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魏曹天度九层石塔的发现与研究

关于北魏曹天度九层石塔

黄永川

提要　石塔原存崇福寺弥陀殿东南隅，抗日战争期间，被日军劫去塔身，塔刹被隐藏。日本投降后交还中国，后被运往台湾，塔刹现存崇福寺。石塔是我国现存最早、最完整的楼阁式石塔和雕刻佛像最多、艺术价值最高的稀世极品，因而在台北历史博物馆五万件文物中，被公认为是首屈一指的国宝。作者对石塔作了全面详备的评价与考证，成为目前研究石塔的一部完备资料。

一、前言

本馆为庆祝建馆四十年而精选“馆藏重宝四十”之举。——在馆藏五万件文物中选取四十件最具价值之重宝诚非易事，但对于《北魏曹天度九层石塔》（图一）而言，则是了然于胸，无可取代，它是被公认为本馆首屈一指的国宝。

图一　北魏曹天度九层石塔国立历史博物馆藏

说它是“国宝”应可名副其实：因就本件而言，他具备了（一）纪年翔实（公元四六六年）是现存我国最早而保存最完美的个体石塔；（二）雕刻时间、石材及技巧均与北魏石雕黄金时代（公元四六○至四八○年）云冈昙曜五窟时一致，为印证中国石雕黄金时代的代表作；（三）石塔造像内容反应出当时的社会百态及特殊信仰。（四）石塔呈木造样式，为研究六朝时代木塔及建筑技术的绝好标本；（五）石塔雕刻风格独具，造型完美，为中国宝塔雕刻（建筑）中之翘楚。

此外，本件石塔曾辗转日本，后归本馆，现今塔顶仍遗存大陆，说明了民初以来文物随着时代颠沛流离，饱尝骨肉分离之命运，值得对其全貌进一步探讨并作交待，本文之研究动机与目的在此。

二、九层石塔的收藏经过及其现状

九层石塔刻于北魏天安元年（公元四六六年），至今已逾一千五百年的历史，原为山西北部离太原不远的朔县崇福寺的镇寺之宝，被置于该寺弥陀殿的重要位置。（图二）^[1]

图二　九层石塔被日军劫走前置于山西省朔县崇福寺弥陀殿的原貌（原照片现存北京中国历史博物馆）

民国二十六年抗日战争开始，山西陆续沦陷，此塔于民国二十八年被日军入寺窃走。据说当时装箱时有一我国工人基于爱国情结将其塔顶私藏起来，致使身顶分家，塔顶至今仍保存于朔州市文物保管所（图三）^[2]；至于塔身经陆海接运日本本土后，连同许多掠夺物被安置于东京帝室博物馆。民国三十四年日本投降，有古物归还我国之举，在台湾接收者前后计六批，总共一○五箱一四九七件^[3]，均由前国立中央博物图书院馆联合管理处自三十九年三月至四十年七月分批接管。本馆于民国四十四年成立，奉教育部令接收部分文物，第一次十八箱一九六件，于四十五年二月接收，第二次三十三箱八十一件，于同年五月接收，其余仍存原联合管理处。此九层石塔为本馆接收教育部拨交之日本归还古物第二批中的一件，于民国四十五年五月以登录号第七○三二号入藏，并被长期陈展于一楼廊道。

图三　现存于山西朔州市的九层石塔塔顶（谭治国先生提供）

该塔塔身连同基座（图四）通高一五三点一公分，重约四○○公斤，分由三块方形石灰岩雕刻叠积而成，为中国早期佛塔之典型。其下段为底座，高二四点五公分，宽长各六三公分，上层呈凹槽状以承接塔身。底座正面分三栏，以浮雕手法刻成，中栏之两边刻以供养比丘；正中间刻有香炉；至于左右二栏刻以莲花及吼狮。狮子象征护法，踞偎两旁，尾巴长曲高举，口作开吼状，颇为神威，狮背上方刻以正面莲花。底座两侧为家属供养人像，左侧阳刻男像九尊，各尊袍冠谨然，下肢露出双腿，两手呈合十状，右侧为女像十尊，头束发髻，腰系长裙，身作躯前状；两侧供养人均按身高大小面朝座前排列，其中小人在后，象征家属或晚辈。

图四　九层石塔正面及基座

底座北面为铭文，铭文之两旁饰以男女供养人一对，使与两侧供养人像衔接，作风一致。铭文字体于暗栏中以北魏书体阴刻而成，字体古拙，顿挫沉实，颇有朴茂、沉郁之美，下部剥落严重，字迹漫漶，不忍卒读，现残留字迹（图五）可以辩读者为：

图五　九层石塔基座背面铭文

夫至宗凝之由

人圣不自运畅由来

感是以仰慕者悲叹

不如功务者因莫不

果乃感竭家珍造□

石塔仪丽晖以□

永或愿

圣主契齐乾山□□

运表

皇太后皇太子□□

无穷

群辽百辟存亡宗□

延沈楚炭有形未亥

菩提是获

天安元年岁次鹑□

侣登蕤宾五日辛□

内小曹天度为亡□

颖宁亡息玄明于□

平城造

从字数而言，该项铭文为少数北魏个体雕刻中文字较多的，文中为避皇上名讳弘之别写，“家”为“寂”之古写，“”为“饰”之古写，“山”为“坤”之古写，“亥”为“孩”之别写，“侣”为“律”之别称。

该塔中段石高一○七点三公分，最宽四二公分，纵四二公分，为塔身第一层至第七层。其第一层另有寸许之基榫套入底座以保平稳。基榫上有第一层之基座，两侧划有斜梯，其第一层设计最为壮观，上为屋顶，有规带、檐枋及排瓦，下有支桷，线条斜度适中，斗栱有力，与塔壁形成巧妙空间，深沉而幽闷；四面则各刻有形如汉阙式木楼之大方柱一座以支撑整体。阙有轩盖筒瓦及规带，椽头及桷木、檐板等轮廓清楚，每座列刻三层小佛，每层另刻两佛并座，明确而庄严。前壁壁面作佛像四排，下三排每排刻佛四尊，上一排刻坐佛十四尊，屋檐下之斗栱间各刻佛一，壁面正中间开设主佛龛一，龛门两边门竖清楚，横楣以接榫式构成盝形帷幕状，简洁有力；龛内雕置释迦及多宝佛并座像。像已剥落，但肩张雄伟，有丈夫之相，与云冈早期雕像所见者相同。第一层之背面作一佛二菩萨，本尊为头戴三珠冠的交脚弥勒菩萨，坐于狮子座上，两旁为胁侍菩萨。（图六）

图六　九层石塔第一层背面正龛交脚弥勒菩萨及胁侍菩萨

至于第一层两侧各设计成一佛二菩萨状，本尊坐像庄严，一副鲜卑人脸孔，头顶发上无纹，两旁之胁侍菩萨作侍立状，姿态姣好，头冠简约。每一层除佛龛大佛外，面壁诸佛四面合计二六四尊。

第二层以上每层高度与宽度作等差级数之有机消减，至具美感；第二、三两层壁面间各有三排佛像，第二层计得一九六躯，第三层一六八躯，第四、五、六层各二排一二○躯，第七层二排一一六躯。

该塔上段高二一点三公分，长宽各二○公分，为塔身之第八层及第九层，其底紧接于第二段上方。轩盖与面壁之作风与其它各层一致，计第八层刻坐佛二排一一六躯，第九层也是二层一二躯，各佛高可及寸，整齐而划一。九层合计小佛一三三二躯，大佛十躯，共计一三四二躯。

本件塔身体积粗重，加以砂岩松脆，几度辗转，其部分轩盖之燕尾多有断损及剥落现象，现虽缺乏塔顶，但仍不减其雄浑气势。

至于塔顶（如附图三）全高约四四公分，宽纵各约一五公分，除下端榫头外，其上分塔座、覆、及相轮三部分。塔座又分须弥山座及佛龛二部分。山座呈六层重环，其上饰以海波纹饰，海上四面起作木造式屋于佛龛各一，各一佛龛雕作释迦及多宝二佛并坐，四角另各作高浮雕之座佛一，合计坐佛十二尊。中段覆缽之四角各刻以蕉叶，蕉叶间四面各有合十之童子一，至于相轮又分相轮与宝刹；相轮呈现七层，顶上宝刹惜已残损。

三、九层石塔的铭文及其作者

本件石塔底座背面刻满铭文，是本件石塔最重要的价值之一。铭文下半虽已漶漫不清，但仍可由其字形及文意揣摩其大概。大陆学者史树青先生曾释读过^[4]，大体不错。另日本学者西川宁、水野清一等人也曾释读过。笔者证以原石字迹，揣摩其铭文并标读如下：

夫至宗凝寂，弘之由

人。圣不自运，畅由来

感。是以仰慕者悲叹

不如，功务者因莫不

果，乃感竭家珍，造兹

石塔，仪丽晖，以释

永或。愿

圣主契齐乾坤，德隆

运表；

皇太后、皇太子享祚

无穷：

群辽百辟，存亡宗亲

延沈楚炭，有形未亥，

菩提是获

天安元年，岁次鹑火

侣登蕤宾，五日辛卯

内小曹天度为亡父

颖宁、亡息玄明于兹

平城造。

凝寂意为庄重清寂，大业三年隋河东郡首山栖严道场舍利塔碑记：“岂岩鹫山凝寂，神智所以径行，……”。

饰仪丽晖：仪，法也，国语周语：“示民轨仪”；晖，通辉，光芒也。天宝三年北齐邑社宋显伯等四十余人造像龛记有“金仪重见，尔重寺也”句。天保九年北齐佛弟子宋敬业造宝塔记：“造宝塔一，……神仙之宫，讵得方其丽，踊出钻天，可以比其晖。”此意为粉饰仪法，庄严容光。

以释永或：或通惑：孟子告子：“无或乎王之不智也。”

契齐乾坤：延昌二年八月二日北魏比丘尼法兴造释迦像记有：“契感玄宗，明悟不二”，此意与乾坤相契齐。

德隆运表：表，外也，运表，运行于八方也。

享祚无穷：太平真群三年（四四二）北魏永昌王常侍鲍綦造石浮图记：“愿皇帝陛下，享祚无穷，父身延年益寿。”

群辽百辟：辽，僚之别写；群僚，众同事之谓。辟，辟陋也，淮南子修务注：“辟，远也，陋，鄙小也”，百辟谓大小内小臣。

存亡宗亲：北凉士信白双阜造石幢记：“七世父母，先代宗亲，舍自受身，值遇弥勒。”

延沈楚炭：延沈，长离也；楚炭，痛楚涂炭也。

有形未亥：有形，成人也；亥同孩，未孩也。《老子》二十章：“如婴儿之未孩”，谓还不发出笑声之婴儿。全句与东魏郑清合邑仪六十等造伽像记：“有形之类，一时成佛”意近。此处引用老庄语汇，证明当时释老并行之社会风气。

鹑火：星次名。与黄道十二宫之狮子宫相当，史记《天官书》：“柳为鸟注，主草木”，《正义》：“柳八星，星七星，张六星为鹑火，于辰在午”；鹑火即丙午，查对历代年号表正好天安元年。

侣登蕤宾：“侣”即“律”之别写。古以十二律排列月份，十二律阴阳各六，其四为蕤宾，位于午，在五月。《礼月令》：“仲夏之月，其音征，律中蕤宾”。

内小：即内小臣，阉人或宫中侍御也。

五日辛卯：据陈垣《二十史朔闰表》之排列，天安元年五月五日为辛卯，与本塔题记吻合。

这篇造像记实为塔主曹天度之发愿文，全文大意如下：

佛教的旨意本身是端庄而清寂的，因此佛法之宏扬至需仰赖于人。圣教的妙谛本身是无法主动运通的，因此他的推行实有赖于相互的感通，也因此信奉佛教的人总是担心自己做的不够，而对那些实际付之宏扬行动的人而言，其回报必是没有白费的。基于这个认识，我用尽了我全部的家当，造就了这座石塔，除将他装饰得光鲜亮丽，以求解除长年心中的挂虑之外，并望藉此祝福当今皇上寿与天地并长，德业隆盛，运化于四方；当今皇太后及皇太子永享福祚；诸同僚、内小臣们，以及现存已故宗亲都远离沦于涂炭之苦，成人小孩均能得到佛的果报。天安元年岁次丙午五月五日辛卯，宫内小臣曹天度为亡父颖宁，亡子玄明造于平城（今山西大同）。

按天安为北魏显祖献文帝拓跋弘的年号，天安元年即公元四六六年。皇太后为高宗文成帝拓跋浚文明皇后冯太后^[5]皇太子当指献文帝与思皇后李氏之子拓跋宏（即高祖孝文帝元宏）。

《魏书》及《北史》记载显祖献文皇帝讳弘，兴光元年生，和平六年夏即皇帝位，时年仅十二岁，翌年改元为天安，时五月曹天度造此石塔。隔年又改元为皇兴，其子宏于皇兴元年八月生，生日比石塔之造为晚，故史树青先疑为魏书及北史之皇太子记载有误^[6]。但事实上似可从另一角度考量。

因为史载拓跋宏生于皇兴元年（公元四六七年），至皇兴三年才在极勉强的情况下（显祖弘原拟传位于京兆王）被册封为“皇太子”（其间并无皇太子），并于五岁（公元四七一年）即位，是为孝文帝，改元延兴。石塔上有“皇太子”之称，故推测本石塔虽起造于天安元年，但完成于皇兴三年（公元四六九年），最迟为皇兴四年。而此时拓跋宏之生母仍为东宫“夫人”，未获立后，直到皇兴三年薨后，于承明元年（公元四七六年）被追崇为思皇后。当时没有皇后，这也就是本石塔上的款记中独缺“皇后”的原因。

至于皇太后冯后，年十四高宗登基时入为“贵人”，后立皇后。高宗崩，显祖拓跋弘即位尊为皇太后，时弘仅十二岁，遂临朝听政，其孙宏生，太后躬亲抚养。太后多智严明，威福兼作，尤喜重用阉人，时杞道德、王遇、张佑、苻承祖等均亲手拔擢，权倾一时。本塔塔主曹天度虽身为汉人，也系阉官，造塔时顺便为主人标名祈愿，主仆情份，理所当然。

实则曹天度造塔的目的正如造像记上所述，系为其亡父颖宁，及亡子玄明而作，而曹身为大内阉人而有子，其中有两种可能：一为其子乃养子。当时阉官有养子风气，且得世袭，如王琚之养子寄生，赵黑之养子炽等是。二为战乱中被俘而沦为阉人，遭遇如赵黑者^[7]。二者以后者为最可能。若是，则曹天度应为凉州人。凉州出土有“曹天护造塔”（北魏孝文帝太和二十年造），两人或有亲属关系也未可知。

此外，造塔时间为天安元年（公元四六六年）五月五日，完成于公元四六九年（或四七○年间），费时约三年，而此时正是北魏皇室如火如荼开凿云冈石窟之时（即公元四六○年起至公元四九四年迁都洛阳止^[8]），他以一介宫内阉官发愿造此巨塔，显然受到皇室开窟风气之影响，而其执行雕造的工人正是雕造举世闻名的云冈“昙曜五窟”的同一批人。

四、九层石塔的创作时代背景

如前所述，本件石塔建造于北魏天安元年，此时正值北魏佛教艺术甚至中国石雕艺术最高峰的时代，然其时代背景则可自六朝时代加以考察。

六朝是一段战祸连年，杀伐斗争的混乱时代，王权衰落，社会扰攘，田舍化为废墟，人命成了草芥，固有礼法制度完全动摇，学术思想起了激烈的反射，有人认为是中国思想最衰落的时期，如梁启超先生说：“三国六朝为道家言猖披时代，实中国数千年学术思想最衰落之时代也。申而论之，则三国六朝者，怀疑主义之时代也，压世主义之时代也，破坏主义之时代也，隐诡主义之时代也，而亦儒佛两宗过渡之时代也”^[9]。

实则，正由于思想解放而不羁，美术表现也就趋于奔放与创新，笔者曾于拙作“六朝时人工新兴美术之研究”一书^[10]举出数点以说明此时期美术创造转变的大关键如下：

（一）为知识分子厌弃旧有观念与老化形式：在毫无安全感的社会里，知识阶级对人生普遍怀疑，置圣贤名言于度外，以任荡简傲，忿狷谗险为超脱，视假谲乖张为风流，一窝峰“竞尚虚无，谈玄说理，探讨人生的究竟，保性全真”^[11]，当时名流学士无不以老庄之学为依归，所表现于文学的即所为玄学清谈；而“清谈所标，皆为玄理。”当时达官士人皆以非老庄书不读，非老庄言不说。《魏书释老志》也说：“显祖深览诸经，论好老庄，每引诸沙门及能谈玄之士与论理要”，显祖拓跋弘如此，阉人曹天度尤然，本九层石塔的铭文中杂有词近玄理的“有形未亥”（典出《老子》二十章之“如婴儿之未孩”）之类的老庄用语，也就不足为奇了。

（二）为民生疾苦，要求精神慰藉，佛法因以普及：在上者思想如上，至于平民，因为本身缺乏知识，在彷徨之余，既不能读老庄书，又无力寄情酒色，自然容易走上宗教之路，于是张陵的五斗米道，张角的太平道成为最流行的宗教。又最初的道教为求更能适应民众，乃取佛教神灵不灭，轮回报应之说为外衣，自此佛教被植入人心，甚至演变成人人互励，以入法为时尚。《晋书》姚兴传说：“兴既托意于佛道，公卿已下莫不欣附。……事佛者十室而九矣！”这种风气在北魏此时也如《魏书》释老志所说：“其好乐道法，欲为沙门，不问长幼，出于良家，性行素笃，无诸嫌秽，乡里所明者，听其出家”，而“显祖即位，敦信尤深”。承明元年高祖拓跋宏还于永宁寺设太法供度，帝为其剃发施服可知。

而本石塔建于天安元年，此年号之由来，也因佛寺“天安寺”而来^[12]，于上者，佛教信仰如此热烈，于下者互为感染，正如本石塔题记上所言：“乃感竭家珍，造兹石塔”，“饰仪丽晖，以释永或（惑）”的作为了。

其次就北魏本身的时代背景而言，其民族属于北方的拓跋鞑靼，来自亚洲的极北部，约当今西伯利亚的贝加尔湖区域，公元一世纪末从北方向西南迁徙，虽不是全未开化，但显然粗鲁不文，本为前秦苻坚所败，公元三八六年臣服各族，二年后移都山西平城（今大同），得取慕容文化一跃而为黄河以北诸州的支配者。为了建设平城，拓跋珪曾强制原住河北辽宁诸族三十六万人，及十万余工职人员移居平城，一时有名的石勒“中山城”、石虎“邺都”之豪华伟构悉归平城。到了公元四三九年平定凉州后，又强制将凉州人民三万余家迁往平城。凉州即今甘肃武威，为前凉、后凉、北凉的都城，其西过敦煌可接西域，为佛教东渡必经之地，乃一佛教圣地；北魏在未入中土前便已积极接受西域佛教文化，自此如虎添翼，俨然以佛教文化大国的姿态出现。在这众多的三万余人的新血中，有贵族、士族、教徒等。云冈石窟的主持者昙依日本艺术史学家长广敏雄的考察就是移民中的一人，本塔的曹天度应不例外。

北魏佛教文化到了公元四四六年后，因太武帝信赖寇谦之、崔浩之言，大行灭佛，就是史上“三武一宗”之祸的第一次。全国各地佛教美术遭受破坏者难以数计，昙曜也因避难中山，才免了这次的杀身之祸。直到公元四五二年，文成帝因受太子晃的感召，乃于即位当年发愿复佛，并命制石像，以帝王的姿容为造像范本，于公元四五四年敕令于平城置立五级大寺，寺内奉以丈六之大佛以追供太祖以下五位皇帝，共耗费二万五千斤金铜。和平初年，皇帝尊昙曜为师，封为“沙门统”，在冯太后的主导下，极力修建佛院，重振当年声势。自此，当年从凉州移住的大量艺术人才被派上用场，举国振奋，佛教美术之盛，乃臻于空前之境，而云冈石窟在天进地利人和下，才有这番伟构。

云冈石窟全长约一公里，分三区，计四十二窟五一一七○躯，其开凿年代自公元四六○年起到公元四九三年因国都南迁才告一段落。其中复以规模最大，艺术性最高的昙曜五窟为代表。昙曜五窟的本尊佛有高至十七公尺，“冠于一世”（释老志语），为北魏雕刻的黄金时代产物。这段期间的作品，不仅造型雄浑，且设计华丽，窟壁间布满密密麻麻的大小不同的佛像，给人以无限的敬畏感。

云冈位于山西省大同县西三十里的武周山南麓，冈形逶迤如云故名。武周（州）川流经其下，山上盛产砂岩石材，适合雕刻。《水经注·水》谓：“武州川又东南流，水侧有石祗洹舍，并诸窟室，又东转迳灵岩南，凿石开山，因岩结构，真容巨壮，世法所稀”，可见其一斑。

按砂岩，为水成岩之一种，为细微砂粒因胶结物（如黏土或硅酸钙、氧化铁等）胶结成块之碎屑岩，或呈白色，或呈铁红色。复依所含之矿物分别为高岭土砂岩、花岗岩质砂岩、云母砂岩、磷灰土砂岩等种。另又依其中胶结物分为黏土砂岩、石灰砂岩、白云石砂岩、铁质砂岩、硅质砂岩等，质地坚硬，适宜砥石或建筑雕刻之用。云冈武周山所产属于灰白色的黏土砂岩。

本件九层石塔之制作地点为离云冈仅三十里的平城。当时云冈正集举国天下之力大行开窟之外，又大量采集云冈石材以建造平城，本件石塔乃基于时代需要与地利之便，就地取材，藉此时代的宗教气氛以其现成的云冈砂岩石材，延请当地的石窟雕刻高手所雕造而成，其创作意义显得不同凡响！

五、九层石塔的建造意义及其内容

文物的创作意义与内容攸关作品的形式、价值与生命。今且从塔的制作、佛像雕刻、纹饰、铭文等方面探讨其特质。

（一）塔的制作意义

塔亦作塔婆、浮图、浮屠、佛图等为印度窣堵婆（Stupa）或率都婆之略称，原为奉安佛物或经文，或为标帜死者生前德业而埋其舍利牙发等，义译为坟、冢、灵庙等，多以金石土木筑造，用备瞻仰者环绕膜拜或追思礼敬之用。其建筑形式由土坟发展而成，乃印度孔雀王朝代表建筑之一，与埃及金字塔有异曲同工之妙。有所谓大窣堵婆，在阿育王以后屡经扩大，乃用石块砌堆而成，作半球状，直径约一百英尺；承之者为图柱形底座，高约十四尺，成为高起之路，瞻礼者可绕行其上。窣堵婆之顶为平台；台上造坛，坛上列伞形石盖，层层而上，而高至数百尺左右。其后于覆缽前以象征手法雕刻佛像后，坛上伞盖愈显重要，相反的，半球状的覆缽渐行退化，传到我国后，遂与我国高台与楼阁建筑相调合而成为中国式的“塔”。

《佛说造塔延命功德经》说：“若欲免离无常苦恼，超入如来法身寿量，应先发心，持佛净戒，修最上福。……发心者，发四无量心；言持戒者，持不杀戒；修上福者，无过造塔。”又说：

“若善男子善女子以清净心依此轨仪造作佛塔，若自作若教人作，若复赞叹，若当信受，所得功德与造佛塔等无差别。当知是人于此一生，不为一切毒药所中，寿命长远，无有横死，究竟当得不坏之身，一切鬼神不敢逼近，五星七曜随顺驱使，一切怨家悉皆退散，随所生处，身常无病，一切众生见皆欢喜，无净戒者净戒满足；不调伏者能令调伏，不清净者能令清净，破斋戒者斋戒复生；若犯四重及五无间极重罪业，悉得消灭，无始劫来障累皆尽。若有女人欲求男者即生勇健福德之男，四大天王常随拥护，造塔功德，其福如是。”此外，《大曼拏罗经造塔功德品》第七也有记载：

“若诸有情以真实心造佛塔，如阿摩勒果，或高出四指，或高一肘，或高佛尺量一尺，如上大小，当得大福。”

造塔可以得到如上所说的“成就广大善根福德”，增寿延命，乃至免离无常苦恼，超人如来法身寿量，故从佛教传入中土以来，风气炽盛。

塔的建筑在未入中原之前，其特征如日人町田甲一^[13]所说大体有三：

1.基坛重叠，不仅作圆形坛，也有方形基坛，更有于方坛上叠以圆坛者。

2.周围壁柱间交配着拥有直线的梯形楣和曲线的栱所构成的佛龛的作品不少，如在西巴基斯坦北部与阿富汗交接之山上的：“阿里马斯曰特”塔即其一例。

3.伞形层次加多，有九层者。

愈至东方，愈增强中国成分，而其中变化最大的是窣堵婆本带有重叠圆盘，或环轮的典型尖柱，但最后竟演成一叠逐层上削的伞形屋顶。论者每以为伞盖在古代无论埃及、亚述，都象征其为无上的王权，其发展是属必然。

史料记载中国最早石塔为东晋兴宁二年（公元三六四年）沙门慧力于瓦官寺所造的“多宝石塔”^[14]；惜原物已不传世。推测其形制应与北凉时代相近。现存最早石塔以甘肃省博物馆所藏北凉时代的程段儿石塔等五座圆形石塔为最。其中：

程段儿石塔（附图七）造于太缘二年（公元三七七年）高仅四十三公分，由宝顶、相轮、塔颈、覆缽、经柱、基柱等六个部分组成。覆缽形塔腹周开八座圆形龛，龛内浮雕佛像，西域原塔的象征意义相当浓厚。

图七　北凉程段儿石塔公元三七七年造甘肃省博物馆藏

白双且造塔（附图八）造于延和三年（公元四三四年），高五十二公分，上部已残，现存三层，下层为坐佛六尊，六脚与思维菩萨各一尊，上层列会佛七尊，弥勒一尊，风格与程段儿塔略同。

图八　北凉白双且造石塔公元四三四年造甘肃省博物馆馆藏

造像残塔（附图九），无纪年，高仅十四公分，以黑色大理石雕成，侧面开龛，内刻弥勒像，样式与莫高窟之北凉佛像相似。

图九　北凉造像残塔现藏甘肃省博物馆

以上数件与本件“北魏曹天度九层石塔”相较则显然更小，缺乏塔身，也较粗糙，只能算是“中国塔”的雏形，尤其形体圆浑而直筒，造型近于经幢状，姑且称之为“北凉式塔”，但其造塔意义与内容却是一致的。

至于本石塔的造型则本诸于《妙法莲华经》的“见宝塔品”中所说的七宝塔（详本文各节），无论在造型、发饰上均甚精美周到。

总之，公元四六六年，本件“北魏曹天度夷层石塔”的创建，才树立了“中国式”塔的典型，也因其造形完美，楼楼相因，深刻剔透，乃刺激了北魏当时平城高塔建筑的风气与发展。

《魏书》释老志谓：“于时（皇兴元年，公元四六七年）起永宁寺，构七级佛图，高三百余尺，其架博敞，为天下第一”；“皇兴中，又构三级石佛图，榱栋楣楹，上下重结，大小皆石，高十丈，镇固巧密，为京华壮观”，意义之大可以概知。

（二）图像雕作

造塔除其本身特具“增寿延命，乃至免离无常苦恼”外，塔身在功用上是用以陈置“舍利”的。舍利包括“生舍利”（即舍利子或骨灰）及“法舍利”^[15]，但传至中国本土后，舍利部分逐渐以象征性之佛像替代^[16]。本九层石塔塔身及塔顶密雕佛像，瞻仰者得以绕行供养，其意义与陈置舍利之原意完全一致。除此之外，本塔的雕造与当时盛行的“法华三昧观”有着极大的关系，其最大用意在于置塔观像，以为修持法门之一，故而佛像造形均采禅坐方式，反复呈现。

本件石塔之主要雕像在塔身的第一层及塔顶的四个主要佛龛上（如附图十）。第一层佛龛分两组，正面及背面分别为过去佛的多宝佛（释迦并座）与未来佛的交脚弥勒菩萨。另一组为两侧面，各刻有现在佛释迦禅坐一尊及侍菩萨二尊。塔顶之四个主佛龛则各刻有释迦与多宝二佛并座像。换言之，释迦及多宝佛是本塔的主题所在。

图十　九层石塔基座正面

史载北魏开国诸帝皆为佛道并奉，其后因佛道之争，演成太武帝（公元四四六年）的中国第一次灭佛。但公元四五二年，文成帝即位，乃下令复法，当时并流行皇帝就是当今如来，礼佛就是礼拜皇帝的观念，并仿照文成帝身样形象雕立释迦本身石像膜拜。兴光元年（公元四五四年）命于五级大寺内依太祖以下五帝身样铸造释迦像五身，（参见释老志）。和平初（公元四六○年）僧统昙曜并取得冯太后及皇帝的支持，复以五位皇帝相貌在云冈建造五个大窟。所谓“上既崇之，下弥企尚”（释老志语），这种礼佛即礼拜当今皇帝的观念与作风正十足地反应在本件石塔上。

本石塔的题记上极其明晰地提出为“圣主”及“皇太后”祈愿，所谓“圣主契齐乾坤”、“皇太后享祚无穷”是。——当时的皇帝年仅十二岁，大权既由太后掌握，“事无巨细，一禀于太后”，而云冈石窟之开凿与平城诸多佛寺均由太后决断，（参见本文四），皇帝与太后犹如“二皇”及“二圣”^[17]。故塔身正面主龛及塔顶的“释迦及多宝二佛并座”，无疑地，是当代权主“二皇”或“二圣”的写照。

“释迦及多宝二佛并座”的造形虽早于北凉，但却普遍流行于云冈石窟第一期及第二期石窟。如第一期的第十八窟、第二期的第七窟、第九窟、第十窟、第一窟、第二窟，及第十一窟至第十三窟等，其他各期则几乎少见。北凉的二佛并座只是法华经《见宝塔品》的宝塔描述，意义仅是忠实于经典，但云冈此题材的流行，其时间正好与皇太后辅政及摄政的时间（自天安元年，公元四六六年至太和十三年公元四八九年计二十三年）相符，本件石塔正是这一风气下的产物。而石塔的雕造时间为天安元年为冯太后辅政的第一年，这更意味着“二皇”或“二圣”雕刻时代因此形成的另一层意义。

实则，释迦及多宝佛并存之造像观念源于《妙法莲华经·见宝塔品》已如前述^[18]。《法华曼陀罗》颂：“右释迦佛左多宝，八大菩萨四声闻。”多宝佛即多宝如来，行菩萨道。在众经中《妙法莲华经》最合乎当时时代需要，至为皇家所推崇，如《高僧传》昙度传中记昙度谓：“法华、维摩、文品，并探微隐，……当时魏主元宏，闻名餐揖，遣使征请，既达平城，大开讲席。”本塔刻释迦多宝佛并坐，实已寓意《法华经》《见宝塔品》中“多宝如来宝塔”之精义。

《妙法莲华经·见宝塔品》谓：“尔时多宝佛，于宝塔中分半座，与释迦牟尼佛，而作是言：‘释迦牟尼佛，可就此座’。即时释迦牟尼佛，入其塔中坐其半座，结加趺座，尔时大众，见二如来在七宝塔中”狮子座上结加趺座，各作是念，佛座高远，唯愿如来以神通力，令我等辈，俱处虚空。”又说：“即时释迦牟尼佛，以神通力接诸大众皆在虚空。以大音声普告四众，谁于此娑婆国土广说妙法华经，今正是时。如来不久当入涅槃，佛欲以此妙法华坟嘱有在。”而本塔正是描写佛在塔中与多宝佛并座时最庄严的一刻。

这种由小臣借释迦多宝佛的庄严故事以表达对“二皇”或“二圣”崇敬之意的造塔作法在史上并非孤例。如《大代宕昌公晖福寺碑》载，当时的另一位内小臣也是得冯太后宠幸最多的王遇^[19]也曾“于本乡南北旧宅上，为二圣造三级浮图各一区”，则本件石塔在佛像雕造的动机与意义背景上当有更一层的了解。

另一重要图像为布满本塔塔身的“千佛像”。——

《妙法莲华经·见宝塔品》说该七宝塔塔身有“五千栏楯，龛宝千万”。

在佛教中有所谓的过现未三劫：过去庄严劫、现在贤劫及未来星宿劫，每劫各有一千佛出世。在现世的贤劫的千佛中，释迦为其第四佛。本塔千万龛室的“千佛”却描写释迦在涅槃前为人生讲述《莲华经》时，并为应三千大千世界需要而分身千万赴各国土讲述，千佛讲述完毕回耆阇崛山释迦牟尼佛所时，巧遇多宝塔涌现，“佛见所分佛悉已来集，各各坐于狮子之座，皆开诸佛与欲，同开宝塔，”（《妙法莲华经·见宝塔品》）同时暗示过去千佛的情景。

（三）纹饰的雕作意义(www.xing528.com)

本件石塔拥有早期北魏纯朴雄壮的特色，故纹饰不多，强言之，仅基座的香炉、双狮、圆莲、供养人、及相轮等，今分述之。

1.香炉：本件置于基座正中，其造型于莲花形容器上作许多颗粒状物，而常被误认为“摩尼珠”者。实则早期摩尼珠都由手挚，颗粒甚大，与本件造形绝然不同，显然为博山炉。

博山炉其盖作博山状，山峰层层堆积，以示其高深，造型流行于汉代道家，原用以烧艾取香者；本件盖作博山状，炉作莲花状，一道一佛，得知早期释老混杂一斑。

佛教供奉仪轨中有所谓“四供养”、“六供养”、“八供养”、“十供养”或“六供具”等，其中香炉最为重要。香炉更是佛前所必需，《大日经疏》十一曰：“随取华等，以心念加之，如即华以华真言，香以香真言加之。……以如来加持力故，能成不思议业。”

2.双狮：狮子古亦作师子，狮子吼声达数里，群兽闻之，无不慑服，故称兽中之王，其在佛教象征护法，本件双狮踞偎两旁作开吼状，《佛学大辞典》谓：“狮子吼，喻佛教威神，发大音声，震动世界也。”又《大智度论》谓：“佛为人中狮子，凡所坐若床若地，皆名狮子座”，本塔基座之意义如此。（图十）

3.圆莲：作莲之“花”“实”俱有状，称为“圆莲”，普遍出现于北魏此期（图十），本件石塔也不例外，圆莲高挂基座两旁，寓意释迦讲述“妙法莲华经”，并宣言“花实俱有”的“莲华经”之基本精神。

历代高僧释妙法莲华为“莲华者譬也，莲华必华实同时而存，以表一乘之因果为同时也。天台谓妙法者，十界十如权实之法也。九界之十如为以，佛界之十如为实。此权实之法悉为实相，而即空即假即中，故曰妙。莲华者，譬此权实之关系也，何则，华如权花，实如实法，佛成道后至今时说权法者，是为欲说今之实法之方便，犹如华之为实而开，此谓之为实施权。次说明今日前所说之权法，悉为方便，显一乘之实法者，犹如华开而实现，此谓之华花莲现。次一乘之实法显了，则实法之外无权法，权法悉为实，犹如实成而华落，此谓之华落边莲成，如此以莲华表权实之施开发也。”^[20]

莲华经与涅槃、维摩、文品为北魏此期最盛行的经典已如上述，《高僧传·僧渊传》记僧渊：“曾涅槃、法华，并为魏主所敬”，本件石塔以圆莲为饰也就不足为奇了。

4.供养人：《玄赞》二曰：“进财行以为供，有所摄资为养”，《十地论》三称供养有三种：“一利供养，捧香、花、饮食等也，二敬供养，赞叹恭敬民，三行供养，受持修行妙法也。”《苏悉地经》二称供养有四种：“一合掌、二问迦、三真言印契、四运心”。本件石塔之供养人男左女右分列两侧，长辈身高在前，后辈在后，皆掌作印契状（图十一、十二），身稍趋前，身著盛装，与北魏服式一致。

图十一　九层石塔基座右侧面男供养人

图十二　九层石塔基座左侧面女供养人

5.众小佛：《大乘造像功德经》、《佛说作佛形像经》、《佛说造立形像福报经》、《造塔功德经》等均阐述造像之功德。《大乘造像功德经》卷下：

“此人如是谛念思惟，深生信乐，依诸相好，而作佛像，功德广大，无量无边，不可称数。若有人以众杂彩而缋饰，或复镕铸金银铜铁铅锡等物，或有雕刻栴檀香等……或丹土白灰，若泥若木，如是等物，随其力分，而作佛像，乃至极小如一指大，能令见者如是尊容，其人福报……”

造像纵使形体“极小如一指大”，所得功德福报与造塔相同，其雕刻动机如此，而本件“千佛像”意在描述释迦分身佛回集佛所并暗示过去千佛的景象已如前述，但也暗示了广大造佛装饰塔以求庄严佛域的另一面意义。

6.塔顶：一般塔顶分塔座、覆缽、及相轮三部分，本件石塔则较复杂。

（1）塔座：又称须弥山座。《注维摩经》谓：“肇曰须弥山，天帝释所住金刚山也，秦言妙高，处大海之中”，本件须弥座与“北凉程段儿石塔”略似而呈塔柱状（图三）海上作轩宇木楼，轩盖作木造盖瓦型式，轩下四面建龛，每龛刻以释迦及多宝二佛并座，以象征皇上及皇太后之威权，高高在上，气宇非凡。

（2）覆缽：为原始窣堵婆古坟的缩小，呈半圆状，其意义则一，其四方的蕉叶在须弥方座之上，常与山花并存，以象征大地的珍花异草，仰向覆缽作呵护状（图三）。实则，蕉叶的起源应为印度窣堵婆环绕四面，可资膜拜者绕行的通道之护栏。本石塔于覆缽与蕉叶间的四面廊道上雕有双手合十的比丘作护法状。

（3）相轮：相轮又称轮相，为塔顶突出之轮盖，通常为九层，俗称“九轮”。相者表相，表相高出，令人仰视，故称“相”。《行事钞资持记》下谓：“相轮者，圆轮耸出，以为表相故也。”《名义集》七谓：“言轮相者；僧祇云：佛造迦叶佛塔，上施盘盖，长表轮相，经中多云相轮，以人仰望而瞻视也。”经律中或我为“金刹”、“金幢”、“露盘”等。相轮上有柱状为“樘”或“樘柱”，也称“宝幢”，其两边时用以系幡（图十三）本件石塔作七层轮盖，正合《法华经·见宝塔品》所谓之“七宝塔”数：上有宝刹，与北魏早期塔顶之相轮如出一辙（如附图十四），而相轮都取奇数，奇数属阳，有上达于天之意。

图十三　云冈第十一窟西壁上层佛塔

图十四　云冈第五窟后室南壁佛塔

六、九层石塔的艺术形成及其风格

以下拟以艺术的角度就该塔在形制、技法、色彩及风格等方面探讨本塔的成就与价值。

（一）形制

如前所述，塔的形制源自印度的窣堵婆，其间经大月氏、犍陀罗等地方的洗礼，造型上已经起了变化，（图十五），一方面拥有泰西风格，同时又略带中国趣味。

图十五　山石制犍陀罗小佛塔公元3至4世纪

中国宝塔有一定规格，或三层、五层、七层、九层、十三层等奇数的往上重叠，尤其十三层象征十三重天，更为后世所爱用。而后在层缘施以屋顶及斗栱之物，于最顶上再突出高高的“相轮”，此为常型。但北魏以前的塔尚未定型，所以窣堵婆的成分很重，如新疆塔婆遗址以至北凉现存的“程段儿石塔”等均有极浓的西域色彩。直到深入云冈以后，于窣堵婆下加安木楼，如云冈第二窟、第六窟等。尤其是第六窟的中心塔柱，约为公元四八○年左右物，其各层中仍留有印度式龛、梯形龛和佛像，但屋上的窣堵婆显然已因退化而缩小，因缩小而消失。

从云冈石窟建造的时间来考察，属于第一期（即公元四六○年至四六五年间）的诸窟中表现的都为三世佛，殊少石塔的雕作。属于第二期（即公元四六六年至四九四年）雕造的题材以法华经及涅槃经为主，其中第七窟、第八窟、第九窟、第十窟、第五、第六窟、第一、第二窟、第十一、十二、十三窟等为代表。属于第三期（即公元四九四年至五二四年）的以第四窟、第三十三窟、第三十五窟、第三十九窟为代表。就各窟中其有石塔制作的以第二窟、第五窟、第三十九窟、第五十一窟为最典型。

云冈第二窟中心塔柱（图十六）未完成，现有三层，每层有回廊，内壁雕像三尊，四角有柱，柱上雕刻的大斗栱、阑额、一斗三升式及人字式斗栱均甚清楚，为仿木楼下或汉阙样式。这种样式其在东汉末期徐州的浮屠祠的所谓“上累金盘，下为重楼”的风格已见端倪，而本塔顶部有华盖及垂帐，第一层之主龛作二佛并座。

图十六　云冈第二窟中心塔柱

云冈第六窟后室之中心塔（图十七）因高度关系，仅有两层，上层四面雕六像，下层四面开又重佛龛，雕刻富丽，为云冈石窟之最。佛龛外层为屋形，上有屋檐，其下为盝形顶。

图十七　云冈第六窟后室中心塔柱上层东南角方塔

至于第三十九窟呈五层的木塔塔式，塔顶紧接天井，故无相轮，但斗栱及各层龛形均甚明确。

此外，北京故宫博物院藏有北魏黑石四面造像塔（高十四公分，图十八），塔身残损，仅存中段，一佛二胁侍菩萨及释迦多宝佛并坐像。

除以上之立体塔型之外，云冈第五窟及第二窟等壁间均有多宝佛之雕作。

图十八　北魏黑石四面造像塔北京故宫博物院藏

综合以上各石塔之塔身其形制均作木楼式，风格均近，惟独塔顶之窣堵婆部分，较早则其份量比例较高，稍晚则比例愈小，同时其蕉叶部分的比例则相对提高，甚至覆缽部分完全消失，而仅存蕉叶而已。其时代均在公元四六六年之后。

至于建造于公元四六六年的本件曹天度九层石塔，窣堵婆比例完好，蕉叶短小呈槛栏式，时代特色至为清楚。

此外，本塔从基座到塔顶，其比例完整而稳重更是他塔所难望其项背。今试从塔身底层的四个基础点上至塔尖画线并延长，推测其开度约为八度（图十九），四条线向下延长至基座座宽为四十五公分，其长度之一半为第九层的屋缘。换句话，以8度为开度，底宽45公分，其高为308公分。本塔塔身高约153公分，因此塔的实体正好占满了8度的下半段，形成了粗细适中的尖形三角锥体，其上则隐约的刺向荒远的天空，设计相当完美而巧妙。至于塔顶，则又含蓄地加高至塔身的一半，其上却预留了无限空间的虚灵美感。

图十九　九层石塔斜度示意图

塔的开度以多少度为理想？笔者就便举出十个历代最著名的塔作一个粗略的度量（图二十）如下：

图二十　北魏嵩岳寺塔之斜线开度约10度

北魏嵩岳寺塔（河南登封，公元五二三年建）约十度

唐兴教寺玄奘塔（陕西西安，公元六六九年建）约十二度

唐荐福寺小雁塔（陕西西安，公元七○七年建）约七度

唐龙虎塔（山东历城，公元十世纪建）约七度

吴越闸口白塔（江苏杭州，公元十世纪建）约十度

北宋虎丘塔（江苏杭州，公元九六一年建）约十度

宋灵隐寺东塔（杭州，公元九六一年建）约十度

宋龙华寺塔（上海，公元九七七年建）约八度

宋罗汉院双塔（苏州，公元九八二年建）约十度

元金山寺千佛舍利塔（河北涞水，公元一三○○年建）约十二度

一般言，开度愈大，其盘愈稳，实用价值也愈高，但指向天际的力量也越薄弱，如陕西长安的大雁塔，其开度约在二十度左右，远看像座高台，塔的原意与宗教情感相对减低。开度小，则较优美，但若太小，则基盘单薄，造型瘦弱有如石柱，缺乏塔的稳重性。

从以上数字显示，历代造型美的名塔，其开度总在七度至十二度之间，最理想的开度似乎是九度至十度。而本件北魏九层石塔开度为八度，符合了这个条件，接近理想美塔的平均值。但作者基于宗教情感，宁愿采用较优美的开八度。开八度在平均数上与以上各名塔比较似嫌纤细些，故底盘稍乏稳定感，因此作者在底座上下功夫，而稍予加宽，使本塔兼顾了优美与稳定感，达到了本塔在造型上的美感平衡，令人有无限的变化与愉悦感受。

其次，关于塔的各层比例。实则，一般而言论塔的美感多集中在他的渐层与反覆之美上。

从实际的尺寸测量，本塔的各层高度及宽度为：

第一层高二三点八公分　上宽三八点五公分

第二层高十八点七公分　上宽三五公分

第三层高十分公分　上宽三四公分

第四层高十三点九公分　上宽三二公分

第五层高十二点九公分　上宽三○公分

第六层高十一点二公分　上宽二八公分

第七层高十一点一公分　上宽二六公分

第八层高一○点二公分　上宽二○公分

第九层高十一点一公分　上宽十八公分

其中各层高度与宽度间显然存在着相当的美的渐层值数；其最大公约数或等差律为何，一时尚无法理出，但却有待日后之研究。

（二）技法

史载公元三九八年道武拓跋珪将国都自盛乐迁至平城，将河北山东一带沙门、道士迁解于平城，其后公元四三九年太武帝灭北凉，更把凉州僧人及工匠掠解于平城，如麦积山的高僧玄高及其后主持云冈开窟的昙曜皆属之。这些工匠在平城时世代相袭，不得更易，除建设平城外，更是以后云冈石窟的建窟凿石的主力。本塔之建造既与云冈石窟同时，其雕刻手法除了反应北魏早期风格外，也可看出与北凉的深厚关系。

凉州为西域至中原的咽喉，接受古代龟兹等国的佛教文化，但至今遗存不多，现存主要的有武威天悌山第一窟（应为沮渠蒙逊时期，公元四○一年至四三九年间）的作品，和现藏甘肃的北凉石塔（附图七、八）。云冈石窟中第一期昙曜五窟中的大像窟风格即受其影响。

大像窟的佛像多作高肉髻，面相丰圆，鼻筋隆起，蓄八字胡，身躯硕壮，两肩齐挺，衣饰或右袒、或通肩，有些衣纹凸起，颇有犍陀罗风。有些衣纹轻薄，带有印度笈多的风格。圆头光环常雕飞天，颇有北凉朴质的特点。龛壁上则雕刻排列整齐，密密麻麻的小佛，给人以既丰富又简洁，既神气又雄伟的印象，刀法深浅适中，殊少无谓的刻痕，而浮雕及线刻则吸取了汉画像石的阴线刻划手法，这些特质在本塔的雕造技法上均已十足的显现出来。

1.底座

（1）浮雕图像：从正面的香炉、供养比丘、双狮到内侧的供养人，无论在造型、阳刻手法与阴刻线条，均能融化古拙的技法，并注意于风范气韵，时时流露出两汉及两晋古拙之外的潇洒澹宕趣味。尤其正面两边的正面莲花，所作高低有致的渐层效果，与云冈第七窟相似，朝着第三度空间延拓，实已脱离早期生硬的窠臼，开启了唐代华丽的气势。

（2）铭文：中国书法史中有“北碑南帖”之说，北碑源自秦汉，以汉魏为代表，其中魏碑如石门碑、晖福寺、张猛龙、郑道昭、李仲璇、张黑女、马鸣寺、龙门等或古朴瘦硬，或奇古虚和，或俊美秀润，无一不备，在中国书法史上占有崇高的地位，康有为《广艺舟双楫》说：“魏碑无不佳者，虽穷乡儿女造像，而骨血峻宕，拙厚中皆有异态，构字亦紧密非常，岂与晋世皆当书之会邪！”

魏碑分碑碣、造像记、摩崖、墓志、写经五大类。

北魏初期的各类书法均呈方劲古拙，保有部分隶书的笔致，如《太武帝东巡碑》、《大代华岳庙碑》、《中岳崇高灵庙碑》等，公元四九三年北魏孝文帝拓跋宏迁都洛阳后，汉代达于高潮，书风更为淳熟，可分雄厚强及秀丽两大风格。但其间约五十年间，应为隶转楷的最大关键，由于传世者少，令人难窥当奥，而本塔之造像记正是此一关键时期的代表作。

本塔书体以毫短而胖，笔锋尖细的毛笔书写，字形略作斜势，笔划方整，隶意甚浓，比之《太武帝东巡碑》、《大代华岳庙碑》更为深刻，细条或粗或细，结体紧密而古拙，下笔及收笔笔尖灵活，点捺清楚，经石匠镌刻后，刀痕利落，粗犷简洁，于秀丽中显见沉雄。如“乾”、“齐”、“太”、“小”等字的结构与笔划均甚夸张有力。这种书风与龙门古洞中的《魏灵藏薛法绍造像记》（如图二十一）最为神似，与公元四八四年的《司空琅琊肃王墓表》尤多近以，给与其后的《始平公造像记》（太和二十二年，公元四九八年，图二十二）《孙秋生造像记》（景明三年，公元五○二年）以极大的影响，对其后如《元羽墓志》（景明二年，公元五○一年）等风格也有相当程度的启发，在中国书法史上在隶楷转变期的意义上实有其重要的地位。

图二十一　魏灵藏造像记（局部）

图二十二　北魏始平公造像记

2.塔顶

至于塔顶的创作风格与塔身一致，但在表现的手法与刀法表现上却与塔身所显现的略有不同，例如屋顶筒瓦较细密，佛龛线条多柔弱曲线，人物纤弱，打磨光滑等显示阴柔美的一面等等，可以看出两者应出自不同雕工之手。

从塔顶的结构而言，一般虽分塔座、覆缽及相轮三个部分，但各时期及各地方对三个部分的诠释及概念未尽相同。如塔顶的数量一般都为一塔一顶，但也可以如云冈第六窟之一塔三顶，如唐九顶塔之一塔九顶（如图二十三），或将塔刹做成山峰形状的所谓“花塔”，或没有塔顶，仅以蕉叶就代替的不一而足，而本塔应是最原始典型的一种，与印度的“窣堵婆”以后的犍陀罗塔的表现技法上非常接近。

图二十三　唐九塔寺九顶塔山东历城

首先在塔座方面以木楼为造型基础，象征帝释玉宇，其下水波大海，象征须弥山^[21]，海波下为象征风轮、水轮、及金轮的六匝圆轮。在历代各塔中封须弥山之表现均以山或金刚座的手法出之，惟独本件以大海表现，海波曲线灵动，汹涌澎湃，造型优美，颇为别致。至于中段的覆缽，上有连珠纹及旋纹装饰。连珠纹为波斯传来的纹饰，西域意味很浓，而使用蕉叶护持的造型是以后北魏的独创，散见于云冈石窟中（图二十四），影响其后代宝塔甚深，形成中国塔最优美的特色之一。本件的蕉叶较短，仍保有印度护栏的原貌，线条也显得保守而拘谨。

图二十四　云冈第十一窟南壁东侧上层佛塔

在覆缽的相轮呈直角平切造型，简洁有力，与印度之伞盖式固然不同，与其他常见的各式塔婆也不尽相似，给人以极深刻的印象。覆缽上另有宝刹，惜已崩损，仅留残骨，但隐约中仍可见其风姿。

就整个塔顶的艺术表现而言，上部简洁有力，依序递减，下部细琢绵密，阴优美，尤其是海波纹、连珠纹与蕉叶纺是全塔最富装饰美的部位，也是本塔精神生命之所在。

（三）色彩及其配饰

刻于本塔底座的造像记说：“造兹石塔，饰仪丽晖”，换句话说，这件石塔于雕造完毕后，必经华丽的粉饰赋彩及装戴配饰等手续。今所见本塔一派朴实，但细审檐枋内及凹角细部仍留有朱红及胡粉等痕迹（如图二十五），得知本塔确曾有过华美的粉饰。此外，本塔既在表现《莲华经·见宝塔品》中的多宝佛七宝塔，而按经文中对该塔之描述为：“无数幢幡以前严饰，垂宝缨珞，宝铃万亿而悬其上，四面皆出多摩罗跋栴檀之香，充遍世界，其诸幡盖。以金、银、琉璃、砗磲、玛瑙、真珠、玫瑰七宝合成。”复印证现存石窟塔迹，对本塔之彩饰原貌，应可略知一二。

图二十五　九层石塔塔身檐枋间朱白色彩班驳痕迹

在云冈石窟的塔迹遗存中，各式石塔几乎皆呈现极其繁缛的彩饰外观，如第一窟、第二窟的红白相间，第五窟的白底间红添绿。第六窟的白上间红添绿加蓝，甚至于涂金描黑等（如图二十六）不一而足。

图二十六　云冈第六窟后室中心塔柱上层彩饰华美的南龛立佛

本塔就现况考察，其雕造时间早于以上各窟，似应较朴实，于周身打磨精整后，曾经白粉涂饰，檐内的桷木之间则涂以朱红，各佛像间亦涂以红色以突显主题。其他如屋顶及花纹部位，尤其是七宝相轮，仍应比照早期色彩风格略施石绿等色，以表现其“以金、银、琉璃、砗磲、玛瑙、真珠、玫瑰七宝合成”的效果，惜因年代久远，脱落严重，已难考察其原貌，但推测其以充满鲜卑族之简洁明丽的色彩，以红白为主，石绿为辅的彩饰风格，应是十分合理的。

至于配饰，该塔于落成之时，必如云冈第十一窟等（如图二十四）之顶系华幡，角垂璎珞，悬铃于上地装潢一番，以表达“无数幢幡以为严饰，垂宝璎珞、宝铃万亿而悬其上”（《见宝塔品》）的景观也是可以推测的。

七、结论

基于以上的论述，再回归本件石塔的基本问题——塔名，俾作总结。

关于这座塔的名称约有几种说法：

（一）北魏九层石塔（日本东京帝室博物馆、世界美术全集、国立历史博物馆）

（二）北魏曹天度造千佛石塔（史树青等学者）

（三）北魏曹天度九层石塔（一般文物界的称呼）

这些称呼经本文以上的探讨，可以明白第一个名称是只见塔身未见塔顶的命名，且失之笼统。第二个名称标示了作者姓名，更为周延，但着眼于本塔的装饰特色，事实上并非本塔原作者的本意。第三个名称通俗简洁，但与第一个名称近似，虽觉之笼统，但不失其简洁。

若以造塔的动机及作品内容考察，本塔的主人应是多宝佛，故本塔应称“北魏曹天度九层多宝石塔”或更近乎史实，但本文仍以较简洁之方法称之，求其简明而已。

其次，本塔系由三块石块叠成，一旦被分开，常被套错或摆错^[22]。实则，就底座而言，香炉供奉应系正面，铭文则为背面乃为正确，至于塔身以第一层之有“释迦多宝二佛并座”者为正面，而交脚弥勒菩萨及二胁侍为背面的套法，乃为正确已如前述。证之原藏崇福寺之照片（如图二）当更明确而清楚。

至于该塔的原始摆置地点应与云冈石窟制度之置于寺院之厅堂中间，俾便绕塔膜拜，并作造像碑观想修禅之用已如前述。

关于北魏时期的造像题材，除表现法华、维摩二经的释迦、多宝与维摩、文殊外，由于流行修持“法华三昧观”，祈求未来佛弥勒的蔽荫，除盛行三世佛外，也雕作现世的本生、佛传、七佛、千佛，尤其是弥勒等题材，这些风格普遍流行于云冈，也反应在本件的佛教造型上。

再其次，就艺术史的角度言，这件石塔更有着如下的意义：

（一）本塔建造于公元四六六年，完成于四六八年，是现存最早，也是最完整的宝塔。

（二）本塔是最早期以一独立的个件雕刻最多佛像的作品。

（三）本塔是北魏天安元年“二皇”正式执政同时的作品，实开以后北魏大量雕造“释迦多宝并座”题材的风气之先。

（四）本塔造型告别了“北凉式”，正式树立了“中国塔式”的新典范，影响后世至钜。

（五）本塔直接刺激了皇室广造宝塔的风气，影响了圣年高三百余尺的永宁寺七级佛图、高十丈的三级佛图，乃至高千尺的永宁寺九级佛塔等之建造。

（六）本塔除了在造型上以开八度方法处理，特别显出其曼妙之外，在色彩上则施以秾丽的粉饰，与后世所见佛塔风格大异其趣。

凡此种种，足以使其于艺术的成就之外，在艺术史上占有重要的一席之地！

（原载台湾《史博馆学报》，民国八十四年（1995年）十二月第一期）

◎黄永川，台北历史博物馆馆长，教授，文物专家。

【注释】

[1]原照片现存北京中国历史博物馆。承史树青先生惠商孙克让先生翻拍赐赠，至为珍贵，并此致谢。

[2]现留存于朔州市文物保管所之塔顶多承谭治国先生亲自拍摄惠赠，谨此致谢。

[3]见包遵彭著《国立历史博物馆的创建与发展》一文，国立历史博物馆馆刊创刊号。

[4]见史树青著《北魏曹天度造千佛石塔》一文，《文物》一九八○·一。西川宁著《北魏天安元年曹天度塔》，《史学》卷21第1期，页21。水野一清著《中国の佛教美术》，平凡社，昭和43年3月。

[5]见《魏书》卷十三《列传》六。

[6]见史树青著《北魏曹天度造千佛石塔》一文，《文物》一九八○·一。

[7]《魏书》卷九十四：“赵黑，凉州隶户，初名海，五世祖术，晋末为平远将军，西夷校尉，因居酒泉安弥县，海生而凉州平，没入为阉人因改名黑。”

[8]《魏书》〈释老志〉载和平初（公元四六○年）“昙曜白帝，于京城西武州塞，凿山石壁，开窟五所，镌建佛像各一。高者七十尺，次六十尺，雕饰奇伟，冠于一世。”

[9]见梁启超著“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饮冰室文集》。

[10]黄永川著《六朝时代新兴美术之研究》，国立历史博物馆出版。

[11]见《魏晋思想论》第十八页，中华书局。

[12]《魏书》〈释老志〉：“高宗太安末，刘骏于丹阳中兴寺设斋，有一沙门容止独秀，举众往目，皆莫识焉，沙门惠璩起问之，答名惠明。又问所往，答云从天安寺来。语讫忽然不见骏。君臣以为灵感，改中兴为天安寺。是后七年而帝践祚，号天安元年。”

[13]见日本伊东忠太著《中国建筑史》，陈清源译本，商务书局。

[14]见《弘赞法华传》卷一。

[15]丁福保《佛学大辞典》：“佛有生身法身二佛，故舍得亦有二种，八石四斗之遗骨，生之舍利也；所说之妙法，法身之舍利也。”

[16]《魏书》〈释老志〉称道武帝时的道人统法果，即公开要求佛教徒礼拜皇帝，每言：“太祖明叡好道，即是当今如来，沙门宜兴尽礼，遂常致拜，谓人曰：‘能弘道者人主也。我非拜天子，乃是礼佛耳。’”

[17]二圣见《大代宕昌公晖福寺碑》，二皇见法琳《辩正论》，参见李治国、丁明夷，《云冈石窟开凿历程》一文，《中国美术全集》雕塑编10，锦绣出版社。

[18]多宝塔原为供养多宝如来全身舍利之塔也。《见宝塔品》：“尔时有七宝塔，高五百由旬，纵横二百五十由旬，从地涌出，住在空中，尔时佛告大乐说菩萨，此宝塔中有如来全身（即多宝如来全身舍利），乃往过去东方无量千成万亿僧祇世界，国名宝净，彼中有佛，号曰多宝。其佛行菩萨道时，作大誓愿：若我成佛，灭度之后，于十方国土，有说法华经处，我之塔庙，为听是经故，涌现其前，为作证明。“按释迦在灵鹫山说法华经，故多宝佛塔从地现出，即所谓作证明也。

[19]宕昌公为王遇爵号。《魏书》卷九十四：“王遇字庆时……进幸高祖……与抱嶷（即杞道德）并为文明太后所宠。”

[20]参见丁福保《佛学大辞典》等书。

[21]《注维摩维》一曰：“肇曰须弥山，天帝释所住金刚山也。秦言妙高，处大海之中，水上方高三百三十六万里。”

[22]如《中国佛教艺术》图版21（国立历史博物馆出版）以底座铭文及一尊二菩萨为正面；《世界美术全集14》第146页以底座铭文及二佛并坐为正面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