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县木塔辽代文物考古成果汇编

笔谈山西应县木塔辽代文物

提要　应县木塔发现的一批辽代文物弥足珍贵，令诸方专家惊异叫绝，纷纷解读评点。现选出的是七位专家的学术见解。

编者按1974年在山西应县木塔修缮工程中，于四层主佛塑像腹内发现了一批辽代珍贵文物。

1979年在国家文物局主持下，由山西省文物部门与中国历史博物馆组成“应县木塔文物整理组”负责整理研究工作。经过三年的整理加工，已由荣宝斋修复完毕。重要文物有契丹藏、刻经、写经杂抄、刻书、绘画、木版彩印佛像等，总计160件。

这批辽代文物的发现填补了我国印刷史的空白，其中的契丹藏是首次发现，尤为珍贵。这批辽文物对于探讨辽代历史、文化具有重要意义。

《文物》1982年第6期发表了有关简报和部分研究文章。1982年7月，整理组曾选出一部分有代表性的文物邀请有关领导、专家参观，征求意见。现将部分专家对木塔文物的学术见解在本刊作为笔谈发表。

辽藏笔谈

任继愈

山西应县木塔发现辽代刻印佛经，震动了学术界。

许多佛教典籍、文物、法器和轴卷佛像被装在大佛塑像内，秘藏了八百多年，现在重见天日，污损残破的文物又得以恢复旧观，这是文化界的一件大好事。

妆修佛像或佛塔，照例都是把最能代表当时“价值”的东西作为填充内容。这些填充物一则用以镇压邪恶，二则把宝物珍秘收藏，以垂永久。应县木塔中佛像胸腹部填充的佛经、印绢佛像、七宝与佛牙舍利等都是理所当然的当时佛教的法宝。

辽代文化与北宋文化有密切关系，辽代对十一世纪北方中国文化有过很大的贡献。但是有些学术界人士往往受大汉族思想或正统史学偏见的支配，有意无意地贬低了辽代文化的成就和它对中华民族文化的贡献。这一点从辽代木塔发现的文物可以再一次得到证明。

佛教是中国文化的一部分，佛教经历了隋唐的发展，已与中国封建宗法传统文化相融合，形成中国的佛教。中唐以后，河北藩镇长期割据，政治、经济自成系统，北方文化也与中原及南方有所差异。宋代佛教继承了唐代的传统，没有根本的改变。从总体看，辽文化落后于北宋，但契丹贵族努力封建化，把从事游牧生活的奴隶制带进了定居的牧业农业结合的封建制，建立了大城市，并使城市成为经济、政治、文化的中心。契丹民族把自然发展也许要若干世纪才能完成的社会发展进程，竟能在一二百年之内就把它完成了。辽代佛经雕镌的精美可以充分说明当时燕京的文化生活、经济发展已经达到相当高的水平。

过去学者认为华严宗盛行于唐代中期，天台宗、禅宗盛行中原和江南。这次发现的经典中，可以推知华严宗虽未盛行于江南，而五台山是该宗的圣地，《大方广佛花严经随疏演义钞》为华严第四祖澄观的经典著作，若不是华严派流行，当不会把一般著作作为宝物填充佛像。再结合《上生经》、《成唯识论述记应新抄科文》、《法华经玄赞会古通今新抄》、《高王观世音经》、《佛名集》、《八师经报应记》等著作，可知除华严宗外，尚有净土念佛宗、天台宗、唯识宗等许多宗派也在辽统治的地区流行。佛像胸腹部填充的经像，也正好表明它是当时佛教流行于辽统治地区的缩影。唐末五代时期，河北三镇禅宗流行，这次应县文物没有反映，可能与禅宗不立文字、不重经典诵习的宗风有关。

辽代文献保存下来的不多，经过近百年来学者的不断荟集，仅得十三卷，二十余万言。这可能由于辽代禁止典籍流出境外，“传入中国者，法皆死”（《梦溪笔谈》）。这也限制了辽代文化的向内地扩散。佛经雕印，旨在流布，似不应珍秘，何以辽藏流布不广，或许由于印数极少所致。后来金藏利用了一部分辽藏的雕版，辽藏被看作金藏的一部分而保存下来也未可知。人们只知赵城金藏的可贵，但尚未有人从头到尾看过全部金藏。如果把金藏与现存辽藏对勘，再上溯到北宋《开宝藏》，也许能找出更多值得推敲的线索。我们将在深入研究金藏的基础上希望对辽藏获得更多的知识。

庆贺辽版《大藏经》再现人间

陈述

过去看到辽代实物，多是鸡冠壶、瓷器、碑志之类。辽宁法库叶茂台辽墓出土过两幅绘画挂轴，当时已惊为罕见。现在看到了这样多的写本、印本，有书、有画、有文件，真是美不胜收，尤其是辽版《大藏经》再现人间，确实值得庆贺。

先说《契丹藏》和《开宝藏》问题。

1961年我写过一篇小文《谈辽版〈大藏经〉》（光明日报61年11月22日）呼吁各界各方面从多种渠道努力，广泛搜寻，认为重新发现这一历史文化瑰宝的可能性很大。我对佛经没有研究，当时只是从文献上利用目录学、校勘学和有关辽金史事的各种线索，指出辽藏（契丹藏）比宋藏（开宝藏）优越很多。因为《开元录经》之后，北方有《贞元录经》，后晋释可洪在《开元录》、《贞元录》的基础上，又作了进一步的工作，成《新集藏经》，这些成果在北方，辽刊藏经时，已全部利用；宋藏系开宝四年（971年）在成都开雕，没有条件吸收后晋可洪的成果，只能用《开元录经》作底本，质量都不如辽藏。

“《辽藏》系据《宋藏》翻刻”的说法不对。又“契丹以太平元年（1021年）得宋刻大藏之颁赐，继即开雕藏经”的说法，更不妥当。因为颁赐只有朝廷或君王对下使用，当时南北关系，宋要向辽进奉岁币称贡纳，哪有“颁赐”之说？契丹也决不肯接受宋廷“颁赐”的藏经。

另外，根据记载提出有关《辽藏》的版式、刻、印、装帧和避讳字等等以备鉴别；介绍当时流布情况和《辽藏》对《金藏》、《丽藏》的影响关联，提供寻访线索。虽是呼吁、希望，也是一个包围搜山的设想或建议，鼓动各方面能找出《辽藏》。

现在竟有明确的辽藏的出现，真是喜出望外。

我们面对这些满目琳琅的稀世国宝，首先应该考虑的是如何利用，如何尽早公开贡献于世人。供史学界、宗教界、文物、博物馆各界研究参考。

第二，重印大藏经问题。近年各方面酝酿重印大藏经，现既经国务院批准。正好用此珍贵古本，与房山石经参校，编成百衲本大藏。因为赵城金藏也有配补，既有辽本，自应以辽本换出金本。倘偶有金胜于辽或义可两存者，应作注附录，为节省时间，不注也无妨。目录则应参考采用吕澂《新编大藏经目录》（齐鲁书社出版）。《辽藏》在正式雕版之初，也曾根据沙门从梵所集《经源录》，对于卷帙品目、首末次第，“复加刊正”，纂成总目，作为正式开雕的第一步。今天重印《大藏经》，应当尽量吸收辽本并参考吕澂目录。

第三，其他书图文字材料凡属木塔出土的一切书、图、契券等等材料，希望尽快全部影印公布。

珍贵的辽代逸书

苏晋仁

近世纪研究佛教和文物，对于《契丹藏》，只是从片断的历史记载中（如《辽史》卷一一五《高丽传》、《高丽史》卷八等）了解到一些情况，而具有五百七十九帙的这样一部大丛书，到底怎么样，终是一个谜。现在山西应县佛宫寺木塔释迦像脏内古籍的发现，使大家看到了实物，多年的疑问，为之一扫。虽然所存的经卷有限，但是尝鼎一臠，于《契丹藏》的面貌风格，及它所代表的辽化文化水平，都能得到正确的了解和认识，这该是多么令人欣喜愉快的事！

辽人关于佛教的著述，收入《契丹藏》的不多，现在这批古文物中，却保存了一部分辽代的逸书，有些是见于著录的，如：

（一）《一切佛菩萨名集》第六（勿）字号无撰人名

此书《至元法宝勘同总录》卷十著录，作辽沙门思孝集，二十二卷。按房山石经存有此书全文，前二十卷为利州太子寺讲经论沙门德云集，后二卷是上京临潢府僧录纯慧大师非浊以宋、辽新译经中的佛、菩萨名号补辑而成。重熙二十二年（1053）上进于辽兴宗，兴宗命沙门思孝撰序，收入《契丹藏》中。《至元法宝勘同总录》误以写序的人为作者。德云事迹不详。非浊字真照，范阳人，兴宗赐以紫衣，授检校太傅、太尉，撰有《往生集》二十卷，是辽代义学名僧，《新续高僧传四集》卷三有传。

此书石经的千字文编号是“勿、多”二字，现在残存的卷六在上半部分，所以编号是“勿”字，二者是一致的。石经刻于皇统九年（1149），当是根据《契丹藏》的本子翻刻的。元代《弘法藏》的编号是“恒、岱”二字，也是据《契丹藏》转刻。此书的佚亡，当在元代以后。

（二）《法华经玄赞会古通今新抄》卷第二

（三）《法华经玄赞会古通今新抄》卷第六

按《诸宗教藏总录》卷一，在《法华经玄赞》之后，有《会古通今钞》十卷，《科》四卷，《大科》一卷，诠明述。诠明住悯忠寺，辽圣宗赐予无碍大师之号（见《元一统志》辑本卷一），是辽代中叶著述甚多的高僧。统和五年（987），释希麟撰集《续一切经音义》十卷，为一代名著。在他的序文中说：“伏以钞主无碍大师，天生睿智，神授英聪，总讲群经，徧糅章钞。传灯在念，利物为心。见音义以未全，虑检文而有阙，因贻华翰，见命菲才”。则诠明是希麟的前辈，而且编纂续音义，又是他的倡导，其对于学术的贡献，功绩是不可没的。统和二十三年（1005），沙门智光撰的《重修云居寺碑记》（见《全辽文》卷五）也提到“□主无碍大师”，他的活动，当不限于圣宗一代。现在他的疏钞重见于世，给我们研究这位一代佛教大师，提供了绝好的第一手资料。

（四）《成唯识论述记应新钞科文》卷第三

按《诸宗教藏总录》卷三、《佛典疏钞目录》卷上均载有《成唯识论应新钞科文》四卷，《大科》一卷，诠明述。

（五）《释摩诃衍论通赞疏》卷第十

（六）《释摩诃衍论通赞疏科》卷下

二书均咸雍七年（1071）燕京弘法寺奉宣校勘雕印流通。

按《诸宗教藏总录》卷三、《佛典疏钞目录》卷上都记载《释摩诃衍论通赞疏》十卷，《通赞疏科》三卷，《大科》一卷，守臻述。考《倚晴阁杂钞》，“归义寺，在善果寺西，辽刹也。天王殿前一碑，碑文称，寺肇自清宁七年（1061），碑阴首书忏悔师守司徒纯慧大师赐紫沙门守臻，次载邑众姓名”。则守臻是辽道宗时代的佛学名宿（“纯慧”当是“通慧”之误，见下）。

弘法寺，《元一统志》辑本卷一云，在旧城，后来金代尼法珍曾在此贮藏大藏经版，当是规模弘大的寺庙。

有些是不见于著录的，如

（一）《上生经疏科文》一卷燕台悯忠寺沙门诠明改定统和八年（990）八月十五日燕京仰山寺前杨家印造

按悯忠寺（即今法源寺）建于唐代武后万岁通天元年（696），诠明住此弘法，于统和八年（990）建释迦太子殿一座（见《元一统志》辑本卷一）。

仰山寺，《元一统志》辑本卷一载：“在大都（今北京）旧城归厚坊。佛殿题梁乃辽穆宗应历十一年（961）岁次辛酉八月十五日建”。

（二）《八师经报应记》

按此为灵验记一类的作品，是研究佛教在民间传播的社会史料。

以上为刊本

（三）《梵网经手记》卷第二

（四）《法华经手记》卷第七重熙十年（1041）八月八日写末有圣寿院门人奉能按此二书均名书记，当是出于一人之手。

（五）《略示戒相仪》燕京永泰寺崇禄大夫、守司徒、通慧大师赐紫沙门守臻集

按光绪《顺天府志》卷十六载：“天庆寺，辽永泰寺遗址也，在药王庙西”（药王庙在天坛北）。

（六）《毗奈耶藏近事优婆塞五戒》觉花岛海云寺崇禄大夫、守司空、辅国大师赐紫沙门孝思集

按“孝思”当是“思孝”的笔误。思孝俗姓郎，早年中进士，任郡县官。后出家，以行业高超，富于著述，名动天下，深受兴宗的敬重，亲王贵主，都师事他。朝廷授予崇禄大夫、守司空、辅国大师之号。曾住中京道觉华岛（在今辽宁省兴城县）海云寺（见金，王寂、《辽东行部志》）。

《佛典疏钞目录》卷下载思孝撰有《自誓受戒仪》一卷，《诸杂礼佛文》三卷，《持课仪》一卷，《释门应用》三卷。此《近事优婆塞五戒》是男居士受五戒仪式的范本，与上各书同属一类。

（七）《大乘八关斋戒仪》天庆二年（1112）壬辰宝宫寺第八坛

（八）《摩诃般若菩萨十无尽戒仪》应州宝宫寺四月十一日发风

按上二戒仪当是应州宝宫寺举行佛事用的课本。

（九）《大方广佛花严经随疏演义钞讲义》

（十）《大方广佛花严经随疏演义钞玄镜记》卷第三上卷

按《大方广佛花严经随疏演义钞》是唐代华严四祖释澄观所著，凡九十卷，则上二书解释《演义钞》，卷数当是很多的。

（十一）《圆教四门答问》

按此为天台宗判教的著作。

以上为写本

这些逸书多属残卷，而断壁碎金，仍不掩其宝气珠光。如能将《契丹藏》和藏外逸书这两部分珍贵的文物，分别刻本和写本，影印出来，提供给国内外学者，这对于辽文化——包括历史、宗教、工艺、美术各方面的研究，不但可以弥补过去的不足，一定会大大地向前推进一步。

赞辽代雕版印刷的卓越成就

朱子方

山西应县木塔发现的辽代文物，经过整理组同志们的辛勤劳动，已经全部修复装裱完毕，这是对保护祖国文物的一大贡献，很值得庆贺。

建国以来，我国发掘了大量辽代墓葬，出土了许多珍贵文物，为辽史的研究提供了价值连城的第一手新资料。这次山西应县木塔发现的辽代文物，更是一新人们的耳目，使人对辽代文化的高度发展有了进一步认识。

这批文物，软片居多，经过修复整理，共计一六○件。其中有刻经、写经、刻书、杂刻、杂抄、绘画、木刻版画、七珍与佛牙舍利等多种，而雕版印刷品就有六十一件，占总数的百分之三十八还多。这是一次空前的大发现，不仅填补了我国印刷史上的空白，而且雕刻精，印刷美，绚烂多彩，十分珍贵。称之为瑰宝，实无逊色。

这些雕版印刷品大都是首次发现。如《契丹藏》，《辽史》、《高丽史》虽有记载，但其书久已失传，无人知其究竟。这次发现，使人得识“庐山真面目”，所以受到学术界的重视。至其刻印时间，叶恭绰先生曾推测“约为兴宗迄道宗时”（1031—1064）（《历代藏经考略》）。《中国佛教》则以为“契丹藏的倡刻，仍由于圣宗太平元年（1021）得着宋刻蜀版藏经的印本所引起”。所谓宋刻蜀版大藏经，指的就是《开宝藏》。今据整理组同志以原物验证，《契丹藏》实刻于统和时（983—1011），较两说都早。其中，有一卷的年款为统和二十一年（1003），距《开宝藏》刻成之年晚二十年。但统和二十一年未必是始刻之年，还可能更早。私家刻本最早的年款为统和八年（990），《契丹藏》的雕印也可能早到这个年代或者更前一些。在保宁六年（974），景宗就“以沙门昭敏为三京诸道僧尼都总管，加兼侍中”（《辽史·景宗纪》）。这样重视佛教及其僧人，当时在宋朝影响下，也倡导刊印大藏经不是不可能的。《开宝藏》是我国最早的大藏经刻本，此为学者所公认，而其现存残卷既然皆印于崇宁、大观（1102—1110）间（上引叶说），并非原版初印，则这批刻印于统和年间的《契丹藏》自然就是我国现存最早的雕版大藏经。其历史价值，不言可喻。

过去谈雕版印刷的版本，大都推崇宋版。在宋版书中，又以汴梁、杭州、建阳、眉山四地雕印为最好。这次却意外地发现了辽朝的燕京刻本《契丹藏》、杂刻佛经等多件。其中有官刻本，也有私刻本。如《释摩诃衍论通赞疏卷第十》和《释摩诃衍论通赞疏科卷下》都是“燕京弘法寺奉宣校勘雕印流通”的官刻本；卷末题有“勾当”、“校勘”、“提点”其事的职官、沙门名衔及雕印时间。私家刻本题款有“燕京仰山寺前扬家印造”、“燕京檀州街显忠坊门南颊住冯家印造”、“大昊天寺福慧楼下成造”，还有仅题“燕台大悯忠寺”或“燕京”、“燕台”字样。刻经和杂刻的年款有统和、太平、咸雍、大康、天庆等年号。有的还题有出资雕刻的经版主之姓名、官职和书写、雕刻、献纸人姓名等。有的经卷虽没有年款，但从其版式、行款、字体、纸墨及避不避讳等情况来看，大都可以肯定是同时同地或同一人所刻。这些资料都很宝贵，是我们研究辽代佛教兴盛和雕版印刷事业发展的重要依据。

辽代燕京所刻佛经大都是楷书大字，字体工整，方正规矩，端庄之中而富秀丽之姿；书法刚健，运笔熟练，质朴之中而颇饶风韵；以刀法言，则圆润有力，雕刻精致；从行款看，则疏朗整齐，格调清新；至于纸质墨色，亦皆精美。如无深厚的经济、文化基础，是难以达到如此高度的。

尤其值得称赞的是辽代的木刻版画在中国版画史上具有新的突破。从出土文物看，辽代的绘画艺术成就很高。建国以来，在辽墓中出了不少精美壁画；卷轴画除传世者外，近年也有发现，如1974年在辽宁法库叶茂台七号墓出土了一幅山水楼阁图和一幅竹雀双兔图；这次木塔中又出了一幅神农采芝图，可谓人物、山水、花鸟一应俱全。唯独木刻版画这回是首次与世人见面。发现的版画有两种，一为经卷前的卷首画（即扉画），一为独版雕印的单幅画，二者皆为佛画。在四十七卷刻经中，有卷首画十三幅，内容都是佛、菩萨说法及经变图。如与我国现存年代最早的唐咸通九年《金刚经》扉画《祗树给孤独园图》比较，显然是有过之而无不及，画面结构更加复杂，雕刻技法亦有所提高。以《妙法莲花经卷第四》（Ⅰ）和卷第八（Ⅱ）两卷的卷首画来看，前者是为十六王子和五百弟子说法及经变像，上有题榜五处；后者是佛说法及诸品经变，上有题榜十三处；每一题就是一个经变故事，内容很复杂，不仅人物众多，宝塔楼阁，山水树木，也应有尽有，并且处理得疏密有致，繁简适宜，整个布局显得十紧凑。对人物的描写，形象逼真，神情各异，陪衬的景物什器，各具自然之态。刻工精细，刀法圆润，顿挫有方；线条清晰，曲屈自然。所写内容虽然是佛教故事，却以人间现实为蓝本，富有生活气息。独版刻印的单幅画有《药师琉璃光佛说法图》、《炽盛光九曜图》、《南无释迦牟尼佛》三种，构图都是根据内容设计的。人物布局各具特色。而重要的是印制方法，在继承五代的技术基础上有了新的突破。《药师琉璃光佛说法图》和《炽盛光九曜图》都是雕版以后，先以墨色印出通幅线条，现填以彩色，使之更加鲜艳。这种印制方法，五代时虽已有之，但像这样的大幅，还是第一发现。更重要的是“属于丝漏”的《南无释迦牟尼佛》的印制方法，雕版只雕半块，用一幅绢折为双层，两次漏印，先红后蓝，而后再填黄色，打开来看，就是一幅完整的画面，人物的眉眼须发再以墨笔细细补绘，这样就印成了光彩夺目的四色套印的版画，在中国版画史上实属首创，为以后的木刻彩色套印版画开辟了一条新路。

辽刻《蒙求》一书的发现也很重要。这是一种社会上通行的儿童教育启蒙读本，刻的也颇工整，虽不太精，然可以看出辽代坊间刻书的一斑。

辽是以契丹族为主体在我国北方建立的一个封建王朝，对开发建设祖国边疆，促进民族融合做出了很大贡献。当时的政治、经济、文化都有很高发展。应县木塔发现的文物，就是最好的例证。喜而赋诗一首，以作本文结束。

佛宫木塔盛名传，秘宝深藏千百年。

几度沧桑今显世，大辽文物史空前。

辽刻《契丹藏》发微

王尧

1974年山西应县佛宫寺释迦塔四层主像释迦牟尼佛像腹中发现的十二卷《契丹藏》和三十五卷辽代刻经，引起国内外佛学研究者极大的注意。过去，人们只知有《契丹藏》之名，未见任何实物；云山浩渺，访求无门，如今，可以展玩于几席之上，摩挲于案牍之间。乃就个人所见，草成斯篇，发其微旨，就正时贤。

一、契丹（辽）佛教

契丹族人原信奉原始宗教萨满教，崇拜天神地祇，尤重太阳、月亮，旁及猎狩之神。（《契丹史略》）公元916年—1125年之间，统治着中国北部地区，建立了耶律王朝。初号契丹，公元947年改号辽，后一度又复号契丹，藏文史籍称之为“契丹大辽”。（藏文《红史》、《青史》、《贤者喜宴》均如此称辽）建国之前王室已逐渐接受佛教，902年建开教寺于龙化州，912年建天雄寺于都城（上京临潢府，今内蒙古林东县境）。太宗会同元年（937）取燕云十六州，这一带地方原来佛教盛行，对辽朝佛教发展颇有影响，在圣宗、兴宗、道宗三朝（983—1100）之间，崇佛之风，臻于极盛。圣宗大建佛寺，广施土地、民户与寺院，并加强对佛教的管理，禁止私度僧尼，禁止燃指供佛，拨专款支持房山云居寺续刻石经的事业。兴宗继位，归依受戒，铸造银佛、续刻大藏，延召僧人入宫说法，优礼有加，位以高官，时僧人还拜三公三司兼理政事者达二十余人。道宗本人通晓梵文，对华严之学颇有造诣，尤精《释摩诃衍论》。为建佛塔，遍布国中，辽代佛塔别具一格。并以国家力量搜集、整理佛典、督励学僧加以注解，刊刻流通，完成了契丹大藏及房山石经的《涅槃》、《华严》、《般若》、《宝积》四大部及其它重要经典的刻事。当时，崇尚佛教已及于民间、人名中有药师奴、观音奴、三宝奴、文殊奴者甚多，可见一斑。上行下效、佛教遂风靡全国。（散见于《辽史》、《契丹国志》）

二、契丹大藏的刊刻

契丹刊刻大藏经的倡议，始于圣宗太平元年（1022），当时，得到宋蜀版（即开宝藏）大藏经的印本，发心刊刻，实有与宋人竞争的含意。其与宋版不同者，在内容上尽量补刻宋版所缺之写本，以《贞元录》入藏诸经为最，形式上行格加密、改卷子式为折本。全藏均在燕京刊刻，共五百七十九帙、《金石萃编》卷一五三，载咸雍四年（1068）燕京天王寺文英大德赐紫沙门志延撰《暘台山清水院创造藏经记》一文，记叙其事，颇关重要，兹引述于下：

“暘台山者，蓟壤之名峰；清水院者，幽都之胜概。山之名传诸前古，院之兴止于近代。将构胜缘，旋逢信士，今优婆塞南阳邓公从贵，善根生得，净行日严。咸雍四年三月，舍钱三十万，葺诸僧舍；又五十万，募同志印《大藏经》凡五百七十九帙，创内外藏而龛措之。”(www.xing528.com)

从此可知咸雍四年契丹藏已经刻齐而刊印，刻事必在此前，据《辽史》、《契丹国志》诸史所记，当在兴宗重熙年间（1032—1054）始刻，道宗清宁八年（1062）竣工。这一时期辽代又复号契丹，故称之为契丹大藏也。契丹藏刊本曾由辽廷赠送高丽，《辽史》“道宗咸雍七年（1071），以佛经一藏赠高丽王徽”给高丽藏雕本的补校订正以极大的影响，高丽藏始刻于1011年，竣于1082年，历七十一载，全藏六千卷，主要根据宋开宝藏及辽契丹藏刊本复刻，史称高丽大宝。数经兵燹，契丹藏经版无存，印本亦荡然未见，有人据房山石经中辽代刻石指为契丹藏刻石，今有此印本可以核校，实为一大幸事。

三、契丹藏与其他刊本

我国大藏经的刊刻可分两大系统：

（一）汉文系统

1.开宝藏：开宝四年（971）至太宗太平兴国八年（983）在四川益州雕版，全653帙，6620卷。

2.崇宁万寿大藏：元丰初年（1078）至崇宁二年（1103）补刻者至政和二年（1112），全564函，5800余卷。

3.契丹藏：（已见上文，不另列）。

4.毗庐大藏：政和二年（1112）至绍兴二十一年（1151）。

5.思溪圆觉藏：政和末年（1117）至绍兴二年（1132）全548函，5681卷。

6.赵城藏：金皇统八年（1148）至大定十三年（1173）。

7.思溪资福藏：淳熙二年（1175），又称后资福本，或云新刻目录，未刻全藏。

8.碛砂藏：宋绍定初年（1229）至元至治二年（1322）。

9.明南藏：洪武五年（1372），在南京雕印。

10.明北藏：永乐八年（1410），在北京雕印。

11.明万历嘉兴藏：万历二十二年（1594），方册本。

12.清龙藏：雍正（1735—1738），历时三载，全718函，1666部，7168卷。

13.频伽精舍藏：1913年在上海铅字排印本。方册、40函，414册。

以上十三种。据叶恭绰《历代藏经考略》及掘稿《佛教对藏族文化的影响》等文字编成。或以为元代有普宁大藏刊本，亦应列入其中，但未见著录。

（二）民族文字系统

1.藏文大藏

相传有元代那塘古版云云，纯系传闻，未见任何印本传世，其后共有八种刻本，如下表：

以德格版为例，收书4，569种，分甘珠尔、丹珠尔两部。

另据乌兰巴托目录知外蒙古亦曾刊行甘珠尔。

2.蒙文大藏

明天启年间林丹汗组织僧人从藏文译为蒙文亦名甘珠尔、丹珠尔。至清乾隆间始有刻本。

3.满文大藏

清乾隆间由藏文译为满文，并在京雕版印刷，布达拉宫现藏有满文大藏经全帙，硃印。

4.西夏文大藏

又称河西大藏。是西夏党项族统治者译自汉文、藏文、梵文和回纥文而成的西夏文藏经，在十一世纪译成，元大德六年（1302）在杭州大万寿寺雕印西夏文大藏经三千六百余卷，分施原西夏国地区。（见《西夏语译大藏经考》、《河西字藏经雕版考》）

契丹人作为少数民族在神册五年（920）制成契丹文大字，后数年，又制成契丹小字，颁行全国，但汉字通行程度，远在契丹文之上。宋人使辽返回宋廷后，就说过：“本朝民间开版印行文字，臣等窃料北朝无所不有。”（《欒城集》卷四十一），圣宗本人翻译过白居易的诗，萧韩家奴翻译了《贞观政要》和《通历》。所以，我们见到他们刊刻佛经用的是汉文，可能在当时还没有契丹文译本，也说明辽朝通行的文字是汉文。

以上可见我国大藏经刻本也是丰富多彩的。既有汉文，也有民族文字，少数民族中也有用汉文刊刻者，主要是适应当时当地的需要。

注：今年（1982年）8月初，笔者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州伯克莱大学访问，与该校东方语文系，佛学专家Lewis，Lancasfer教授晤谈。当时他得知1982年6月《文物》月刊主要内容是介绍辽代刻经及《契丹藏》时，惊呼这是近二十年来最重要的发现之一，对于中国佛教史、高丽经籍史乃至整个佛学研究都有重要意义。

山西应县辽代文物的发现对北京历史研究的重要意义

闫崇年

第一，辽代珍贵文物的发现，补充了北京手工业史的新资料。辽会同元年（938年），“升幽州为南京”（《辽史·太宗纪下》卷四），开泰元年（1012年），又“改称燕京”（《天府广记》卷一）。南京不仅是辽的陪都，而且是北中国经济与文化的中心：“户口三十万，大内壮丽，城北有市，陆海百货，聚于其中。僧居佛寺，冠于北方，锦绣组绮，精绝天下。膏腴蔬蓏果实稻粱之类，靡不毕出；而桑柘麻麦羊豕雉兔，不问可知。水甘土厚，人多技艺”（《契丹国志》卷二二）。辽南京万家星井，百货汇集，人材荟萃，经济繁荣，为手工业的发展提供了历史条件。

辽初佛教大盛，南京尤甚。辽太宗在南京“幸菩萨堂，饭僧五万人”（《辽史·太宗纪下》卷四），兴宗等屡幸燕京佛寺（《北平考》卷二），清宁间秦越大长公主舍燕京馆第建大昊天寺，“道宗施五万贯缗以助”，并在大殿之后，“建宝塔，高二百尺”（《全辽文》卷八），均为例证。辽南京经济繁盛，佛教大兴，不仅在房山云居寺续镌石经，而且在城里雕印大藏经，即《契丹藏》。应县佛宫寺内新发现的《契丹藏》，是在南京雕印的。它用汉字书写，工整遒劲；行格疏朗，版式划一；纸张光韧，墨质醇厚；印刷清晰，装帧精美——反映出辽代南京高度的手工业水平。

新发现的《契丹藏》及一些刻经，如《释摩诃衍论通赞疏科卷下》、《释摩诃衍论疏卷第十》、《妙法莲花经卷第四》，以及杂刻如《燕台大悯忠寺新雕诸杂赞一策》等，都是在燕京雕印的。这说明南京的官刻、私刻手工业较发达。当时既有大昊天寺、天王寺、仰山寺、悯忠寺、弘业寺、圣寿寺、弘法寺等寺院刻造的经卷，也有“燕京仰山寺前杨家”、“檀州街显忠坊冯家”以及穆家、赵家、李家、樊家等私人匠作雕刻的经卷。如《妙法莲花经卷第四》署“燕京雕历日赵家俊并长男、次弟同雕记”题字，说明赵家为家庭手工业者。而《法华经玄赞会古通今新抄卷第六》，署“赵俊等四十五人同雕记”；《法华经玄赞会古通今新抄卷第二》，署“孙守节第四十七人同雕”题记，似说明燕京有较大型的雕刻手工业作坊。同时，《契丹藏》及刻经、杂刻，其钞写、雕梓、墨质、纸张、防蛀、颜料、装帧等都具有很高的手工艺水平。这都为研究辽代北京手工业史提供了可贵的资料。

第二，辽代珍贵文物的发现，补充了北京文化教育史的新资料。教育的发展与语言文字有着密切的关系。神册五年（920年）“始制契丹大字”（《辽史·太祖纪下》卷二）。契丹大字是“汉人教之以隶书之半增损之，作文字数千，以代刻木之约”（《新五代史·四夷附录》卷七二）。后又创契丹小字。尽管契丹文是辽朝官方通用文字，但太学、科场仍用汉字。至保宁八年（976年），南京恢复礼部贡院。后于统和十三年（995年），南京太学生不断增多。受到了皇帝的照顾，辽圣宗“以南京太学生骎多，特赐水硙庄一区”（《辽史·圣宗纪四》卷十三）。又于清宁元年（1055年），“诏京师设学养士，颁五经传疏，令博士助教讲解训导”（《天府广记》卷三）。其时生童皆课以汉字。但辽代南京生童启蒙汉字课本未见传世。这次辽版《蒙求》残本的发现，为辽代士人研习经书和科考程文都用汉文的一个例证。可以看出辽代南京文化教育的一斑。

第三，辽代珍贵文物的发现，为研究南京社会提供了多方面的新史料。契丹统治北中国达一个多世纪之久，但所留下史料较少，记录南京社会状况的资料则更少。辽代珍贵文物的再现，有助于这方面研究工作的深入。如咸雍八年（1072年）“赐高丽佛经一藏”（《辽史·道宗纪三》卷二三），可知南京雕印的《契丹藏》传至高丽。为研究北京对外关系史的新资料。又如雕印佛经中的十三幅卷首画面上的城垣、楼阁、铺景、人物，对研究辽代南京的建筑、商业、服饰、民俗等均有参考价值。

山西省应县佛宫寺内辽代珍贵文物的发现，不仅为北京地方历史文物增添瑰宝，而且为研究辽代南京的印刷、宗教、绘画、书法、民俗、建筑、化工、教育、文字、寺庙、科技、坊市等，均提供足资据信的史料。

浅谈辽代雕版印刷独幅佛画

——《炽盛光九曜图》

冯鹏生

1974年在山西应县木塔四层主佛塑像腹中发现了大量的辽代雕版印刷品，其中雕版印刷着色的独幅佛画《炽盛光九曜图》，刻工精美，卓见功力，对研究版画史，关系重大。略述管见，以求教于方家。

一、此幅作品的基本情况是：白麻纸本，原有简裱，为佛教徒宣传或还愿时供奉之用。立式独幅，纵120、横45.9厘米，是以雕版方式印出通幅墨线条后，再经毛笔着色。由于辽代民间对炽盛光如来信仰极为广泛，此画描绘众星围绕的炽盛光佛，两手合托法轮，端坐于须弥座，上下兼有天众及地狱。画面虽繁杂，但处理得当，显示了作者高超的艺术构思。

二、此幅是我国现有早期的木版雕印着色作品中最大的立幅。据我们所知，敦煌统治者曹元忠于晋开运四年（公元947年）请匠人雕刻的《大圣毗沙门天王》像，纵仅0.394、横仅0.255厘米，《大慈大悲救苦观世音菩萨》像，纵仅0.206、横仅0.137厘米，都小于《炽盛光九曜图》。况唐、五代的一些珍本大都被盗劫国外，这幅画便成了保存在国内的研究我国版画史的珍贵标本。由此我们不仅可以考察到十世纪时我国北方的雕版技术水平；也可看到我国独幅刻画由小逐渐到大的演变过程。

至于1950年在安徽绩溪石氏宗祠中发现的雕版画《石守信报功图》，高188、横267厘米，虽比此幅大，但多认为是明代之作，时代就晚得多了。

三、在这幅作品的天界中及各星曜旁，均有“题榜”。此画继承了东汉以来的传统形式，在人形化的九曜旁都标上了名称，如：“太阳”、“金星”、“木星”、“计都”便是，可以作为我们判断作品名称的一个有力根据。在甘肃黑城发现的“隋朝窈窕呈倾国之芳容”的雕版年画上，也刻有班姬、赵飞燕、王昭君、绿珠的名子。在清代的雕版年画上，这种作法更屡见不鲜。

四、五代时期遗存的几幅雕版佛画，虽形式与其相同，均为立幅，但是描写的内容，与此比较而言，就显得简单多了。如《大圣毗沙门天王》像、《大慈大悲救苦观世音菩萨》像只描写了一个或几个形象，内容较单纯，构图也易处理。《炽盛光九曜图》则描写了人间、天界及地狱的三个复杂的部分，并使之有机地表现一个画面上。其中有二十多人个人物形象，甚至还有盘龙、卧牛、天蝎、朱雀、巨蟹等，繁而不乱，一气挥就，可见作者深得绘画的传统技巧。

五、从雕刻技巧方面看，《炽盛光九曜图》比唐刻《金刚经》扉画及五代佛画也有显著的提高。

尽管唐咸通九年（868年）王阶为二亲敬造普施的《金刚经》扉画是一幅比较成熟的作品，是我国至今发现的有绝对记年的最古版本，但细观大部，不免显得呆板、稚拙。画面所描写的正坐释迦佛、跪拜听讲的须菩提以及站立的护法神和僧众、施主的眼睛均用粗线表示，形象不清，从表现经筵桌的线条看，似有刀法不精之感。《炽盛光九曜图》则不然，画面上许多部位所达到的艺术效果都是很值得称道的：（1）描写主佛及各星曜身躯的铁线描及光圈上的线描都显得刚劲老健，粗细适中，恰到好处。倘刀法不熟，就很难使印制出的画面如此生动。反映炽盛光佛双腿结跏趺坐的几笔线条，自然流畅，可见雕者能够运刀自如，深得法度。（2）佛众眼睛，精细入微，形象准确，从而也就刻画出了主佛及人形化诸曜的内在情感，可见镌者必是“刀头具眼，指节通灵”，运刀行止，颇有分寸。（3）画面细腻，形象生动，虽为印本，但逼肖原作，只有雕版高手，方可达此完美效果。如：画幅右下角的卧牛，因计都盘坐其上，似有着力不堪而发出呼叫之状。这使我们既看到了画者的素描功力，也看到了刻工的刀法相当纯熟，如古人所说：执刀时“须拔出扛鼎之力”，运刀时“若风云雷电之神”，倘若刻工稍有一刀不及或者一刀过之，定减神采。

六、《炽盛光九曜图》的制作，继承了五代时期雕版印刷线条，然后着色的方法。这可能是当时雕版套印术尚未产生的缘故。此幅只刻一版，印出墨线后，以毛笔分别敷彩，画面上的朱腰、石蓝、石绿便是。着色处有晕染，颇具笔墨风韵。印刷品敷彩方法的出现，不仅反映了当时人们不满足于单色的印刷品，而期望画面富有色彩的要求，也为后人运用木版水印技法，复制色彩缤纷的中国传统绘画，做出了有益的启示。

这幅着色的印刷品，取得了人物形象神采奕奕，服饰打扮各具特色的艺术效果，可见画者、刻者、印者均能“深得其状貌，而更尽神情”，在我国早期的印刷着色作品中，少有能与此相比。五代时期印刷着色的佛像及后来用同一制作方法印制的明清年画，多缺晕染浓淡之分，故而画面沉滞、呆板。《炽盛光九曜图》上炽盛光佛祖胸及赤足的着色处，则采用了渲染手法，颇有质感，这一特点对于明末天启年间印制的《十竹斋画谱》、《十竹斋牋谱》以及后来乾隆年间《戏猫图》、《花卉图》等作品的出现，有着深刻的影响，尤其依画幅边际墨框及纸素相接处看，画面线条均系一次印成，可见版面之大。这也反映出当时的艺人们吸取了前人的传统经验，发挥了他们的智慧，从而使辽代雕版印刷艺术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契丹藏》的雕印年代

罗炤

山西应县木塔内发现的辽代珍贵文物，《文物》1982年第6期刊载了有关报告及论文。这是我国文化界，特别是佛学界的一件大事。我有幸得睹这批瑰宝，在欣幸之余，感到论文中尚存在一些问题，值得进一步研讨。不揣浅陋，谨将愚见贡献于下。

一、《契丹藏》始创自辽兴宗重熙年间

辽代僧人觉苑在其《大日经义释演密钞·序》中明确记载：“洎我大辽兴宗御宇，志弘藏教，欲及遐迩，勅尽雕锼，须人详勘。觉苑持承纶旨，忝预校场……”（见《续藏经》第一编三十七函）。觉苑活跃于兴宗、道宗两朝，被特赐燕京右街检校太保大卿，是辽代著名的佛教学者。他参加了辽兴宗为雕印《契丹藏》而设的“校场”，并曾列名于著名的《暘台山清水院创造藏经纪》。他的上述记载应当是真实可靠的。

此外，大同华严寺薄伽教藏殿内的金大定二年（1162年）《大华严寺重修薄伽教藏碑记》记载：“尔及有辽重熙间，复加校证，遂制为五百七十九帙，则有太保大师《入藏录》具录之云。今大华严寺，从昔以来，亦有是教典矣。”此碑树立之时，华严寺内的《契丹藏》虽然有所散失，但仍然保存相当部分，并且已由僧人慈慧“竭三年之力”予以补足。此碑所记《契丹藏》的总数，与《暘台山清水院创造藏经记》完全相符，都是五百七十九帙。因此，华严寺碑的上述记载应当是确有所据的。

对照《大日经义释演密钞·序》与《大华严寺重修薄伽教藏碑记》，二者所述是一致的：辽兴宗时才开始《契丹藏》的校勘工作。

现存有关《契丹藏》的资料，全部是辽兴宗、道宗及道宗以后时期的，如《暘台山清水院创造藏经记》镌于道宗咸雍四年（1068年），字帝“赐高丽佛经一藏”是在咸雍八年，等等。据我所知，尚无辽圣宗时期雕印《契丹藏》的证据。

《文物》1982年第6期所载《山西应县佛宫寺释迦塔发现的〈契丹藏〉和辽代刻经》一文推断：《契丹藏》是“在辽圣宗耶律隆绪统和年间”雕印的。《山西应县佛宫寺木塔内发现辽代珍贵文物》的报告甚至把《契丹藏》称为“统和藏”。上述论断，我以为是与史实不符的。

二、应县木塔内的《称赞大乘功德经》应为单刻佛经，不是《契丹藏》本

《文物》二文断定《契丹藏》雕印于统和年间的主要根据，是木塔内发现的《称赞大乘功德经》的尾题。查该尾题有如下文字：

“燕台圣寿寺慈氏殿主、讲《法华经》、传菩萨戒、忏悔沙门道譔，曾阅前经，备询故事，……道譔遭逢圣代，幸偶遗风，敢雕无上之经，溥示有缘之众。所愿见闻随喜者，舍小根而趣大机；读诵最依者，得清凉而除热恼。时统和弍拾壹祀癸卯岁季春月蓂生五记弘业寺释迦佛舍利塔主沙门智云书。

穆咸宁、赵守俊、李存让、樊遵四人共雕。”

从以上题记可以明显看出，此《称赞大乘功德经》是燕台圣寿寺僧人道譔私雕本：他为了“溥示有缘之众”，才“敢雕无上之经”。道譔尾题说得清清楚楚，不应把它当作《契丹藏》本。

《契丹藏》是辽代皇帝勅令雕印的官版大藏经，皇帝有借此为自己积功德之意。在官版大藏中，如果加进上述私人题记，皇帝的功德便被攘夺了。这是“僭妄”之行，大逆不道，有可能招来杀身之祸。哪个和尚敢这样胆大妄为呢？

此外，《契丹藏》雕印极为郑重，特设“校场”，“须人详勘”。由此可以推知，当时必有专门机构董理其事。这样，退一万步说，即使有胆大僧人“僭妄”，欲附名大藏之中，也会被有司审查删除的。

此《称赞大乘功德经》的版式与其它《契丹藏》本佛典不同。据《文物》中所列“表一”，第1、2、3、4、7、8、9、10、11、12号（契丹藏）本佛典，每纸均刻有小字经题、卷数、板码、千字文号，第5号《妙法莲华经卷第二》及第6号《称赞大乘功德经》则不是这种版式。《称赞大乘功德经》每纸只刻小字版码。这一点也应当注意。

《称赞大乘功德经》刻有“女”字的千字文号，值得重视，但不能仅根据这一点断定它属于《契丹藏》。因为，中唐以后，《开元录藏》和《贞元录藏》两个系统的写本藏经为数不少，这些藏经都按千字文编号。此《称赞大乘功德经》有可能即以《开元录藏》系统的某一藏经本作为底本，复刻而成，因此也带进了原经本的千字文号。（注）此系推测，俟诸方家研讨订正。

三、不能根据有无避讳断定《契丹藏》雕印于辽宗时期

《山西应县佛宫寺释迦塔发现的〈契丹藏〉和辽代刻经》一文依据《称赞大乘功德经》雕印于统和二十一年，且无避讳，而辽圣宗统和八年、太平五年雕印的两卷佛典，以及《契丹藏》本的佛典均无避讳，但辽道宗咸雍七年雕印的两卷佛典却有“光、明、贤、真”四字避讳，由此断定：“不避讳的《契丹藏》，正是书写雕印于辽圣宗时期，不会晚至辽道宗时期。”我认为，这一结论难以成立。

首先，《称赞大乘功德经》是单刻佛经，不是《契丹藏》本，不能以它为依据来断定《契丹藏》的年代，理由已如上述。

其次，在辽圣宗与辽道宗之间，还有一个辽兴宗。圣宗时雕印的佛典无讳，道宗时雕印的佛典有讳，仅仅根据这两种情况，我们并不能断定兴宗时雕印的佛典避讳还是不避讳。应县木塔中的雕本佛典无兴宗时代的题记，但写本《法华经手记第七》卷尾题“重熙十年八月八日写终记圣寿院门人奉能”，这是兴宗时的写经，它没有避讳。（见《文物》1982年第6期第5页“表二”第6号“附注”）虽然，我们不能仅仅依据这卷写经不避讳，便断定兴宗时的刻经也一定无讳，但至少可以据此确定：兴宗时对于避讳的限制很不严格，当时的刻经是有可能同样不加避讳的。在研究应县木塔所出佛典的避讳问题时，不应忽视辽兴宗时的情况。

结合着对《称赞大乘功德经》版本问题的考订，联系到辽兴宗时写本佛典的情况，我认为不能根据避讳问题确定《契丹藏》雕印于辽圣宗时期。

就目前所知，我们只能根据觉苑的记载，以及《大华严寺重修薄伽教藏碑记》、《暘台山清水院创造藏经记》两通碑文，把《契丹藏》的雕印年代定为：始自辽兴宗重熙年间，至辽道宗咸雍四年已有579帙全藏印出。

（原载《中国历史博物馆馆刊》1983年总5期）

注：《开元释教录略出》的千字文号到“群”字止，共479个，与《开元释教录》（略称《开元录》）卷十九至二十的“入藏录”四百八十帙不符。可洪《新集藏经音义随函录》的千字文号到“英”字止，共480个，与《开元录》的“入藏录”相符。《开元释教录略出》的千字文号少一个，原因在于：它所录的第三种经典《摩诃般若波罗蜜经》为三十卷，而《开元录·入藏录》及《随函录》均作四十卷。之所以出现这种差异，或者由于《开元释教录略出》有疏漏，或者由于《开元录·入藏录》与《开元释教录略出》依据的不是同一部藏经。现在判定《开元录藏》的编次，应依据《随函录》的千字文号，因为它与《开元录·入藏录》相符，不应依据《开元释教录略出》的千字文号，因为它与《开元录·入藏录》不符。

◎任继愈，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世界宗教研究所所长，研究员，著名哲学家，有“学界泰斗”之称。

◎陈述，中国科学院民族研究所研究员，中国辽金契丹女真学会会长。

◎苏晋仁，中央民族学院历史系教授，学者。

◎朱子方，中国辽金契丹女真学会副会长，研究员。

◎王尧，北京大学中文系主任，教授。

◎闫崇年，北京社会科学满学研究所研究员，学者。

◎冯鹏生，北京荣宝斋副总经理，书画鉴定专家。

◎罗炤，中国社会科学院宗教研究所研究员。