西各二门；宫城南一门，东西各一门。城门外筑方形或马蹄形瓮城，皇城、宫城四角建角楼。皇城的街道主次分明，相互对称。在皇城正南门和东二门外，都有关厢区。大都和上都城内都辟有御苑，专供皇室成员游赏。按调查上都所公布的“上都城图”及其“宫城宫殿平面图”中示，上都城内有池塘湖泊，尤在宫城内宫殿之间分布的不规则池塘较多。全城分布着一个个自成一组的建筑群，各个建筑群多有一周围墙，有的作一进二进院落，或东西几连的跨院。宫殿都有台基。全城建筑布局的特点，大致可分以下几种：①单一的一座大殿。②正殿前配置平房，也有在正殿东西两侧建平房或几连的跨院。③主体建筑为一殿两厢的“品”字形建筑。两厢有的在同一台上，有的在台下两角。这是宫城中一种普遍的建筑布局。④“工”字形建筑，平面为前后两殿，中间有一条与殿基等高的廊道。⑤“阙式”建筑，这种建筑台基与城墙等高，处宫城北墙中部，外包青砖，其形制类似北京明清故宫的午门，但无门洞^[47]。上都主要是为了供皇帝游览、巡幸而建，属于避暑的离宫性质十分明显，因此宫城的布局是园林式的，并不讲求整齐对称；随行官员仅为临时入值，不带眷属，因而也没有大的府第，仅在街区内有一些小院落式的官署；城内无百姓住宅和市区，而是分布在东、南、西面的厢关地带。^[48]上都城的城门、宫殿楼阁，一些方志等史料有载，门有御天门、明德门、复仁门、昭德门、东华门、西华门、小东门、小西门之属；殿有洪禧、睿思、穆清、清宁、崇寿、仁寿、龙光、慈仁、慈德、钦明以及鹿顶、楠木、棕毛、歇山、玉德诸名。这些宫殿建筑大体上可分为两组建筑群，一组是分布在宫城之内以大安阁、水晶殿、洪禧殿、睿思殿、穆清阁等为主体的建筑群，它们可视为上都的大内，一组是分布在瑞林御苑以伯亦斡耳朵等为主体的建筑群，可视为上都的西内^[49]。在上都附近，还有东凉亭、西凉亭^[50]、失剌斡耳朵等建筑。上都在城市规划、布局以及建筑物的组合等方面，或采自汉制，或承袭蒙古旧俗，反映了汉蒙两种文化杂糅的特点。

图十一　元上都故城平面示意图

（采自张郁：《元上都故城》，刊内蒙古文物工作队编：《内蒙古文物资料选辑》第九编《元代》，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64年4月，第182页）

元朝大都与上都两都并立为有元一代定制。世祖忽必烈以下诸帝，照例在三月或四月间携同后妃及文武百官赴上都“清暑”，如常处理政事；七八月或十月间还大都，往返“时巡”。到顺帝妥欢帖睦尔至正十八年（1358）十二月，元末大宋红巾军将领关先生（关铎）与破头潘攻克上都，焚毁宫阙^[51]，一代时巡之制遂废。

【注释】

[1]［元］王恽撰：《玉堂嘉话》卷八，文渊阁《四库全书》子部一七二·杂家类，第866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6月，第507～508页；［元］王恽撰：《秋涧集》卷一百《玉堂嘉话》卷之八，文渊阁《四库全书》集部一四○·别集类，第1201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6月，第395页下栏；［元］王恽撰，杨晓春点校：《玉堂嘉话》卷八《张德辉纪行》，《玉堂嘉话·山居新语》（元明史料笔记丛刊），中华书局，2006年12月，第176页；贾敬颜：《张德辉〈岭北纪行〉疏证稿》，收入邓珂编：《邓之城学术纪念文集》，北京大学出版社，1991年，第321～341页，又辑入氏著：《五代宋金元人边疆行记十三种疏证稿》，中华书局，2004年8月，第333～353页。

[2]［元］王恽撰：《秋涧集》卷五十一《大元国故卫辉路监郡塔本公神道碑铭》，文渊阁《四库全书》集部一三九·别集类，第1200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6月，第683页上栏。

[3]［英］道森（C.Dawson）编，吕浦译，周良霄注：《出使蒙古记》（《鲁不鲁乞东游记》）第二章《鞑靼人和他们的住处》，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年10月，第111～112页；［美］柔克义译注，何高济译：《鲁布鲁克东行纪》（中外关系史名著译丛）第二章，中华书局，1985年1月，第209页。

[4]王贵民：《古代巡守制度的史迹及其图案化》，《中国史研究》1990年第3期（署名寒峰），第38～44页，收入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古史文存（先秦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年11月，第170～183页；另参见，金德建：《关于巡守制度今古文异说的解释》，载中国历史文献研究会编：《中国历史文献研究集刊》第四集，岳麓书社，1984年3月，第9～15页；赵世超：《巡守制度试探》，《历史研究》1995年第3期，第3～15页。

[5]《宋书》卷九十五《列传第五十五·索虏》，中华书局点校本，第2322页。

[6]《资治通鉴》卷一百一十《晋纪三十二》“安帝（司马德宗）隆安二年（398）”，中华书局点校本，第3484页。

[7]有关研究如，傅乐焕：《辽代四时捺钵考》发表于1942年，这篇论文论证翔实，获得了前中央研究院的杨铨奖金，见氏著：《辽史丛考》，收录《辽代四时捺钵考五篇》，中华书局，1984年11月第1版，第36～172页；姚从吾：《辽朝契丹族的捺钵文化与军事组织、世选习惯、两元政治及游牧社会中的礼俗生活》，中国台湾《中山学术文化集刊》第一期，1968年3月；侯峰：《辽代“捺钵”文化》，《历史大观园》（广州）1990年第9期，第32～33页；景爱：《金中都与金上京比较研究》，《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1年第2辑，第151～164页，该文收入中国古都学会，北京史研究会编：《中国古都研究》第八辑，中国书店，1993年7月，第281～294页；周建奇：《辽金元史札记三则》，《内蒙古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1998年第4期，第62～64页；白俊瑞，李波：《析契丹语的“捺钵”》，《内蒙古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1998年第4期，第70～74页；刘浦江：《春水秋山——金代捺钵研究》（上、下），原连载《文史》第49、50辑，中华书局，1999年12月、2000年7月，收入氏著论文集《松漠之间——辽金契丹女真史研究》（北大民族史文库），中华书局，2008年7月，第289～328页；黄凤岐：《契丹捺钵文化探论》，《社会科学辑刊》（沈阳）2000年第4期，第99～103页；都兴智：《辽金史研究》第四章第四节《金代皇帝的“春水秋山”》，人民出版社，2004年12月，第264～277页；穆鸿利：《关于契丹四时捺钵文化模式的思索》，《内蒙古社会科学》（汉文版）2005年第6期，第51～55页；陶玉坤：《北方游牧民族历史文化研究》（草原文化研究丛书）第五章第四节《辽金捺钵制度》，内蒙古教育出版社，2007年7月，第296～304页；等等。综合性的论述，尤李：《辽金元捺钵研究评述》，《中国史研究动态》2005年第2期，第9～16页。

[8]［元］耶律铸撰：《双溪醉隐集》卷三《三月到旺结河有感》：“杨柳盈堤冻未苏，年年王吉旧程途……”文渊阁《四库全书》集部一三八·别集类，第1199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6月，第429页下栏。另参见袁冀：《杂谈有关元史五事》（四、元史中之汪吉，冯承钧氏疑即翁金河甚是），《东方杂志》（台）第18卷第1期，1984年1月，第35～38页，该文收入北京图书馆文献信息服务中心剪辑：《历史研究（2）——台港及海外中文报刊资料专辑（1986）》，书目文献出版社，1987年3月，第38～41页。

[9]［波斯］拉施特主编，余大钧、周建奇译：《史集》第二卷，商务印书馆，1985年4月，第68、70页；［日］白石典之文∕图，魏坚译校：《蒙元四都记》之一《窝阔台的哈剌和林》，《文物天地》2003年第10期，第5～9页。

[10]《王国维遗书》第十三册《黑鞑事略笺证》，上海古籍书店，1983年9月第1版。

[11]［元］苏天爵编：《元文类》卷四十二《庐帐》，文渊阁《四库全书》集部三○六·总集类，第1367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6月，第559页上栏。

[12]哈剌和林，突厥语，意为“黑色卵石”，据陈得芝先生考证，此名本是鄂尔浑河发源地之山名，指的是杭爱山东段北侧一片范围相当大的地区，鄂尔浑河上游诸支流的上段都在其内。成吉思汗在此处设置了一个斡耳朵。1235年春，太宗窝阔台从中原汉地征发匠人在鄂尔浑河畔兴建城郭宫殿，建筑工程一直延续到蒙哥时期。陈得芝：《元岭北行省建置考（上）》，原载《元史及北方民族史研究集刊》第九期，1985年，收入氏著文集《蒙元史研究丛稿》，人民出版社，2005年2月，第113～136页。关于哈剌和林都城地形、都城规划、都城变迁等，见［苏］B.H.特卡切夫：《13世纪的哈剌和林》，内蒙古社会科学院《蒙古学资料与情报》1991年第1期（总第45期），第1～8页（申屠榕译自《蒙古学·纪念符拉基米尔佐夫》，莫斯科，1986年）；［日］白石典之：《日蒙合作调查蒙古国哈拉和林都城遗址的收获》（袁靖译），《考古》1999年第8期，第86～91页。陆峻岭：《哈剌和林考》（原载《燕京学报》新4期，收入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古史文存（隋唐宋辽金元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年11月，第422～446页）一文对《元史》及伯希和、柯立福、吉谢列夫等主张或支持的成吉思汗定都和林之说也提出异议，他认为：成吉思汗定都和林出自一种误传，而不是实有其事。连年的征战使成吉思汗生前没有能够采取任何措施去定都建城。由于后人的附会、引申，遂出现了成吉思汗定都和林之说。成吉思汗的大本营和政治中心始终在鄂嫩和克鲁伦河。窝阔台定都、修筑和林，是成吉思汗在和林地区活动的必然结果。

[13]［波斯］拉施特主编，余大钧、周建奇译：《史集》第二卷，商务印书馆，1985年4月，第68～69页。

[14]［波斯］拉施特主编，余大钧、周建奇译：《史集》第二卷，商务印书馆，1985年4月，第70页。

[15]［伊朗］志费尼著，何高济译，翁独健校订：《世界征服者史》上册，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0年5月，第278页。

[16]《元史》卷二《本纪第二·太宗》、卷五十八《志第十·地理一》，中华书局点校本，第35页、第1382～1383页。关于“扫邻城（迦坚茶寒殿）”及“月儿灭怯土（昔剌兀鲁朵）”等地望的考证，见陈得芝：《元和林城及其周围》，原载《元史及北方民族史研究集刊》第三期，1978年，收入氏著文集《蒙元史研究丛稿》，人民出版社，2005年2月，第39～43页。

[17]［伊朗］志费尼著，何高济译，翁独健校订：《世界征服者史》上册，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0年5月，第279页；［波斯］拉施特主编，余大钧、周建奇译：《史集》第二卷，商务印书馆，1985年4月，第70页。

[18]［法］贝凯著，韩百诗译注，耿昇译：《柏朗嘉宾蒙古行纪》（中外关系史名著译丛）第一章，又该书附录一（何高济译：《波兰人班涅狄克脱对柏朗嘉宾出使的叙述》），中华书局，1985年1月，第26页、第164页。

[19]《王国维遗书》第十三册《黑鞑事略笺证》，上海古籍书店，1983年9月第1版。

[20]《元史》卷三《本纪第三·太宗》，中华书局点校本，第47页、48页、50页。张郁文辑：《元史地理通释》（苏州利苏印书社本）卷四《山水考》“月儿灭怯……疑即鄂尔坤河东南岸之额尔德尼昭地也，月儿乃额尔德尼省文，灭怯土当作摩揭陀，以奉佛故用梵语，犹中土之有天竺普陀矣，亦曰西库伦”。见徐蜀选编：《二十四史订补》第十五册，书目文献出版社，1996年8月第一版，第190页下栏。

[21]［波斯］拉施特主编，余大钧、周建奇译：《史集》第二卷，商务印书馆，1985年4月，第71页；［伊朗］志费尼著，何高济译，翁独健校订：《世界征服者史》上册，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0年5月，第31页。(www.xing528.com)

[22]［波斯］拉施特主编，余大钧、周建奇译：《史集》第二卷，商务印书馆，1985年4月，第139～140页。

[23]［波斯］拉施特主编，余大钧、周建奇译：《史集》第二卷，商务印书馆，1985年4月，第365页。

[24]张郁文辑：《元史地理通释》（苏州利苏印书社本）卷四《山水考》：“曲雕阿兰：太宗纪元年，诸王百官大会于怯绿怜河曲雕阿兰之地，以太祖遗诏即皇帝位于库铁乌阿剌里，秘史作阔迭兀阿剌勒，在今克鲁伦河北巴颜乌兰山下。曲雕、库铁乌一音之转，而前后异出者，上以郊野言，下以营帐言，犹贺兰山之与阿拉善也”。见徐蜀选编：《二十四史订补》第十五册，书目文献出版社，1996年8月第一版，第191页上栏。

[25]张郁文辑：《元史地理通释》（苏州利苏印书社本）卷四《山水考》：“黑林：土拉河之东、克鲁伦河之西有东库伦，其地曰昭莫多，译言有林木也……”见徐蜀选编：《二十四史订补》第十五册，书目文献出版社，1996年8月第一版，第190页下栏。

[26]林梅村：《成吉思汗史迹调查》，《考古》2008年第9期，第74～92页。成吉思汗的四季驻地或行宫，鲍音先生说：“成吉思建都哈剌和林之前有四大行宫。第一斡儿脱在克鲁伦河畔阔迭阿剌勒，孛儿贴哈屯居此。第二斡儿脱在萨阿里原野之哈里古图地方，忽兰哈屯居此。第三斡儿脱在土剌河畔之黑林，原系克烈部王罕之宫廷，也遂、也速干二哈屯居此。第四斡儿脱原乃蛮部塔阳罕之宫廷，位于伊德尔河畔，实则可汗之金卫绍王女歧国公主哈屯居此。”善巴著，鲍音译注：《阿萨拉格齐蒙古史（续二）》注释⒄，《昭乌达蒙族师专学报》（汉文哲学社会科学版）1989年第2期，第94页。有关成吉思汗的四大斡耳朵及蒙哥汗的四大斡耳朵等研究，［日］箭内亘：《元朝斡耳朵考》，《东洋学报》第12卷第2期，收入氏著论文集《蒙古史研究》，东京：刀江书院，1930年，第663～678页；劳延煊：《元朝诸帝季节性的游猎生活》，原载《大陆杂志》（台）第二十六卷第三期（1963年），收入大陆杂志史学丛书第二辑第三册《辽金元史研究论集》，大陆杂志社印行（台北，1967年），第111～117页，又收入叶新民，齐木德道尔吉编著：《元上都研究文集》（元上都研究丛书），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3年8月，第233～248页；［日］宇野伸浩：《蒙古帝国的斡耳朵》，内蒙古社会科学院《蒙古学资料与情报》1989年第2期（总第38期），第1～9页（冯继钦译自日本《东方学》第76辑，1988年7月）。

[27]这方面的研究如：陈高华，史卫民：《元上都》有关章节，吉林教育出版社，1988年；叶新民：《两都巡幸制与上都的宫廷生活》，载元史研究会编：《元史论丛》第四辑，中华书局，1992年2月，第148～159页，后收入氏著：《元上都研究》，内蒙古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37～54页；东湖：《元朝帝王巡幸上都的原因》，《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4年第3辑；陈得芝主编：《中国通史》（修订本）第八卷《中古时代·元时期》（上册），《乙编·综述》第二章第二节《都城、两都制度》，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年7月版，第252～256页；王福利：《元朝的两都巡幸、游皇城及其用乐》，《音乐艺术（上海音乐学院学报）》2004年第2期；默书民：《塞外元代驿道及其当代旅游开发刍议》，《河北经贸大学学报》（综合版）2008年第4期，第45～49页；王岗：《元世祖与大都城》，《首都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4期，第21～25页；孔繁敏：《元朝的两都巡幸及长城边塞诗》，《北京联合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2期，第28～30页；陈高华，史卫民著：《元代大都上都研究》（当代中国人文大系）有关章节，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8月版；等等。关于“两都巡幸制度”史料汇编，叶新民，齐木德道尔吉编著：《元上都研究资料选编》（元上都研究丛书）第五章，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3年8月，第43～54页。

[28]大都与上都，孰为正都，孰为陪都，尚存在一些分歧。多数学者认为，上都在元朝初年是正式首都，忽必烈建大都后，上都的地位虽然依旧非常重要，但同前者相比已具有陪都的性质。对此持不同意见者认为，大都的建设仅是元朝出于治理汉地的需要，终元之世，发号施令之地迄在上都，元朝皇帝到大都去，只不过是为了享受汉地的繁华，大都才是真正具有行都的性质；上都和大都至少在政治上是同等重要的，并没有正陪主次之分。见刘晓：《元代都城史研究概述——以上都、大都、中都为中心》，［日］中村圭尔，辛德勇编：《中日古代城市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3月，第190页。

[29]《元史》卷四《本纪第四·世祖一》、卷五十八《志第十·地理一》，中华书局点校本，第57页、60页、92页、1347页。

[30]关于忽必烈与阿里不哥争位，孟繁清：《试论忽必烈与阿里不哥之争》，载元史研究会编：《元史论丛》第二辑，中华书局，1983年4月，第167～174页；舒傅之：《忽必烈与阿里不哥的汗位之争及其胜负原因》，《内蒙古师大学报》（汉文哲学社会科学版）1988年第1期，第58～66页；另参见［日］池内功：《忽必烈政权的建立及其麾下的汉军》，内蒙古社会科学院情报研究所《蒙古学资料与情报》1986年第3期（总第27期），第12～22页（马骥摘译自日本《东洋史研究》四十三卷第二号，1984年9月）。

[31]《元史》卷七《本纪第七·世祖四》，中华书局点校本，第140页。另参见王浩：《试析忽必烈定都大都之原因》，《内蒙古社会科学》1998年第4期，第55～60页。

[32]［波斯］拉施特主编，余大钧、周建奇译：《史集》第二卷，商务印书馆，1985年4月，第321～322页。

[33]周良霄，顾菊英著：《元史》，世纪出版集团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4月，第280页。

[34]［元］许有壬撰：《至正集》卷十六《和闲闲宗师至上京韵》，文渊阁《四库全书》集部一五○·别集类，第1211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6月，第124页下栏。

[35]参见林荣贵主编：《中国古代疆域史》下卷（上），第六编第一章第三节，黑龙江教育出版社，2007年12月，第1339～1340页。

[36]［明］叶子齐：《草木子》卷之三下《杂制篇》（元明史料笔记丛刊），中华书局，1959年5月，第64页。

[37]［元］虞集撰：《道圆学古录》卷十三《上都留守贺惠愍公庙碑》，文渊阁《四库全书》集部一四六·别集类，第1207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6月，第193页上栏。

[38]［元］苏天爵编：《元文类》卷四十一《经世大典序录·礼典总序·行幸》，文渊阁《四库全书》集部三○六·总集类，第1367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6月，第507页下栏。

[39]参见陈高华，史卫民著：《中国风俗通史·元代卷》，上海文艺出版社，2001年11月，第196～201页。

[40]［意］鄂多立克著，何高济译：《鄂多立克东游录》（中外关系史名著译丛）39节，中华书局，2002年12月，第83～84页。

[41]方龄贵：《〈通制条格〉新探》，原载《历史研究》1993年第3期，第14～29页，收入氏著文集《元史丛考》，民族出版社，2004年10月，第135页；方龄贵校注：《通制条格校注》前言，中华书局，2001年7月，第18页。最近有研究者认为：维护政治统治或“避暑”等单纯某一方面的因素不足以导致两都巡幸制度的确立。两都巡幸制度建立的经济动因之一就是“虑妨农”和“便畜牧”，该制度的实施既是最大限度地保障了大都地区正常开展农业生产的空间条件，又实现了牲畜在大都和上都之间的轮牧，为牲畜的夏季生长和冬季生存提供了最大保障。两都巡幸制度在维持和强化大都地区军事力量的前提下实现了农牧业经济收益的最大化。参见丁超：《元代大都地区的农牧矛盾与两都巡幸制度》，《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2期，第94～106页，收入复印报刊资料《宋辽金元史》2011年第3期，第67～78页。

[42]元大都全城的中轴线也就是明清北京城的中轴线，这一观点的提出，见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北京市文物管理处，元大都考古队：《元大都的勘查和发掘》，《考古》1972年第1期，第19～28页，收入徐苹芳：《中国历史考古学论丛》，（台北）允晨文化实业有限公司，1995年，第159～172页；赵正之遗著：《元大都平面规划复原的研究》（徐苹芳整理），载《科技史文集》第2辑（建筑史专辑），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1979年10月，第14～27页，该文开首有《元大都的中轴线》一节，亦肯定元大都的中轴线即明代的中轴线，两者相沿未变；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著：《新中国的考古发现和研究》第六章二（五）“元代的城址和窖藏”（徐苹芳执笔），文物出版社，1984年5月，第610～611页；杨宽著：《中国古代都城制度史研究》下编六（二），世纪出版集团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6月，第478～479页及479页注释①。相关内容参见侯仁之：《元大都城与明清北京城》，《故宫博物院院刊》1979年第3、4期，收入氏著文集《历史地理学的理论与实践》，上海人民出版社，1979年9月，第159～204页；同济大学城市规划教研室编：《中国城市建设史》（高等学校试用教材）上篇第六章第七节《元大都的规划与建设》，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1982年12月第一版，第60～65页；王剑英：《明初营建中都及其对改建南京和营建北京的影响》，载中国地理学会历史地理专业委员会《历史地理》编辑委员会编：《历史地理》第三辑，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11月，第86～97页；王灿炽：《元大都钟鼓楼考》，《故宫博物院院刊》1985年第4期，第23～29页；侯仁之：《从北京到华盛顿——城市设计主题思想试探》，原刊于北京社会科学院《城市问题》1987年第3期，作为“附录”辑入氏著：《历史地理学四论》（院士文库①），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1994年12月（2005年1月重版），第63～88页；张宁：《关于北京城传统中轴线的历史考察》（《中国古都学会》第十三届年会论文，油印稿，1995年10月北京）；侯仁之：《试论元大都城的规划设计》，载《侯仁之文集》，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135～143页；李孝聪：《老北京城地域结构启示录》（中法系列讲座），刊《法国汉学》丛书编辑委员会编：《法国汉学》第七辑（宗教史专号），中华书局，2002年12月第1版，第566～595页；朱祖希著：《营国匠意——古都北京的规划建设及其文化渊源》第六章（朱耀廷主编：《北京文化史》），中华书局，2007年4月，第99～111页。关于元大都大内中轴线问题的不同意见讨论，参见王璞子：《元大都城平面规划述略》，《故宫博物院院刊》1960年总第2期；姜舜源：《故宫断虹桥为元代周桥考——元大都中轴线新证》，《故宫博物院院刊》1990年第4期，第31～37页；姜舜源：《元明之际北京宫殿沿革考》，《故宫博物院院刊》1991年第4期，第88～94页转87页；姜舜源：《论北京元明清三朝宫殿的继承与发展》，《故宫博物院院刊》1992年第3期，第77～87页。傅熹年先生指出：建在大都城内南半部的宫城，其南北主轴线是大都城的规划中轴线，但却不在全城的南北向几何中分线上，而向东移了约129米，“我认为始建都时把宫城建在南部应主要是出于蒙古建牙帐、建都要靠近水的传统习俗。从为了满足这个要求甚至不惜使宫城及都城南面正门偏离全城的几何中轴线，可以看到这一要求的重要性”。傅熹年著：《中国科学技术史·建筑卷》（卢嘉锡总主编）第八章第二节，科学出版社，2008年10月，第487～492页；又参见王世仁著：《大壮之行——王世仁说古建》（“北京旧城中轴线述略”），北京出版集团公司北京美术摄影出版社，2011年2月，第93～109页。

[43]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北京市文物管理处，元大都考古队：《元大都的勘查和发掘》，《考古》1972年第1期，第19～28页，收入徐苹芳：《中国历史考古学论丛》，（台北）允晨文化实业有限公司，1995年，第159～172页。另参阅，于希贤：《〈周易〉象数与元大都规划布局》，《故宫博物院院刊》1999年第2期，第17～25页；黄建军，于希贤：《〈周礼·考工记〉与元大都规划》，《文博》2002年第3期，第41～45页；［波斯］拉施特主编，余大钧、周建奇译：《史集》第二卷，商务印书馆，1985年4月，第322～324页；［意］鄂多立克著，何高济译：《鄂多立克东游录》（中外关系史名著译丛）37节，中华书局，2002年12月，第79～80页。

[44]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北京市文物管理处，元大都考古队：《北京后英房元代居住遗址》，《考古》1972年第6期，第2～11页。

[45]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北京市文物管理处，元大都考古队：《北京西绦胡同和后桃园的元代居住遗址》，《考古》1973年第5期，第279～285页。

[46]魏坚：《元上都及周围地区考古发现与研究》，原载《内蒙古文物考古》1999年第2期，收入叶新民，齐木德道尔吉编著：《元上都研究文集》（元上都研究丛书），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3年8月，第388～403页。

[47]相关内容参见，张郁：《元上都故城》，载内蒙古文物工作队编：《内蒙古文物资料选辑》第九编《元代》，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64年4月，第181～185页；贾洲杰：《元上都》，《内蒙古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77年第3期；贾洲杰：《元上都调查报告》，《文物》1977年第5期，第65～74页；李逸友：《元上都遗址》，《中国大百科全书·考古卷》，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6年8月，第633～634页；张文芳：《元上都遗址》，《内蒙古文物考古》1994年第1期；张景明：《元上都与大都城址的平面布局》，《内蒙古文物考古》1999年第2期，上列二文收入叶新民，齐木德道尔吉编著：《元上都研究文集》（元上都研究丛书），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3年8月，第65～72页、124～134页；《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编辑委员会：《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第1卷“内蒙古·元上都遗址”，文物出版社，2004年，第480～481页；张文芳，王大方编著：《走进元上都》（内蒙古文物考古丛书），内蒙古大学出版社，2005年12月；［俄］A.M.波兹德涅耶夫：《元上都遗址纪行》（1899年5月），载内蒙古自治区社会科学院情报资料室《资料与情报》1981年第3期（总第7期），第31～36页（郑德林译自《蒙古与蒙古人》第二卷）；［日］石田干之助著，包国庆译：《关于元上都》，载叶新民，齐木德道尔吉编著：《元上都研究文集》（元上都研究丛书），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3年8月，第1～34页；赵静，赵军：《废墟漫步——元上都历史追踪》，《文博》2004年第3期，第59～62页；［波斯］拉施特主编，余大钧、周建奇译《史集》第二卷《成吉思汗之子拖雷汗之子忽必烈合罕纪》第二部分中，有对上都宫殿的记述，商务印书馆，1985年4月，第325页；等等。

[48]李逸友：《内蒙古元代城址概说》，原载《内蒙古文物考古》1986年第4期，收入叶新民，齐木德道尔吉编著：《元上都研究文集》（元上都研究丛书），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3年8月，第135～172页；杨宽著：《中国古代都城制度史研究》下编六（一），世纪出版集团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6月，第470～475页。

[49]叶新民：《从元人咏上都诗看滦阳风情》，《内蒙古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4年第1期，第93～100页；叶新民：《元上都宫殿楼阁考》，《内蒙古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7年第3期，第33～40页；叶新民：《元上都研究综述》，《内蒙古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4年第1期，第13～19页。诸文收入氏著：《元上都研究》，内蒙古大学出版社，1998年。

[50]有关方面的考订文章，［日］箭内亘：《元朝斡耳朵考》附《察罕脑儿考》，载《东洋学报》第12卷第2期，收入氏著论文集《蒙古史研究》，东京：刀江书院，1930年；陈得芝：《元察罕脑儿行宫今地考》，《历史研究》1980年第1期，第145～152页，收入南京大学历史系元史研究室编：《元史论集》（中国历史研究丛书），人民出版社，1984年11月，第669～679页，亦收入氏著文集：《蒙元史研究丛稿》，人民出版社，2005年2月，第44～54页；郑绍宗：《考古学上所见之元察罕脑儿行宫》，载中国地理学会历史地理专业委员会《历史地理》编辑委员会编：《历史地理》第三辑，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11月，第78～85页，收入《北方考古研究（三）》，中州古籍出版社，1997年；尹自先：《元代察罕脑儿行宫及明安驿故址辨》，《河北师院学报》1984年第4期，第35～37页转25页；郭郛：《元察罕脑儿行宫实地考辨》，《文物春秋》1993年第2期；叶新民：《元上都的凉亭》，《内蒙古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5年第2期，第32～37页。上例陈得芝、郑绍宗、尹自先、郭郛诸文又收入叶新民，齐木德道尔吉编著：《元上都研究文集》（元上都研究丛书），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3年8月。

[51]《元史》卷四十五《本纪第四十五·顺帝八》，中华书局点校本，第945页；［清］毕沅编著：《续资治通鉴》卷二百十四《元纪三十二》“至正十八年”，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5月，第1186页上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