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所仅见的辽版书籍《蒙求》现已发现！

世所仅见的辽版书籍

——《蒙求》

毕素娟

提要　应县木塔佛像内发现的一批珍贵文物中，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世所仅见的辽版《蒙求》。《蒙求》是以历史典故为主要内容，每句四字，对偶押韵，为儿童启蒙课本，是唐代李翰编撰。从宋至民初，蒙书基本都师法于李翰《蒙求》。《蒙求》对以后的蒙书具有极大的影响。

1974年7月28日在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山西应县佛宫寺木塔四层主像腹内发现一批辽代珍贵文物。其中有雕版印刷品六十一件，足以填补我国辽代雕版印刷史上的空白。在这批印刷品中，特别值得一提的是目前世所仅有的辽版书籍《蒙求》（图一），也是该书现存的最早刻本。现就此谈谈我们的看法。

图一　辽版《蒙求》之一

《蒙求》一书是封建社会儿童教育的启蒙课本，是唐代李翰撰的。它是以历史典故为主要内容，采用对偶押韵的句子，每句四字，包含一个历史人物或传说人物的故事，上下两句成为对偶。这样的蒙书既可以帮助儿童多认识《千字文》^[1]以外的生字，又可以学些典故知识。这比以认字为主的蒙书又前进了一大步。李翰《蒙求》“在蒙学史上是可与《急就篇》、《千字文》前后辉映，具有开创性的著作，对于此后的蒙书具有极大的影响。”^[2]

但是，关于《蒙求》的作者李翰，正像王重民先生所说：“明清之间，学者已不识李翰为何人，遑论其书！”^[3]《四库提要》、《全唐诗》则误认为李翰是五代时后晋之李瀚。虽然宋人陈振孙、晁公武都说《蒙求》是唐人所著，明人顾起伦《蒙求标注》序、清人邢澍《守雅堂文集》、周中孚《郑堂读书记》中虽也有考证，但并未引起人们的重视，两说一直并存。直至光绪六年（1880年），杨守敬在日本发现卷子改装本《古钞蒙求》一卷，开头有唐代饶州刺史李良天宝五年《荐〈蒙求〉表》，接着是唐人李华的序；后来在敦煌又发现了两部写本《蒙求》残卷（都为伯希和劫去），其中甲卷开头尚存本良《荐〈蒙求〉表》的后半段和李华序。至此，证明《蒙求》的作者是唐人已无问题。所人余嘉锡先生在《四库提要辨证》中广征博引，论述精辟，更使《蒙求》作者唐代李翰面目一清。

唐人李华《蒙求》序曰：“安平李翰著《蒙求》一篇，列古人言行美恶，参之声律，以授幼童，随而释之，比其始终，则经史百家之要，十得其四五矣。推而引之，源而流之，易于讽习，形于章句，不出卷而知天下，其《蒙求》哉。《周易》有‘童蒙求我’之义。李公子以其文碎，不敢轻传达识者，所务训蒙而已，故以‘蒙求’为名题其处。每行注两名，人名外，传中有别事可记者，亦此（比）附之，虽不配上文，（其）所资广博。从切韵东字起，每韵四字。”^[4]

从宋元直至清末民初，蒙书基本沿着隋唐的路子发展。“三、百、千”^[5]与《蒙求》在社会上广泛流行，并且陆续出现了各种《蒙求》和仿照《蒙求》的韵语读物。如徐子光《补注蒙求》、金三俊《李氏蒙求补注》，还有《十七史蒙求》、《广蒙求》、《龙文鞭影》、《叙古蒙求》、《春秋蒙求》等历史蒙求，以及《名物蒙求》、《唐氏蒙求》、《六言蒙求》等等。无论在体例上或内容上，都师法于李翰《蒙求》。《三字经》、《龙文鞭影》、《幼学琼林》中的许多内容也取材于李翰《蒙求》。

由于李翰“学艺淹通，理识精究”^[6]，故《蒙求》能“错综经史，随便训释，童子则固多弘益，老成亦颇览（觉）起予。”^[7]《蒙求》取材广泛，便于诵习，其流传应用的生命力远比朱熹等道学家们编的《小学》和“类小学”强大得多。

“三、百、千”和《蒙求》不但在中原地区流行，而且还传到了边远的少数民族地区。“三、百、千”曾被译成蒙、满等民族语言。《蒙求》更远传到朝鲜、日本，在日本曾特别流行。日本那时不只翻印中国、朝鲜传去的本子，还笺注、校订、出版了多种本子。我国明末清初李氏《蒙求》渐渐湮没，只存南宋徐子光《补注蒙求》。至光绪间，杨守敬竟在日本访得卷子改装本《古钞蒙求》一卷及《蒙求》其他罕见本。

现将李翰《蒙求》比较重要的几种本子列表于后（见表一。以下提到《蒙求》一书的各种版本，均用表一中的简称。）

这次在应县木塔四层主像内发现的辽版《蒙求》，框高20.4厘米、版广25.8厘米。白麻纸，蝴蝶装。第一叶及第九叶后半叶缺，第二叶版心有污残。此《蒙求》为三卷白文本。全册现存七叶半。每叶二十行，行十六字。边框左右双线，上下单线。版心刻有版码。楷书，字体整齐，略显呆板。“明”字、“真”字缺笔避讳。现存文字自“燕昭筑台”起至卷终。卷后“音义”存八行。

此书本身虽无刻印题记和年款，但从下述几点可以断定为辽版。

1.应县木塔建自辽清宁二年（1056年），塑像是辽末金初所塑，四层主像未发现二次塑痕迹。木塔塑像与雁北地区其他金代塑像风格一致。因此，这批文物进入塑像的年代应与塑像同时，即辽末金初。

2.从四层主像内发现的文物看，辽代题记中以天祚帝耶律延禧天庆年号为最晚。北宋和辽同年结束，其时已是金天会三年。文物本身也证明入藏年代是辽末金初。

3.这批辽代六十一件雕版印刷品中，有七件避辽讳。其中刻经《释摩诃衍论通赞疏卷第十》和《释摩诃衍论通赞疏科卷下》都是辽道宗“咸雍七年十月□日燕京弘法寺奉宣校勘雕印流通”的，“光”、“明”、“贤”、“真”四字皆缺笔避讳。其余五件雕版印刷品以及八件辽人写经，或四字均避，或仅避其中一二字。《蒙求》即此七件印刷品之一，明显避辽讳“明”、“真”^[8]。如“后出拜”（甄、真同音）（图四）、“离娄目”、“周漏船”、“渊把菊，长望月”，“许无双”、“兹八龙”（图五），“音义”中的“”、“”等。钱大昕曾说：“辽人谨于避讳。”（《十驾斋养新录》八）由此可证《蒙求》为辽版。

图四　辽版《蒙求》之四

图五　辽版《蒙求》之五

4.北宋刻本佛经早期还卷轴装，如《开宝藏》。至于书籍的装帧则主要是蝴蝶装^[9]，旋风装和经折装极少见。辽和北宋同时，装帧特点与北宋一致。辽藏和多数刻经为卷轴装。其中《佛说八师经》、《佛名集》、《八师报应记》、《妙法莲花经序品第一》、《燕台大悯忠寺新雕诸杂讃一策》为蝴蝶装。除《妙法莲花经卷第一》为卷轴改为经折外，尚未发现其他装帧形式。仅见的辽版书籍《蒙求》为蝴蝶装，具有时代特色，也是断为辽版之一证。

我们曾以辽版《蒙求》为底本，有表一中旧注本、活字本、《学津讨原》本、笺注本、《畿辅丛书》本校勘，并参考《日本访书志》、《敦煌古籍叙录》、《四库提要辨证》、《郑堂读书记》中有关论证，校出各种异同近八十处，详见表地一。

据表一、表二分析比较，辽版《蒙求》有如下特点：

1.辽版《蒙求》系白文本，无注文。虽分上、中、下三卷，但与带注三卷本的分卷情况都不一致，可见不属同一源流。唯与敦煌甲卷都是白文一点相同。但辽本前缺，原来有无李华序及李良《荐〈蒙求〉》已不可知。敦煌甲卷仅存白文二十八句，辽本前缺白文四十句，也无从校勘。王重民先生说敦煌“甲卷李良进表后，有‘良令国子司业陆善经造表，表未行而良授替，事因寝矣’一行，唯杨氏所获战友钞卷子改装本有之，可见唯此两本渊源为最古。”^[10]敦煌甲卷与卷子改装本两种是现在《蒙求》的最早写本，同出于唐人之手，一种有注，一种无注。可见李翰《蒙求》在唐时至少已有两种本子。据李华序，《蒙求》原有注。白文本或许是给学童作识字课本用的删节本。有目有注者当是给塾师作教材讲解之用。无注者刻版简省，销量大，有利于坊间书商。清代，杨迦怿在《李氏蒙求集注》道光三年自序中还说他幼年时（乾隆间）有目无注的《蒙求》还可在坊间购得。辽本“音义”前又有“韵，东字起，每韵四字”。与《蒙求序》结尾一致，足见其更接近唐写本敦煌甲卷。

2.辽本是唯一有“音义”的《蒙求》”。辽本第九叶前半叶存有“音义”八行，共有六十三个字头。“音义”前印有“韵东字起每韵四字音义唐家”一行。经查对，所注六十三字的“音义”，大都与《唐韵》、《广韵》系统的反切注音一致。只注字音，并未注义。

3.在校勘时我们看出，学津本中徐子光所指旧本实比龟田兴所据旧注本为早，辽本又比徐氏所见旧本早，与卷子改装本的正文比较接近。例如：

“江革忠孝”（图二）

图二　辽版《蒙求》之二

卷子改装本、辽本、旧注本、《畿辅从书》本作“忠孝”。学津本、笺注本作“巨孝”。学津本引《后汉书》为据，说“旧本巨作忠，非。”《四库提要》已指出“今本（指学津本）不载江革忠孝句，事见《南史》，乃以为后汉之江革，改忠孝为巨孝。”杨守敬曰：“江革忠孝，事见《南史》，非后汉之江革，此说本《野客丛书》，《琅琊代醉篇》袭之。按，卷子原注引《东观汉记》‘江革，字次翁，忠臣孝子之称行天下’云云，是本有忠孝二字，不必以《后汉书》作巨孝为疑。”^[11]旧注本龟田兴也证说：“《野客丛书》曰：《蒙求》‘江革忠孝，王览友悌’，诸家注尽引后汉江革，且后汉江革是江巨孝，非忠孝也。读《南史》，梁时亦一江革，年十六丧母，以孝闻。后为魏人所执，词色庄正，不少屈服。而归梁，明帝曰：今日始见苏氏之节。此正兼忠孝二事。徐氏曰：‘旧本巨作忠，非。’今以王勉夫之言观之，赵宋以前之本皆作忠孝。更作巨孝者，徐氏之私加删正者无疑，且作巨孝则与友悌不为对耦焉。”足见“江革忠孝”为对，说明辽本更接近祖本。

“陈重送金”（图一）

辽本、《畿辅丛书》本作“陈重”。旧注本、学津本、笺注本、活字本均作“雷义”。今查《后汉书》“陈重，字景公……有同署郎负息钱数十万，责（债）主日至，诡求无已，重乃密以钱代还。郎后觉知而厚辞谢之。重曰：‘非我之为，将有同姓名者。’终不言惠……”“雷义，字仲公……义尝济人死罪，罪者后以金二斤谢之，义不受，金主伺义不在，默投金于承尘上。后葺理屋宇，乃得之，金主已死，无所复还，义乃以付县曹。”^[12]则

表一

表二（1）

表二（2）

送金代人还债者应是陈重，后人或因“胶漆自谓坚，不如雷与陈”^[13]之语而误为雷义。

“任座直言”（图三）

图三　辽版《蒙求》之三

辽本作“住座”，是刻版形讹之误。卷子改装本、旧本作“任座”。旧注本、学津本、笺注本作“翟璜”。杨守敬跋卷子改装本说：“‘任座直言’，不作翟璜。注中翟璜与任座皆互易，足订今本《新序》之误。徐氏反据今本改题，大谬。”^[14]辽本与卷子改装本、旧本同，进一步证实杨氏所论正确。旧注本龟田兴氏引今本《新序》曰：“徐氏曰：旧本翟璜误作任座，此本无其误，徐氏所见之本或异于此耶。”由此可见，南宋徐子光所见旧本，正如王重民先生所说：“其渊源亦颇古。”^[15]与卷子改装本、辽本相近。而龟田兴氏所谓旧注本已晚于徐氏所见旧本。徐子光为南宋理宗、度宗时人，距辽中期近二百年，所见之本很可能晚于辽本。(www.xing528.com)

4.《辽本》有的地方因袭了更早版本的错误，足见其渊源较古。例如：

“刘恢倾酿”

辽本、卷子改装本、旧注本、旧本、《畿辅丛书》本均作“恢”。学津本、旧钞本作“惔”。旧注本龟田兴曰：“徐本云：‘旧本惔作恢，误。’按此篇引《世说》，而徐本改引《晋书》者，谬矣。此事今出于《赏誉篇》。”杨守敬考证说：“‘刘恢倾酿’，《补注》据《晋书》改作刘惔。按《世说》本作恢，《文选》任彦昇《王文宪集序》注引臧荣绪《晋书》本作恢。今本《晋书》作惔，恐误。”^[16]今查《世说新语·赏誉篇》注：“刘恢，字道生，沛国人。……选为车骑司马，年三十六卒。赠前将军。”^[17]生平未有倾家酿事。而《赏誉篇》中多次出现的“刘尹”即刘惔，字真长，却有“刘尹云：‘见何次道饮酒，使人欲倾家酿。’”^[18]的记叙。查《文选》任彦昇《王文宪集序》注引臧荣绪《晋书》曰：“刘惔，家真长，沛国人也，为丹阳尹，性重庄老。”^[19]均与龟田兴、杨守敬所引不同。看来，‘刘惔倾酿’为是。几种较早的本子均作刘恢，或许李氏原作即因刘恢，刘惔同见于《赏誉篇》而误。

“大叔辩洽”（图二）

辽本、活字本、学津本、笺注本、《畿辅丛书》本作“辩洽”。卷子改装本作“辨给”，旧注本经龟田兴考证后改为“辨给”。杨守敬跋卷子改装本云：“‘大叔辩给’引《世说》。旧注作辩洽，误。”旧注本龟田兴考证说：“晋大叔广，字季思，枢机清辨。挚虞，字仲洽，著述不倦。俱为列卿。广谈，虞不能对；虞著文难广，广不能答。更相嗤笑，纷然于世也。”徐本不载大叔字。《世说》注引王隐《晋书》曰：大叔广，字季思，东平人。古本辨给作辩洽，误。《世说》曰：大叔广甚辩给，而挚仲洽长于翰墨，标题盖本于此。……今从《世说》而改之。”“辨给”、“翰墨”恰好属对押韵，“辩洽”错了（表二中的“大叔辩给”应改为“大叔辨给”）。

“甘蝇贯虱”（图三）

旧注本、活字本、《畿辅丛书》本、学津本、笺注本作“纪昌”。辽本作“甘蝇”。学津本曰：“《旧本》纪昌误作甘蝇。”旧注本龟田兴考证说：“《列子》：甘蝇，古之善射者。飞卫学射于甘蝇，纪昌学射于飞卫。卫曰：尔先学不瞬，而后言射。昌后以不瞬告，卫曰：未也，学视而后可。昌以氂悬虱于牖而望之，旬日之间浸大。三年之后如车轮，乃以燕角之弧、朔篷之竹干射之，贯虱心而悬不绝。”今查杨伯峻《列子集释·汤问篇》，贯虱者确是纪昌而非甘蝇。

5，辽本有些正文与早于它的版本一致，而与晚于它的版本有异，只能说明辽本较早。至于文字异同的是非则尚待进一步考证。因我们未能见到敦煌甲卷、敦煌乙卷、卷子改装本，不能一一校勘，仅就《日本访书志》、《敦煌古籍叙录》中提到的做了核对。

6，在校勘中发现辽本校刻不精，错字较多，排版也很节省，如把“蒙求卷上蒙求卷中”、“蒙求卷中蒙求卷下”（图一）排在一行，纸质、墨色也欠佳，很可能是辽西京一带印制、民间流行的坊刻本。有些错误是显见的。例如：

“郑均自衣”（图三）

辽本作“自衣”。各本均作“白衣”。《后汉书》：“郑均，字促虞，东平任城人也。……公车特徵，再迁尚书，数纳忠言，肃宗敬重之。……帝东巡过任城，乃幸均舍，勑赐尚书禄以终其身，故时人号为‘白衣尚书’。”

“林宗折中”（图四）

辽本作“折中”。各本均作“折巾”。《后汉书》：“郭太，字林宗……尝于陈梁闲行遇雨，巾一角垫。时人乃故折巾一角，以为林宗巾，其见皆如此。”

以上是我们对辽版《蒙求》的一些初步探讨，很不深刻，谬误之处在所难免。龟田兴氏当初获得旧注本，欲“雪李氏之冤”，可惜该本“实三四百年以上之物也”^[20]（约公元1400年左右，即明永乐年间），晚于徐氏所见旧本，未能如愿。今发现之辽本早于徐氏近二百年，是现存最早的刻本，对校勘考订现存各本，恢复李氏《蒙求》正文原貌，将有重要价值。

附记：本文撰写过程中，承启功先生热情关心，多次给予指导，谨此深致谢意。

（原载《文物》1982年6期）

【注释】

[1]《千字文》流行最广的是以“天地玄黄”开头的一种。它是南北朝梁朝周兴嗣编的，是世界上现存最早、使用时间最久、影响最大识字课本。

[2]张志公《传统语文教育初探》第57页。

[3]《敦煌古籍叙录》第207页。

[4]杨守敬《日本访书志》卷十一。

[5]《千字文》与宋人编的《三字经》、《百家姓》合在一起时的俗称。

[6]《日本访书志》卷十一，李良《荐〈蒙求〉表》。

[7]《日本访书志》卷十一，李良《荐〈蒙求〉表》。

[8]详见本期《山西应县佛宫寺木塔发现一批辽代珍贵文物》一文。

[9]蝴蝶装是将一叶叶印张，从版心字对字地对折起来，然后用张整纸顺着折缝的一边，从前面包到背后，使每叶折缝与包纸中缝粘在一起，再装上封面成为一册。书打开后，两边向外，好似蝴蝶双翼，故称蝴蝶装。

[10]《敦煌古籍叙录》第207页、第208页。

[11]《日本访书志》卷十一第六册。

[12]《后汉书》卷八十一《独行列传》第七十一，中华书局校点本，第2686—2688页。

[13]《后汉书》卷八十一《独行列传》第七十一，中华书局校点本，第2686—2688页。

[14]《日本访书志》卷十一第六册。

[15]《敦煌古籍叙录》第207页、第208页。

[16]《日本访书志》卷十一第六册。

[17]《诸子集成》第八册《世说新语》卷四《赏誉》第八（下），中华书局本。

[18]《诸子集成》第八册《世说新语》卷四《赏誉第八（下），中华书局本。

[19]《文选》卷四六〔序〕《王文宪集序》，下册第六五五页下栏，中华书局影印本。

[20]《日本访书志》卷十一第六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