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复应县木塔文物-再现辽代经卷与画幅的奇迹

让文物瑰宝再现生命

——修复应县木塔辽代经卷、画幅的体会

冯鹏生

提要　应县木塔发现的辽代经卷、画幅多有残破损坏，荣宝斋修复这批十分重要而又严重残损的文物，还是首次。凭他们的经验和技能，遵循“保护为主”和“整旧如旧”的原则，持以谨慎和探索适当的工作方法，成功地完成了修复任务。专家们鉴赏之后称之为“艺苑的奇迹”，他们成功地取得了修复古旧书画的经验。

我国辽代的绘画、书籍、经卷存世者甚为罕见。1974年山西应县佛宫寺释迦塔佛像腹内发现了大量珍贵的辽代文物，其中刻工精湛的《契丹藏》、蝶装书籍、硬黄纸上字体刚劲的写经、木板刻印着色的《炽盛光九曜图》以及漏印在绢帛上的彩色《南无释迦牟尼佛像》等，均具有重要的科学与艺术价值。部分书籍、刻经是在“燕京檀州街”、“燕京悯忠寺”刻印与装潢的，而且有的制作与装裱匠师的名字也保留了下来。这对于了解我国的刻印历史也是不可多得的资料。

这批文物入藏达八百余年，在塑像腹中饱受鼠鼬糟害，有些因粪尿腐蚀已糜烂成团，潮湿严重的犹如糟朽的木棒；有些已毁坏成片，大者不过方尺，小者只有方寸，筛除尘土后，宛如一堆糜烂的枫叶。

1978年应文物部门委托，北京荣宝斋欣然接受了抢救、修复这批文物的任务。两年多年，在国家文物局文物保护科学技术研究所、中国历史博物馆、山西省文物部门及有关专家的关怀、支持下，群策群力，精心修复，从近千块残经、画幅的碎片中已修复蝶装书籍六册、刻经四十七卷、写经杂抄三十件、木板刻印着色《炽盛光九曜图》一幅及《药师琉璃光佛说法图》二幅。这批文物“整旧如旧”，专家们鉴赏这后称之为“艺苑的奇迹”。

下面，就修复过程中探索的方法和遵循的原则略作叙述。

水中冲洗方法的探索

这批书画经卷残损过甚，修复起来难度很大。我们修复组中，有人虽有五十年的装裱经验，但遇到如此严重残损的文物还是首次。

关于如何去掉画幅上的污染尘埃，唐人张彦远在《历代名画记》中说：“古画必有积年尘埃，须用皂荚清水，数宿渍之，平案扦去其尘埃，画复鲜明，色亦不落。”明人董其昌在《筠轩清录》中记有：“去其尘垢，每古书一片，以好纸二片，一置书上，一置书下，自旁滤细皂角汁和水，霈然浇入纸底，于盖纸上用手软按拂，垢腻皆随出，内外如是，续以清水浇五七遍，纸墨不动，尘垢皆去。”这些传统的、行之有效的方法，对于冲洗完整的书画无疑是适用的，但对于长度大、粘连如朽木的经卷则是无济于事的。而且对于年代久远、历史价值较高的文物，如用皂角或漂粉水冲淋，即使经清水冲洗多遍，仍会损伤纸素纤维，加速纸素的老化程度，降低纸的拉力，不利于保存。经反复研究，我们商定根据经卷、书画的不同情况，采用不同方式，进行揭展去污，使水中冲洗的方法得以进一步完善。

《大方广佛花严经随疏演义钞序卷第一上》和《通赞疏十》这两卷经均为长而极薄的皮纸，经久潮湿，整卷粘结，宛如烂泥。分析粘连的原因主要是刻经墨迹带有胶质。我们针对这种情况，进行了一番特殊的处理后，将其浸入盛有40度温水的槽子内，待逐渐渍润，适时逐圈揭展。水温和纸润的程度，要严格掌握，不然会因通卷过于老化，溶为纸浆。揭展时事先需用一长塑料薄膜置于卷底随揭随拉，平出水面，逐步以新纸吸去经面浮水。待全部揭开，阴干后再卷起。刻经《通赞疏十》全部揭展后长达17米。第六纸之前原属残缺，第四、第五纸上的部分残字也系原本如此，此外无一字损伤。刻经《大方广佛花严经随疏演义钞序卷第一上》不仅纸薄，而且受黄鼠屎尿腐蚀，局部糟朽。展开后，腐蚀部位纸质更薄，字迹墨色极淡。当即紧敷于塑料薄膜上，避免了糟朽部位的更加损伤。已糟朽的经卷泡在水里，揭展后糟朽部位的字迹极易变形。对此，我们的处理是：当卷纸敷于塑料薄膜并有适量水分时，以笔尖矫正字形，进而用干纸吸去水分，使之固定于适当位置。这样，尽管纸素糟薄，甚至仅存字迹影子，也会完整地保留下来。如前经第五纸上的“意在所先叙如来言今何故人是众生迷悟”等字，虽因纸薄而变得墨色浅淡，但字形未变。又如同经纸上的之、欲、飞、承、弟、文、赞、前、言等字，已破损殆半，因固定位置得当，仍可辨认。

少数经卷已污染糟朽得不成样子，用水中冲洗的办法也能恢复其本来面目。如《高王观世音经一卷》通卷尘垢，纸素软烂，字形画意极为模糊。按前述办法在水中冲洗并补纸后，字迹清晰，神气焕然，很难教人相信原来的状态已经那样残败。

同出于木塔四层主像腹中的片纸碎屑，都是这批文物的组成部分。因此，在消除污垢过程中，不能有任何舍弃，否则就会给拼复造成短缺。总结前人在案子上平洗书画的经验，根据碎片皆为皮纸、着湿后拉力较强、墨色稳固等有利条件，我们也用水中冲洗的办法，成功地解决了大量碎片的去污问题。方法是：将碎片置于水槽洗去尘污，凡粘有泥土的，用羊毫笔轻轻拭掉，凡边际有卷起或折叠的，用笔随势拨开。水的温度可视碎片污染程度适当加高。待字迹稍见明净，即用略大于碎片的塑料板从水中托出纸片，用干纸或毛巾吸去水分，用厚纸压平，阴干，然后揭起以备拼复。经洗涤的残经近千片都很明净，显示出刻经或写经字体的本来面目。每残经边际上的毛茬都保留下来，为拼复对接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如接拼的《妙手莲花经卷第四》第一纸上的“于菩萨提树下敷”几字，虽系两截，但扉边相接可谓天衣无缝。

我们还用攻“水攻”的办法，揭开了六层麻纸写经粘连成一块纸板。写经经片由于相合时用糊较稠，增加了分揭难度。我们以温水将经版冲洗干净，放入水中浸透后置案上，用极大的耐心逐层分揭。当从一头揭开一段后，即将揭开部分衬以干纸卷起，以免损伤。经过一番努力，毫无损伤地将版纸分揭为六张经片。据专家鉴定，此经有重要的历史价值。

坚持保护为主的原则

我们在装裱这批辽代文物过程中，从操作技法到装裱形式，都首先考虑有利于作品长期保存这一原则。(www.xing528.com)

经过修复的大多数经版有十几米长，像《涅槃义记卷第八》竟达三十余米。如果用绫绢作镶料，裱成比较“堂皇”的大镶手卷形式，是不难办到的。但是，经过研究讨论，我们没有这样做，而是首先清洗碎片，使之平整，能够看清字形画意，嗣后拼复成卷。为避免错乱，按碎片以点糊粘于一张长卷纸上，再将碎片按次序、正面朝下用清水平于拷贝桌上，用与经卷纸素色泽厚度基本相同的纸补于残缺部位，对断裂处则粘以“折条”。补纸时，根据缺处大小，随形补之。浆口应尽量窄些，一般以0.5厘米为宜。待通卷补毕，晾干。遇卷皱不平，使之正面朝上用清水平刷于案上，近干时再以厚纸压平。四小时后揭起，背面犹如砑光。略裁两边补纸的多余部分，天头处接素纸二尺。天地杆、丝织小带、别子都用原物，或依原样复制。装修出的经卷均未托纸，而是用补纸的方法使残卷联为整体。这样作，即使较长的经卷，卷身直径为五六厘米左右，舒卷方便。如果采取传统的托心，再裱镶绫绢，必然会使经卷加粗很多，尽管看起来豪华，却不宜于收藏。这样作，“整旧如旧”，经卷的原状得以保留下来，显出古朴的风格；又可以避免因托纸通卷着糊而招虫蠹；还可以保留背面的印记，如辽人写经《成唯识论第一》，背面两纸间均有“应州延福寺藏”的骑缝章，这对文物研究是很有意义的。

宋人赵希鹄在《洞天清禄集》中曾说：“画不脱落，不宜数装背，一装背一损精神，此决然无疑者。墨迹法贴亦然。”我们这次以被纸方法联片成卷，几百年后如果经卷必须托裱，就可直接进行，避免因揭裱而使字迹受到损失。

坚持保护为主的装裱原则，并不反对在此前提下适当美化。木刻《药师琉璃光佛说法图》原用墨印圆形古钱图案的麻纸裱，一幅天头12厘米，边3厘米，另幅不镶边，天头处无天杆，画心下端的素纸上粘一条直径0.8厘米的小荆条，发现时整幅画折叠精朽，很难打开。为了使这两幅辽代木印着色画保留下来，在装裱形式上就不宜简单追求原状。画心经过揭托，上端粘的12厘米的印花图案原纸仍旧保留，画心边际不方裁，另留“距”以便保护。圈用旧米色绫，天地用深淡青绫，小边用深古铜绢。边宽11、小边0.7厘米。上隔界26.3、下隔界20厘米。天头65、地头42厘米。地杆直径5厘米。这样就以接近宋式的传统装裱形式，代替了简易的原装。已经酥裂的画心，经裱后背面粘有数以百计的“折条”，只有用较粗的画杆来卷才不致过度“经折”。这样既利于舒卷、张挂、收藏，也较为美观。

几点体会

这次修复辽代经卷、画幅，使一批文物瑰宝再现生命，是我们研究、解决装裱中遇到的复杂问题的难得机会。我们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也有几点体会。

首先，是根本的一点是，修复重要文物，必须持十分谨慎的工作态度，探索适当的技术方法。态度的谨慎必须予以充分强调，贯彻于每一道工序，在细微末节上也不可掉以轻心。

为了避免在装裱过程中加重文物的破损程度，我们使用了“润平展视”的方法。如木刻着色佛像药师图原件严重残破酥朽，凡着色部分因颜料含胶质，更加糟烂；加之原装仅用一根很细的荆条地杆卷着的，展阅一次就可能加残一次。我们用笔蘸清水，抹在画卷上，润一圈，舒展一圈。通幅平开后，用稀糊将碎片粘于纸上，再舒展或平置案上，研究装裱方案，进行技术处理。

为了其纸素、色彩不受损伤，冲洗碎片时不必求其彻底干净。周嘉胄在《装潢志》中说，冲洗画心，“如稍明净，仍之为妙”。这一点很重要。如果把经卷、画幅上的油脂、熏染去尽，就目前水平来说，借用药物是能够做到的。但纸素一着药水，会加速老化，不利于长期保护。如经卷《大方广佛花严经随疏演义钞序第一上》隐隐显有水渍或鼠尿的痕迹，倘用开水洗涤，再加其他措施，也可以去掉。但我们认为，原来的污染卷面已略复明净，只是个别部位有污染的痕迹，既不影响阅看，又不影响保存，已经可以实现装裱目的。因绝大部分经卷是硬黄纸，既避虫蠹，又光滑莹润，如用开水洗涤，固然可以更加明净，但也易使黄檗脱落。因此，用冷水或温水平洗，使之“稍加明净”即可。凡经洗涤而黄退者，我们采用古示“入潢”，即将黄檗置砂锅内微火熬炼，取其纯法，刷于卷面，兼收明净和避蠹的功效。

为了不伤画心，我从前在装裱几幅木刻着色作品时都养了“距”。养“距”不仅能够保护作品，在将来需重裱不受裁伤，也有益于作品的美观。但鉴于画心四边不规矩，可适当地将“距”留得宽些，用“距”的部位来校正画心，进行装裱。药师图就是这样的情况。

把原件一点一滴完整无缺地保存下来，是修复文物应该注意的方面。这批辽代经卷的背面有附纸，是当初经卷破裂后贴补上的。一般情况下，书画原装前面的东西可以扔掉。但在这次冲洗辽代经卷时，认识到这些附纸也有很大价值。其中有的写有文字，盖有印章，研究者认为很有意义。就是那一块块碎纸片也是研究造纸发展史不可多得的实物资料。于是把背面的纸条、印章、残纸都精心地设法揭取下来。

《炽盛光九曜图》佛头及背光的复原过程，是谨慎的工作态度十分有益的生动例证。此幅系木印着色，凡着色部分因色内胶质所致均已酥朽，残破成了许多色片。在修复过程中，参考了许多佛画资料，多方听取了专家意见，把一块块碎片摆在原来的位置，才完成了拼复工作。但是佛头上部及背光的左半部仍然短缺。时隔一年后，文物部门在整理塑像时从碎土块中筛出了残碎纸片，验证结果恰是所缺部分。由于原裱拼接部位准确，补上之后顿时完整复原。这种出人意料的结果，简真可以说是一段装裱“佳话”。

其次，在装裱形式、施潢防蠹等方面，都获得了有益的启发。

从装裱形式看，几幅木刻佛像的原裱极为简陋。其中有一幅是在长方形的画心上端，粘有几厘米类似古钱图案的花纸；画心左右及下端都是原心的素纸，不再另镶其他材料，上杆后整幅通高不过89厘米。虽然画幅很短，但看来并无短促之感。这种来自民间的装裱风格，适宜在较矮的房间张挂。长期以来，人们常将很小的画心以绫绢镶裱成长达七、八尺的条幅，这固然是唐宋以来惯用的装裱形式，但不一定将其奉为千古不变的形式。装裱形式如何适应现代实际需要，是值得研究的课题。再者，古代花纸图案的拙朴性以及深沉的图案色调，配之于画心，也给人一种豪放的感觉。当前人们裱画所用绫色极为单调，图案也多过于细腻，为了在这些方面有所突破，我们应该从古装裱中吸收有益的东西。

从经卷施潢防蠹看，这批经卷中只是在两件未经施潢防蠹的写经上见有虫蚀现象，其他只受鼠害，足见辽代的避蠹方法是卓有成效的。唐张彦远在《历代名画记》中谈制糊时提到：“余往往入少细研熏陆香末，出自拙意，永去蠹而牢固，古人未之思也。”周嘉胄也指出：“先以花椒熬汤，滤去椒，盛净瓦盆内放冷”，然后治糊，显然也是为了避蠹。遗憾的是现在装裱时，对这一非常有利于保护书画的措施有所疏忽，有时糊里不加任何避蠹剂，往往致使裱好的书画未经几时，就被虫咬得遍体鳞伤。当然这只是画件易蠹的一种因素，但也值得引起注意。为使裱件具有防蠹性能，我们应该总结前人的经验，找出更好的方法来。

经卷和画幅上的墨色及石绿、石黄、紫红等颜色，虽历经千年，仍色彩鲜明，即使置水中洗涤也不晕湮脱落。尤其是六层写经已粘结成纸板，揭开后字迹仍清晰，并无墨晕的现象。可见辽代在制色工艺方面已经有了丰富的经验。而目前，我们在装裱一些新书画时，往往由于预防不够，不是墨色晕湮就是颜色脱落，不利书画珍品的流传。因此，对古人调制颜色的经验应有总结探讨的必要。此外，尚有经卷纸素的抗水特性以及有关彩色印刷技术等问题，也需有关专家进一步探讨研究，以资借鉴。

（原载《文物》1982年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