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朝大藏经的雕印及研究成果

论辽朝大藏经的雕印

张畅耕　毕素娟

提要　由于不见实物，过去对辽藏雕印的研究，只是粗略考定。今张、毕两位专家以惊现辽藏实物为硬件，引经据典，返璞归真，详备钩沉，不仅使过去辽藏雕印的一些问题得以澄清，而且也将其整个研究工作推向了一个新的阶段。

公元11世纪，以北中国的广大地区为领土的契丹——辽朝^[1]完成了本朝文化史上划时期的伟大事业，雕造了校刊精当的汉文大藏经，即后世所称辽藏、丹藏或契丹大藏经。此藏天壤间向无传本。1974年山西省应县佛宫寺释迦塔（应县木塔）第四层之释迦像中，发现了一批辽代文物。其刻经之中，十二卷见有大藏经之《千字文》帙号。与房山云居寺辽、金两代石刻大藏经互校，同经之帙号、版面、行数、字数、文字简繁等极其相似。尤为难能可贵的是，十二卷中“刻”帙（527号）之《佛说大乘圣无量寿决定光明王如来陀罗尼经一卷》为宋朝新译经；“勿”帙（564号）之《一切佛菩萨名集第六》，为辽高僧德云集重熙二十二年入藏者；“女”帙（161号）之《称赞大乘功德经一》，题记年代为辽圣宗统和廿一年（1003年）。凡此皆证，此十二卷即是学术界梦寐以求的辽朝大藏经之珍物。

中外学术界对辽藏的研究概况

半个多世纪以来，在未见实物的情况下，中外学术界根据文献资料、碑碣题记，特别是北京房山云居寺石刻大藏经，肯定了辽藏的存在；进而对它的经目编成、雕印时代、帙卷总数、刻印地点、主持学僧、装潢款式及其与宋藏、高丽藏、云居寺辽刻经的关系等问题，持续做了探索。

1912年妻木植良教授撰《论契丹雕造大藏经的事实》，认为：①辽藏的注疏、秘籍搜录、音义校正、释教录制定等，早在契丹圣宗时代即已开始筹办。完成于统和十五年的《龙龛手镜》即是研究大藏经音义之作。②雕印时间是兴宗朝至道宗清宁八年（1031—1062），为时约三十年。③校刊大藏的主持者是兴宗、道宗时期燕京圆福寺的崇禄大夫检校太保行崇禄卿总秘大师赐紫沙门觉苑及其门徒守臻、诠晓等。④全藏以《开元释教录》入藏录的四百八十帙为基础，经过补充达到五七九帙，共经六千卷。⑤其《千字文》编号与石晋沙门可洪的《新集藏经音义随函录》（以下简称《随函录》）一致。⑥房山云居寺辽代刻经的帙号，是据辽藏的帙号附上的。

1935年塚本善隆博士的《房山云居寺与石刻大藏经》进一步提出：①辽藏在圣宗时代就进行了准备，兴宗时代编成雕印，道宗时代全藏达到五百七十九帙。②完成于统和时期的《续一切经音义》、《龙龛手镜》与编校辽藏互为因果。③塚本氏十分重视穆宗应历十五年王正《重修范阳白带山云居寺碑记》及统和二十三年沙门智光的《重镌云居寺碑记》，因之提出了无碍大师、智光、希麟、行均等诸大德与辽藏的编校应有重要关系。④《释摩诃衍论》编为“宁”帙（567号），证实全藏在兴宗时即已印就，因为它已接近五七九帙之末。⑤云居寺的金代刻经很可能是根据辽藏续刻的。

1978年，小野玄妙在《佛教经典总论》之《大藏经概说》第五章中，据《随函录》和《续一切经音义》，拟定了辽藏五○五帙（天—高）的经目。

我国学者陈垣、周叔迦、叶恭绰、吕澂、林元白、道安等，亦从不同角度，深入进行了辽藏的研究。

1951年，吕澂教授据山西大同现存《大同西京大华严寺重修薄伽教藏经记》，以《契丹大藏经略考》为题，对辽藏的基本方面做了分析。他指出：①大同薄伽教藏殿建于重熙七年（1038年），其时全藏刊版当已告一段落。②辽藏兼收《大唐保大乙巳岁续贞元释教录》各经四十三帙，宋代新译经三十帙，辽朝补入遗编新著二十余帙。③辽藏之卷帙品次乃至文字校订，大体遵依宋藏之天禧时印本。

1964年，台湾省的道安法师，在《中国大藏经雕印史》中，推崇辽藏给后世佛教界的贡献甚大：“其一，在燕京近效之房山，续隋静琬之遗业，补刻有四大部之石经，此即根据契丹藏完成者。其二，辽道宗清宁八年（1062）将契丹大藏经赠送高丽，此后契丹藏数度传入高丽，作为高丽写经或出版之定本或校本。大觉国师义天，即曾选为高丽续藏之定本。高丽本再雕之时，守其等利用以为校本。契丹善本因有如此多之优点为基础，故获得今日高丽学术界甚高之评价。”道安还认为：“多年前，由吐鲁番出土之古写经典之残卷中，发现数种印刷之佛典。其中有每行十八九字，在卷首有扉画之《大般若经》、《中阿含经》、《增一阿含经》、《杂阿含经》之片断。卷首经题下之千字文，与其它宋元版完全不同。仅与可洪之《随函录》内所见千字文番号符合。只因为使用此种番号者，仅契丹藏经而已，故出土之印刷物为契丹版藏经，应无疑问。”

应当肯定，经过半个多世纪中外学术界的致力，在辽藏的研究方面，已经取得了相当成绩；然而亦毋庸讳言，由于诸前辈未见实物，间接推测，失误在所难免。诚为吕澂教授早年预料的那样，对辽藏只能：“略加考定，见其一斑。若求详备，固有俟于异日新资料之出现也。”

辽圣宗时期具有雕印大藏经之能力

1974年山西应县木塔辽代秘藏忽尔出世，辽藏随之而出，多年冥想成为事实。有关它的款式，质地，雕印地点等问题，迎刃而解。对于前此似已解决的问题，如雕印时代、经录编成，编校大德等基本问题势必根据实物，重新进行研讨。

木塔发现的辽代经卷共有刻经四十七卷（册），写经三十卷。刻经之中，见大藏经帙号的凡十二卷：

1.大方广佛华严经卷第四十七　垂（佛陀跋陀罗译六十卷本）

2.大方广佛花严经卷第二十四　爱（实叉难陀译八十卷本）

3.大方广佛花严经卷第二十六　爱（同上）

4.大方广佛花严经卷第五十一　首（同上）

5.妙法莲花经卷第二　在（鸠摩罗什译八卷本）

6.称赞大乘功德经一　女

7.大法矩陀罗尼经卷第十三　靡

8.大方便佛报恩经卷第一　欲

9.中阿含经卷第三十六　凊

10.阿毗达摩发智论卷第十三　弟

11.佛说大乘圣无量寿决定光明王如来陀罗尼经一卷　刻

12.一切佛菩萨名集卷第六　勿

内中7、8两卷之经背有“神坡云泉院藏经记”长方朱印，其为大藏经毋庸置疑。其它有帙号的尚有刻经《妙法莲花经卷第一》，卷尾经题下有朱书“在”字。写经见《成唯识论卷第一　尽》

这些大藏经卷是何时雕印的？从纸质、装潢考察，并非同批雕印，而且十一卷无雕印年代。仅其中形体略小之《称赞大乘功德经一　女》卷尾有详细题记：

“燕台圣寿寺慈氏殿主，讲法华经传菩萨戒忏悔沙门道譔，曾阅前经，备询故事，曰：大乘者，诸佛至真了义究竟之说也，不思议解脱宁可述矣。先圣既至极称赞，末叶宜激励流通。庶几报诸佛恩，除小乘病，最极最大。至微至妙，利国利家，济时济物，无如此经也。道譔遭逢圣代，幸偶遗风，敢雕无上之经，溥示有缘之众。所愿见闻随喜者，舍小根而趣大机，读诵归依者，得清凉而除热恼。时统和贰拾壹祀癸卯岁季春月蓂生五叶记。弘业寺释迦舍利塔主沙门智云书。穆咸宁、赵守俊、李存让、樊遵四人共雕。”

沙门道譔“敢雕无上之经，溥示有缘之众”，诚然是私刻单经。它有无可能是根据当时已编就的写本大藏经所单刻？对此，我们的理解是，大藏经雕印，必须经过皇帝的敕准，辽藏当不例外。在官版大藏经未付雕、刷印、颁宣之前，一介沙门单刻附有大藏帙号的佛典是很难想象的。况且此卷的规格、版式、编帙都很规范，与共出的其它十一卷辽藏经卷之格式大致相同，唯独形体略小。应是已有官刻藏经在先，开创了体例。另外一个重要的旁证是，此卷与房山云居寺辽刻同经互校，不仅帙号相同，而且版面、行数、某些俗体字繁简亦惊人地相似。故此单刻《称赞大乘功德经一女》及房山辽刻同经，都是准官版大藏覆刻。同其它十一卷相比，此卷形体略小，应与其与私刻有关。此卷的出现确证统和廿一年以前，辽藏已在雕印、流通。

在中国历史上，宋辽是南北对峙的两个政权（西夏则游离于二者之间）。前此，他们之间并无臣属关系。对于双方几次战争的性质，只能具体地进行分析。统和四年（986年），契丹败曹彬于涿州歧沟，掳杨业于朔州，取得了燕云之战的全胜，巩固了对尔后被称为燕云十六州广大地区的统治。进而卓有成效地推行了因俗而治的国策，采取了一系列缓和阶级矛盾民族矛盾的措施，同汉族上层特别是官吏与知识分子，和衷共济，开创了圣宗朝的中兴局面。宋朝则依据先南后北的方略，陆续收拾南唐、南汉、后蜀、吴越、荆南，至公元979年灭北汉，统有燕云以南的广大地区。怀有统一中国的雄心而又尊崇佛教的赵宋，立国不久，即由太祖赵匡胤决策，于开宝四年（971年）在蜀郡（四川成都）开雕规模空前之大藏经版。随后在开封设印经辽。太宗赵光义复于太平兴国七年（982年），在开封设译经院，请西僧翻译佛典。

宋朝积极着手大藏经的雕印和新经的翻译，这对不断在战争中获胜，占领地区日益扩大，不可避免地急遽汉化，即向先进的封建制转化的契丹上层，不能不发生强烈的影响。战争所获以及燕云十六州的财富积累，使辽圣宗时期拥有雕印汉文大藏经的经济基础，相当发达的燕京雕版印刷行业，则提供了所需的技术力量。这从应县木塔发现的大量实物，可以证实。其确属圣宗时期雕印者，共有四卷：

1.《上生经疏科文》，题记为“燕臺悯忠寺沙门诠明改定”，“时统和八年岁次庚寅八月癸卯朔十五日戊午故记。燕京仰山寺前杨家印造。（图一）所有讲赞功德迴施有情。”

图一　《上生经疏科文》题记

2.《称赞大乘功经一女》，题记见前。

3.《妙法莲花经卷第四》（Ⅰ式）其扉画题记有：“燕京雕历日赵守俊并长男次弟同雕记。”此经之刻工赵守俊与《称赞大乘功德经一女》之刻工为一，此经亦统和廿一年前后所刻。

4.《妙法莲花经卷第四》（Ⅲ式），题记为：“摄大定府文学庞可昇书。同雕造孙寿益、权司扆、赵从业、弟从善雕。燕京檀州街显忠坊门南颊住冯家印造。经版主前家令判官银青崇禄大夫检校国子祭酒兼监察御史武骑尉冯绍文。抽已分之财，特命良工书写，雕成妙法莲花经臺部，印造流通。伏愿承此功德，迴施法界有情，同霑利乐。时太平五年岁次乙丑八月辛亥朔十五日乙丑记。”

上述四卷表明，统和八年（990年）的燕京，如《上生经疏科文》一类，已在雕印“迴施有情”。统和廿一年，大藏经可以单刻“溥示有缘之众”。太平五年（1025年）前后，仅《妙法莲花经》就出现了四种以上的私家刻本^[2]。刻经者，既有杨家、冯家一类的专业作坊，也有赵守俊并次弟长男等家庭刻工。从经纸看，《上生经疏科文》为一般皮纸入潢，无扉画，书者亦未具名。但圣宗后期刻经，已用十分考究的入潢皮纸（所谓藏经纸），并有了精致的、与本卷品目相符场面宏大的经变扉画。书者是“特命良工”，如当时著名的书法家庞可昇所写工整秀丽的藏经体尤为出色。此四卷，足以说明圣宗初期到晚期的四十多年中，燕京的刻经事业，有了显著的发展与提高。这些单刻经卷与共出的有帙号的辽藏，或现存的开宝藏遗珍相比较，在书法、刻技、纸质、刷印及装潢等任何方面均无逊色。

刊行大藏，需要精于佛典的编校大德。圣宗时期的燕京，学僧济济，人才辈出。诚如陈垣先生所云：“辽时文化本陋，惟燕云十六州为中华旧壤，士夫多寄迹方外，故其地佛教独昌。”（《中国佛教史籍概论》卷四）十六州中的幽州（州治燕京入辽升为南京），更是佛教的一大中心，“僧居佛寺，冠于北方”（《契丹国志》卷二十二）。当时高僧仅以圣宗统和时期而论，如《续一切经音义》作者燕京崇仁寺沙门希麟；《龙龛手镜》作者五台山金河寺沙门行均；为《龙龛手镜》撰序者燕京悯忠寺沙门智光；以及智光礼之为师、希麟在《续一切经音义》序中誉之为：“天生睿智，神授英聪，总讲群经，徧揉章抄，传灯在念”的燕京悯忠寺钞主无碍大师等，皆是十六州佛学大德之佼佼者。以上足以说明圣宗统和时期的燕京已经具备了雕印汉文大藏经的各种条件。

圣宗时期，得以雕造汉文大藏经的决定因素，还是圣宗本人对佛教之尊崇。圣宗父景宗耶律贤佞佛。如保宁六年（974年）“十二月戊子，以沙门昭敏为三京诸道僧尼都总管，加兼侍中”。辽沙门兼官，即肇端于此。景宗子女多以佛语为名字：长女名观音女，长子隆绪（即圣宗）小字文殊奴，次子隆庆小字普贤奴。圣宗崇佛，实亦家风。《契丹国志》卷七谓圣宗“于释道二教，皆洞其旨”。云居寺石刻大藏经，肇始于隋而完成于辽、金，其中坠而复兴之转机，即因“圣宗皇帝，锐志武功，留心释典，既闻来奏，深快宸衷，乃委故瑜伽大师法讳可元提点镌修，勘讹刊谬，补缺续新”^[3]。圣宗哀册称圣宗时期“四民殷阜，三教兴行”。前述诸条件趋于成熟以后，雕印一部堪与宋朝开宝藏相媲美的辽藏，已经是圣宗朝野炫耀文治武功，在文化事业上与宋朝分庭抗礼，并希图佛宝庇护之必须了。

由于辽藏内容宏富，主要用于颁宣名山大寺，它的请购，刷印，必有一定限制，且耗资巨大，不易普及民间。因之，私家刻印大藏单经的风气日渐流行。燕京圣寿寺沙门道譔的单刻经就是在此种条件下出现的。它必然以圣宗的敕版大藏为底本，而且只能在敕版大藏雕印、颁宣之后，始得据以覆刻。换言之，远在统和二十一年以前，辽藏即已雕印、陆续颁宣，这是可以肯定的。

类似情况以开宝藏为例，其本藏四百八十帙，自开宝四年至太平兴国八年（971—983）历时十二载始雕竣，平均每年完成四十帙左右。若据此推算，统和二十一年以后，历开泰，迄太平十年（1003—1030），圣宗纪元尚有二十七年。在此期内，完成《随函录》的四百八十帙以及与《续一切经音义》相应的二十五帙，从时间上说是十分充裕的。

图二　《妙法莲花经卷四》Ⅲ式题试

圣宗时期，可能已经完成了契丹大藏经的一个重要迹象，就是吕澂先生指出的，目前我国仅存的贮藏辽藏的佛殿——山西大同华严寺薄伽教藏殿的建成。此殿梁架题记有：

“维重熙七年，岁次戊寅，玖月甲午朔，拾伍日戊申午时建”、“推诚竭节功臣、大同军节度云、弘、德等州观察处置等使、荣禄大夫检校太尉、同政事门下平章事、使持节云州诸军事行云州刺史、上柱国弘农郡开国公食邑肆仟户实封四百户杨又玄。”

按重熙七年上距圣宗之死不过八年。杨又玄其人圣宗时已为显贵。《辽史·圣宗纪》称：“太平五年（1025年）三月壬辰，以枢密副使杨又玄吏部尚书参知政事兼枢密使”、“太平七年冬十一月辛亥，以杨又玄、邢祥知贡举”。杨又玄为辽中枢大员，重熙初出为云州方面的军政首要，由他领衔建成如此富丽堂皇的大藏经殿，从筹划到建成需相当时间。前此，敕版大藏经必已雕成并颁宣流通，否则无此必要。这进一步证实，圣宗晚年（涿牧韩绍芳开始续刻云居寺石经）或重熙初辽藏已雕成并颁宣流通。

应当指出，长期以来，中外学术界皆认为辽藏始雕于兴宗朝，其唯一文献根据是道宗大康三年（1077年）燕京员福寺沙门觉苑在《大日经义释演密钞》里边的这样一段话：

“勒成十四卷，目之曰义释。未及宣演，玄宗幸蜀，禅师殁化，斯文寻坠。洎我兴宗御宇，志宏藏教，欲及迩遐，敕尽雕锼，须入详勘。觉苑承此纶旨，忝预校场，因采群经，访获斯本。今上继统，清宁五年，敕镂版流行。”

其中，“兴宗御宇，志宏藏教，欲及迩遐，敕尽雕锼”十六字，是半个多世纪以来诸家据以论证兴宗时代雕藏的根据。“承此纶旨，忝予校场”为当事人的自叙。于是，总秘大师觉苑被认作辽藏的主持者。

仔细斟酌，这段话实为叙述密宗佛典《大日经义释》于契丹兴宗时访获，道宗朝敕命雕印的经过。实物已经证明，圣宗时代辽藏已经雕成。故兴宗继统后，欲宏大藏，敕搜集遗经。觉苑参与，访得唐一行禅师遗著《大日经义释》，道宗清宁五年，始奉敕雕印流通。“欲及迩遐，教尽雕锼”意谓广泛收集、雕印遗经，方为妥贴。实际上，这部密宗要籍亦未入藏。

从辽藏经目组成证其始雕于圣宗时期

木塔发现的十二卷辽藏单卷，其帙号编进、版式规格、乃至某些俗体字，与云居寺辽、金两代石刻大藏经酷似，证实了前代学者的判断：辽、金两代石刻经，皆是辽藏之覆刻本。如果对此覆刻本之经目组成进行具体分析，更可清晰地看出，辽藏之雕印，只能是圣宗时期。

探讨辽藏经目之前，需确认全藏的帙卷总数。道宗咸雍四年（1068年）沙门志延撰《阳台山清水院创造藏经记》（过去皆误“阳”为“暘”，原碑为“阳”），称全藏“凡五百七十九帙”。但咸雍六年（1070年）的《洪福寺碑》记该寺经藏“内函则龛经六百帙，外弗则椟价一千缗”。随后，道法大安五年（1089年）《安次县祠

里寺院内起建堂殿并内藏记》则称“内置千帙之教，后留万载之名”。迄辽天祚帝乾统三年（1103年）《金山演教院千人邑记》又称“构大藏一座，印内典五百余帙”。上述四种说法，貌似不同，实则一致。其一为确数，其二为四舍五入概数，其三显为形容之词，其四乃以整带零之略称。大同现存大定二年《大金国西京大华严寺重修薄伽教藏经记》称“通制五百七十九帙”，金碑所记证辽藏确是五百七十九帙。

前代学者考证，辽藏〔天—英〕四百八十帙依《随函录》、〔冠—碑〕二十五帙依《续一切经音义》编进。由此可以看出辽藏早期经录的特点。如〔天—英〕帙实即《开元释教录略出》四百七十九帙之内容，却依《随函录》编为四百八十帙。其〔冠—碑〕二十五帙采摭自唐释圆照的《贞元续开元释教录》和南唐释恒安的《续贞元释教录》，又依《续一切经音义》编目。这一特点，说明辽藏忠实地继承了《开元释教录》所创立的体系，但其经录却又别具一格。换言之，辽藏开创之初有一个自己的经录。这是必然的。雕印汉文大藏经十分重要而又耗资巨大，事先必经辽帝敕准，有周密的计划，尤其不可缺者，是一个有别于宋朝《开宝藏》的经录，以维持本朝体面。在这种情形之下，据石晋沙门可洪的《随函录》以及本朝希麟的《续一切经音义》进行编目，不失为卓越的选择。

《随函录》之作，“从长兴二年十月七日起首看经兼录草本，至清泰二年十二月三日罢卷。又从清泰三年六月二十三日下手謄写入册，至天福五年六月二十日绝笔”（可洪：《庆册疏文》），其成书自后唐长兴二年迄石晋天福五年（931—940）共历时八载。石晋政权依靠辽朝的武力支持赖以生存，石敬瑭献燕云十六州后，《随函录》已在燕晋一带流传。石晋灭后，已是辽朝的文化财富。是书随函缀音释义，“非徒味者忘机，亦望披文者省力”。由于这些历史、政治因素，尤其是内容适用，最终辽藏据以编制本藏经目。

辽藏之有经录及其与音义专著的关系，辽沙门希麟在《续一切经音义》书序中有所透露：“自开元录后，相继翻传经论及拾遗律传等，从大乘理趣六波罗密多经，尽续开元释教录，总二百六十六卷，二十五帙。前音未载，今续之也。伏以钞主无碍大师，天生督智，神授英聪，总讲群经，徧糅章抄，传灯在念，利物为心。见音义以未全，虑检文而有阙。因贻华翰，见命菲才……”很有启发的是，无碍大师恰在此处——本藏四百八十帙之后，“见音义以未全，虑检文而有阙”，请希麟续音义。这说明，希麟书是据无碍大师所定经录而作。果真如此的话，无碍大师所定经录理应在辽藏（迄今尚未见实物）以及与之关系密切而又保存较好的高丽佛典中有所反映，事实恰是如此。

在高丽大觉国师义天的著述中，有以下两条记载：

1.《新编诸宗教藏总录》卷三载：“《续开元释教录》三卷，诠晓集（旧名诠明）。”

2.《跋飞山别传议》中称：“近者大辽皇帝诏有司，令义学沙门诠晓等再定经录。世所谓《六祖坛经》、《宝林传》等皆被焚，除其伪妄。条例则《重修贞元续录》三卷中载之详矣。”（转引自宋嘉义元年沙门宗鉴撰《释门正统》卷八）

义天倾其毕生心血所著《新编诸宗教藏总录》（以下简称《义天录》），以及访宋期间所作《跋飞山别传议》中，均提到了诠晓（旧名诠明）集《续开元释教录》（跋作“重修贞元续录”）三卷之事，应是可信的。按《义天录》收诠明著作多种，其卷一所收《弥勒上生经科》一卷，即木塔发现的《上生经疏科文》。因此《义天录》与《上生经疏科文》题记（见前引文）共见之诠明，确系一人。此诠明与希麟备极称赞的钞主无碍大师是何关系？《顺天府志》卷七（北京大学影印本）记悯忠寺称：“释迦太子之殿乃无碍大师诠明创始所建，辽圣宗统和八年也。”此记与《上生经疏科文》题记之时间、地点、释德称呼竟榫卯合枢。可以肯定，《义天录》中“旧名诠明”的诠晓，就是圣宗统和时期燕京悯忠寺的钞主无碍大师。

诠明重修的《续开元释教录》系何时编集？“因贻华翰，见命菲才”，希麟书始作，诠明续录主要部分应已完成。关于《续一切经音义》的成书，《新译仁王护国般若波罗密多经》卷上“旃苎岁”条下谓：旃苎为（唐代宗）乙巳，到今统和五年丁亥，得二百二十三年。则麟书实撰于圣宗统和五年。据此，知以燕京悯忠寺无碍大师诠明为首的契丹佛教界，在统和五年以前“传灯在念”，已为雕印大藏积极进行准备，希麟的《续一切经音义》客观地反映了这一动向。

前此，一些研究者之所以误认诠晓为道宗时人，可能与义天的经历有关。义天即王煦，是高丽文宗的四子，生于道宗清宁元年（1055年），十一岁奉父命出家。初业华严，兼通五教儒术。大安初（1085—1086年）入宋一年多，访求佛典章疏。大安六年（1090年）完成宿愿，集古今章疏科教为一藏，著《新编诸宗教藏总录》三卷。天祚乾统元年（1011年）卒，享年四十七，谥大觉国师。义天没有到过辽朝，何缘得其大量佛书？对此，高丽五冠山灵通寺大觉国师碑记称：“北辽天佑帝闻其名，送大藏及诸宗疏钞六千九百余卷，其文书药物金帛，不可胜计。”天佑帝即辽道宗耶律洪基。道宗何时赠义天佛书，《辽史》失载。但是，辽代大德之许多著述幸赖义天的搜集、著录、翻刻得以传世或传目，实与道宗赠书有关。前此，因义天是道宗时人，且与道宗有赠书交往，研究者误“近者大辽皇帝”为道宗，诠晓误为觉苑之徒，甚至《重修贞元续录》也误为觉苑所集。今再斟酌，义天所云“近者大辽皇帝诏有司，令义学沙门诠晓等再定经录……”实为圣宗敕命雕印辽藏之重要旁证。“再定”者，辽藏经录有别于宋藏也。

关于辽藏五○五帙以后之内容，因无物以证，长期得不到解决。今木塔新出《佛说大乘圣无量寿决定光明王如来陀罗尼经一卷刻》（以下称［刻］527），就有特殊意义：

1.刻527居宋朝新译经之首，由［刻］上溯到《千字文》杜字（481号），共有四十六帙，而《续一切经音义》只有二十五帙。这就出现了二十一帙空档。这个空档无疑就是辽藏的〔冠—碑〕帙。

2.《云居寺石经简目》之〔刻—说〕三十一帙全系宋新译经，系金代所刻。木塔［刻］527与云居寺同经版式、帙号全同，证其亦是准辽藏覆刻。也就是说，《云居寺石经简目》之辽、金刻经目录，实即辽藏经目。

3.宋朝新译经三十帙在宋藏是直接接续四八○帙本藏，是为突出本朝译经的成就。辽藏则编在又四十六帙（526号）以后。但是宋新译经凡三十一帙终于编入辽藏，这就绝非偶然。它从大藏经这样一个从不引人注意的侧面，准确地反映了宋辽两朝，特别是真宗、圣宗时期的政治关系，并对辽藏的雕印提供了时限。

［刻］527是中天竺摩伽国僧法天在鄜州所翻译，宋开宝六年（973）进呈宋廷，端拱元年（988年）下诏佛法院入藏者。三十帙新译经则是从太宗太平兴国七年到真宗咸平二年（982—999）陆续雕印入藏流通的。

辽藏全收此三十帙新译经，至少要具备两个条件：其一，来路正当；其二，要得到皇帝的敕准。辽朝何时得此新译经？《佛祖统纪》卷四十五记：“宋天禧三年……十一月东女贞国入贡乞赐大藏经，诏给与之。”当时宋辽关系友好，当会更早得到。但史籍失载。宋天禧三年时当辽圣宗开泰八年（1019年），其时，新译经已入宋藏天禧本。所以辽藏的这一部分，只能是宋廷所赠，绝非走私越界得之者。从当时两朝关系去考察，这又是完全可能的。如《契丹国志》卷七记：

“宋真宗上仙，薛贻廓报哀入境，幽州急递先闻。帝不俟贻廓至阙，集番汉大臣举哀，后妃以下皆为沾涕。因谓宰臣吕德懋曰：吾与兄皇未结好前，征伐各有胜负。洎约为兄弟二十余年，兄皇昇遐。况与吾同月生，年大两岁，吾又得几多时也。因又泣。复曰：吾闻侄弟（即仁宗皇帝）圣年尚幼，必不知兄皇分义，恐为臣下所间，与吾违约矣。后贻廓至阙，达宋帝圣意，喜谓后曰：吾观姪弟来意，必不失兄皇之誓……又谓后曰：汝可先贻书与南朝太后，备述妯娌之好，人使往来，名传南朝。又诏燕京悯忠寺特置真宗御灵，建资福道场百日而罢。复诏沿边州军不得作乐……下令国中应内外文武百僚僧道军人百姓等犯真宗讳者悉令改之。”

《辽史·圣宗纪》则说：“（太平二年）三月丁丑，宋使薛贻廓来告宋王恒殂，子祯嗣位……戊子，为宋主饭三京僧。”

在如此友好的气氛中，由圣宗敕命，将宋真宗生前所赠大藏之新译编入辽藏，应是可能的。显然，此举之重要性远远超出大藏经之上，它真实地反映了自澶渊定盟后（时真宗景德元年，圣宗统和二十二年），两朝之间确实存在着和平相处的政治关系。

据中国佛教协会编辑的《房山云居寺石经简目》（载《房山云居寺石经》，1978年，文物出版社），金刻宋译三十帙新经，是按照宋藏原有序列顺下来的。此三十帙之后，又续刻法天译的《分别缘生经》一卷、《未曾有正法经》六卷，合编为〔说〕帙。后二经均为宋藏之《大中祥符法宝录》所收，宋藏天禧本即止于此录。这就进一步确证，辽藏所收宋新译经三十一帙，只能是据宋藏天禧本覆刻。辽藏这一部分的雕印，应在圣宗晚期（太平三年至太平十年）。也就是说，圣宗时期，辽藏至少雕印颁宣了宋新译经三十一帙（含）以前的部分，即［天—说］共计五百五十七帙。

值得注意的是，辽藏（据宋藏天禧本）收入者只是新译佛典及西方圣贤集著。对宋帝御制诸品及《景德传灯录》等禅宗之籍皆不收。这又说明辽藏的编校者严守本朝立场，对禅宗则一如既往，门户很深。

应当指出，前此有据辽太平二年蔡忠顺所撰《大慈恩玄化寺碑阴记》，认宋藏之入辽应在圣宗太平元年者。按蔡忠顺系高丽显宗时的“参知政事”，《辽史·圣宗纪》载“开泰元年夏四月庚子，高丽遣蔡忠顺来……诏王询亲朝”，即此蔡忠顺。时高丽行辽年号，故碑文所载，实指宋藏入高丽之事，与辽无涉。

辽藏收宋译新经三十一帙止于［说］帙（557号），以下尚有〔感—灭〕二十二帙。《云居寺石经简目》存〔感—多〕八帙为金朝玄英、史君庆资刻，〔宁〕帙《释摩诃衍论》为辽通理刻经。此九帙外，尚有〔士实晋楚更霸赵魏困横假途灭〕共十三帙付阙。木塔新出《一切佛菩萨名集卷第六勿》亦为研究辽藏的雕印年代提供了重要线索。

1.《云居寺石经简目》中《一切佛菩萨名集》二十二卷，编入〔勿多〕二帙。木塔所见“卷第六勿”恰与其帙号相合。依《千字文》，此二帙为564与565号，已近579号之末。凡此益证云居寺金刻经皆准辽藏覆刻。

2.《一切佛菩萨名集》二十二卷前有辽代高僧思孝^[4]所作的《大藏教诸佛菩萨名号集序》，详述此集之编纂入藏始末，是辽藏始雕于圣宗朝的另一重要旁证。序称：

“……上京临潢府僧录纯慧大师沙门非浊进《名号集》二十二卷，撮一大藏一切名号……此集乃是德云法师之所纂也。师本保静人，俗姓清河氏……始于析津府崇仁僧伽蓝摩出家，奉求寂戒，终于永昌军太子招斗提逗屏迹，转大藏经，摄一心，联绵十载，酷探至趣……繇是披寻经律论三藏教文，采摭已今当三世名号……计数盈万以踰三，勒卷成十而齐二……濡净牋而爰毕，模贞板以期锼。虽决意无移，馨奇工而必葺；奈伺机罔契，逼大限以云殂。道失能弘，因成坠地。人微所託，屡历周星。后遇海山纯慧大师，鸣艣飞帆，云离海岛，悬盂挂锡，萍寄彼蓝……本州僧政沙门法常、当寺首沙门义鑑，虔守遗编……即以授之，托其弘耳。浊公于是喜强缘而得遇，希巨利以靡辞。细披但剂于半珠，熟视未成于全宝。以宋朝新译及我国创添经数颇多，云皆莫觌，因伸石补，用冀天圆，复双益于新名，乃两增于旧卷。拾乎前阙，菁英已悉于华龛。示乃来蒙，雨露未清于尘域。师会帝盂累圣殿中宣预道场，乃以其集捧之呈进……寻颁纶旨，委以有司，俾刻印文，示诸未谕……宸虑若斯，故记云耳。时皇家七代岁次癸巳重熙二十有二年律中大吕蓂生十叶午时序讫。”

如序所云，《名号集》前二十卷系利州太子寺德云法师积十年之功力，集辽藏之一切佛菩萨名号而成。未及雕印，德云去世。数年之后，非浊得手稿，复据辽藏已收、德云未见之宋译经及辽朝创添之经，续补新增名号作二卷，于重熙二十二年上呈兴宗，旋即入藏。按德云集著作年代序言不详，非浊之掌上京僧录史料可徵。道宗清宁九年沙门真延撰《非浊禅师实行幢记》称：“……兴宗皇帝赐以紫衣。十八年敕授上京管内都僧录。秩满，授燕京僧录。”据真延所记，非浊得前二十卷手稿于重熙十八年。前此，德云作集历时十载，亡故后复“屡历周星”，但未能见到宋朝新译经之入藏。据此，德云“联绵十载”之大藏，应即［刻］527以前，〔天—碑〕凡五百二十六帙之大藏。前已考证，它雕成于圣宗统和时期。因之，德云撰《名号录》是在圣宗开泰时期，迟不过太平之初，早于宋新译经之入于辽藏。思孝大师之序，传递了圣宗统和时期辽藏确已雕印流通的信息，实弥足珍贵。

由此联系道宗朝总秘大师觉苑在《演秘钞》一书中所云“兴宗御宇，志弘藏教，欲及迩遐，敕尽雕锼”，实即思孝序中所称“我国创添经数颇多”。其遐迩之限，据《石经简目》，兴宗朝入藏者，实为〔感—多〕八帙诸经。其后的〔士—灭〕十四帙，皆是道宗朝入藏的。

木塔辽代秘藏经卷的发现，使辽藏的雕印时代、编校大德、经目组成得以澄清，也使云居寺石刻大藏经的研究工作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辽藏付阙经目之探索

据《云居寺石经简目》，本藏四百八十帙之后，有四十帙经目付阙。阙帙情况是：

〔县—高〕六帙；

〔冠—碑〕二十一帙；

〔士实晋楚更霸赵魏困横假途灭〕十三帙。

辽朝（包括耶律大石的西辽）存在了三百年以上，辽藏曾长期流传，还数度传入高丽。它必然要对金、元大藏以及汉文化圈内大藏经之编纂发生影响。高丽大德国据为校本并选择其一部收入高丽大藏。1955年以来，中国佛教协会与文物部门合作，开启云居寺藏经诸洞，发掘压经塔下秘藏，对全部经版做了拓印，经初步整理，出版了《房山云居寺石经》。1974年应县木塔十二卷辽藏珍物出世，确证云居寺辽、金两代刻经皆是辽藏之覆刻本。从而对石经付阙经目之帙数、范围、雕印时代，已易于搞清楚。这些前所未有的条件，使我们有可能对辽藏的付阙经目进行探索。诚然，这一问题的最后解决，仍有待于异日新资料之出现。目前仅是尝试、探索，亦囿于学识，失误之处，期待中外方家指正。

关于〔县—高〕六帙。因为这一部分与《续一切经音义》之二十五帙编号一致，《高丽藏》之“鸡”函存其十卷经目。前此，小野玄妙作《契丹版大藏经目》，其〔杜—高〕帙，即据《续一切经音义》逐卷拟定。已知《石经简目》〔杜—八〕十九帙经目与之略同，故石经付阙之六帙，应即《续一切经音义》八、九、十三卷之经目。〔县—兵〕五帙为根本说一切有部律之七种共五十卷（细目略）。〔高〕帙则包括《琳法师别传》三卷、《续开元释教录》三卷。

〔冠—碑〕所阙二十一帙，是目前辽藏经目研究中最困难的课题，《石经简目》全阙。考虑到以下诸因素：

1.此二十一帙前边的《续一切经音义》，已将唐释圆照《续开元录》以及南唐释恒安《续贞元录》的主要佛典，编为二十五帙入藏。删而未取者只馀《新华严经论》四十卷、《大佛名经》十六卷、《一切经源品次录》三十卷、《新定贞元释教录》三十卷以及经律注疏与古今制令碑表记等。据守其《校正别录》判断（后文当论及），阙帙不应再牵扯这些删去部分。

2.二十一阙帙之后，为宋译新经、本朝入藏诸经集，故这些内容亦与阙帙无涉。

3.高丽义天国师谓：“近者大辽皇帝诏有司，令义学沙门诠晓等再定经录。世所谓《六组坛经》、《宝林传》等皆被焚，除其伪妄。”但《续一切经音义》所据的圆照、恒安两续录中，并无《六祖坛经》与《宝林传》。受义天所云启示，诠明《续开元释教录》三卷之内容，绝不限于圆照、恒安两续录，而是从当时燕京接触到的一切佛书中进行了选择。《续一切经音义》之二十五帙，并等于诠明“再定经录”三卷之全部。换言之，辽藏见阙的二十一帙（冠—碑），仍是诠明续录之内容。

4.《开元录》开创之体例，是依大小乘经律论依次编进，最后殿以经录、僧传、史乘、音义之作。忠于这一体例的辽藏亦当如是。但如《石经简目》所示，辽藏五百二十七帙之前，未见据以编目、释音义之《随函录》、《续一切经音义》和诠明的《续开元释教录》，这是颇违常情的。

考虑到上述因素，再比照与辽藏渊源相继的《高丽藏》、《义天录》、《至元法宝勘同总录》（以下称至元录），付阙经目之内容就明朗化了。

1.《高丽藏》是以（止于景祐录的）宋藏为主体，兼收辽藏、恒安续录各一部分而组成的混合体。其编目，是以《开元录》的四百八十帙为本藏，续接宋译新经三十帙（〔天—毂〕函）皆是据宋藏刻进。但以〔振—侈〕五函突然插入宋藏所无的《随函录》三十册。丽藏经目的这一排列，池内宏及小野玄妙认为“很不自然”。——尔后〔策—密〕四十三帙，多为南唐恒安续录诸经，但其〔迥〕、〔汉〕、〔惠〕三帙，增补了《大宗地玄文论》二十卷（实为八卷）、《释摩诃衍论》十卷、《释法琳别传》三卷三种。对前两种之入高丽藏，高丽僧守其在《校正别录》中解释说：“右〔迥〕〔汉〕二函中，国本（丽藏）有《佛名经》十八卷者，今检与下〔宁晋楚〕函中三十卷本同是一经，后人见其卷数有异，认为异经，故重编入。今以三十卷世所盛行，故除此中十八卷者，乃以《摩诃衍论》十卷为〔迥〕函，《玄文论》二十卷为〔汉〕函云。”丽藏续后的〔霸—何〕十四帙，又插入《法苑珠林》一百卷。殿后之〔鸡—洞〕十一帙，收《续一切经音义》十卷、《一切经音义》一百卷，通观丽藏经目，就中宋藏及恒安续录所无、《石经简目》见阙、入录又“很不自然”者只是：

《随函录》三十册（编五函）

《大宗地玄文论》二十卷（编一函）

《法苑珠林》一百卷（编十四函）

《续一切经音义》十卷（编一函）

《一切经音义》一百卷（编十函）

凡五种三十一函，它们只能是源于辽藏。

2.《义天录》是集宋、辽、高丽大德之章疏为一藏，依经律论编目三卷。其第三卷之末为辽朝传入的集传、经录、类书音义之作，凡六种：

《随愿往生集》二十卷非浊集

《护法沙门法琳别传》三卷彦琮述

《续开元释教录》三卷诠晓（旧名诠明）集

《法苑珠林》一百卷道世集

《一切经音义》一百卷惠琳达

《续一切经音义》十卷希麟述

其中，除《护法沙门法琳别传》三卷外，《石经简目》阙。

3.《至元录》的编目尤为醒目。其卷九大乘论部连续收入《大宗地玄文本论》八卷（编一帙）、《释摩诃衍论》十卷（编一帙）两种，并标记为《景祐录》所出，但《景祐录》残本中无此二论。应是据《弘法入藏录》“新编入藏者”。

《至元录》卷第十，标记《弘法入藏录》“东土圣贤集”者，原目如下：

《一切经音义》一百卷（编十帙）

《续一切经音义》十卷（编一帙）

《护法沙门法琳别传》三卷

《贞元续开元释教录》三卷（总上编一帙）

《法苑珠林》一百卷（编十帙）

《释教最上乘秘密藏陀罗尼集》三十卷（编三帙）

《一切佛菩萨名集》二十二卷（编二帙）

《新编随愿往生集》二十卷（编二帙）

《大方广佛华严经随品赞》十卷（题为“圣文神武睿孝皇帝御制”，编一帙）

以上《至元录》据《弘法入藏录》新编入藏而《石经简目》见阙者，计有：

《大宗地玄文本论》、《一切经音义》、《续一切经音义》、《法苑珠林》、《新编随愿往生集》、《大方广佛华严经随品赞》等凡六种，亦源出辽藏。

总观《高丽藏》、《义天录》及《至元录》中，凡宋藏及恒安续录所不收，《石经简目》见阙者，只是《随函录》、《大宗地玄文本论》、《法苑珠林》、《续开元释教录》（诠明集）、《续一切经音义》、《新编随愿往生集》、《一切经音义》、《大方广佛华严经随品赞》等八种。也就是说，辽藏经目〔冠〕帙以后付阙的三十五帙，应与上述八种有关。更因其内容、入藏时期、编帙均受到已知经目的制约，所以它们在辽藏中的帙号编进，是可以推敲的。

前已考定，《石经简目》付阙之第三部分，只能是二十一帙（冠—碑）。按照《开元录》的体例，此二十一帙之内容，应是继本藏，续二十五帙之后，以圣贤集作、经录、音义总收。但辽藏是据《随函录》和《续一切经音义》编进的，则此二种必为之前，并以诠明录殿后（注：释本藏音义的《一切经音义》则不应与《随函录》并收），因之，（冠—碑）二十一帙之编进应是：

〔冠陪辇驱毂〕五帙(www.xing528.com)

《新集藏经音义随函录》三十册（沙门可洪撰）

〔振〕帙

《续一切经音义》十卷（沙门希麟撰）

〔缨世禄侈富车贺肥轻策功茂实勒〕十四帙

《法苑珠林》一百卷

（西明寺沙门释道世撰）

〔碑〕帙

《大宗地玄文论》二十卷（实为八卷）

（马呜菩萨造，三藏沙门真谛译）

《续开元释教录》三卷（沙门诠明集）

上述五种之分帙，如《随函录》三十册编五帙，《法苑珠林》百卷编十四帙，皆是丽藏所记，它们源于辽藏。其不同者，丽藏〔惠〕函，收圆照《续开元录》，恒安《续贞元录》及《释法琳别传》三种；而辽藏〔碑〕帙为《大宗地玄文论》与《诠明录》两种。这是因为辽藏本藏之后，是据《诠明录》三卷编进。《诠明录》只在《义天录》存目，其内容据前文考定，应即《续一切经音义》之二十五帙暨《房山石经简目》见阙的二十一帙〔冠—碑〕，通计四十六帙。这说明圣宗时期，由无碍大师诠明编校的辽藏，原系五二六帙。值得庆幸者，辽藏的付阙宝卷，赖高丽大藏经或高丽大德的著述得以存世或存目，而守其的《校正别录》则证实，《高丽藏》确系辽藏之余脉。

辽藏殿后经目阙十三帙。就中〔士实〕二帙，应是兴宗朝海山纯慧大师——非浊的《随愿往生集》二十卷。在《至元录》的《弘法入藏录》之“东土圣贤集”部分，它是如此排列的：

《释教最上乘秘密藏陀罗尼集》三十卷

沙门行琳集

《一切佛菩萨名集》二十二卷

沙门思孝集（序）

《新编随愿往生集》二十卷

沙门非浊集

前两种的排列顺序同《房山石经简目》，以下之《往生集》为道宗清宁二年入藏^[5]，它上距《一切佛菩萨名号集》的入藏（重熙二十二年）只五年，其间再无入藏记录。故《往生集》为〔士实〕二帙。续接之〔宁〕帙《释摩诃衍论》为：“清宁纪号之八载……普搜坠典，获斯宝册、编入华龛。”（沙门法悮：《释摩诃衍论赞玄疏序》）时间相继，帙号相接，足证《至元录》是转引辽藏经目，否则不会如此巧合。由此知，兴宗时期入藏者，止于《一切佛菩萨名号集》，道宗时期则自《随愿往生集》始，皆是非浊大师之作。

辽藏〔宁〕帙以下殿后之十一帙〔晋—灭〕全阙。按高丽藏殿后之十帙，《义天录》卷三，《至元录》引《弘法入藏录》部分，皆收入《一切经音义》一百卷编作十帙。《至元录》引《弘法入藏录》另收《大方广佛华严经随品赞》十卷，题为“圣文神武睿孝皇帝御制”。《义天录》的《华严经》部分，亦收《随品赞》十卷，题作“御制”。据《辽史·道宗本纪》：“咸雍元年春正月辛酉朔，文武百僚加上尊号曰‘圣文神武全功大略广智聪仁睿教天祐皇帝’。”同纪“咸雍四年二月癸丑，颁行御制华业经赞”。此证，至元、义天两录所记，均指道宗所作的《华严经随品赞》十卷。鉴于宋朝御制诸品皆入藏，佞佛的道宗岂能不将《华严经赞》入藏。

对于唐释慧琳的《一切经音义》一百卷，唐释圆照的《续贞元录》以及辽释希麟的《续一切经音义》不载于宋藏，而辗转入于丽藏，陈垣先生曾在《中国佛教史籍概论》卷四中，有精辟的考证：

“慧琳、圆照、希麟之书，不载于宋藏者均存于辽藏。《辽史》廿三道宗纪：‘咸雍八年十二月，赐高丽佛经一藏。’此高丽所以有慧琳、圆照之书也……今将琳、麟两音义流行表录后：

西八一○　元和五年，慧琳音义成。

八五一　大中五年，奏请入藏。

八八○　广明元年，黄巢入长安，慧琳音存京师者亡。

九三六　后唐清泰三年，慧琳音存燕京者，随燕云十六州入契丹。

九五五　周显德中，高丽求慧琳音于浙不获。

九八七　辽统和五年，燕京沙门希麟续慧琳音。

一○七二　辽咸雍八年，高丽得慧琳音于辽。

一二八五　元至正二十二年，法宝勘同总录著慧琳音。”

陈垣先生考定了《一切经音义》一百卷经辽藏入于丽藏的历史。道宗咸雍四年沙门志延作《阳台山清水院创造藏经记》，可证道宗的《华严经赞》入辽藏，从时间方面检验亦是合理的。该碑记云：“今优婆塞南阳邓公从贵……咸雍四年三月四日捨钱……印大藏经凡五百七十九帙……咸雍四年岁次戊申三月癸酉朔四日丙子日巽时记。”即当日所记，镌碑系尔后为之。据此，咸雍八年赠予高丽之辽藏，应是五七九帙之全藏。因此，丽藏以《一切经音义》百卷殿后，《义天录》收御制《华严经赞》十卷，《至元录》照录不误。《房山石经简目》见阙的辽藏最后十一帙，即此二者，总计一百一十卷：

〔晋楚更霸赵魏困横假途〕

《一切经音义》一百卷

翻经沙门慧琳撰

〔灭〕

《大方广佛华严经随品赞》十卷

圣文神武睿孝皇帝御制

辽藏经五百七十九帙以道宗的《华严经赞》收总，从大藏经录组成的体例看也是妥善的。至于道宗御制之品恰当《千字文》“灭”字，则是历史的偶合。

房山云居寺石刻经肇自隋唐，止于元明，依辽藏之经目完成大藏，功在辽、金两朝。如果对辽、金时期的刻经情况进行具体分析，自不难找到此四十帙付阙之原因。诚然，在房山石经缜密整理出版之前，对历朝刻经数目欲求精确，是困难的。但据已有资料（主要是《房山云居寺石经》以及林元白先生的有关论著），辽金刻经的基本轮廓还是清楚的：

1.辽圣宗、兴宗时期，主要是续成了般若、涅槃、华严、宝积等四大部经；

2.道宗施钱所刻除《大宝积经》一帙外，基本上是循序刻进，止于〔可〕帙（187号）；

3.道宗大安晚期通理大师募资，有重点地续刻了大乘律论四十馀帙，除〔杜〕、〔壁〕、〔宁〕三帙外，均为本藏二百五十六帙以前者；

4.辽乾统、保大时期，通理弟子善伏续刻十三帙，皆本藏二○一帙以前所阙者；

5.金朝天眷—明昌时期，沙门玄英等续刻了本藏阙帙以及本藏以后数十帙。

这一状况表明，除通理所刻〔杜〕、〔壁〕、〔宁〕三帙外，本藏以后几乎全部是金朝镌刻的。付阙原因只能从通理、玄英刻经之契机去追寻了。

通理刻经于道宗大安晚年，斯时“天灾流行，淫雨作阴，野有饿殍，交相枕藉”（《辽全文》卷九《义冢幢记》），故集资有限。所以有重点地镌刻了律论多部，使石经初具大藏规模。这与大师“慨石经末圆，有续造之念”是一致的（《大辽涿州涿鹿山云居寺续秘藏石经塔记》，见《全辽文》卷十一）。

金代刻经全部是私人出资所为。从刻经题记可以看见，施资者不仅有中都及各地军政首要，而且遍及附近州县村邑。刻经目的也很明确。如“皇伯汉王”是“奉为先皇世宗仁孝皇帝造”。“上京住人高术攧里”是“奉为生身父母合家眷属造此经”。即使对金刻石经作了重大贡献的沙门玄英及其俗弟子史君庆，亦是“奉为先亡生身父母并及七祖法界众生续造此经”。在此种情形之下——刻经目的由备法灭转为迴向资福，那些非主要佛典，而且部头很大的音义、僧传、类书，诸如《随函录》三十卷、《法苑珠林》一百卷、《续一切经音义》十卷、《一切经音义》一百卷等，就难以找到施主了。陈垣先生论《法苑珠林》云：“本书为类书体，将佛家故实，分类编排，凡百篇。篇各有部，部又有小部，均以二字为题，总六百四十馀目，引经律论分隶之……所引典籍，除佛经外，约有百四十馀种……惟此书卷帙巨、片引繁，自唐以来，校读者既少，且非儒释兼治，不易问津……”部帙繁巨，问津者稀，这恐怕是石经付阙的主要原因。通理大师囿于募资困难未刻，其徒玄英亦照付阙如。

然而，如〔县—高〕六帙，多为律部经典，部头都不大，为什么在石经中也见阙呢？应是另有原因。不禁联想到沙门玄英先后在《金云居寺镌葬藏经总经题记家号目录》、《佛说菩萨本行经欲》、《大方便佛报恩经欲》之末内容略同的题记。如：

“大方便佛报恩经七卷。此三卷共十卷同帙，马鞍山洞里已有镌了。京西三十里小石经亦有，是卢沟河东垠上。先师通理三制律财念无交见性乃真常宝藏名心花严我嶽之高峰仍摧色贪不染灵心是清净法身。幡竿头上一池水，方圆八十里，深处没脚板，浅处不得底。”（《石经题记卷五》）

题记所云“马鞍山洞里已有镌了”、“京西三十里小石经亦有，是卢沟河东垠上”以及后边那段偈语，是否意味着除了云居寺石经山（东峰）诸藏经洞之外，另在“马鞍山”、“小石经”别有藏经之所？石经见阙诸帙是否与此有关？这是很值得注意的。

长期以来，中外学术界对辽藏五○五帙以后（〔冠—灭〕七十四帙）之经目组成，曾做过各种推测。1978年《房山云居寺石经》的出版和1982年《文物》6期木塔新见辽文物的刊布，已证目前只有四十帙见阙。其经目及编帙诚如上述。前此诸家论及而未敢取者，主要有以下五种：

1.《龙龛手镜》四卷。沙门行均撰。鉴于智光之序以及丽藏、《义天录》、《至元录》、《房山石经简目》，均无其入藏痕迹。

2.《大日经义释》十四卷。唐一行撰。据觉苑著《大毗卢遮那成佛神变加持经义释演密钞卷第一并序》记云：“觉苑承此纶旨，忝予校场，因采群诠，访获斯本。今上继续，清宁五年敕版流行。”

3.《大日经义释演密钞》十卷。辽沙门觉苑撰。据赵孝严奉敕撰《演密钞引文》称“既进奏亟命雕锼”。觉苑自序则说“大康三年忽降纶旨令进……目之曰演密钞，会于前冬赴行在面奉进呈，敕令雕印”。

按《大日经义释》与《演密钞》这两部密宗要籍，因觉苑序文中“兴宗御宇……”一段话，半个多世纪以来，诸家据为兴宗朝雕藏之根据，或认此二者已入藏。今再推敲，《义释》只“清宁五年敕流行”，《演密钞》亦只“勅令雕印”，皆未及入藏。从辽藏雕成的时间上看，道宗咸雍四年（1068年）全藏已足五百七十九帙。《演密钞》若是大康三年（1077年）以后入藏，十卷成帙，辽藏应是五百八十帙，显然与大同华严寺金碑所记相谬。

4.《显密圆通成佛心要集》两卷。沙门道撰。按此集之后序，有“敬镌刻于斯文，俾流通而入藏”云。上世纪五十年代初，胡适在美国普林斯顿大学东方书库校勘“葛思德藏书”时，曾认为抗战前我国影印《碛砂藏》时所缺之“更二”、“更三”两卷，即是此《显密圆通成佛心要集》上、下两卷。

今按，前引跋语，实无朝松江府僧录管主八所加。所云入藏，系指《碛砂藏》。影印时误道为唐释，遂入于〔功〕帙。胡氏未察，致造成〔更〕帙再收之误。道确为辽僧，但此集并未入藏。

5.《三宝感应要略录》三卷，日本《大正藏》卷五十一作宋沙门非浊集。按此集之卷下“第十四释诠明法师发愿造慈氏菩萨三寸檀像感应”记称：

“释诠明法师发愿造三寸刻檀慈氏像，祈誓生兜率天，著《上生经疏》四卷，以明幽玄。梦其像渐长大，金色光明赫灼，对明微笑。明白像言，我等愿求生兜率天，将得生不？像言，我既得释迦文大师要势付属，不念尚不捨之，况有今愿？作是已，还复本像。明秘不语他人。没后见遗书中，知其感应。临终之时，傍入梦见百千青衣人来迎，明指天而去矣。”

此记是有关无碍大师诠明的重要史料。但此非浊为宋僧，且《高丽藏》、《义天录》、《至元录》以及真延的《非浊禅师实行幢记》均不涉及，言其入藏，实无根据。

总上所述，拟《辽藏概览》附后。必须声明者：辽藏阙帙四十，皆属推测，部卷之数，实难准确。勉强作此，只为参考方便。欲求精确，固有俟中外方家及异日新资料之出现，此则诚可预期。为便于识别，诠明的《续开元释教录》，表中作《重修贞元续录》。

辽藏概览

无碍大师在燕京的事业

辽藏是我国佛教史上的一大伟绩。它是辽朝迅速向封建制转化的实物证据之一。它真实、具体地反映了佛教对于我国历史上的民族融合与团结所曾起到的特殊作用。云居寺石刻大藏经，虽肇自隋唐，实成于辽金。将此近六千卷、字以亿计之大藏佛典，妙笔正书，刻诸贞珉，藏之深山，联绵九代，历经千载而成。其功德早已超越于历代大德以备法灭之初衷，而成为中国封建社会灿烂文化的一个优秀代表。是中华各族劳动人民，在特定历史条件下，追求光明，渴望幸福而坚韧不拔、团结奋斗的有力象征。是人类文明史上的一大奇迹，是全人类的宝贵文化财富。辽藏与石刻经是首都北京历史文明的瑰宝与骄傲。

正因为如此，那些在一百余年中，辛勤耕耘于浩瀚释典的编校大德及雕印匠师，是值得纪念的。正是这些宗师巨匠继承与发展了前代所创造与积累的经验，雕印了校刊精审的汉文大藏经。尤其是辽藏的主持者与指导者，圣宗统和时期燕京悯忠寺钞主无碍大师诠明的生平与事迹，对于研究辽朝佛教史来说，是必须弄清楚的。而此前恰恰是被忽略了。

关于诠明的生卒年代，现存于云居寺塔院碑廊的《重修范阳白带山动云居寺碑记》及《重镌云居寺碑记》提供了宝贵的线索。此二记是研究辽前期燕京一带佛教事业、刻经情况及石经山云居寺情况的重要资料，但中外各书所载此二碑碑文，差异很大；而且对二碑记之镌造形式亦阐说不一：有说两记为“碑阴碑阳”者；有说两记实为一碑者；有说两记为二碑者；更有误为三碑者。仅依靠各书记载，显然莫辨真伪，因而引起我们要弄清究竟的兴趣。幸好原碑尚存，早年拓片亦承蒙法源寺借阅。经过实地调查，疑云顿释，面目一清。原来两碑记共镌于碑阳，右刻《重修范阳白带山云居寺碑》，左刻《重镌云居寺碑记》。额为篆书“重修云居寺一千人邑会之碑”。碑阴为重修云居寺千人邑会邑首、邑众及僧侣名录。碑石用本地特产之大理石雕成，通高287、宽105、厚28厘米。自240厘米处收分，上出额首。碑文凡49行，行64字，字约3×3厘米。虽历经沧桑，千年之后碑文大多尚可辨认。我们仅与早年碑拓校核再三，仔细斟酌，除个别缺泐严重之字外，全文贯通，来龙去脉清清楚楚，为统和二十三年王教出资重镌之物。此碑史料价值之珍贵向无疑义，但诸家抄引讹误甚多。现将校核后原文照录标点如下：

重修范阳白带山云居寺碑并序

邑人盐铁判官朝仪郎行右补阙赐绯鱼袋王正述

前乡贡进士郑熙书并篆额

东北方之美者，有若燕山。燕山之殊胜者，有若云居寺。寺之东一里有高峰，峰之上千余步有九室。室之内有经四百二十万言。梵文泉兴，岩穴鳞次。嘉木荫翳于万壑，磴道曲盘於半空。拟西方密藏之山，则鹫峰龙窟；镇东汉秘文之宅，则天禄石渠。本自静琬高僧始厥谋，历导、仪、暹、法、留诸公成其事。原夫静琬之来也，以人物有否泰，像教有废兴。传如来心，成众生性者，莫大于经；勒灵篇儆来劫者，莫坚於石。石经之义远矣哉！藏千万法，垂五百年。曾拔宅而此经存，海飞尘而此经在。粼粼白石，宁惧始皇之焚？岌岌碧岩，不畏会昌之毁。致此云居之寺，多以石经为名。佛宇经厨，僧坊钟阁，材惟杞梓，砌则琳珉，古桧星罗，流光环遶，璇堤相望，门闼洞开，其中琢玉泥金，后素作绘，般尔之匠心，僧凯之笔精，皎皎然，煌煌然，逞巧计工，焉知几万？度材揆室，何啻数千！故太行之山，兹寺为中。若以东西五台为眉目，孤亭六聘为手足，弘业盘山为股肱，则佛法大体，念兹在兹矣。风俗以四月八日共庆佛生，凡水之滨、山之下，不远百里，仅有万家，予馈供粮，号为义食。是时也，香车宝马，藻野缛川，灵木神草，赩赫芊绵。从平地至於绝巅，杂沓驾肩；自天子达於庶人，归依福田。维摩互设於香积，焉将通戒於米山。面丹者，熙熙怡怡，谓耆阇於斯。俯清流者，意夺神骇，谓伽无碍。醵施者，不以食会而由法会。巡礼者，不为食来而由法来。观其感於心，外於身，所燃指续灯者，所錬（炼）顶代香者，所堕崖捨命者，所积火焚躯者，道俗之间，岁有数辈。噫，佛之下生，人即如是。先是庚子（戌）年，寺主谦讽和尚为门徒之时，会仆自皇后台操觚之暇，被褐来游，论难数宵，以道相得。和尚与仆约曰：夫人入仕，则竭忠以事君，均赋以利国，平狱以肃民；出家则庄严以奉佛，博施以荷众，斋戒以律身。尽此六者，可谓仕矣，可谓僧矣。自兹以别，迨今十五年，复与和尚会於此寺。仆以职倅於瀛，掌记於武定，廉察於奉圣，陟在宪台，迁在谏署，佐兹邦计有日矣。和尚则历纲维，典寺事，见风雨之坏者，及兵火之残者，补以绍隆，迭有次序。以坛物毕萃十方，故建库堂一座，五间六架。以庖人可供於四众，故建厨房一座，五间五架。以我佛方转於法轮，故建转轮佛殿一座，五间六架。以待宾不可以无位，次建暖厅一座，五间五架。又化助前燕主持中兰陵公建讲堂一座，五间七架。次化助公主建碑楼一座，五间六架，并诸腰座。建饭郎二十三间四架。次又建东库四间五架。次建梵网经廊房八间四架。次盖后门屋一座。余有捨短从长，加朱施粉，周而复始，不可殚论。於戏，小人入仕之风，不足畏（谓）也。和尚出家之理，亦以（已）至矣。乙丑岁，天顺皇帝御宇之十五载，丞相秦王统燕之四年，泰阶平格择明，八风草偃，四海镜清，魑魅魍魉，即其魂以不神。凤凰麒麟，亦背伪以归真。一金施，期功德以绝伦；一介之士，欲风声之不泯。和尚庆此得时，垦求作记。仆以静琬漂木涌泉之异，在唐临冥报记。诸公募刊勒之因，在太原智邈碑。燕国土风之状，在室尚父昉文。更或润词，终成诞说。今之所记，但以谦讽等同德经营，协力唱和，结一千人之社，一千人之心，春不妨耕，秋不废获。立其信，导其教，无贫富先后；无贵贱老少，施有定例，纳有常期，贮於库司，补兹寺缺。维那之最者，有若前涿牧天水公珣。当举六条，甚敬三宝。次则三传陇西□□披法服，亦笃佛乘。说无缘为有缘，化恶果为善果。和尚则生生世世，应报宿缘。施者则子子孙孙，共酬前愿。故寺不坏於平地，经不坠於东峰。古者，庐嶽莲花，尚存芳躅。近者，恒山铁塔，亦录前身。夫如是，有客稽首灵岩，载为铭曰：佛灭法住兮□□堪哀，凿室刊石兮静琬有才人，仙衣佛兮尽不尽，劫火焚兮灰不灰。山河未坏兮几人见，天人归兮求福不回。经五百年千仞上，夫何有於岁月。和尚曰：善哉！善哉！敬佩斯语，敢告将来。

重镌云居寺碑记

燕京左街悯忠寺钞主无碍大师笔受

弟子沙门智光撰记石匠李延照刻字

中印度境萨罗国西南三百余里至黑□山寺，引正王为龙猛菩萨，凿疏山石，建立伽兰。以释迦佛所宣教法，及诸菩萨所演述论，鸠集部别，藏在其中，期之永固。待至慈氏东方震旦，燕城西南十余缮那至云居寺。按范阳图经，智泉寺僧静琬见白带山有石室，遂发心书十二部经，刊石为碑，在唐临冥报记。隋大业中，沙门智菀造石经，藏以备法灭。炀帝幸涿郡，内史侍郎肖瑀，皇后弟也，以事白后，后施绢千匹及余钱物。瑀亦施绢五百匹。朝臣闻之，争共捨施，故菀得遂其功。皇朝应历十四载，寺主苾芻谦讽，完葺一寺，结邑千人，请右补阙琅琊王公正作碑。其文称最，或传於竹帛，或记於肺腑，或诵在口者亦众矣。顷因兵火，遂致伤缺。补阙子诸行宫都署判官都官员外郎赐紫金鱼袋教，念先人遗迹，出俸钱再修。王公与鈔主无碍大师为心照神宣，教以释智光乃考之执友资也，故命述重刊勒之事。时睿德神略应运启化皇太后，至德广孝昭圣皇帝之二十三年，统和乙巳岁八月丁丑朔十一日丁亥记。

细读二碑记，使我们对辽前期燕京一带佛教活动盛况有了进一步了解。《重修云居寺一千人邑会之碑》为辽穆宗应历十五年王正撰文，此即今云居寺塔院碑廊之《重修范阳白带山云居寺碑并序》。它全面记叙了云居寺的地理环境，历史传承，弘法之伟业，建筑之精美，香火之隆盛，作者与寺主之深厚情谊，重修寺院之缘由与详情，作记之时间与构思，结千人邑会之意义等，最后以赞铭作结。此碑之阴面密密麻麻布满正楷阴刻小字，缺泐较碑阳严重，均是千人邑会之邑首，邑众、僧众名录。如“常村邑首尹行周”、“下车坊邑首赵延佑”、“杨知信”、“比尼道消、比尼道章、在寺僧众……”“尚座僧□敬……”“前尚座讲上生经知□室僧□□”等等，足有千名以上。不禁使我们想到，四十年以后，无碍大师虽可“笔受”王正原碑碑文，难道还能“笔受”千人邑众之名录？联系智光所撰碑之用辞：“重镌云居寺碑记”、“出俸钱再修”、“故命述重刊勒之事”等等，可以认定王正应历原碑之碑阳“顷因兵火，遂至伤残”，故王正之子王教出资，将伤残之碑阳磨平，复刻原碑文于右，再刻智光记于左。否则，穆宗应历十五年，圣宗统和二十三年之两记，岂能共勒一碑？《重镌云居寺碑记》，其曰“重镌……碑记”者指复作碑，而非重修寺。盖寺不得“重镌”也。碑阳为统和二十三年新刻，碑阴为应历原物。哪里去找二碑、三碑呢？还是朱彝尊先生《辽云居寺二碑跋》说得对：“王正、智光之云居寺二记，共勒一碑，碑额篆书‘重修云居寺壹千人邑会之碑’。”塚本善隆博士未见实物全貌，误“重镌”碑为重修寺，致使有关考证失据。

上述二碑证实：右补阙王正与云居寺主谦讽和尚、悯忠寺钞主无碍大师诠明及其子智光，或为故交，或是挚友。另据《全辽文》卷四《北郑院邑人起建陀罗尼幢记》，应历五年谦讽已是“石经寺主，讲经论大德”。据此推断，应历十五年（965），王正、谦讽、诠明、智光均近不惑之年。依此上溯35—40年，时当后唐天成之际（926—929）。圣宗统和五年（987），希麟撰《续一切经音义》前后，诠明年过五旬。统和十五年诠明已年逾花甲。行均书成，智光序“目之曰龙龛手镜”，前此龙龛（大藏）应已开雕。则诠明奉敕“再定经录”还应在此之前，至统和二十三年，王正、谦讽逝寂，诠明、智光亦逾古稀，但仍可笔授王正之碑，作重镌之记。据此推断，诠明大师大致生于五代后唐天成年间，卒于圣宗统和之末。《重修云居寺一千人邑会之碑》统和二十三年之两记，为探索无碍大师诠明的生卒年代，提供了如此重要之时限，诚王教重镌碑之功德。

无碍大师诠明著述之丰富，在汉文化圈内影响之深远，皆有史料可徵。仅《义天录》中，所收诠明著作就有六种七十五卷：

1.《法华经会古通今钞》十卷

科四卷，大科一卷。

2.《金刚般若经宣演科》二卷

宣演会古通今钞六卷，消经钞二卷，科一卷。

3.《弥勒上生经科》一卷，大科一卷，会古通今钞四卷。

4.《成唯识论详镜幽微新钞》十七卷

应新钞科文四卷，大科一卷。

5.《百法论金台义府》十五卷

科二卷，大科一卷。

6.《续开元释教录》三卷

诠明著作今日尚存者，已见三种九卷：

1.《法华经会古通今抄》之卷二、卷六。见于木塔四层秘藏。

《妙法莲花经玄赞科文》，即《法华经疏科》四卷之卷二卷残，见于敦煌伯希和劫经（P2159纸背）。

2.《上生经疏会古通今钞》之卷二、卷四残卷、《上生经疏应新钞科文》残卷。以上系1933见于赵城广胜寺金藏，后编入《宋藏遗珍》。前者误诠明为唐释，后者记佚，实皆诠明之作。

《上生经疏科文》，即木塔所见之统和八年刻于燕京者。

3.《成唯识论述记应新抄科文》之卷三，见于木塔四层秘藏。

《成唯识论述记科文》之卷一、卷二残卷。1933年出赵城广胜寺，后编入《宋藏遗珍》，误记为“大唐慈恩寺翻经沙门窥基撰”。按此二残卷之首纸均阙。从各纸接缝处小字题记，证为金代在晋南募化所刻。每纸二十八行，行二十字左右，版式与木塔所出《成唯识论述记应新抄科文》相同，内容相继。故为诠明之作。

诠明的著作，不仅在辽朝，而且对宋朝、日本、高丽均有一定影响。1072年入宋的日本学僧成寻，在其《参天台五台山记》卷六之熙宁六年（1073、辽道宗咸雍九年）二月二十八日有如下记载：

“大宋国熙宁六年（癸丑），二月廿八日（壬寅）……入夜，三藏有请，即参问。储种种珍果，有酒菜。地（考地或此字）比（北）多学慈恩宗。予学玄赞由被告示。小僧问《摄释镜水抄》有无。答无由。给以契丹僧作诠明抄，释玄赞书也者。三藏问八解脱大小乘观差别，以天台义答了。”（《大日本佛教全书·游方传全书第三》15卷）

按成录索要的《摄释镜水抄》，即唐释栖复作《法华经玄赞要集》三十五卷，但开封无是书。所给予的是“契丹僧作诠明抄释玄赞书”，即是此次木塔所出的《法华经玄赞会古通今新抄》。熙宁六年上距圣宗统和时期已过半个多世纪，宋京开封传法院三藏师尚以诠明著作赠日本游方僧，足见诠明著作在宋朝亦受重视，日僧成寻辗转以得。

唐玄奘法师的弟子，慈恩寺沙门窥基，曾作《百法明门论解》、《成唯识论述记》、《观弥勒兜天经赞》、《金刚经赞述》、《法华经玄赞》等百部章疏，集慈恩宗之大成，被称为慈恩大师。诠明更为上述五经作会古通今钞应新抄及诸科判，知诠明为燕京慈恩宗的代表学者。诠明的著作对于研究辽代佛教史特别是慈恩宗的活动情况，是一批珍贵史料。

前文提及的高丽僧义天《跋飞山别传议》记叙了诠明再定经录、焚除禅宗著述的事实。按义天此跋距诠晓等奉勅再定经录，已百年之久，于此可见诠明佛学见解影响之深远。

由诠明主持编校的辽藏选校之佳，可从高丽高宗朝的开泰寺僧统守其之《高丽新雕大藏经校正别录》得到证实。守其据宋本（宋藏）、国本（高丽初雕本）、丹本（辽藏）互校，以雕新藏（即今存之高丽大藏经）。其修删、两存而涉及辽藏者凡六十八部。除极少数丹本有误外，其余皆以丹本为佳。例如：

“止函《佛说频毗娑罗诣佛供养经》西晋沙门法矩译右一经经名译主诸藏皆同。而其文相国本、宋本全同，丹本大别，似未知去取。今按开元录云，此经与《增一阿含经》第二十六卷等见品同本异译。检之国宋二本，与彼全同。即是彼经中抄出耳，何为异译耶？意者，宋藏失法炬译本，遂抄彼本部为此别行。然彼增一即东晋瞿昙僧伽提婆译，既抄彼经而云法矩译者何耶？况凡是抄经非异译者，《开元录》中曾被删去，此何独存耶？故今以丹藏为真本云。又为看旧国宋藏者，具录正经如左……”

对照高丽藏〔止〕函，辽藏〔若〕帙，皆收此《佛说频毗娑罗诣佛供养经》，内容与守其所录相同，应是据辽藏所改正者。

又如，即使是一经数译而辽藏选本为佳者，守其亦十分谨慎地对待：

“若函《舍卫国王十梦经》按此经与《增一阿含经》第五十一卷《大爱道般涅槃品》同本异译。今国宋二本文义相同，此丹本与宋本义同文异，似非一译。而未知是非，不敢去取。然此丹本详悉。今且双存，以待贤哲。”

再如，契丹藏之删而未取者，守其亦删之。守其删削之因，实即诠明不取之由。如国、宋本皆有《佛说木槵经》，丹本独无。守其校后认为，此经与已收之《木槵子经》实为同经异名，遂删之。辽藏不收南唐释恒安《续贞元录》中之《一切经源品次录》三十卷，《大佛名经》十八卷。守其亦绝然删之。对《一切经源品次录》，守其认为：“今检但是标举经中首必之言，于看览藏经者所益无几，今且除之。”对《大佛名经》十八卷的看法前曾述及，兹从略。

《校正别录》，证实了诠明主编的辽藏选校删削之精密。守其诚可谓诠明的千古知音。

前此的研究者，如池内宏氏就认为，宋、丽、辽三种大藏经，以辽藏为最优秀（见《高丽朝的大藏经》）。这与其所据底本固然有重要关系；同时，也反映了诠明大师治学功力、佛典造诣之博大精深。

圣宗统和时期，诠明大师在以燕京为中心的契丹佛教界之德高望重，还可以从如下事实中得到证明。悯忠寺“释迦太子之殿，乃无碍大师诠明创造所建，辽圣宗统和八年也”。《顺天府志》卷七关于悯忠寺的历史记载（略）表明，从唐初卜地建寺、赐额悯忠；尔后兴建双塔、会昌灭法独存，大中复为增大；迄（唐昭宗）景福建七楹三级之阁，皆系皇帝或地方军政首要所为。统和八年，能够在如此重要的、实为僧统官署的悯忠寺内，主持创建释迦之殿，足见诠明大师在燕京佛界实具有举足轻重之地位。

钞主无碍大师是燕京首刹悯忠寺诠疏经律论的总持，是辽朝慈恩宗的代表学僧，是辽代两部音义杰作的导师，是辽朝大藏经的经录制定者及主持者，是辽圣宗统和时期佛界的领袖人物。

〔后记〕

守其《校正别录》以后，辽藏逐渐绝迹人间，诠明之业绩亦隐诸释籍，近代更讹于觉苑。今山西应县木塔辽藏实物出世，辽藏之编校功德归之原主，“发潜德之幽光，传法林之盛事”（蒋唯心《金藏雕印始末考》），诚可称快。恰于此时，得悉大兴县李河村有“无碍禅师之塔”，遂往参谒。

李河村在北京城南近一百华里，村内有高约12米之密檐式塔壹座。经访问群众，知该村早年有一大寺（《宛署杂记·僧道》载“灵言寺，在里河村，今废……以上离城约一百里”），塔在寺内西南隅。寺原建于土阜，早圮，群众挖平土阜以建居舍，塔之基础遂全部裸露。

自下而上塔的概观是：裸露断面通高约3.5米，为土阜原有高度。塔之地宫部分为六角形，用约32×12×6公分的沟纹砖围砌。外观粗糙，应是挖圹内砌，中即地宫。地宫下夯作基础厚约一米，做法为三合土夯实中夹碎砖五层。夯层下即原生土。地宫以上即塔之出露部分，为六角形。须弥座上为斗栱承托之平座。斗拱影作，五铺作单昂，补间一朵，转角为45°斜栱。平座施夸作迴栏，栏板饰卍字纹。其上为仰莲，中出耸塔。依各层木作角樑残痕判断，原为五层密檐式。一层特高，南北两面北门，有影作门窗。东北与西南两面开窗，窗饰格子纹。一层六角柱影作圆形。塔身六面墙壁略呈弧形凹进。一层以上为四铺形，补间一朵。塔顶原有六角攒尖式大理石盖及石作刹顶宝珠。1976年唐山地震时跌落，附近居民收存。全塔基础裸露，各层檐及塔顶部分严重残毁。但地宫之砌砖似未曾移动。全塔自地宫至塔顶有明显的收分，雍容华贵，骄耸挺拔。塔之一层南面砖作门楣之下，嵌半圆形石作，中刻“无碍禅师之塔”六字，下署“至元九年建”。

按至元九年，即元世祖忽必烈至元九年（1272年）。此“元建”“无碍禅师之塔”，很有可能即诠明大师之灵骨塔，理由如次：

1.从用材与手法推敲，此塔始建于辽。如地宫与须弥座裸露之沟纹砖，平座部分的45°斜栱，仰莲中出密檐式塔，夯土夹数层碎砖瓦等，均为辽代习见。题云“至元九年建”者，应是仰莲以上部分。如一层塔身呈弧形凹进，门窗迴栏饰格子纹，卍字纹，塔顶以六角攒尖盖处理等皆是。应是毁于至元九年以前某次强地震（以后所重建）者。

2.塔之形制、规模，只有地位如无碍大师诠明者，可以当之。通观辽燕京时代诸大德之灵骨塔，多为覆钵式，高约四米左右。此塔作密檐式，高达12米，显然与大师之德高望重贡献杰出有关。

3.此塔之位置亦很说明问题。悯忠寺位于燕京城内，实为僧统官署，亦契丹朝野重大佛事活动之地。故寺内及其附近，未见历代主持之塔坟。无碍大师故后亦当择地安置。

李河村今属大兴县，其沿革隶属以及塔寺变迁，有俟专家考订。但应是燕京幽都府（圣宗开泰元年始改为析津）所辖。诠明大师之灵骨塔建于斯地，诚事出有因。其为悯忠寺下院；是大师出家之寺？或为大师原籍故里？陈垣作《释氏疑年录》，辽僧入录者凡十五人，其俗籍无一例外，皆是析津府属县。台湾省王吉林作《辽僧补传》，入传大德凡十九，亦多析津人氏，诠明大师之灵骨，置于燕京属地，似与前述有关。因系揣测，有待实证，故后记之。

1986年3月20日论文脱稿，即分呈任继愈、陈述、苏晋仁、宿白、朱子方、周绍良、傅振伦、史树青、洪廷彦诸先生，并于23日在中国历史博物馆座谈，承蒙指导，特致谢意。

（原载《中国历史博物馆馆刊》1986年总9期）

【注释】

[1]辽之国号据《契丹国志》：卷一“阿保机始称皇帝……建元曰神册，国号契丹”；卷二（太宗耶律德光）“会同元年……国号大辽”；卷七（圣宗耶律隆绪）“统和元年，帝继位，复号大契丹”；卷九（道宗耶律洪基）“咸雍二年……契丹复改号大辽”。本文除引文外，统称辽朝、辽藏。

[2]如《妙法莲花经》有四种刻本。

[3]见清宁赵遵仁撰《涿州白带山云居寺东峰续镌成四大部经记》。又，记称太平七年奏闻圣宗续刻石经者乃韩绍芳。但天庆八年沙门志才撰《大辽涿州涿鹿山云居寺续秘藏石经塔记》，则说是“至大辽留公法师奏闻圣宗皇帝，赐普渡坛利钱，续而又造”。盖韩绍芳为州牧，留公法师为寺主也。由此知，无碍大师诠明没后，圣宗太平时期“提点镌修，勘讹刊谬，补缺续新”石经的瑜伽大师可元，亦是参与辽藏编校之燕京大德。

[4]思孝是辽兴宗时期的重要学僧，金朝王寂《辽东行部志》记其：“姓郎名思孝，早年举进士第，更为郡县，一日厌弃俗尘，祝发披缁，已而行业超群，名动天下。当辽兴宗时，尊重佛教，自国王以下皆师事之，尝赐大师号曰崇禄大夫守司空辅国大师。”思孝著述很多，仅《义天录》所记，就有二十三种三十六卷。另有《海山文集》，惜多未传世。

[5]道宗清宁九年沙门真延撰《非浊禅师实行幢记》称：“今上以师受眷先朝，乃恩加崇禄大夫检校太保。次年加检校大傅太尉，师搜房阙童，聿修睿典，撰《往生集》二十卷进呈，上嘉赞久之，亲为帙引，寻命龛次入藏。”（按“今上”之次年即道宗清宁二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