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县佛宫寺木塔发现的辽代俗文学写本
史树青
提要 在木塔发现的珍贵文物中,尚有一部分讲经文、变文、俗曲等,这为辽代俗文学史增添了新的重要内容。讲经文、变文等就是讲经人为了劝诱听众信奉佛,把佛教经义以富有文学意味的故事,有说有唱的加以通俗演绎。笔者对这部分俗文学写本作了详实的钩沉解读。
1974年山西应县佛宫寺木塔发现的辽代写本、刻本、绘画、版画等文物,是继1899年(光绪二十五年)敦煌千佛洞藏经洞古写本、刻本、佛画等的发现后,同类文物的又一次重大发现。
在木塔发现的古写本中,除了写经、科判文、戒仪、经疏杂钞、寺院经济史料以外,尚有一部分讲经文、变文、俗曲等。这一部分俗文学写本可与敦煌发现的俗文学写本进行比较研究,为辽代俗文学史增添了新的重要的内容。
过去,我们只知道唐代寺院的俗讲,讲经人为了劝诱听众信奉佛教,把佛教经义通俗化,取佛经中富有文学意味的故事,以寺院为表演场所,有说有唱地加以通俗演绎。讲经文、变文就是这种通俗的话本。长期以来,我们对辽代的俗文学所知甚少,也曾认为辽代寺院应有类似话本的作品。这次木塔发现的辽代讲经文、变文、俗曲等,不论内容、仪式,都可看出唐、辽时期寺院的俗讲基本无大差异。
在木塔发现的《大乘杂宝经》的唱词中,有“谨咨四众暂听言,休骋无明道我偏。如来上(尚)自别鞋履,凡夫那久在人间。”[1]卷后结语:“已此开读,大乘圆满,修多罗藏教所资功德。奉为国主燕王千秋万岁,文武宰尞(僚),禄寿无穷。师□□□□□□□□□□生,咸证解脱。”(下缺)(图一)以此卷时代考之,国主燕王系指辽天祚皇帝耶律延禧,当时尚年幼,未登极即位。《辽史·天祚皇帝本纪》:“天祚皇帝……大康元,栾布持书来索战,问卿那个是明天。此时遂用抛金计,走归本国高迍邅,如斯无限英灵将,总被冥司里追(遣)。……若造恶因沉地狱,刀山须受万千年。……闻身强健须修善,龙花会里愿同缘。”年生,六岁封梁王……后三年,进封燕国王。”从这里可以看出,讲经人不但向听众讲说故事,而且最后还要为年幼的国主燕王、文武官僚等,诵读一段发愿文。
图一 《大乘杂宝经》唱词
敦煌发现的《温室经》和《维摩经》记载俗讲的仪式,仪式结束时所讲“便发愿了。便又念佛一会了,便迴向发愿取散”云云。或讲:“便施主各各发愿了,便迴向发愿取散。”在这里,发愿文就是讲经者散场时最后的结语,实际也是讲经文的一部分。
在敦煌发现的《长兴四年中兴殿应圣节讲经文》,是后唐应圣节(明宗李嗣源生日)百僚于敬爱寺设斋,如缁黄之流于中兴殿讲论的讲经文。木塔发现的《九圣院僧圆吟、澄鉴讲提(题)念诵》卷,是辽天祚时僧人上为天祚皇帝,下为父母、叔婶的讲题念诵。全卷共十纸,每纸行数、字数不等,前三纸原为一卷(前缺),后七纸原为一卷,发现时连接为一卷。七纸中第一纸纸背标题墨书《九圣院僧圆吟、澄鉴讲提念诵壹本》,知当时卷子也可称为本(图二)。此卷文字有正书、有倒书,正背均有文字。正面所见僧名有智灯、道得、可煦、智澄、智觉、方迪、义祥。背面所见僧名有法念、法通、可遵、叔寂、可煦、义祥、可誾。全卷为念诵《无量寿佛讲题》。从全部内容看,此卷实为《□□□□寿诞念诵无量寿佛经经题》,为了保存原来所题名称,故仍用原名。
图二 《九圣院僧圆吟、澄鉴讲提念诵》卷
此卷(后七纸者)首为天祚皇帝、皇飞(妃)圣寿无薑(疆),念无量寿佛经。全卷所奉献的对方,除了天祚皇帝、皇飞(妃)外,尚有州尊太师、殿少司勋诸辽慕(僚幕)等、清小范大师圆觉大师图悟大师校勘大师、前资僧政大师判官大德等、禀业现僧政大师、诸司院尊缩三学法师、诸寺院尼义学尊宿等、亲教和尚、本寺首座大众唯识华严并都讲唯那出疏诸座主、随喜二众、叔叔审(婶)母哥哥阿嫂诸亲眷等。
前三纸(前缺)奉献对方为诸大师、前资僧政大师判官大德等、见僧政大师、诸寺院尊宿三学法师等、当寺首座唯识花严大众等、亲师兄出疏诸座主都讲维那等、诸寺院僧尼座主等、业主并施主邑众等、生身父母叔叔婶婶(未写完),各有《讲题念诵》。
下面选录为天祚皇帝、皇妃和为叔叔婶母哥哥阿嫂诸亲眷等《讲题念诵》各一段。
若夫千年遗教,肇兴本字于能人,九会玄文,始末诠平于圣主。恭维我愿德大和仁文睿武神谋圣孝天祚皇帝,德余太毫皥,使同树以敷花,孝卖迈移棰,感白乌而应瑞。今以杂花肇启,遐沐皇威,所有圣因,并将上进。伏愿寿量无穷,将齐圣寿。奉为皇帝皇飞(妃)圣寿无薑(疆)。念无量寿佛(以上为天祚皇帝、皇妃讲题念诵)。人人和沐,唯闻父义子孝之名,各各温柔,皆传兄有(友)弟供(恭)之喻。特垂卷(眷)念助宣扬,赖此殊功酬厚德。伏愿四心胜利,资惠命以无穷,部众乘舟,泛福河而更远。奉为叔叔婶母哥哥阿嫂诸亲眷等。念无量寿佛(以上为叔叔婶母哥哥阿嫂诸亲眷等讲题念诵)。
从上列两段文字,可以看出《无量寿佛经讲题念诵》,应是所唱的经题,文虽较短,未录唱词,但它与《长兴四年中兴殿应圣节讲经文》所说的“适来都讲所唱《仁王护国般若波罗密多经序品》经题”,不论内容和文体形式都是相似的。从两者的经题看,讲题和经题也是一个意思,而这类经题应是由寺院的都讲僧来讲唱的。本卷卷末有倒书小字“应州花严院”四字,结合讲题中的州尊大师,可知卷中所书“九圣院”、“传经院”等,皆为应州寺院之名,因知圆吟、澄鉴二僧当是应州寺院俗讲僧。
木塔发现的一首五言唱词(图三),前部文字残缺,实是讲解某经之后的一段唱词,存文不长,录之如下:
图三 五言唱词残卷
□□堕泥黎。明眼无过慧,黑闇不守痴。病不越冤家,大怖无过死。有生皆有死,造罪苦劫身。当策勤三业,恒修于福智。眷属皆舍去,财货任他捋。但持自善根,险道充粮食。譬如路旁树,暂息非久停。车马及妻儿,不久皆如是。……唯有佛菩提,是真归仗处,依经我略说,智者善应思。(www.xing528.com)
这段唱词的内容是劝人信奉佛教,词中最后有“依经我略说,智者善应思”,可见它是依经而唱的。由于前端文字残缺,一时尚不能断定经名。
在木塔发现的写本中,尚有类似讲经文的杂钞。有一卷杂钞,其中援引儒、释经文及杂事甚多。卷背字体较小,行距整齐,后部有关于师子国人僧伽弥多罗、中天竺人功德贤、蒲州人僧道英《华严》感应故事(图四),内容很像后世的白话小说,其文如下:
图四 杂钞残卷
掌之水,尚拯生灵者,即僧伽弥多罗,本师子国人,来到东土,化显众生。高宗大帝,甚加尊重。此法师戒行孤高,后于清凉山礼敬文殊师利,行道求圣境。因出至太原寺[2],时属诸僧转读花严经,乃问曰:此是何经?答云:是花严经。多罗法师肃然改容曰:此是边国,此处亦有经耶?法师合掌,欢喜赞叹久之。言曰:此大方广功德难思,西国相传有人读此经,以水掌,水霑虫蚁而捨命者,皆得生天。何况受持读诵,观察思惟,获福无量。□□□□讲说则华梵通韵者,是中天竺人功德贤,诸经靡不该通,后崇佛法,深入三藏。此师欲度化众生,到来唐国。高祖神尧皇帝请得在内,供养多日。有南谯王义宣等,并师事之。集义学沙门七百余众,谯王欲请功德贤法师讲花严经,以华言未通,有怀愧叹,即昼夜精勤,行道礼谶,虔请观音,以求冥应。遂梦有人执剑,持一人首来,至其前曰:何忧?于是具陈上事,即刎劫法师头,便置新头,语令迴转,得无痛耶?答曰:不痛。豁然便觉,备悟华言。遂讲华严经,至数十余遍。表要至成之心,感得菩萨来加被诸善友等。不受辛勤,又不运菩提心,只恁海神听,而时雨傍流者,即僧道英,姓陈氏,蒲州人,至年十八,二亲为娶,五载同居,誓不相触。……于并州□法师处听花严经,便落彩(发)入太行山柏梯寺修行。(下缺)
这类故事,虽然是讲《华严》感应,但是,列举了三个人的事迹。其中师子国(今斯里兰卡)人和中天竺(今印度)人是两个外国人,同时还联系到中国蒲州人僧道英。这样,就使听众感到真实生动,增加了宣讲的吸引力。其中中天竺人求那跋陀罗,汉译曰功德贤,南朝刘宋时来华,宋太始四年卒,年七十五。事迹见梁释僧祐《出三藏记集》卷十四及梁释慧皎《高僧传》卷三。唐释惠英《大方广佛华严经感应传》记其事略称:“宋主请求那跋陀罗三藏讲此经,三臧恨以方言未通,不尽经旨,乃入道场,请念观音。未盈七日,遂梦易汉首于梵头,因即洞解秦言……时号换头三藏也。”按木塔所出此卷,与史实显有出入:一、来到南朝宋朝误为来到唐国。二、宋文帝刘义隆(卷中尚有南谯王义宣)误为唐高祖李渊。三、梦易汉首为梵头,变成了“刎劫法师头,便置新头”。推断其因:一、辽人不愿说(刘)宋朝,以免误为赵宋。二、既说唐国,就把唐朝开国皇帝高祖李渊抬出来。三、“换头三藏”本是尊称,后人讲经为了夸大事实,危言耸听,说成了“刎劫法师头,便置新头”。藉以吸引听众。
关于这种事例,敦煌发现的目连救母故事与之有相似之处。目连救母本来是印度的故事,劝人行孝,但《目连缘起》中,也谈到中国二十四孝子故事中董永、郭巨、孟宗、王祥等故事。说明讲解佛经,必须羼入中国史实甚至夸大故事情节,进行艺术加工,才容易被人接受,达到引人入胜的地步。相反,讲经人不结合中国的具体事例,专讲玄虚的印度佛经,是不会受到听众欢迎的。
在敦煌发现的《山远公话》中,内容叙述的是释惠远生平事迹,全卷是一个首尾连贯的有组织有结构的故事,因为题目标明是“话”,在开端首段内有:“说这惠远,家住雁门,兄弟二人,无外族。”说明它当时出现的话本木塔发现的僧伽多罗、功德贤、僧道英故事,应该就是当时的话本,与《山远公话》的体裁是很相近的。
鲁迅先生在《中国小说史略宋之话本》中说:“然用白话作书者,实不始于宋。清光绪中,敦煌千佛洞之藏经始显露……而内有俗文体之故事数种,盖唐末五代人钞。如唐太宗入冥记、孝子董永传、秋胡小说……伍员入吴故事……京师图书馆(今北京图书馆)所藏,亦尚有俗文维摩、法华等经及释伽八相成道记、目连入地狱故事也。”鲁迅先生对敦煌“俗文体之故事”认为是唐、五代人所钞,这次木塔发现的辽代俗文学写本,为研究唐、五代、辽、宋时期俗文学的发展和互相影响,是有十分重大的意义的。
关于唐代的俗讲,一般除了讲唱之外,还要有图画配合。向达先生在《敦煌变文集·引言》中说:“《全唐诗》里收有唐末诗人吉师老《看蜀女转昭君变》诗一首……诗里有‘清词堪叹九秋文’和‘画卷开时塞外云’两句,前一句指讲唱者一定持有话本,后一句则讲唱之际并有图画随时展开,与讲唱相辅而行。”木塔发现的文物中,有木刻彩印绢地佛说法图,全幅用半版分印,原版边侧上方刻有楷书阴文“南无释迦牟尼佛”七字。印成的说法图,其字半版为正书,半版为反书。此图共三幅,原在银盒内折叠存放,并未装裱成轴,推测是举行俗讲时,在场中悬挂的。前后听众,皆可见到图上的正书文字。这种印刷品,很像后世民间春节时所悬贴在门前的“挂钱”,也像横悬在街心的“吉祥吊挂”。
敦煌发现的通俗文学作品,因为原来是在民间流传的,兼之钞写人文化水平不高,所以俗字、别字不一而足。木塔发现的写本和敦煌写本一样,也保存了大量的俗字、别字,同时还夹杂不少错字(有些是传写时所错)。为了识别写本中的俗字、别字,必须借助于辽僧行均的《龙龛手鉴》。此书撰者行均,幽州人,俗姓于,字广泛,以五年时间,于《说文》、《玉篇》之外,多所搜集,并集佛经文字,以补六书所未备,燕台悯忠寺沙门智光为之序。由于清代乾隆时期敦煌写本和应县木塔写本尚未发现,当时学者钱大昕等人对此书多所指摘[3],今以行均之书对勘敦煌写本及应县木塔写本,发现写本中不能解的字,依《龙龛手鉴》中的注释,皆可迎刃而解。
今木塔发现的辽代写本,保存了大量俗字、别字,如能与《龙龛手鉴》一一对勘,其有助于辽代俗字、别字的研究,功不可没;同时,对敦煌写本俗字的形成和演变的研究,也将会起到它应有的作用。
(原载《文物》1982年6期)
◎史树青,国家博物馆研究员,著名文物专家。
【注释】
[1]唱词全文:“嗟夫人世,患化非坚。被寒暑已迁移,更二轮而催促。红颜绿鬓,俄成老相之仪,雪体香肤,忽变仓黄之状。没有黄金万两,难逃生死之灾,白玉千箱,岂勉(免)轮迴之限。昨见南邻公子,鬓丝改而白发衰,北里豪家,昨日歌而今日哭。身如石火,命若风灯。不生觉悟之心,岂抱修崇之意。直待四支不举,两足难台(抬),三魂归誓水之中,七魄丧幽冥之内,此时追悔,思想何及。且我大觉世尊,上(尚)自掩于双林,岂况凡夫,那能勉(免)矣。浮生似梦也非坚,电转星移候(倏)忽然。红轮西坠忙如火,王兔东生(升)集(急)似烟。人生皆被三光烛,物景俱遭四相移(迁)。流转四生多壤壤(攘攘),轮迴三界闹喧喧。虽道人身受(寿)百岁,长命难过七十强。堪嗟愚背(辈)大无端,恣争人我骋胸(凶)顽。……谨恣四众暂听言,休骋无明道我偏,如来上(尚)自别鞋履,凡夫那久在人间。休要恋儿并恋女,夫妻漫说好相看,限到头来各努力,貌赛西施救你难。如来入灭不多年,故流(留)生死后人传。不论人间贫与富,六类三先无党偏。……陈平几信今何在,季布钟离向那边。韩信机谋能促地,张良说计解冲天,楚帝韩光为上将,汉家更有卧龙仙,庞涓为赚人和论,子武偏遭刖足
[2]敦煌发现《妙法莲华经》卷第六(唐咸亨三年二月十一日经生王思深写)题记中,有太原寺大德神符、嘉尚、慧立、太原寺上座道成。原卷现藏敦煌县文化馆。
[3]钱大昕《潜研堂文集》卷二十七《跋龙龛手鉴》:“六书之学莫善于说文,始一终亥之部,自字林、玉篇以至类篇,莫之改也。自沙门行均龙龛手鉴出,以意分部,依四声为次。……而皆繁征博引,污我简编,指事、形声之法扫地尽矣。”近年潘重规先生撰《龙龛手鉴新编》,把该书重新作了编排,其内容是:存俗字,存误字,以俗音存俗字。书后并附《敦煌写本俗字对照表》,对于识别敦煌写本中的俗字,十分方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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